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
塔里木盆地位于中国西部，在天山山脉东南，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以北，东则限以阿尔金山。由于周围山脉岩石的分化，形成大量沙土和砂石。沙土被风吹袭和河水冲刷，在盆地中部形成了面积333000平方公里的大沙漠，后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西、南、北方向山谷中流出的河流向盆地流去，在大沙漠边缘形成许多绿洲，有的还流向盆地腹部。河流在流入沙漠边缘和腹部时带来了部分肥沃细土，与沙土混合，造成许多沃野平原，加上有固定水源，适宜于各种植物的生长。西部的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向东北流形成塔里木河，至托里克，从西北方向流来的阿克苏河汇入。古代的和田河北流，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后，也于此流入塔里木河。河向东流，汇天山南流诸水，经孔雀河，注入罗布泊。昆仑山脉和阿尔金山山脉北流的诸水至且末形成车尔臣河，古代也流入罗布泊地区。罗布泊古称渤泽、盐泽，地区海拔约为780米，是盆地的最低平原。由于诸水源水量大小不正常，还有风力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湖泊摆动不定，移位现象突出，形成较多的沼泽地区，加上盐碱化严重，影响植物的生长和绿洲的发育，所以古代没有形成较大较稳定的农业国，农业仅限于小块地区。据《汉书·西域传》鄯善国（楼兰）条记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由此可见，位于罗布泊地区的古楼兰国是以放牧为主仅有少量农业的牧业国。
塔里木盆地，位于东、西、南、北交通汇集之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虽是荒芜旱原，而其周围的绿洲水草充足，土壤肥美，吸引着各族居民。绿洲外围的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等又是良好的牧场，许多放牧民族或路过，或留居，逐水草在此游收。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分析，这里有旧、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东部地区杂有细石器文化遗物，但文化类型存在着明显差异，说明在先秦时期这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甚至在文化上反映不出有主导民族在此居于统治地位，而只是许多各不相属的民族（部落）居住着，各自生存发展。
《穆天子传》、《山海经》记录了这里的山川、民族等方面的一些情况，但我们还不能将此同实际生活在该地区的居民一一联系起来。然而，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
《山海经》卷三《北山经》记：“又北三百二十里，日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楠，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应为东一引者）流注于渤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其中多赤蛙，其兽多兕、牦牛，其鸟多鸬鸠。”《水经注笺》卷二记：“大河（指塔里木河一引者）又东，右会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乌孙之东。《山海经》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渤泽，出于昆仑之东北偶，实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东流，分为二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经流焉耆之野。屈而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薮……又东注于渤泽。”这段记载，就为《山海经》作了注。水发源天山山脉，此山当时曾名敦薨之山；喀拉沙尔河、开都河，曾名敦薨之水；博斯腾湖等湖泊区，曾名为敦薨之渚、之浦、之薮；如此广大地区的山水湖泊以敦薨为名，说明当时这里居住着一个强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就是敦煌（甘肃河西走廊人至今读煌如Hun，而不读Huang），又译为土葫芦、去胡来、土克拉、塔克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名源于此）、睹货逻、吐呼罗、吐火罗等。不过，西汉以后的吐火罗除《大唐西域记》所记睹货逻故国外，均不在葱岭以东，而迁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而东部仅留原故城和少量遗民的住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所以得名，实由于敦煌（薨）人居此而来。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所说包括春秋、战国时事。西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报告中提出“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此敦煌已成地名，与《山海经》所记“敦薨”相同。不过此敦煌不在罗布泊以西，而在甘肃安西之土葫芦，敦薨人已有一部分人迁居到甘肃西部，活动于焉耆至罗布泊之间的敦薨人又向东发展了。这样，我们可把敦薨人的居地定在天山以南今和静、焉耆、库尔勒至河西西部之安西一带，原以焉耆为中心，部分迁安西。
《山海经》卷二《西山经》又记：“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日不周之山。北望诸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渤泽，河水所潜也。”《水经注》卷二：“渤泽，即今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黄文弼实地考察认为：“龙城或即涸海（罗布泊）东部之土丘，由于地面时可捡拾石器及彩陶片，或即为姜戎氏西迁所遗留，故称姜赖之虚。”这样，姜赖又可定为罗布泊地区的一个民族居住区。
“诸”、“岳崇”之得名，可能也与族称有关。
《山海经》卷十三《海内东经》所记：“国在流沙中者，埠端、玺唤，在昆仑虚东南。”流沙，泛指东起腾格里，西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昆仑包括今昆仑山至祁连山，埠端之埠，郭璞注“音敦”，实应读“郭”，埠端即和田，元代仍译和田为斡端，和田之名亦见于《山海经》中。这段记载错置于《海内东经》，当移至《海内西经》“流沙出钟山”节后。
以上所述塔里木盆地东部地区汉文记载的几个民族的族属问题，前人略有考证。敦薨（煌），即后之吐火罗、塔克拉、土克拉、去胡来、渠勒等。
塞克（塞种、斯基泰、Saka）人包括Asii，Pasiani，Tochara，Sacaranli等四大族，其中的Tochara，各种语言译法不同，古汉语取其Twxry，ToxriTochara．之第一、二音节，省称敦薨。可见，敦薨为塞种人的一支，其迁居于焉耆一带当在战国前期。
罗布泊楼兰地区的居民族属问题，黄文弼根据斯坦因和他本人的考察认为：死者“头戴棕色毡帽，帽有护耳翼作尖角状，周身以毛织物包裹，衣襟交合处系一小口袋如球状。死者之面貌：双颊不宽，鼻高而鹰钩，目直，显然为一长头种型，头发卷曲如波，须短而黑。”“如其面貌，暗示与兴都库什和帕米尔，阿尔卑斯人种型相似。”黄氏于1930年在罗布泊畔发现的女尸，“额窄颧高”和斯氏所得相同。其人种“非雅利安人种，亦非蒙古利亚人种，根据人种测量学检查其头盖骨，是属于阿尔品种（HomoAlpinus），并与现居兴都库什山及帕米尔人相似，”“我疑楼兰人与塞种人不无关系。”
韩康信先生在基思（A·Keith）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斯坦因采集的楼兰头骨属于长颅型，因而不大可能归入短颅为特征的阿尔宾（或帕米尔－费尔干）人种，而更可能与长颅型欧洲人种接近……似与印度一阿富汗类型比较接近。”“斯文·赫定采集的人骨中，实际上可能包含两种倾向不同的长颅型欧洲人种成分，即接近印度一阿富汗类型的成分和接近诺的克类型的成分。而前一个类型无论在斯文·赫定的材料中还是笔者研究的楼兰城郊的材料中，都占多数。因此推测，在楼兰国居民的种族成分中，可能以欧洲人种的印度一阿富汗类型占有较大优势。”
和田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古尸，“男人深目高鼻、黑发；女人头发多辫，在颈部戴有项链，手上戴金指环。”“古于阗文文字源出于印度婆罗迷笈多正体，记录的是于阗语或称于田塞克语。”韩康信先生对男女各一具尸体进行种族鉴定：“男性头骨的眉弓和眉间突起发达，鼻突度强烈，鼻根较深，具有角型关闭式眼眶，鼻孔很狭，面部在水平方向强烈突出，侧面方向则为立颌型。这些特征表明这具男性头骨与长颅欧洲人种的印度一阿富汗类型头骨十分相似。”女性头骨也具有男性头骨的种族特点。十几具尸体“除了个别可能类似安德罗诺沃类型之外，基本上与上述两具丛葬墓头骨的形态型相似。”
1973年，新疆考古队在罗布泊西孔雀河下游北岸古墓沟台地发现了一批墓葬。“一具墓主的尸体下巴瘦尖，深目微闭，鼻子高而尖小，薄嘴唇，褐黄色头发披散在肩上，从外形观察是具有雅利安人种的特征。古墓沟的主人赤身裸体，外裹粗毛编织的毛布……下身还裹一块羊皮。有的头上戴有一顶三角形或簸箕形的毡帽，有的在毡帽上插上两根雁翎。”韩康信先生对这批古尸共十八具逐一测量分析，并同相邻地区十三个头盖骨进行比较，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后与发掘负责人王炳华先生交谈，“才发现两个头骨形态组与两种墓葬形制类型之间的关系，即按形态划分的第一组六个头骨，均出自该墓地的第Ⅱ型墓葬，第二组四个头盖骨则出自第Ⅰ型墓葬，更有趣的是两种类型墓葬所代表的时代早晚关系（据地层叠压关系，第Ⅰ型墓早于第Ⅱ型墓）与两组头骨可能代表的时代早晚人类学关系等是符合的，即第一组头骨与南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头骨比较接近，第二组头骨与阿氏纳羡沃文化的头骨比较接近，而按苏联考古界对该地区铜器时代文化的一般分期，阿氏纳羡沃文化早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由此得出结论说：“古墓沟墓地出土的人类头骨属于人类种族中的欧洲人种（即高加索人种）。以男性头骨为代表，全组有较宽而低的面，眉弓和眉间突度强烈，鼻突起明显；长一中型颅，颅高较高，额较倾斜，低眶。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草原和咸海沿岸地带分布的铜器时代居民的头骨同属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而它们与帕米尔塞克时代可能更晚的乌孙时期居民的头骨属于不同的欧洲人种类型。”“古墓沟文化不会早到新石器时代，也不会晚于汉代，而可能代表该地区铜器时代某个时期的文化。”“代表了两批时间上有先后的居民移殖到罗布淖尔地区”，“他们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他们和古楼兰居民的主体（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类型）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关系。”
韩先生还对优素福维奇所做的据称是罗布泊附近突厥人头骨进行了再研究，认为“罗布泊的头骨主要为蒙古人种类型头骨可能没有大的问题，和外贝加尔湖地区突厥的蒙古人种类型存在明显的差异也没有大的疑问，但是否与甘肃乃至中原的蒙古人种同类型……难以确定。”
70年代中期，在乌鲁木齐南山阿拉沟鱼儿沟发掘了一批古墓葬，获取了大批人头骨。对这批资料研究的成果至今未见发表。笔者有幸两次在新疆博物馆参观了考古所工作人员整理古尸头骨的实况：在大厅里放着数以百计的头骨，一侧长排桌子上放着具有“深目高鼻”特征的头骨，对面一侧则为“低鼻宽颧”型的蒙古人种头骨，排列整齐有序。而中间地板上乱放着一批头骨，据介绍是介于两者之间一时还难以归类的部分，也可能是血缘关系混合后所生的变异，尚需进行细致研究。属于同一类型文化的墓地，在南疆和静县北哈拉毛敦查布河沟台地上发现600多座，墓室、葬式与阿拉沟石室墓特征一致。出土有彩陶、素陶、木盘、小铜刀等。和静县位于焉耆县北原都是“敦薨”范围，其与敦薨人的关系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文化类型观察，不像是同一民族。
盆地西部的民族成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体质人类学资料来说明。从汉文记载的史料反映，帕米尔周围有塞克人分布。T·A·乔伊斯（T·A·Joyce）将新疆、西藏及其邻近地居民的体质分为五种类型：第一，颅型很短的白一粉肤色，鼻细而突起的，脸形长而椭圆，头发褐色有时黑色，波形发的阿尔宾人种；第二，白肤色，色素有些趋向褐色，颅形很短，鼻较宽而呈直形，颧骨宽，深色发，眼浅褐色的土耳其人种；第三，褐肤色，中颅型，高身材，细长而成鹰嘴形鼻，黑色波形发，浅褐色眼的印度一阿富汗人种（即帕米尔塞克型）；第四，褐色肤，短颅型，直形鼻粗而宽大，黑色波形发的西藏人种；第五为黄肤色的蒙古利亚人种。切博克萨罗夫（ue6kcapoB）分析后说，第一种类型在塔吉克族、叶尔羌河的巴楚、和田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维吾尔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二种类型在叶尔羌河中游、阿克苏等维吾尔族中占优势。第三种类型主要分布在中亚西南部。至于西藏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没有指出明确的地理范围。实际上，蒙古利亚人种主要表现在东部甘肃方向来的移民中，罗布泊地区的维吾尔人中，存在华北人的渗透。
以上我们概述了塔里木盆地周围从公元前数百年至公元2世纪（春秋战国至秦汉）西方移民的历史及分布状况。汉文史书中记载的塞克人，内涵也很复杂，至少包括五种类型中的前三种人种成分。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周围迁入了许多西方的民族和部落，时间有早有晚，人数多寡不等，居住交错分散，从文化内涵反映相互间影响不大，加上地理环境因素，他们没有发展到较大的族体社会集团，没有形成为一个或几个较大的民族，而是处于部落组织阶段。各种人种强弱多寡不等，族的融合现象不太明显。
下面再研究东方向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移民问题。
中国中原地区与塔里木盆地联系，具有悠久的历史。《穆天子传》记载：约在公元前950年以前至前1000年间，周穆王西游，曾经活动于塔里木盆地周围，会见过许多民族首领。这次西游为以后中原民族的西迁起了导向作用。
战国时期的大迁徙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大夏人的西迁，另一次是若羌部的西迁。
大夏人原居甘肃临夏大夏河一带，后来迁至河西东部，以后又从河西西迁经塔里木盆地在中亚两河流域建立大夏国的城邦小国。西汉时，月氏西迁，西击大夏而臣之。
若羌，原居祁连山北坡的弱水上游，弱水即因若羌部落居此而得名。秦时月氏统领河西迫使若羌的一部分迁至阳关以西，受去胡来（吐火罗、敦薨部落）王统治。《十三州志》：“若羌国，滨带南山，西有葱岭余种，或虏或羌户口甚多也。在古不立君臣，无分长幼，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钞暴，以力为雄，唯杀人赏死，无他禁令。其兵长于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利，病终为不祥。”
西汉时，向西迁移的民族更多。除大月氏大规模西迁外，氐羌等也继续西迁，汉开西域后，中原以及其他地方居民大批流向塔里木盆地周围。
《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条记：（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月氏西迁的路线，主线沿天山南麓，过天山至大宛，然后经大宛而至大夏；余部走阿尔金山和昆仑山。《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从若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即西迁时遗留于沿途的小部落。月氏西迁时间约在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后数年，东汉以后其余种仍有留居昆仑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