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后，中国佛教进入相对衰落的时期，在义理方面仅能守成，在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因宋明理学的兴起和官学化而相对式微。但作为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体系之一，元明清佛教思想在民间和士大夫层面，仍然葆有着持存的生命力，表现出综合求变的思想特征。元代佛教承袭着宋代佛禅的余漪，出现禅净合一和藉教悟宗的思想趋向；僧诗创作也维持着较为兴盛的状况。从元代中叶到明初，不少佛门龙象在参禅论道之余，延续着宋代文字禅的精神，书写着精妙的禅诗偈语。这一时期从事文学的僧人多出自临济，比较重要的有石屋清珙、楚石梵琦和笑隐大、全室宗泐一派。
一、清珙的山居诗和梵琦的净土诗
一般地讲，僧诗与禅诗不同。所谓僧诗，指僧人制作的诗歌，并不严格要求其中涵有确定的佛教信仰，而禅诗不拘于作者的身份，指带有禅意、禅机的诗歌。当然，以文字作佛事是衲子本色。僧人之诗，或借用比兴，镜花水月，暗寓禅机，或以赋为主，直陈宗教信仰，表达出世情怀。元代诗僧中，前者以石屋清珙为代表，后者的代表是楚石梵琦。
石屋清珙，俗姓温，苏州人，首参高峰原妙，嗣法于及庵信禅师，及庵禅师以为“此子乃法海网中透网金鳞也”。皇庆元年（1312）结庐于霞雾山，号曰天湖，俯仰其间三十余年，餐霞饮露、草衣木食，暇则作山居之吟，为明代僧人中的隐者。忽滑谷快天作《禅宗史》，激赏清珙的山居诗，以为“其诗偈带寒山之遗风，其志操仿大梅之古踪，僧中之仙乎！”
清珙的诗以山居诗为代表。他偶登霞雾山而好之，遂卜居其上。其《天湖卜居》诗写道：“晴明无事登霞峰，伸眉极望开心胸。太湖万顷白潋滟，洞庭两点青蒙茸。初疑仙子始绾角，碧纱帽子参差笼。又疑天女来献花，玉盘捧出双芙蓉。明知此境俱幻妄，对此悠然心未终。徘徊不忍便归去，夕阳又转山头松。”霞雾山在浙江湖州，毗邻太湖，但是不大可能看到洞庭。然诗人遐思逸飞，想落天外，他笔下的霞雾山宛若仙子，秀如芙蓉，令人神往。对此清景幻境，清珙不禁流连忘返，在此写下了大量写景寄禅的诗章。
清珙的诗有《山居》、《山中吟》、《闲吟》和《溪岩杂咏》等，大都以其山居生活为题材，语言通俗，亲切动人。闲澹清逸之中，往往能传神写意，得渊明之闲，有寒山之逸。忽滑谷快天以为，清珙的山居诗擅长写景，“真有声画也”。清珙的山中生活和陶渊明颇为相似，他说：“林木长新叶，绕屋清阴多。深草没尘迹，隔山听樵歌。自耕复自种，侧笠披青蓑。好雨及时来，活我亲栽禾。游目周宇宙，物物皆消磨。既善解空理，不乐还如何。”写山中的日常情境和生活细节，亲切自然，不著痕迹，而情趣与诗境神似陶潜，诗末曲终奏雅，寄以禅理，也与晋宋诗人写景诗杂以玄言的笔法相类。清珙亦受到寒山子的影响，明初的来复见心论清珙，“居山三十余载，入定观心，妙达真体，故其言语不是造作，实自胸襟浑然流出者也。读其《山居》诸偈，绰有寒山子之遗风。”清珙的《山居》诗也写道：“禅余高诵寒山偈，饭后浓煎谷雨茶。尚有闲情无著处，携篮过岭采藤花。”禅者萧散淡泊的情怀，跃然可见，其意象新颖动人，潇洒脱尘，令人有出世之想。
清珙的诗结为《山居集》，其自序说：“余山林多暇瞌睡之余，偶成偈语，纸墨少，便不复记录，云衲禅人请书之，盖欲知我山中趣向耳。于是随意走笔，不觉盈帙，掩而归之，慎勿以此为歌咏之助，当须参究其意，则有激焉。”凡僧人作诗，大抵自以为是参禅学道之余事，清珙自供是“瞌睡之余”，见其坦率真实的衲子形象。然则清珙的山中诗作，并非只是无聊中消遣时光的小玩意儿，而是其参禅悟道的切实功夫。所以，他提醒读者，不要把它当做“歌咏之助”，而应当“参究其意”，从而激发对禅学的向往与了悟。
清珙的《山居》诗近200首，主旨是一个“闲”字，所谓“尺璧易求千丈石，黄金难买一生闲”。他在这组诗里说：“柴门虽设未尝关，闲看幽禽自往还。”“翠竹黄花闲意思，白云流水淡生涯。”又如“竞利奔名何足夸，清闲独许野僧家。”“坐石看云闲意思，朝阳补纳静工夫。”他的“闲”是脱去名利的精神升华，他的“淡”是洗尽尘埃的生命智慧，这是一种禅者独具的洒然情怀。他自述怀抱是“长年心里浑无事，每日庵中乐有余”。“无事”是禅师偈语的口头禅，指念念无住，心无挂碍。唯有“心里无事”，才有闲情无限。清珙又说：“著意求真真转远，凝心断妄妄犹多。道人一种平怀处，月在青天影在波。”刻意寻求，始有“求不得”之苦，凡人妄想颠倒，葛藤牵绊，遂无清净之思，而智者以平常心是道，立处皆真，故能触处生春。“闲”是一种禅者的智慧，如清珙所说：“心田不长无明草，觉苑长开智慧花。”
与清珙同时的中峰明本也作山居诗。明本是高峰原妙的弟子，在元代禅师中最称大师，他以《梅花》诗知名，而《山居》诗也颇具特色。如其中之一：“见山浑不厌居山，就树诛茅缚半间。对竹忽惊禅影痩，倚松殊觉老心闲。束腰懒用三条篾，扣己谁参一字关。幸有埋尘砖子在，待磨成镜照空颜。”同样的“居山”，同样的“心闲”，同样寄托禅理，但明本之诗工稳警策，与清珙的山居诗风格迥异。明本不仅“山居”，还有《船居》、《水居》、《鄽居》，顾嗣立说：“中峰屡辞名山，屏迹自放，时住一船，或僦居城隅土屋，若入山，脱笠即结，束茅而栖，俱名曰幻住。”人生如寄，已为幻梦，何况竹石土木之屋，不过是聊寄一枝而已。明本之“居”与清珙之“居”都旨在寄寓禅机，但清珙所居在深山大泽之间，以闲居无事为佛事，明本所“居”则居无定所，寄托着人生如幻的禅思。
当然，寄托禅思并非僧人以诗歌表达佛教信仰的唯一内容。中峰明本还做了大量的《怀净土诗》，以为“禅外不曾谈净土，须知净土外无禅。两重公案都拈却，熊耳峰开五叶莲”，表达了其禅净融合的思想趋向，但他的净土诗以说理为主，缺乏形象与理趣。
继明本以后，作“净土诗”而知名的是楚石梵琦。梵琦，姓朱氏，字楚石，象山人。嗣法于元叟行端。洪武初，召江南名僧，以梵琦为第一。洪武三年示寂。梵琦晚年号西斋老人，禅寂之外，专志净业，作《西斋净业诗》数百首，朱彝尊以为“楚石僧中龙象，笔有慧刃，《净土诗》累百，可以无讥。和寒山、拾得、丰干韵，亦属游戏。读其《北游》一集，风土物候，毕写无遗，志在新奇，初无定则，假令唐代缁流见之，犹当瞠乎退舍，矧癞可、瘦权辈乎！”梵琦有《怀净土诗》一组，共110首，大都清丽圆润，不坠俗谈。举例如下：“山云霭霭水泠泠，共说西方一卷经。石虎却来岩下啸，泥人先往树间听。风飘阳焰随波散，雨浥空花逐蒂零。极乐此时堪驻足，弥陀何处不流形。”又如：“莲宫只在舍西头，易往无人著意修。三圣共成悲愿海，一身孤倚夕阳楼。秋阶易落梧桐叶，夜壑难藏舴艋舟。幸有玉池凫雁在，相呼相唤去来休。”佛教的净土信仰有两种，一种是兜率往生，一种是极乐往生。而以后者最为盛行。梵琦所谓“共说西方”，“莲宫只在舍西头”，便是指往生于西方的极乐世界。他说西方，不流于通俗教说，而是以清新流丽的文学语言，写自己对西方世界的向往和参悟体验。他的诗语言精美，意象丰满，前一首写说经，则石虎相啸，泥人来听，阳焰聚散，空花凋零。一卷经书诵毕，大千世界，无不现诸实相，共证佛果。后一首写自己的情怀，则见人生如落叶般飘零易逝，人世如小舟般渺然无着。禅师面对夕阳，独倚高楼，深悟净土三昧，而慨叹解人难得。时有凫雁相鸣，好似要呼唤诗人共证极乐，往生西方。梵琦有净土诗多种，又如《怀净土》表达自己对西方净土的向往，如“婴儿思乳母，远客望家乡”。全诗长达百韵，而不见衰飒之意。钱谦益以为，梵琦之诗“皆从念佛三昧心中流出，历历与经契合，使人读之，恍然如游珠网琼林、金沙玉沼间也”。
梵琦和陶诗与和寒山诗也很有名。他有摹拟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说自己“归去”之后，当“招彭泽以入社，拟寒山而吟诗”，“因翰墨以写怀，乐箪瓢以忘忧”，表现出他对陶渊明、寒山子的崇仰之情和浓浓的诗人气质。他的和陶诗有多种，如《和陶渊明新蝉诗》说：“新蝉何处来，鸣我高槐阴。流水欲入屋，好风自开襟。床头一束书，壁上三尺琴。琴以散哀乐，书以通古今。所幸车马稀，非邀里人饮。虚名如北斗，有酒不能斟。纵洗爰居耳，宁知钟鼓音。陶潜初解组，苏轼未投簪。莫改麋鹿性，常怀烟嶂深。”好风流水，新蝉和鸣，禅师琴书相随，掩迹烟嶂，一派悠然情怀。他的《和寒山诗》写道：“住世都忘世，春深始觅年。山花红似火，野草碧如烟。月落澄潭里，云生叠嶂前。时时敲石磬，惊动老龙眠。可爱白云居，长年与世疏。花残无戏蝶，水静足游鱼。野树行堪倚，园葵懒不锄。茅檐风雨过，飘湿案头书。”野草山花，野树园葵，云月无言，钟磬有声。禅师于澄潭叠嶂之间、风雨茅檐之下，筑室而居，温书自乐，欣然自忘，确然有寒山诗的清逸灵秀之美。
楚石梵琦在元末明初为禅门硕德，“《会录》流布丛林，电坼霜开，金声玉振”，被誉为明宗师第一。他的诗歌创作影响甚广。同时诗僧愚庵智及称他：“秋风唱彻无生曲，白牯狸奴亦断魂。”沈季友《槜李诗系》则说：“自楚石倡诗教于永祚，正、嘉、隆、万间，诗僧辈起，吟派之盛于兹为最矣。”可见梵琦在明代禅林和宗教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
二、笑隐大的诗歌创作
元末僧人以诗擅名而形成传统的是笑隐大一派。蒲室大，俗姓陈氏，字笑隐，赐号广智全悟禅师，径山宗杲门下的第五代传人。自天历二年（1329）起，主持金陵大龙翔集庆寺，至正四年（1344）示寂。欧阳詹序《蒲庵集》以为：
由唐至宋大觉琏公、明教嵩公、觉范洪公，宏词妙论，人尽叹服。元初若天隐至公、晦机熙公，倡斯文于东南，一洗咸淳之陋。晦机之徒笑隐公，尤为雄杰。后见心复公以敏悟之资发为词章，即卓然并驱于嵩、琏诸师无愧也。
这里纵论宋元代僧诗源流，至为明白。“咸淳”是宋度宗年号，起于1264年，至1274年止。欧阳詹认为，僧诗创作至宋末而日渐式微，天隐、晦机辈兴起于元代，方能激浊扬清，力挽颓势。天隐至公，法号圆至，是虎丘一系的禅僧，与笑隐大、觉隐本诚诗声相埒，时称“诗禅三隐”。明都穆《南濠诗话》认为其诗“造语清婉，当不减于慧勤、参寥辈也”。方回为其《牧潜集》作序以为“其为文赡以奥，其诗虽所存不多而风骨自见”，并采撷其隽语佳句，以为“《弘秀集》中不多得也”。晦机熙公，法号圆熙，笑隐大之师，化于元延祐六年（1319）。晦机圆熙与天隐圆至、元叟行端等唱和，与著名诗人虞集交往甚密。虞集游滕王阁，尤赏苏轼与晦机的登临之作，以为后者“含无限之意，寓无穷之感”，至为搁笔，不敢续貂。
虞集与晦机、笑隐师弟唱和往来，对笑隐一派的宗风深知根底。他论笑隐大说：“其说法之余，肆笔为文，莫之能御。以予所知，自其先师北涧简公、物初观公、晦机熙公相继坐大道场，开示其法，然皆有别集，汪洋纡徐，辨博瑰异，则欣公之所为有自来矣。”笑隐一派是宋代圆悟克勤与径山宗杲一系的嫡传。北宋时，云门宗的雪窦重显以诗体形式，拈唱公案，写成《颂古百则》，言说自己的体道经验，“宗风由此一变矣”。圆悟克勤对此大为欣赏，以为“更会文章，透得公案，盘礴得熟，方可下笔”。他以雪窦颂古为底本，加以评唱，编成《碧岩录》。这部著述以“禅机”融化于“诗境”，是文字禅的代表作。克勤的弟子径山宗杲虽然对文字禅的发展深表忧心，但其“看话禅”仍然借助文字般若来参悟实相，与其师的趋向有一致之处。《碧岩录》影响深远，时称“宗门第一书”。至宋元之际，摹写之作仍然层出不穷。因此，作为克勤、宗杲一系的嫡传弟子，从北涧居简到晦机、笑隐辈，衣钵相传，以诗阐心，他们在“说法之余”，耽于吟咏，其实是其来有自的。
笑隐大以诗歌创作而擅名于世，虞集以为“师于文字盖积思博学，非俗儒小生所能至”。时人丁仲容形容笑隐是“诗留杜甫频茶椀，社许陶潜更酒钟。凉夜熟眠贪梦蝶，清朝枯思困吟蛩”，形象地写出一个诗僧的生活情境。大抵僧诗写作喜好追摹陶渊明和王、孟，或以寒山为宗，崇尚清淡自然。笑隐的诗作却笔力雄健，起伏跌宕，情感饱满，酣畅淋漓，犹擅长篇歌行，确与一般的僧诗有所不同。虞集誉之为“吸江海于砚席，肆风云于笔端”，又“如洞庭之野，众乐并作，铿宏轩昂，蛟龙起跃，物怪屏走，沉冥发兴，至于名教节义，则感厉奋激，老于文学者不能过也。”如，笑隐在《送张清夫》里写道：
……去年湖阴三日雨，饥吟待旦听五鼓，风水愁催。画鹢飞，松杉喜作龙虬舞。别后寄书能几回，搴裳有约今雨来，高歌击节孰不乐，空山井塌生秋苔。王门曳裾三十载，只今鬓影霜皑皑，风流何止一丘壑，置之烨烨黄金台。
写送别之情，而风云鼓动，荡气回肠，练子宁以为此诗“笔力词气，甚有苏文忠公遗风”。
笑隐的抒写别情和题画的一些小诗也颇有特色，如写送别是“明日京华拂面尘，穹庐如雪马如云，雨声未忍孤篷别，故遣萧萧枕上闻。”“楚江失客暮帆开，眼底何人识异材，后夜月明潮又满，青山空绕雨花台。”立意新颖，境界阔大，迥出寻常之境。题画诗如“澹烟疏树月朦胧，路隔寒潮断复通，添个茅庵分我住，明年飞锡海门东。”“红树宜秋晚，澄江媚落晖，扁舟如唤我，莫待白头归。”色彩明媚，宛尔诙谐，颇为动人。四库馆臣以为，笑隐之诗“五言古诗实足以揖让于士大夫之间，余体亦不含蔬笋之气，在僧诗中犹属雅音。”所谓“蔬笋之气”，指僧人枯寂禅趣。笑隐的诗歌创作独具风貌，绝不类于一般僧诗。当然，他也偶有禅趣之作，如他的《次韵冯东麓侍御留题钟山八功德水》说：“天上群公玉笋森，也随陶谢入东林。临池最爱清如镜，不照衰容只照心。”池能照人，非能照心，然容颜本是幻有，实相空虚，不生不灭。临池所见，无非是禅者之心。
笑隐在元天历、至顺时期倡道东南，其诗人的身份也使他道价倍增。时人谢徽说：“予观在昔右文之际，文章翰墨，盖莫盛乎东南矣。不惟列侍从居馆阁者，皆彬彬文学之徒，至于方外名流，亦或负其清才绝艺，擅名一时之胜”，笑隐大是其中卓然树立者，“以诗文篇翰照映乎山林，而与虞、赵、欧、黄诸君子，接交于后先，迭响于中外，于是东南文物之盛殆前古所未闻”。笑隐大活动于文制鼎盛的元代中叶。这时，科举重开，文坛一度人才济济，虞集等元诗四家大倡雅正之风，而笑隐大等方外名流，驰骋翰苑，不遑多让。明初徐一夔说：“当是之时，金陵亦东南都会，内而台阁名流，外而山林遗老，至其地者，莫不折节而与广智交”，“缁素向往，得其片言只字，以为秘宝，驰骋出入，以应其请，如群饮于河，各满所欲，声誉赫然”。“广智”是天隐大的谥号。元代中叶的著名文人，如赵孟兆页、柯九思、虞集、萨都剌、张翥等都与笑隐大相与唱和，赵孟兆页涉及佛教的文字往往有假手于笑隐大者。可见，笑隐的佛学与文学造诣在当时文人圈子里，颇具影响。
三、全室宗泐和蒲室来复
在笑隐大的影响下，其高弟以诗文擅名者众多，在元末明初蔚然为一大宗。其中载于《列朝诗集》者就有懒庵廷俊、竹庵渭公、全室宗泐和愚庵智及等。懒庵廷俊，名用章，笑隐大的首席弟子。廷俊示寂于明洪武元年（1368），其同门全室宗泐请朱右为其《泊川文集》作序。其序说：“近代僧家者流以文鸣者固多，要其不失轨范，充然有余，在元贞则天隐至公，天历则广智公也。天隐之文雅正舒畅，广智之文雄健超迈，然皆无林下习气。师于广智为大弟子，宜与之并传也。”因而称其文章“渊源绪余本于其师广智，若连类引物，从容譬喻，又上窥王褒、刘向之伦，情思泉涌，蕴蓄山辉，灏灏沨沨，茫无畔际，则又自成一家言矣。”钱谦益做《列朝诗集小传》称其博洽，长于记览。廷俊亦能做诗，往往有禅趣。如《未归》一首：“瓯越山无尽，江湖客未归。北风吹雪冷，南雁贴云飞。断路迷行迹，惊湍溅衲衣。本来无住著，何事却依依？”禅以“无住”为宗，随遇而安，立处皆真，而归旨于“平常心”。但在这山穷路尽、北风吹雪的苍茫冬色里，大师仍然羁旅未归。一声雁唳，一片急湍，都可以让他的充满乡愁的心怅然若失，悸动不已。景色与心境浑然一片，禅，不过成了这片乡愁的点缀而已。
笑隐之徒又有竹庵怀渭禅师。钱谦益记怀渭事说：“全悟住持龙翔，清远居座下，得从名士张起岩、张翥、危素游，其学大进，全悟示寂，嘱之曰：‘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堕者，唯尔与宗泐也。’”怀渭诗风精细，气宇阔大，如其句：“太湖六月暑气微，龙宫佛屋相因依，蜃嘘翠雾作楼阁，鲛织冰绡鸣杼机，钟磬无时空外发，笙箫几处月中归，投闲拟向上方住，共看沧波白鸟飞。”近于杜甫和李商隐的七律。
真正能将笑隐大门风发扬光大的，是全室宗泐禅师。宗泐（1318-1391），字季潭，别号全室，明初著名的禅师与诗人。8岁从笑隐学佛，20岁受具足戒。洪武初，诏举高行沙门，宗泐居首席。洪武十一年（1378），奉命往西域求遗经，五岁而返，授右善世，掌天下释教。是时，宋濂、宗泐学兼内外，朱元璋称濂为宋和尚，呼宗泐为泐秀才。宗泐之诗，四库馆臣以为“风骨高骞，可抗行于作者之列，皎然、齐己固未易言，要不在契嵩、惠洪下也。”
宗泐的诗歌创作，体兼众体，乐府、歌行，五七言律绝，皆有成就。或骨气端翔，铿锵斩决，或高华洁净而行云流水。朱伯贤说：“泐公识地高迈，调趣清古，风度悠扬，昂然若霜晨老鹤，声闻九皋，澹乎若清庙朱弦，曲终三叹。”指出宗泐诗有“昂然”与“澹乎”两种风格。
宗泐创作了不少乐府、歌行，风骨遒上，句式变化，言赅意远，有太白之风。其中一些是与李白风格相似的同题乐府，往往能推陈出新。如《战城南》、《空城雀》、《侠客行》等。以《从军行》为例：“拾骨当炊薪，淘尸作泉窟。平野不见人，寒云雁飞没。悄悄横吹悲，《梅花》为谁发？”李白《从军行》有“笛奏《梅花》曲”句，宗泐加以演绎，以曲通花，以“发”字收尾，曲邪？花邪？还是离人乡愁？一“发”字有多重意味，颇堪回味。有的新题乐府是从李白乐府中化出来的，如《姑苏台歌》、《陇头水》、《乌啼曲》等。如《姑苏台歌》是从李白《乌栖曲》里化出，却别有警策：“姑苏台上麋鹿游，吴江水映西山秋。馆娃宫树迥不见，落日荷花今古愁。向来豪客层楼橹，醉拥吴姬夜歌舞。齐云易逐浮云飞，鬼火三更照寒雨。”悼古怀今，末句措语如李贺，动人心魂，令人不寒而栗。宗泐的歌行情感充沛，词汇丰富，颇能自成面目，如其《墨竹行》说：
平生不识云心子，墨妙通神有如此。眼中何处修竹林，湘水边头烟雨里。长林蔽亏天为阴，鹧鸪啼断江沉沉。六月南风昼不热，人家住在丛篁深。九嶷山带苍梧野，翩翩帝子云中下。凤鸾飞舞蚪龙骧，羽葆鬖髾翠堪把。我昔曾行赏溪曲，两岸波光漾寒緑。万玉森森一径遥，溪口清阴到山麓。今朝看图政自怜，画图身世俱茫然。云心骨化丹阳土，吁嗟墨妙何人传。
此诗题画，首句破题，次五句写画中之景，最后上句返回现实，对景怀人。其诗变化跌宕，起承自然，语言瑰丽，却描摹真切，使人出入画境，恍然不知画焉，景焉？王达善云：“潭公诗章浑涵汪洋，千汇万状，而一以理为主。”就是指这种诗风。这是其“昂然”的一面。
宗泐集中另一种诗则行云流水而意趣超迈，如其《杂诗》曰：
落叶委通衢，纷然无人扫。但睹新行迹，不见旧时道。古木依道傍，乱藤络其杪。
岁暮终青青，终非本容好。世人怀往途，悟此岂不早。振衣无后期，来从汉阴老。
这种诗源自唐人《感遇》、《古风》，讽喻世人夸新好异，失却本真意趣，诗人自己则愿意跟从汉阴老父，遁迹山林。风格浑然天成，入于唐人矩矱。顾玄言云：“泐公博远古雅，诗从陶、韦乘中来。”就是指这种诗风。这是其“澹乎”的一面。
宗泐虽为僧人，却认为诗歌必须是至情至性之所发。这一点构成了大一派的思想传统，笑隐大在《祭徒弟行宥文》里说：“至人不遗情，达士不废礼，虽寓一哀何伤焉。”表达了他重情的人生旨趣。全室宗泐进而以为“至人不遗情，古之高僧犹不能免。如梁慧约以苦行得道为帝王师，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赋诗曰：‘我有两行泪’不落三十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故宗泐认为：“诗乃性情流至者，苟本性情而发，则如风行水面，自然成文。”他的诗歌创作本乎性情，言之有物，庶几自然成文，达到了较高造诣。
徐一夔作《全室外集序》以为，宗泐才高学博，发为诗歌，故其诗“不沦于空寂”。他论宗泐诗说：“至于缘情指事，在江湖则其言萧散悠远，适行住坐卧之情；在山林则其言幽隽简澹，得风泉云月之趣；在殊方异域则其言慨而不激，直而不肆，而极山川之险易，风俗之美恶。其诗众体毕具，一句一字，涤去凡情俗韵，一趋乎雅，有一倡三叹之意焉。”徐一夔以笑隐与宗泐相提并论，称宗泐在当时“大篇、短章之出，四方万里，争相传诵，震耀耳目，皆曰泐公犹广智也”。因而，他谈到读《全室外集》的感受：“如以贱目而窥群玉之府，但骇其光彩之粲烂，而莫能枚指其名也！”
明初，与全室宗泐齐名者有蒲庵来复。明初杨士奇《圆庵集序》说：
盖自惠休有文名世，而唐之灵一、灵彻，宋之惟俨、惟演，元之大辈，累累有继。逮于国朝宗泐、来复诸老亦彬彬乎盛矣。
蒲庵来复，字见心，参南悦禅师而得法，洪武初，与宗泐同召至京。或以为是笑隐大的弟子，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驳之。但以诗歌而言，欧阳詹作《蒲庵集序》早就以来复继笑隐大之席，认为“公既寂，丛林莫不为斯文之慨。豫章见心复公以敏悟之资，发为辞章溯而上之，卓然并驱于嵩、琏诸师无愧也。”可见来复见心在当时的影响。
来复大笔如椽，其诗酣畅淋漓，大声当哒，小声铿锵，间有环佩琳琅，交响回鸣。时人言其“学博而才敏，于诗援笔立成，未尝苦思，日虽十数篇，源泉混混无难者。”以歌行最见本色。如其《胡侍郎所藏会稽王冕梅花图》：
会稽王冕双颊颧，爱梅自号梅花仙。豪来写遍罗浮雪千树，脱巾大叫成花颠。有时百金闲买东山屐，有时一壶独酌西湖船。暮校梅花谱，朝诵梅花篇。水边篱落见孤韵，恍然悟得华光禅。我昔识公蓬莱古城下，卧云草阁秋潇洒。短衣迎客懒梳头，只把梅花索高价。不数杨补之，每逢汤叔雅。笔精妙夺造化神，坐使良工尽惊诧。平生放荡礼法疏，开口每欲谈孙吴。一日骑牛入燕市，瞋目怪杀黄髯胡。地老天荒公已死，留得清名传画史。南宫侍郎铁石肠，爱公梅花入骨髓。示我万玉图，繁花烂无比。香度禹陵风，影落镜湖水。开图看花良可吁，咸平树老无遗株。诗魂有些招不返，高风谁起孤山逋。
这篇长诗，并未在梅花上着多少笔墨，而是直写王冕画梅的轶事和洒脱高洁的人品。然其间王冕与梅花、人格与花态交相辉映，相互渲染。梅花与人，映然纸上，色香韵影，姿态万方，宛然是一幅王冕的传神笔墨，又如一篇小小说，背景、人物、故事情节，无不优美动人。来复的诗歌，大抵奔放跌宕，豪气遒上，注重渲染而色彩斑斓，杨士奇以为“才华丰腴，天机精熟，有冠冕佩玉之风”。
宗泐与来复在元末明初，声名相埒，杨士奇论两人诗风说：“洪武初，公与季潭泐公皆用高僧召至京，二公诗于时表表丛林中，泐公清淡古雅，复公丰腴条鬯，中朝士大夫多所推让，而求者日接踵户限。”指两人一淡雅，一丰腴，但后人往往以为来复不若宗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蒲庵与全室齐名，然不及全室远甚，盖全室风骨戌削，而蒲庵未免痴肥也。”顾玄言认为：“复公富于题咏，并多感慨，所乏幽净。”要之，宗泐或清淡古雅、或风骨戌削，兼有唐人风概；而来复之“痴肥”，也不失精妙，只是风格比较单一，不如宗泐之诗兼备众体，或浓或淡，都能雍容裕如，精深华妙。
四、独庵道衍与明初僧诗创作
笑隐的弟子中又有愚庵智及，《列朝诗集小传》说：“见广智公于建业，与张文穆潞公、危左丞，以声诗相唱和。”姚广孝撰《塔铭》，记其轶事说：“一日，王侍御赋《金陵杂咏》十首，征公（笑隐）座下能诗者和，师（智及）次韵呈公。公览之极口称道，于是名儒钜卿乐与师为方外友也，由此声闻日震。”智及之诗，多有禅意，似偈语。如《示寿知客》：“开先寺里迎宾日，禅月堂前索偈时。客路如天春似海，子规啼断落花枝。”又如《答东皋伯远法师》后两联：“村园果熟秋霜后，花径苔生宿雨余。心境两忘诸幻灭，更于何处觅真如。”大抵以诗寄其实相空虚、心境两忘之感，时有警策之句。
智及再传而有独庵道衍，与高启等在元末明初并称为“北郭十子”。道衍，字斯道，俗名姚广孝，以诗擅名，《明史》言其“少好学工诗，与王宾、高启、杨孟载友善，宋濓、苏伯衡亦推奖之”。洪武中，选高僧为诸王荐福，宗泐举道衍。后随燕王朱棣举靖难之役，论功第一，封太子少师。永乐初，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十六年（1418）示寂，朱棣以僧礼葬之，赠荣国公，袁宏道称之为“以事功名而诗文清警者”。道衍早岁为僧，终身不改缁素，却素怀大志。《明史》本传记其：“洪武中，召通儒书僧，试于礼部，不受官，赠僧服还。经北固山赋诗怀古，其侪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衍笑不答。”今存其《京口览古》云：“谯虏年来战血黄，乾烟花犹自半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甕，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所谓“萧梁事业”指梁武帝萧衍灭齐建梁的勋业。萧衍少与沈约、谢朓等从事文学，称“八友”，晚成帝业，犹佞佛，数次为僧，是著名的和尚皇帝。在金陵的历史上，名公辈出，而道衍独吟咏萧衍事迹，其心迹似乎不言而喻，无怪乎宗泐以为这首诗的语气不类“释子语”。
然道衍论诗以陶渊明和王孟韦柳为上，主张“深得吟咏之情性”，崇尚闲澹清妍的风格。他读陶诗说：“乃欲学其言，拟和诚斐狂。未谙织组工，何能云汉章。里妇效面睒，可笑丑愈张。应物趣颇合，子瞻才足尝。允言究臻极，二子在其旁。”极致倾倒之意。又有《馆中暇读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子厚诗四首》，称颂他们“寓意一于诗，出语何清妍”，“古淡岂易学，五字真吾师”。他以为诗歌应当“挥洒自为乐，吟咏得真情”，如王维那样吟咏性情，悠然有自得之乐；又要像孟浩然那样“有时诗兴发，高山共流水，闲澹意有余，鲍谢焉足拟”，深具行云流水之美。道衍的诗歌确然体现了这种闲澹的风致。如他的送别诗：
潮来沙碛平，月落海门曙。汀蒲转风叶，堤柳摇烟絮。江头春可怜，天涯人独去。有歌送君行，无酒留君住。雪浪没沙鸥，云帆出江树。回首读书堆，青山不知处。
四库馆臣称道衍的诗歌“清新婉约，颇存古调”，此诗清新自然，可睹其悠然闲雅的风采。又如《过狮子林》写道：“无地堪逃俗，乘昏复到林。半山云遏磬，深竹雨留禽。观水通禅意，闻香去染心。叩门惊有客，想亦为幽寻。”诗以逃俗点题，前三韵极写山寺清幽，云山有意，流水窅然，禅者无心，鱼鸟相亲，一片幽雅绝俗的景致。末句忽有叩门之声，始知犹在尘世，诗人转念一想，来者想必同诗人一样也是位清雅的客人。其诗颇有田园诗人的风致。
道衍以闲雅的小诗见长，也兼擅长篇。贝琼《送衍上人序》称其：“大篇之雄健如秋涛破山，鼓千军而奔万马，浩乎莫之遏。其短章之清丽如菡蓞初花，净含风露，洒然无尘土气，盖骎骎乎贯休之阃奥。”如《祥老草书歌》其中咏张旭和怀素的部分：
……后来颠旭斗酒醉，秃发濡墨池枯干，挥霍歘忽鬼物泣，变怪辟易心毛寒，江南屏障尽一扫，胡有祁岳图丹青。弃门怀素慕旭技，刻苦攻习饥忘餐，种蕉万木绕茆宇，绿叶剪污株无完，书成千文世莫识，但见秋蚓春蛇蟠。
其《草书歌》从峄山碑、石鼓文始，至当代的止庵德祥禅师，三十余韵而气势不衰，变化跌宕，颇能写出历代书家和草书的神采。
道衍有志用世，与元末明初僧、俗两界文人都有广泛的联系。他在早年与高启、王行等十子相唱和，诗名籍籍。王彝《衍师文稿序》说：“至正间，余被围吴之北郭，渤海高君启、介休王君行、浔阳张君羽、郯郡徐君贲，日夕相嬉游。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师，其为古歌诗往往与高徐数君相上下。是时余所居鹤市聚首，辄啜茗坐树下，哦诗论文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瘁之机遇乎其前，亦有所不问者。”此时，朱元璋与张士诚鏖战于吴会，而道衍与北郭诸子在兵火之间吟咏自乐，怡然不顾。倪瓒《清秘阁全集》记道衍：“高才茂思，为时所称，与张来仪、高季迪辈为文辞相颉颃，而澡思浴德，则非诸君所能及，故天下皆以参寥潜子目之。”甚且认为他的藻思浴行，出于高启、张羽之上。高启也为道衍的《独庵集》作序说：“其词或闳放驰骋，以发其才，或优柔曲折，以泄其志，险易并陈，浓淡迭显，盖能兼采众家，不事拘狭，观其意亦将期于自成，而为一大方者也。”高启对道衍的评价与贝琼相似，以为他能够兼乎众家，或为宏放，或为优柔，皆有所至。与道衍同时的著名诗僧还有南洲博洽、止庵德祥、梦观守仁等。博洽与道衍最善，靖难之役后，据说为建文剃度，入狱十余年。道衍临殁，朱棣问身后事，道衍独以博洽对，朱棣遂释之。杨士奇说：“三十四年间，钜缁老衲有文声者，师与衍公为首。”德祥，即道衍《祥老草书歌》的赠酬对象，书、诗兼擅，朱彝尊推重其诗说：“止庵诗，原出东野，意主奇崛，而能敛才就格，足与楚石、季潭，巾瓶尘拂，鼎立桑门。蒲庵以下，要非其敌。”楚石，指禅僧梵琦，于元末禅门最称大师；季潭，即全室宗泐；德祥吟咏其间，亦称巨擘。德祥之同门梦观守仁，少从杨维桢游，博洽跋杨维桢《送梦观游方序》，以为他们“奇才俊气，师友契合”。元末明初，笑隐之门人宗泐、道衍先后主盟风雅，与诸方文士、诗僧相与酬唱，为一时诗学之盛。
然而，在明初政治的腥风血雨里，诗文创作日渐难以为继。随着胡维庸、蓝玉诸案及靖难之役的发生，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等著名文人相继陨落，朝野上下一时噤若寒蝉，连诗僧群体也不能苟免。《武林梵刹志》说：“祥公与梦观仁公同参，相与肆和于诗，仁公以南粤进翡翠，作诗寓讽云：‘见说炎洲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飞。’太祖怒曰：‘汝谓我法网密，不欲仕我耶？’止庵亦以西园诗忤上，几不免。”德祥的诗作折射出当时文人的困窘心境。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原查获胡党僧人智聪，供称宗泐、来复往来于胡惟庸府，合谋举事。朱元璋遂颁布《清教录》，蒲庵来复坐凌迟死，同时僧人牵连受刑者64人，成为大明王朝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僧诗创作由此渐浸式微。
在元末明初，笑隐大一派的诗歌创作传承悠久，他们上接圆悟、大慧文字禅的余脉，与文人往来唱和，形成了颇具实力的文学派系。从笑隐、宗泐到道衍，都能饮誉名流，与士大夫中分文苑。“不沦于空寂”是他们僧诗创作的重要特征。元代僧诗知名者，如石屋清珙的山居诗、楚石梵琦的净土诗，都烙印着典型的佛教信仰色彩，但笑隐一派的诗禅味却很少，往往“不含蔬笋之气”，“不沦于空寂”。显然在诗中寄寓“空寂”的禅趣是诗僧本色，然若千篇一律，则令人生厌。要在士大夫的主流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对单一的思想和风格范式有所突破，从而形成特色。笑隐一系的僧诗创作在体裁上，大都兼备众体，长短皆宜，犹以长篇歌行为特色。他们才学雄富，大都擅长作长篇歌行，风格遒上，酣畅淋漓，醒人耳目。在诗学典范的选择方面，长篇以李白、苏轼为宗，以跌宕变化为主，短篇则赓续陶渊明和王孟韦柳的风格，风格清闲淡雅，后者在道衍的“论诗诗”里有着理论上的体现。在诗学本体方面，注重真情至性的表现。禅者主张不著语言文字，这使得僧诗创作往往能够独露本真，避免士大夫文学的矫揉作态。笑隐、宗泐以为“圣人不遗情”，至情即是至真，是诗歌创作的极致。笑隐一派的创作实绩使他们成为元末明初的一种颇有影响的文学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