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司马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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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报任安书》

对于武帝的这个处决,任安心中是不平衡的,他感到自己很冤枉。在那种混乱的情形下,太子匆忙起兵,他得不到武帝的旨意,实在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就算自己没有功劳,也不应该有罪。

他想申诉自己的冤屈,却没人愿意替他出面。眼看就要被处死,任安不甘心,就给经常跟在武帝身边的中书令司马迁写了一封信,请他看在多年的朋友情分上,设法向武帝说情,赦免他的罪。

司马迁接到任安的信后,知道任安是要自己出面救他,心中很是为难。因为,今天的司马迁已非往日;他已因李陵的事情死过一回了,还能卷入这种风暴中,再冒一次生命危险吗?但任安是他的好朋友,与他情同手足,他能见死不救吗?但进言冒犯武帝能有什么好结果呢?他太了解武帝的喜怒无常,他实在不能再让李陵之祸在自己身上重演。

他下定决心不再为某一个人的命运、某一个家族的天下消耗自己的生命了。因为他的伟大工程还没有最后完成,《太史公书》正处在关键的收尾阶段。

他是完全为《太史公书》而活着的!司马迁心中十分痛苦,他明白武帝已经神智不清,一心要为太子“报仇”,绝不可能赦任安无罪。他只有写信向老朋友说明自己见死不救的原因;司马迁给任安写的信,就是后来著名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面他详细地申诉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接受宫刑前后的心态。他为什么接受这个刑罚,接受这个刑罚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心态,而且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郑重的宣布《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了。

这封信的主要意思是:

少卿足下:

我恭敬地跪拜两次井回复您的书信。

前时,蒙您屈尊给我写信,教导我待人接物要谨慎,应把推荐贤士当做自己的责任。情意那样诚恳,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才能庸劣,也曾从旁听说过有德之人留传下来的风尚。只是自己以为身体残缺处于污秽耻辱的境地,行动就要受指责,想做有益之事反而招来损害,因此只能独自愁闷,没有谁可以去诉说。

谚语说:“为谁去做事?谁来听从你!”钟子期死后,俞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为什么呢?士人要为他的知己效力,女子要为喜爱她的人梳妆美容。

像我这样的人,即使自己怀有的才能像随侯珠及卞和玉那样宝贵,品行像许由和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再以此为荣,恰恰只能被人耻笑而自取污辱罢了。

您的信本应早日回复,正赶上随从皇上东巡归来,又忙于一些琐事,与您见面的机会较少,匆匆忙忙没有半点空闲,能够尽情陈述自己的心意。

如今您遭到无法预料之罪,再过一个月,逼近冬末,我又迫于跟随皇上到雍地去,恐怕突然之间就会发生不可避免的事,那样我最终也就不可能向您抒发我的愤懑(men)之情了,那么您的魂魄也会抱恨无穷的。请允许我把浅陋的意见略加陈述,时隔很久没有回信,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说,修身是智慧的集中体现;爱人和助人是仁的发端;要得到什么和付出什么是义的标志;有耻辱之心是勇敢的先决条件;树立名誉是行为的最终目标。

士人有了这五个方面,然后才可以立身于世并进入君子的行列。所以祸没有比贪欲私利更惨的,悲没有比刺伤心灵更痛苦的,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的,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大的。受刑之后得到余生的人,无法和别人相比,并非一代如此,由来已久了。

◎伯夷:炎帝神农氏之裔共工的侄孙。曾担任帝颛顼的大祭司后为第一代太岳。

从前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辆车,孔子见到后就到陈国去了;商鞅依靠宦官景监的引见得到重用,赵良感到寒心;赵谈陪文帝乘车,袁丝脸色都变了。

自古以来就以宦官为耻辱。那些才能平庸的人,事情只要涉及宦官,就没有不感到丧气的,何况是那些志气昂扬的人昵?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可怎么能让一个受了宫刑的人来举荐天下的豪杰呢!我仰仗先人留下的事业,才能在皇帝左右为官达二十多年。所以常自思自想,往高处说,不能尽心报效诚信,也没有因出奇的谋略和特殊的能力受到赞誉,取得贤君的信任;其次又不能为皇帝拾取遗漏弥补缺陷,也不能招纳举荐贤能之人,并让山野中的隐士显露才能;对外又不能参加军队,攻城野战,有斩杀敌将夺取敌人军旗的功劳;往低处说,不能以日积月累的辛劳,取得高官厚禄,使亲族朋友都感到荣耀。这四者没有一件如愿以偿,只好勉强求合以博得皇上的喜欢,不会有特别表现,我的情况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从前我也曾置身下大夫的行列,在外朝陪着别人发表些微不足道的意见,没有借这个时机根据朝廷法度竭尽自己的才思,如今已经身体残缺,成了从事扫除的差役,处在卑贱的地位,还想要昂首扬眉,评论是非,那不是轻慢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况且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不容易说清的。我年少时以不受约束的高才自负,长大后没有得到乡里的赞誉,幸而皇上由于我父亲的缘故,使我能够贡献浅薄的才能,出入于宫禁之中。我几乎断绝了与朋友的交往,忘记了家庭的事情,日夜都想竭尽自己并不很高的能力,专心致志尽力于职守,以便能够讨好皇上,然而事情竟会大错特错,而不是所想象的那样。

我和李陵都在宫廷内做官,平时并没有什么交情,彼此志趣不同,不曾在一起喝过一杯酒、在一起尽情交欢。然而我观察他的为人,是能自守节操的奇士,侍奉双亲讲孝道,和士人交往重诚信,在钱财面前廉洁,收取和给予都以义为准则,对有差别的事肯于退让,对人谦恭,甘居人后,时常想奋不顾身为国家的急难而牺牲自己,从他平素的言行表现来看,我认为他有国士的风度。

作为臣子虽经历万般危险也不为自己的生命考虑,只想到解救公家之危难,这已是很出奇了。如今所做的事稍有不当,那些只顾保全自己和妻儿的大臣,接着就把他的失误尽情夸大,我确实内心里感到痛苦。

况且李陵率领步兵不满五千,深入战场踏上匈奴的住地,在虎口中投下诱饵,对强悍的匈奴勇敢地挑战,迎着百万敌军与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所杀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敌人顾不上救援死伤士兵。

匈奴的君王都震惊恐怖,于是才把左右贤王的兵马全都调来,发动会拉弓射箭的人,全国的军队共同围攻李陵。李陵转战千里,箭用光了,路走绝了,救兵不到,士兵死伤的堆积如山,然而李陵一喊慰劳军队,士兵没有不奋起的,个个涕泪横流,满脸是血,吞下眼泪,再拉开空弓,冒着刀箭,向北争着和敌人拼死。李陵还没有覆没的时候,曾有使者来报告战况,汉朝的公卿王侯都举杯向皇上祝贺。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奏章知道后,皇上为此吃饭不香,上朝不乐,大臣忧虑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私下没有考虑自己的卑贱,看到皇上的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认为李陵平时与军官们在一起,甘美的食物自己不吃,分东西自己少要,能使人们拼死为他效力,虽是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

李陵虽然兵败陷身匈奴,看他的心意,将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报效汉朝。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他消灭了那么多敌军,这战功也足能显示给天下了。我心中想陈述这个看法但没有机会,恰好皇上召见问话,我就按这个意思阐述李陵的战功,想用这番话宽慰皇上的心胸,堵塞怨恨李陵的人所说的坏话;没能完全说明,皇上不理解,认为我是有意中伤“贰师将军”李广利,并为李陵游说,于是就把我交付法庭,诚恳的忠心终于不能自己一一陈述。

因此被定为欺骗皇上之罪,最后皇上同意狱吏的判决。我家中贫穷。财物不够用来赎罪,朋友没人相救,皇上左右的近臣,也没有谁向皇帝说句话,自身并非木石,却要与法吏在一起,被囚禁在监狱之中,谁是可以听我诉说的人呢!这正是少卿亲眼所见,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这样吗?

李陵既已投降匈奴,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又受刑住进蚕室,更加被天下人嘲笑,悲痛啊!悲痛啊!事情是不容易一一地讲给俗人听的。

我的先辈并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可以得到皇上赐给的剖符和丹书铁券,掌管史籍和天文历法,类似于占卜祭祀之官,本来就是给皇上戏耍的,像畜养倡优一样,是世俗之人看不起的职业。

如果我依法被处死,也就像九牛失去一根毛,同死个蝼蛄或蚂蚁有什么两样?世人也不会把我和那些死于气节的人相提并论,只不过认为你智虑穷尽,罪恶已极,不能自己赎免,终于走上死路罢了。为什么呢?就是平日自己的工作和职业造成的。

人本来都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为什么去死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不能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使自身受辱,其次是不使脸面受辱,其次是不让别人用文辞和教令来羞辱,再次是身体被捆绑受辱,再次是换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披枷带索被刑杖拷打受辱,再次是剃光头发、颈戴铁圈受辱,再次是毁伤肌肤、砍断肢体受辱,最下等的是宫刑,受辱到顶点了。

古书上说:“刑罚不用在士大夫身上。”这就是说士大夫在气节方面不能不进行磨砺。猛虎在深山里,百兽都震惊恐惧,等它到了陷阱或兽笼里,就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由于长期用威力制约,逐渐取得的结果。因此,即使有个在地上画出的监牢,士人也绝对不能进去;有个用木头削成的狱吏审判你,也不能去质对。

受刑之前就决计自杀,这才是鲜明的态度。如今捆绑手脚,戴上枷锁,暴露肌肤,受到鞭打,囚禁在监狱之中。

在这时候,看到狱史就要叩头触地,看到狱吏就吓得不敢出气。为什么呢?这是长期用威力制约造成的情势。等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说不受辱的人,不过是所谓的厚脸皮罢了,还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呢!况且西伯(周文王)是诸侯之长,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遍了五种刑罚;韩信已是诸侯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已南面称王,结果都下狱定罪;绛侯周勃诛杀了吕氏家族,权力超过了春秋时的五霸,后来也被囚禁在待罪之室;魏其(ji)侯是大将军,最后也穿上了囚衣,戴上了刑具;季布做了朱家的家奴;灌夫被关押在居室受辱。

这些人都己身居王侯将相,名声传到了邻国,等犯了罪受到法令制裁,不能下决心自杀,在监狱里,古今都一样,他怎能不受辱呢!从这些情况来说,勇敢和怯懦,是权力地位不同造成的;坚强和软弱,是由所处的形势决定的。

这是很清楚的,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受刑之前早点自杀,就已经逐渐衰颓了;到了鞭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以自杀殉节,那不是太晚了吗?

古人之所以要慎重对待对士大夫的用刑,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人之常情没有不贪恋生存、厌恶死亡的,没有不顾念父母妻儿的。至于那些为义理所激励的人并不如此,那是由不得已的形势造成的。

如夸我不幸,早年丧失父母,没有兄弟相亲,孤独一人在世,少卿,我的妻儿们该如何呢?况且勇敢的人不必以死殉节,怯懦的人只要仰慕节义,什么情况下不能勉励自己呢!

我虽然怯懦,想苟且偷生。但也还懂得偷生与赴死的界限,何至于自甘陷身牢狱之中去受辱呢!

奴隶婢妾还能去自杀,何况我这种处于不得已境地的人呢!我之所以要克制忍耐、苟且偷生,囚禁在污秽的监狱之中也在所不辞,是以心中还有未了之事为恨,以身死之后文章不能留传后世为耻呀!

古时候虽富贵而名声却泯灭不传的人,是无法都记载下来的,只有卓越不凡的特殊人物能够名扬后世。

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回来后开始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后,才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才有《国语》的写作;孙子被砍断双脚,编撰出《兵法》著作;吕不韦贬官迁徙到蜀地,世上传出了《吕氏春秋》;韩非被秦国囚禁,写出了《说(shui)难》、《孤愤》等文章;《诗经》的三百篇诗,大都是圣贤为抒发忧愤而创作出来的。

这些人都是心中忧郁苦闷,不能实现他的理想,所以才记述以往的史事,想让后来的人看到并了解他的心意。

至于左丘明失去双目,孙子砍断双脚,终于不可能被任用,便退而著书立说,以此来舒散他们的愤慨,想让文章流传后世以表现自己的志向。

我私下里不自量力,近年来,投身在无用的文辞之中,收集天下散失的史籍与传闻,考证前代人物的事迹,考察他们成败兴衰的道理,上自黄帝轩辕,下至当今,写成了十表、本纪十二篇、书八章、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三十篇。

也是想借此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

草稿尚未完成,正好遭到这场灾祸,我痛惜此书没有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露出怨怒之色。

我确实是想著成此书,把它珍藏在名山,把它传给志同道合的人,让它在通都大邑之间流传。那么,我就可以偿还从前受辱所欠的债了,即使受到再多的侮辱,也不会后悔!然而我这番苦心只能对智者讲,很难对俗人说呀!

况且在背着恶名的情况下不容易处世,处在被鄙视的地位会招来更多的诽谤。我由于发表议论遭受了这场灾祸,深为家乡的人耻笑,污辱了祖先,又有什么脸面再去谒拜父母的坟墓呢!即使再经历一百代,耻辱只会越来越深啊!

因此,愁肠每天都反复回转,在家里就恍恍忽忽若有所失,外出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每当想到这种耻辱,没有不汗流浃背沾湿衣裳的。自己简直就是个宦官,还怎能自行隐退,藏身到深山岩穴之中呢?所以只得暂且随世俗浮沉,在时势中周旋,以此来抒发内心的狂乱迷惑。

如今少卿却教诲我要推荐贤士,岂不是和我内心的苦衷相违背吗?现在即使想粉饰自己,用美妙的言辞宽慰自己,对俗人毫无用处,也不会被信任,只是自讨羞辱罢了。

总之,到了死的那天,然后是非才能论定。信中不能把意思写尽,只能简略陈述浅陋之见。特此再拜。

这封信送出去之后不久,任安就在司马迁的感叹之中被处腰斩。

司马迁的心情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激动,也不再轻易地落泪。

除了写好《太史公书》,他没有能力再去为别人做什么了。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史记》却是永恒的。

不久后,《太史公书》终于全部写完了。

数年来,各地的奔波、史料的搜集、古籍的整理,多少艰辛、多少屈辱、多少汗水、多少曲折,都伴着屈辱的泪水化成了长篇巨著——《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