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把栏杆拍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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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教材的力量

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60周年了,约我以课文作者的身份谈点感想。我首先想到的是教材的力量。

记得我小学六年级时,姐姐已上高中,我偷看她的语文书,里面有李白的《静夜思》,白居易的《卖炭翁》,抒情、叙事都很迷人,特别是苏东坡的《赤壁赋》,读到里面的句子“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突然感到平平常常的汉字竟能这样的美。大概就是那一刻,如触动了一个开关,我就迷上了文学,奠定了一生事业的走向,而且决定了我缘于古典文学的文章风格。我高中时又遇到一位名师叫李光英,他对语文教材的诠释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至今我还记得他讲《五人墓碑记》时扼腕而悲的神情,和讲杜甫《客至》诗时喜不自禁,随手在黑板上几笔就勾出一幅客至图。他在讲韩愈文章时说的一句话,我终生难忘。他说:“韩愈每为文时,必先读一段《史记》里的文字,为的是借一口司马迁的气。”后来在我的作品中,随时都能找见当年中学课堂上学过的教材的影子,都有这种借气的感觉。我对课文里的许多篇章都能熟背,直到上大学时还在背课文,包括一些数千字的现代散文,如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这些理解并记住了的文字影响了我的一生。近几十年来,我也有多篇作品入选语文教材,与不少学生、教师及家长常有来往,这让我更深地感觉到教材是怎样影响着学生的一生。

我的第一篇入选教材的作品是散文《晋祠》,1982年选入初三课本。当时我是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地图出版社要创办一种名为《图苑》的杂志,报社就代他们向我约稿,后来杂志中途下马,这稿子就留下,在4月12日的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当年就入选课文,算是阴差阳错。那年我36岁,这在“文革”十年内乱之后青黄不接的年代算是年轻人了,我很有点受宠若惊。多少年后我在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一个记者初次见到我,兴奋地说,我第一次知道“璀璨”这个词就是学你的《晋祠》,他还能背出文中“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的对仗句。这大大拉近了我与年轻人的距离。我一生中没有当过教师,却总常被人叫老师,就因为课文里的那几篇文章。

一次,我在山西出差碰到一位年轻的女公务员,是黑龙江人。我说,你怎么这么远来山西工作?她说:“上学时学了《晋祠》,觉得山西很美,就报考了山西大学,又嫁给了山西人,就留在这里工作。想不到一篇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那一年,我刚调新闻出版署工作,陪署长回山西出差去参观晋祠,晋祠文管所的所长把首长晾在一旁,却和我热情地攀谈,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原来,他于中山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当教师,教了好几年的《晋祠》,终于心动,调回家乡,当了晋祠文管所的所长。他说,我得感谢你让我与晋祠结缘,又送我一张很珍贵的唐太宗《晋祠铭》的大型拓片。他说上午中宣部长刚来过,我都没舍得送他。《晋祠》这篇课文一直到现在还使用,大约已送走了三十届学生,这其中不知还有多少故事,可能以后还会改变一些人的人生轨迹。常有北京的一些白领,想起小时的课文,假日里就自驾游,去山西游晋祠。有了这个先例,不少风景名胜点,都来找我写文章,说最好也能入选课文。最典型的是贵州黄果树景区,我曾为他们写过一篇《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他们将文章印在画册里,刻成碑立在景区,印成传单散发,还不过瘾,一定要活动进课文。我说不大可能了,他们还是专门进了一趟北京,请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吃了一顿饭,结果也没有下文。可见教材在人心目中的力量。

时隔21年后,2003年我的另一篇写瞿秋白烈士的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又被选入高中课本。后来我的母校人民大学出版社就以《觅渡》为书名出了一本我的散文集,发行很好,连续再版。秋白是共产党的领袖,我的这篇文章却不是写政治,也不是写英雄,是写人格,写哲人。我本来以为这篇文章对中学生可能深了一些,但没有想到那样地为他们所喜爱。我们报社的一位编辑的朋友的孩子上高中,就转托他介绍来见我。想不到这个稚嫩的中学生跟我大谈党史,谈我写马克思的《特利尔的幽灵》。北京101中学的师生请我去与他们见面,他们兴奋地交流着对课文的理解。一个学生说:。”在小礼堂里,老师在台上问:“同学们,谁手里有梁老师的书?”台下人手一本《觅渡》,高高举起,红红的一片。当时让我眼睛一热。原来这已形成惯例,一开学,学生先到对面的书店买一本《觅渡》。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志说:”这篇课文还被制成有声读物发行,又被刻成一面12米长、2米高的大石碑,立在常州瞿秋白纪念馆门前,成了纪念馆的一个重要景观,因此也增加了更多瞻仰者。胡锦涛等领导人也驻足细读,并索要碑文。研究人员说:”纪念馆旁有一所小学就名“觅渡小学”,常举行“觅渡”主题班会或讨论会,他们还聘我为名誉校长。因此还弄出笑话,因这所小学是名校,入学难,有人就给我写信,托我这个“校长”走后门,帮孩子入学。

我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入选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课本和师生读本,有山水题材的,如《苏州园林》、《清凉世界五台山》、《夏感》,但以写人物的为多,如《大无大有周恩来》、《读韩愈》、《读柳永》,还有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写诸葛亮的《武侯祠》,写王洛宾的《追寻那遥远的美丽》,写一个普通植树老人的《青山不老》,等等。而影响最大的是写居里夫人的《跨越百年的美丽》,分别被选进了13个不同的教材版本中。其次是《把栏杆拍遍》入选华东师大版高中语文等7个版本,上海一个出版社以此为契机,专为中学生出版了一本我的批注本散文集,就名为《把栏杆拍遍》,已印行到第十一版。(我真的应该感谢《光明日报》,以上提到的12篇入选教材或读本的文章其中有5篇是任《光明日报》记者时所写,或后来所写又发在该报上的。)我的其他谈写作的文章被选入各种教师用书,有的老师从外地打长途来探讨教学。一个家长在陪女儿读书时看到课文,便到网上搜出我所写的文章,到书店里去买书,并激动写了博客说:“这是些充满阳光的,让孩子向上,让家长放心的文字。”有的家长把搜集到的我的文章寄给远涉重洋、在外留学的孩子,让他们正确对待困难、事业和人生。这也从另一方面反衬出目前社会上不利孩子成长,让家长不放心的文字实在不少,呼唤着作家、出版社的责任。

同样是一篇文章,为什么一放到教材里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呢?这是因为:一、教科书的正统性,人们对它有信任感;二、课文的样板性,有示范放大作用;三、课堂教育是制式教育,有强制性;四、学生可塑,而且量大,我国在校中小学生年约两亿。这是一种力量,他将思想基因植入到青少年头脑中,将影响他们的一生,进而影响一代人,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2010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