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将军去痛、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斩首虏三万余级。”师古注云：“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韦昭以为张掖县，失之。张掖所置居延县者，以安置所获居延人，而置此县。”颜师古对于韦昭以居延为张掖县的指责，是正确的。他又提出居延为匈奴中地名，因安置所获居延人而置居延县之说，亦值得重视。《汉书·地理志》上郡属国都尉治龟兹县，师古注云：“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汉武帝末已有居延属国，设于居延县。汉代用降人国名以县名者，不乏其例。如此说来，居延县与居延属国有可能得名于“居延人”，而居延泽与居延水亦同。
由颜师古首先提出，陈梦家加以分析推进的这段论述，虽然其中有几点仍有商榷之处，但总的精神是有启发性的，如居延县、居延泽、居延水的得名，都来于居延人，就是创建。但也有不妥之处，兹略作分析。
第一，居延一名，首先见于《骠骑列传》和《李陵传》。当时是指地名、水名，而不是县名。作为县名，是比较晚的，应在路博德死后将强弩都尉改居延都尉之时。居延最早出观，是水名和地名，时间顺序，应当分清。
第二，陈氏“汉武帝末已有居延属国，居延属国是因安置居延人而设”等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张掖居延属国设于东汉安帝时，《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得很清楚，并说是改居延都尉为居延属国都尉。西汉时仅有张掖属国，而无张掖居延属国，居延地区的少数民族，是由张掖属国都尉分设于居延地区的下属官员千长、百长等进行管辖。这一点是因为陈氏把居延汉简中的几条简文解释错了，所以把张掖居延属国的设置年代上推到西汉武帝末。对于这个问题，拙文《汉代的属国》已有详细论述，在此毋需赘述。居延属国也不是安置居延人而设，就像张掖属国不是安置张掖人而设一样。东汉设置居延属国时，居延人早已西迁，不在此处了，属国是改居延都尉为居延属国都尉而来。居延县又是在居延障、塞、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设县之前，已有障塞等建筑，障塞又是因建于居延地区而得名。居延这个地名才是因居延人而来。可见从族名、地名到县名、属国名之间有一段距离，特别是到属国名，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一点不能混淆。
第三，颜、陈二氏仅仅提出“居延人”，而未说出“居延人”的始末，因而没有说服力，需要进一步研究。
居延，实际上就是《山海经》中所说的居繇”，《史记》中的“朐衍”。朐衍的朐，《校刊记》作啕，又读句，所以，居、朐读音相同，都是译音。延与衍音同，繇又读为由，延、衍和由，古音相近，仅收声略异，衍又译为繇，后还原为延，所以，居延就是朐衍，又是居繇。
西戎八国中的朐衍，当时活动于唐代的盐州，这一带产盐，至今仍有花马池、北大池、明水池、勾池、烂泥池、波罗池、莲花池、红崖池等，而花马池的盐尤负盛名。但是，战国时期，原先强大的朐衍之戎，很少见于记载，它在北地郡的势力大大消弱了。这种局面的形成，可能与秦国一贯行“西逐戎狄”的政策有关。秦国不断开拓疆域，迫使诸戎一批一批西迁，一浪推一浪，居于北地郡最西北边的朐衍之戎，不得不大批西过黄河，进入河西地区。河西地区北部的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又和盐州一带相似。
《山海经》是战国时期的传说汇编，反映着战国时的状况。其中提到流沙之外有居繇之国，国和族古代可以互通。根据以上考证，与居繇族相邻的大夏族，在今兰州至武威一带地区，月氏的分布在河西走廊，重点在武威地区，则居繇的所在当离此不远，应在今河西走廊东部某地。
此居繇族以后又不见记载。西汉初年，匈奴西接月氏、氐、羌，不提居繇，可见此时居繇族比较衰弱，在月氏强盛时，被迫臣服，迁居于居延泽周围，仍保持族号，后来，匈奴西逐月氏，而居延偏在河西走廊北侧，不当大道，因而未随从西迁，留居下来，又成了匈奴国家的属部，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路经该地时，居延人虽未同汉朝军队发生战斗，但还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居延就以地名出现在汉代的史书上。
居延地区当弱水下游，是河西走廊北部的一个大绿洲。这里河渠纵横，湖泊面积广阔，水草丰足，气候较为适宜，是很好的牧场。后来汉朝占有这个地区后，大力发展农业，收获大批粮食供应军民需要，亦可证明这里土壤肥沃，水量充足，是可耕可牧的好地方。由于汉朝在此大规模的经营，居延人不能在此久居下去，不得不向别处迁移。
关于居延人迁徙的方向和下落，《汉书》中仍可寻到一点线索。
《汉书·匈奴传》记：西汉昭帝末，匈奴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西域传乌孙》记载更详，云：“昭帝时，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汉养士马，议欲击匈奴。会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弥皆遣使上书，言：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补注》引徐松曰：“车延、恶师，二地名。”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乌孙》节云“居、车同音”。居可译写为车，车又可以还原为居，此车延又是居延之别译。岑氏考证居延在龟兹、阿克苏一带，是不可取的。从当时乌孙的势力范围、乌孙与匈奴的接触线以及这次战争中乌孙反击匈奴的战场等综合分析，战争在今哈密以西以北进行，因而居延应在今哈密西北。车延这个地名，源于族名，大概西汉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朝大批移民于居延地区后，居延人不得不西迁，到达哈密西北，成为乌孙的属部。
与居延同时西迁的，还有其他部族。霍去病过居延后，本传说曾击败单桓部，得单桓王。以后在河西不见单桓族的活动。但是，《西域传》记西域三十六国中有单桓国，位置在今乌鲁木齐西北，人口户数很少，此族也是从居延以南迁入西域的。
从春秋时的朐衍，战国时的居繇，到西汉时的居延、车延，译名不同，地域不同，但它是一个民族。历时六百年，对游牧民族来说，这种迁徙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
后语
上面分别考述了西戎八国，最后再研究几个共性问题。
（一）西戎八国的名称问题
“西戎八国”之说，首见于《史记·匈奴列传》：“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据此，此西戎八国的上限，应从秦穆公晚年开始。但是，司马迁所说的八国，又不仅限于穆公时，大荔、义渠出现的时间就比较晚，可见他是把穆公和穆公以后数十年间强大的戎部列在一起，称“西戎八国”。
“西戎八国服于秦”，也不是说此八国都在秦之西。西戎一词西周后期开始使用，特别是平王东迁以后用得更广，此时的西戎是以东周为中心而称的。因此，此八国并非都在秦之西，大荔、义渠在东北，乌氏、朐衍在西北，但对东周说，都在西方。
（二）西戎八国的族属问题
西戎八国是按政治和地区划分，但不是一个语系的民族。绵诸之戎在宝鸡、陇县西，岐山宝鸡曾是周族和姜戎的发祥地，绵诸与姜戎相连，姜即羌，羌为汉藏语系民族，绵诸可能也是如此。
绲戎（昆夷、犬夷、畎戎），周初在周的北方，西周定都津镐，处周的西北。春秋后北迁，秦代以后为匈奴征服，称浑庾，又称浑邪。从活动地区与相邻民族关系分析，应属阿尔泰语系民族。霍去病西征，浑邪王部降，霍去病部下有数万浑庾兵。霍死后，汉在茂陵修冢，像祁连山，墓前石刻有“马踏匈奴”像，从相貌观察，与现代蒙古人酷似，从这个材料分析，绲夷应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一个民族。
狄、为狄族两支，狄，即狄族，为狄族隗姓（姮姓）的一支，此两族应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民族。
义渠戎为白狄种，正文已有详述，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大荔之戎源于丽土之狄，狄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民族。
乌氏之戎原居北河，距羌甚远，与狄近。居延之戎更在其北，其活动范围始终不与羌相连，也应属阿尔泰语系民族。
以上八族，除绵诸戎外，其余都是阿尔泰语系民族。
（三）西戎八国与“秦胡”的关系问题
上述八国都曾先后臣服于秦，为秦的属部，当时称为“秦戎”。战国至秦代，八戎部有的全部外迁（如朐衍），有的部分西迁。不论未迁的或者迁徙的，都曾接受过秦国的管辖，吸收过秦的文化，但又不同于秦人（以后的汉人），所以被称为“秦戎”，汉代改戎为胡，称“秦胡”。“秦胡”主要出现于汉代文书。居延汉简“甲渠部吏毋作使秦胡”简册出土后，一时研究“秦胡”者甚多，意见颇不一致。愚以为被称为“秦胡”，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一为曾属秦国管辖，二为本身是少数民族，胡人，至汉代仍保持原来文化习俗者。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未加入匈奴和西羌两大族，不能称其为匈奴或西羌的。像河西走廊的义渠、居延、乌黎，都可以被说成是“秦胡”。但融合于氐、羌等大族者，就不再是“秦胡”了。
（四）西戎八国与西羌的关系问题
西戎八国广泛分布于洛河、泾河、渭河和清水河（宁夏）四河流域地区，西起黄河北至黄河，东以黄河为限，南邻西羌、氐族。大致言之，渭水流域的绵诸、狄、貔等族，在被秦统治后，部分加入秦族，后来秦化，而另一部分则向南迁，加入后来的氐、羌族中。其中也有西迁进入河西走廊之氐。春秋时，河湟地区已住有大批羌人。战国初，无弋爰剑进入湟中，三河间的羌族迅速发展起来。秦献公时（前384一前362）秦兵临渭首，西羌的许多部落纷纷外迁，陇西南部、武都地区出现了大批羌人。这些地方也有狄、邦、冀等戎迁入。虽然开始所属语言系属、风俗习惯不同，但经过长期接触，相互融合，就成为氐、羌，原先的族名消失了。这就是《后汉书·西羌传》首罗列诸戎的原因之一。但是，大荔、义渠、昆夷、乌氏、朐衍等戎，除个别人外，基本与西羌无关，没有融合于西羌，有的名号一直保存到西汉后期。我们既不能因《匈奴列传》中列举了八戎，说八戎是匈奴，也不能因《西羌列传》中叙述了诸戎，又统统说成是西羌或西羌的族源。对待这种问题要根据史料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原载《西北历史研究》1986年号，三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