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产生于隋朝，完善于唐代。唐太宗李世民于宫殿楼上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潇洒一笑说：“天下英雄，入朕毂中矣。”从此开始了一千多年的科举传统。科举以文章选拔人才，因而不可避免的，中国历代政治无不浸染有文学的色彩。
政治，讲究经时济世；文学，讲究文以载道。两者都是宏大的，都以引导社会风尚、决定价值取向为己任。这两者天生就有相结合的必然性。
浙江自古便有廉政与文学相结合的优秀传统。
廉政与文学，是浙江历史上两条经脉分明的主线。著名的廉政人物有：海瑞，于谦，刘宠，岳飞。
一说到廉政，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海瑞，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清官符号。海瑞和浙江极有渊源，曾在浙江的淳安、嘉兴、诸暨等地长年为官，给浙江吏治留下了宝贵的海瑞精神。在淳安时，史载海瑞“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时任浙江总督胡宗宪曾告诉别人说：昨天听说海县令为老母祝寿，才买了两斤肉啊。可见海瑞的清正廉洁。
于谦是浙江杭州人，明朝著名廉吏，史书说他每次进京，从不送礼，只带随身行装及“两袖清风”，他的《咏石灰》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廉洁情怀：“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刘宠是东汉著名廉吏，长期任会稽太守（会稽，今浙江绍兴），因刚正清廉，被提拔到京城任职，临行前，有五六个老丈每人拿百钱送给刘宠，刘宠坚辞不过，只得从每人手里挑了一枚收下，等出了山阴县界，他就把钱郑重投到了江里，表明他“只吃地方一碗水，不拿地方一文钱”的廉洁。因此，后人称刘宠为“一钱太守”，把刘宠投钱的河改名叫钱清江，那地方也改名叫钱清镇了。
著名的南宋忠臣岳飞，驱逐外虏，倡导“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的廉吏精神，他虽不是浙江人，但他被秦桧害后葬于杭州风波亭，与浙江大地永远做伴，他那浩然正气、廉洁爱国的精神已成为了浙江精神的一部分，而被浙江人民永远继承和怀念。
至于浙江的文学人物，那就更多了，不展开至余姚的王阳明、金华的吕祖谦，单以两湖而论，杭州西湖与宁波月湖，就荟萃了无数文人。
白居易恩泽西湖，有白堤为证；苏东坡结缘西湖，有诗文为证。在清朝一代，西湖就出过著名诗人龚自珍、袁枚，著名戏曲作家陈端生（《再生缘》作者）、洪升（《长生殿》作者）。
宁波的月湖与文人墨客也颇有缘分，南宋时号称“明州四先生”的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就集中在月湖讲学论道，从而开创了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学术流派“四明学派”，人称月湖“里为冠盖，门成邹鲁”，来说明它的书香之盛。
综上所述，廉政与文学相互促进，相互鼎盛，已成为了浙江的历史传统。
廉政与文学的结合也反映在个人身上。浙江历史上有许多廉吏，如上述的海瑞、于谦、刘宠、岳飞，不仅官声卓著，且满腹才华。刘宠和海瑞是文官，文学素养高不稀奇，但岳飞和于谦是武官，可他们也具备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如岳飞那首流传千古的《满江红》，常常为后人称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浙江历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绍兴师爷，他们也是集官身和文学于一体，并且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吏治专著与文学著作，如绍兴师爷之一汪龙庄写了《佐治药言》，来解析为官之道。另有绍兴师爷龚萼写了《雪鸿轩尺牍》、许思湄写了《秋水轩尺牍》，这两本都是文学价值很高的师爷著作。绍兴师爷文化素养高，且善治案牍，从而在浙江历史上形成了一个“绍兴师爷”的现象。
文学，是推进廉政发展的动力。综观浙江历史，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也有正直清明的廉政传统，所以，新时代的廉政建设，有必要立足于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将廉政与文学结合得更好。
一个城市的繁荣，必定是政治清明、文化兴盛的社会。怀一颗文学之心，做一个仁爱的父母官，其执政水平也许会更富有人文气息，也会更富有艺术精神。这时，你便会从心上开出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