焉耆地区战国时为敦薨之人所居，汉代于此设立焉耆国，“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焉耆国迁至西域前的所在，在河西山丹县东之焉支山。汉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击右方匈奴于焉支山下，其后，雁疵（即应疵、鄢耆、鹰疵）王降汉，得封煇渠侯，国人西迁至开都河流域，复立焉耆国。同时西迁的还有单桓国、居延部落等，复国于天山以北。
西迁情况除上述外，《汉书·西域传》还有许多记载。
鄯善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聚它，能作兵，与若羌同。”知楼兰国中有若羌人。
西夜国：“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
蒲犁国：“种、俗与子合同。”子合国即西夜国。
依耐国：“南与子合接，俗相与同，”
无雷国：“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
由上可见，从若羌至葱岭数千里的昆仑山间，居住着大批氐、羌。《魏略·西戎传》：“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若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新疆考古工作队在20世纪70年代于塔什库尔干发掘清理了40座古墓，证明秦、汉以前氐羌人确实在这里生活过，与史书记载一致。
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情况后，产生的影响是：第一，欧洲各人种在这里的人数、势力大于蒙古利亚人种；第二，各种欧洲人种的居民分布在绿洲地区，而氐羌等却在昆仑山间，显然是欧洲人先占领了平原沃地。然而，《史记·大宛列传》则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汉书·西域传》作目）多须颅，善市贾，争分铢。”换句话说，大宛和大宛以西诸国同葱岭以东民族不是同一人种同一语系，而我们所用的资料则反映出葱岭以东有大量的欧洲人帕米尔一费尔干类型，印度一阿富汗类型，南西伯利亚类型（欧洲人和蒙古利亚人种的过渡类型）和诺的克人类型等，对此应如何解释？
回答这个问题，可从几个方面推测。第一，目前所得到的古尸，仅仅是几个地方的几十具头骨，很不全面。而且所代表的时间大都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所谓塞克人大量向东迁移时的遗物。塞克人的东迁，自然推动了原土着居民的东迁。第二，西汉时期，迁徙动向有了很大变化。匈奴兴起，推动了“秦胡”、月氏等族大量西迁。冒顿单于西征，迫使月氏人离开武威地区，迁居“敦煌、祁连间”，乌孙也向西迁移。老上单于又使右贤王西击月氏。几次大规模迁移，推动了塞克人大批西返，“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有人将大月氏、乌孙等族说成是塞种，这是不对的。汉代人能将乌孙、大月氏、塞种分别清楚，这说明他们的族籍有别。以后数族融合，当作别论。月氏、乌孙和后来焉耆人的西迁，把大批以塞种人名义包括下的西方各族从河西西部、塔里木盆地推向葱岭以西，而留下来的主要是一些小的部落。《汉书·西域传》所记塔里木盆地尽是小国，而乌孙、大月氏等则是数十万人的大国，这不能不说是与这几次大迁徙有关。所以，张骞所说大宛以西、以东人种不同，正是迁徙后的结果。
全面考察公元前2000年间塔里木盆地周围居民的情况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在此期间这里的居民是处于东迁西移的动荡状态。塞种等各族居民的东来，曾冲击过原土着居民，改变了这里民族成分结构，欧洲人种一度在若干绿洲占有优势。匈奴西逐月氏，又使塞种等居民大批西迁，促进了蒙古人种西移和与当地各种人种的融合，从此，塔里木盆地的居民才开始逐渐稳定下来，形成较多的小国家。汉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天山以南诸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吐尔贡·阿勒玛斯在其《匈奴简史》和《维吾尔人》两书中称维吾尔族已有8000年的历史，“居住在被称为匈奴人麦仓的塔里木河流域的我们的祖先，在距今大约7000年前就在从事农业。”“从罗布泊尔发现的古尸的入葬时间和墓穴中原封不动地保存至今的麦粒的出土来看，足以证明塔里木河流域在距今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从事农业。”“匈奴人为了从某方面满足自己对粮食的需要，就利用了塔里木河流域出产的粮食。”作者引用的资料是1981年2月24日《新疆日报》维文版的报导。
这一报道的根据是1981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和2月21日《新疆日报》汉文版发表的新闻。但是，《文汇报》于4月13日发表文章更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于4月8日公布了对新疆楼兰发现的少女古尸的年代测定结果，证实楼兰女尸距今只有2000多年。前些时候报导楼兰女尸有6000多年的说法不确。”女尸的“棺木的年代数据为3650士60，毛布的年代为2185士105”，“因此，该女尸距今应是2180年左右。”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同样的消息予以更正，其他报刊也相继转载，6月12日《工人日报》发表了着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的谈话。1983年发掘主要负责人王炳华先生发表文章认为是铜器时代遗存。1986年韩康信先生在《考古学报》发表《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种研究》，将时代定为铜器时代至汉代以前，尸骨人头为古欧洲人种的阿氏纳羡沃变种和安德罗诺沃变种，与其邻近的楼兰类型不同。后者主要是欧洲人种的印度一阿富汗类型。吐尔贡·阿勒玛斯对上述重要更正置之不顾，而以“不确”的消息作为依据，说距今7000年前维吾尔的祖先就活动于此，是不妥当的。何况古墓的主人是否形成后来维吾尔族，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实。
王炳华先生的报告中说，提篓中还发现了麦粒，但未说多少。“麦粒”是农产品。但分野产、原始农业种植和农业居民生产等几种情况，也有是交换而来的。报告中没有提及像古楼兰遗址的“古河道”的“古代农田遗迹”，可见并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而吐尔贡·阿勒玛斯将屈指可数的几颗麦粒，提高到“我们的祖先在距今7000年前就从事农业”，而且“享有匈奴人的麦仓的美名”，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非科学态度。
我们再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情况比较：古墓沟地区汉代属楼兰国范围，楼兰“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史记·大宛列传》记：大宛王与群臣谋，“汉去我远，而盐水（罗布泊地区——引者）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孔雀河当通大宛要道，汉代因“绝邑乏食”，影响使臣通行，何能有“匈奴人麦仓”的美名。汉代以前，这里的自然环境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古墓沟的主人如何能在多沙卤的土地上发展起大规模的农业生产。
推而广之，就塔里木盆地全地区而言，《汉书·西域传》所记大小国二十七个，其中寄田仰谷旁国者有若羌、鄯善（楼兰）、蒲犁、依耐、山国等五个，逐水草而居者有西夜（子合）、无雷、尉头、温宿（与鄯善诸国同）等四个，还有几个小国按地理位置分析应是非农业国，但《西域传》没有记明。就已知诸国言，依靠“仰谷”者共九个，占盆地诸国的1/3。二十七国中人口在万人以上者，仅龟兹、焉耆二国，人口在万人以下的十九国，总人口为53493人，不及龟兹81317人之数，焉耆32100人。不足20万人口的农业居民除自身生活需要外，还要为匈奴国家提供大批粮食，而且说成是“匈奴人麦仓”，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上列人口数是西汉末东汉初的统计，不是匈奴统治时期的人口数。从西汉设置护西域南道使和西域都护后，西域社会秩序安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加上中原大量移民的进入，农业技术的推广，西域各国人口大有增长。特别是龟兹、焉耆、姑墨、渠犁、尉犁等地接近西域都护治所，又是汉朝推广农业生产的重点地区，生产迅速发展，人口增长较快，与匈奴统治时期大不相同。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运输问题。即使有一批粮食，要用人背、马驮从塔里木河流域运往匈奴右方王将所在的吐鲁番盆地、吉木萨尔和哈密及其以北地区，也是很困难的；运往单于庭，根本不可能，人背马驮的粮食不足本身消费需要，这是常识向题。
吐尔贡·阿勒玛斯先生在这里大概是把《汉书·西域传》中“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这句话误解了。所谓赋税，并非专指田赋、农业税，而包括一切财富；“取富给焉”，即指财富特产、杂役等。《汉书·西域传》大宛国条记：“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这是赋役的一种形式。《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乌桓自为冒顿所破，众遂孤弱，常臣服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掠取畜产品，这是另一种形式。对乌桓如此，西域的一些国家也不例外。西域若羌、楼兰能作兵器，姑墨、龟兹等有铜、铁、铅，莎车、和田多玉，获取这些特产以供匈奴贵族使用，也是一种形式。当然粮食等农产品也不排除。总之，赋税的形式内容多种多样，并非专指粮食。
由几粒麦颗进而拔高到农业，“匈奴人麦仓”，这是主观推测臆断，并不符合实际。事实是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城邦国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农业，但由于人口稀少，生产工具落后，民族频繁迁徙，社会尚不安定，农业生产并没有发展成为“粮仓”的水平，只能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在广阔的塔里木盆地满足10多万口人的需要，其粮食总产量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农业生产与匈奴毫无关系。
二、匈奴族的兴起。匈奴国家同塔里木盆地诸民族的关系
民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它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种族。一个国家可以包括若干个民族，一个民族也可以分布在几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许多种族成分，一个种族又往往渗透到众多民族之中，部落社会阶段形成的氏族外婚制，就是为打破近亲通婚对人类造成的不利后果而产生的人类自身繁殖生产的婚姻革命。单一的种族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民族的，只有在族的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由氏族进化为部落、部落联盟、部族、民族，中间经过无数次血亲融合后才形成强大民族的。
一个强大的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许多的氏族成分，同时也吸收了许多氏族、部落和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传说、生活习惯、生产特点等，久而久之就为全民族所尊重、接受，成为全民族的文化传统，亦即此民族与彼民族不同的特点。然而，各族的上述传统特点并不是并行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氏族部落往往通过政治的、法律的等等形式以自己的语言、文化、历史传说、思想意识等作为全族所接受民族传统，兼而吸收了其他诸族优秀的传统。因此，任何大的民族，它的语言、文化、历史传说、生活习惯等总是包含着构成这一民族的诸族的语言词汇、历史传说、生活习俗等方面成分，而不仅仅是血统。
以汉族为例，汉族是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数以千百计的古代民族逐渐融合而成。汉族的语言、文化、历史传说、生活习惯等就吸收了众多民族的内容，至今流行的“五里一个乡俗，十里一个习惯”，就是这种内容的遗迹。现代汉语中难以计数的词汇，汉族中无数的历史传说（包括族源、英雄人物等）要肯定是哪一个古代民族的创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归之为汉族独创。正确的态度是尊重历史，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实事求是地总结各古代民族在创造这一财富中所起的作用。中原地区古代有许多民族建立过政权、王朝，这些民族后来大多数融合于汉族，我们不能说这些政权、王朝是汉族所建，而是当时是什么民族所建，就是什么民族所建。其他民族也是如此，在各族交往中互相吸收对方词汇、习俗、生产技术等是经常发生的，但究竟原来是哪个民族创造，需要认真研究。
匈奴是我国北方兴起的民族。关于它的历史，汉文史书上有大量记载。匈奴一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解》“匈奴狡犬”和“正北……匈奴”。但《逸周书》成书年代意见分歧，说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当无问题。《山海经·海内南经》“匈奴……一并在西北”，此亦为战国时作品，汉代加工整理。《史记·秦本记》惠文君更元七年（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但此事与诸《世家》所记相异。刘向《说苑》：“燕昭王问于郭隗曰：寡人地狭民寡、齐人削去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燕世家》不记此事，而刘向为西汉时人，疑误将西汉时为匈奴所并的白羊、楼烦记为匈奴。《战国策·燕策》三：“愿太子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置之匈奴”。此事发生在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史记·李牧列传》记李牧“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李牧出兵在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所灭所降为独立邦国，尚未并入匈奴。而单于所指属实，则为初立不久的头曼单于，其南为白羊、林胡、楼烦等，尚未对中原造成威胁。以此可见，“匈奴”之名最早不会出现在公元前250年之前，即头曼单于之前。
最早为匈奴书史的是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汉书》照抄。“夏后氏之苗裔”属于传说，姑置不论。要点是“有”字，仅说明匈奴以前，北方有山戎、猃狁、荤粥，并未指出有承袭连贯关系。这三族并非匈奴主要族源。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注释家妄加演义。应劭《风俗通义》：“殷时日獯粥，改日匈奴。”《集解》引晋灼曰：“尧时日荤粥，周日猃狁，秦日匈奴。”韦昭曰：“汉日匈奴，荤粥其别名。”近人王国维又称：鬼、荤粥，犹一音之转，“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古时我国北方居住着许多民族、部落，各有名号，互不相属。甲骨文中有鬼方、土方，西周初有猃狁、昆夷等。文献所举，是指当时势力较大者，他们可能统治一些小部，但不久即离散别立名号。以浑粥为例，如果浑粥是匈奴的祖先，而匈奴冒顿单于“北服浑庚”又如何解释，难道自己征服自己的祖先？所以，匈奴的祖先就是尧时的浑粥，周时的猃狁之说与事实不符。
匈奴原为活动在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民族，这个族的核心是以挛鞮为首联合呼衍氏、须卜氏、兰氏、丘林氏五大氏族结成的部落联盟集团。这个集团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至战国后期登上历史舞台，头曼单于即位后开始逐渐强大起来。这五大族的名称，不论在甲骨文、金文和先秦的其他文献中都找不到任何痕迹。这说明匈奴族在鬼方、猃狁时代与中原夏、商、周关系疏远，与浑粥、猃狁关系也不密切，仅仅是远离中原的弱小民族而已。“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正是匈奴族祖先发展过程的曲折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