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汉对匈奴发动决定性打击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渐迁至内地并逐步汉化；北匈奴逐渐西迁，给欧亚大陆政治格局带来剧烈变化；还有一些别支在广阔的北方草原生息繁衍，有人认为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他们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又工于铁作。当时正值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后来突厥灭柔然汗国，建立突厥政权。由于突厥非常强大，纵横捭阖于齐、周之间，利用双方的矛盾战争，不断索取财物。隋王朝时，突厥因为内部矛盾，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隋文帝杨坚利用其内部的纷争，迫使突厥归附。
隋末中原纷乱，突厥又再度强盛起来，“控弦百万”，曾经围攻隋炀帝于雁门。这一时期，突厥汗国是我国北方颇能左右大局的政治力量，隋末北方诸雄几乎都和突厥有勾连，要么结盟，要么称臣，连李渊也不例外。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李渊）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抉择，在这场博弈中，双方力量是不均等的，各种割据势力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与突厥为敌，被突厥消灭或被突厥支持的其他势力消灭；要么臣服于突厥，向其交纳一定财物从而维护自己的政权或者去欺诈其他割据势力。当时，突厥骑兵给中原地区很大骚扰，突厥贵族不仅向唐王朝和其他割据势力勒索财物，而且大量掳掠北方无辜百姓为奴。唐高祖武德初年，突厥始毕可汗之弟处罗趁李氏家族率兵进入关中争夺天下之际，带兵攻破太原，大抢三天，“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统一全国。突厥统治者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产。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人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人；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颉利可汗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乃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便桥之盟”。这次结盟中，唐太宗和颉利可汗约为兄弟，唐朝和突厥的关系在这是和西汉初年与匈奴的关系极为相似的。
在这场博弈中，唐王朝处于下风，对于唐朝来讲，这时也有两个选择的机会，战与和，与突厥进行战争是一种选择，但由于中原的内战刚刚结束，形式上虽然实现了统一，然而残破经济犹待恢复，各种不确定的反抗势力正在伺机而动，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力量，唐王朝都还比较弱小，贸然采取攻势，只能或是国家败亡或是长期衰弱，汉高祖的百登山之围就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在敌人强大的时期，只能采取与之和解的方式，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然而，这时的唐王朝不是李氏父子在太原起兵，胜败存亡未卜，也不是盛唐威名远播之期，而是由一个从弱到强的过渡阶段，需要时间来恢复战争创伤，由时间决定成败，但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帝国的尊严、开国的霸气又使唐王朝不可能再像割据时期那样纳贡称臣。因此，唐太宗只能采取有声和无声的两种博弈方式，在无声的博弈中，他率军队严阵以待，隔着渭水对峙，既利用天然屏障，展示唐军的强大，又给突厥以回旋的余地。有声的博弈是他亲自出马，与突厥最高统治者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一下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手，也能尽快地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看出突厥的目的就是女子玉帛，许之以利，唐太宗占据了信息上的优势。而对于突厥一方来说，掠夺财物是最终目的，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与其在不知对手虚实的情况下贸然对阵，还不如捞到多少是多少。正是由于双方都考虑到能够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纳什均衡才能产生。这时候的兄弟关系，实质上应该是突厥为兄，唐朝为弟，唐朝被人家兵临城下，结成城下之盟，对雄心勃勃的开国皇帝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但唐朝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为下一场更大的博弈建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建立在盟约基础上的共存，是一种合作性博弈，而一旦要放弃盟约，就是从合作走向对抗，这一转变，首先就是要践踏自己的信誉，把诚信资本抛弃。如果没有更大的利益期望，理性的人不会随便抛弃诚信资本，所以，利益期望是最关键的一环。
“便桥之盟”后，太宗进一步加紧备战。他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中原经济已得到一定恢复，国力逐渐强盛，反击突厥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从贞观三年拉开了唐代与突厥30余年战争的序幕，“汉家大将西出师”，唐太宗的决心是剿灭突厥，彻底消除内地遭受的祸患。这时候唐王朝与突厥的关系由形式上的兄弟变成了对手，唐朝能取得这场博弈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占据着实力和信息上的优势，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唐朝这一方面，唐太宗已经决定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以暴制暴，以杀止杀，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给北征创造了良好条件。而对突厥来说，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一方面这时突厥内部出现了混乱，《通典》记述：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阳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都发生了叛乱。颉利可汗派突利率兵讨伐，突利又兵败，轻骑奔还。颉利可汗将突利关押了几十天，突利于是也有了怨言，产生背叛之心。突利为突厥王族，颉利亲侄，他怨汗欲叛，说明在突厥的最高统治阶层也发生了严重裂痕。
另外，颉利后期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部众早就不满，史料记载“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再遇上连年大雪之灾，六畜冻死，就引起了突厥内部大崩溃。对这些情况，唐朝方面是了如指掌的，因此，唐太宗命令徐世责（李责）、李靖，分统大军十余万，于贞观三年出击。这次出击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成功，在李靖突击突厥大本营时，唐太宗派出的使节都不知道，还在与颉利可汗进行和谈。颉利可汗在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对唐朝“兄弟”的谦让自然是万分高兴，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面对这种和谈即将成功的情况，是战是和，李靖不仅作为一个军事家，作为政治家的才干也显示出来，他明白实力决定一切，“一日纵敌，万世之患”。
李靖在一个大雾迷茫的早上袭击了突厥的中军营帐，在定襄（治所在今山西忻县）、云中（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打败东突厥，突利可汗请降，颉利向铁山逃亡（今内蒙古阴山北），李靖乘胜追击，生擒颉利，俘其众十余万，东突厥灭亡。
这场博弈，唐王朝是赢得干净利落。一般说来，战争胜败取决于实力、信息、战略和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面均优于另外一方，并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话，理性的弱者就不会进行战争的，唐太宗的便桥会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理智地选择了求和。但在贞观四年这一系列战争中，作战的有利因素全都掌握在唐朝这一边，唐朝的最高统治者面临的抉择是，唐朝不主动开战，而突厥不可能主动开战，那就得履行前约，每年送金银珠宝；如果再等突厥内乱平息，挑起战端，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双方是两败俱伤；而出其不意，主动发起战争，又在敌占区进行这一场战争，这就注定会赢得胜利。因为既然唐军已经发动了攻势，对突厥来说，就是两种命运，知道而且主动迎战，失败、损失小一些；不知道被动迎战，只能彻底失败。
在东突厥问题解决之后，对西突厥的战争，是在唐高宗时期完成的，伴随着唐与西突厥对西域的激烈争夺。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控弦数十万，霸有两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
与西突厥的博弈，唐太宗和高宗父子两人用的策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削其枝叶，弱其主干，因为对东突厥战争以后，唐朝已经失去了战争的突然性，在与两突厥的博弈中，既然双方都选择了战争，只有一方在感到技不如人，愿意臣服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纳什均衡。在战争初期，综合实力又相当的情况下，从太宗起就开始了剪其羽翼的战略。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他曾因突厥内争失败而归附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但太宗死，贺鲁即起反心，自号可汗，建牙帐（相当于帅府）于千泉（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与唐为敌，数扰西域，对于这种时降时叛的部落，只有将其彻底击垮。
唐高宗时期，仍然继承了太宗避实就虚的战略，经过多年的征战，逐个击破其联盟或附属各部。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平西突厥最后一战开始。唐军由大将苏定方统辖，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激烈的战斗接连不断，天降大雪，平地深二尺，唐军踏雪兼程追敌，士气高昂，阿史那贺鲁战败跳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在与两突厥的长期征战中，由于双方都选择了战争，那么要想达到均衡，只有一方被消灭或臣服才能达到新的均衡。唐朝在战略上是棋高一招，唐朝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向汉代一样，派出大量的军队，“劳师以袭远”，与西突厥硬碰硬，双方损失相当；一种是削其枝叶，弱其主干，最后摧枯拉朽。
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高宗父子的博弈战略是一致的，贯彻得相当彻底，针对突厥是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组织，不仅在军事上逐个击破，而且在政治上进行分化，对于被征服的突厥人，唐王朝并不以战胜者自居，突厥贵族多被唐朝任命为高官，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的达百人以上，他们都可以参加朝廷的各种大典和被皇帝召见。
由于唐朝对突厥人的优待，当时迁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有万家之多。广大突厥人民，由山林草原进入平原，由落后的经济生活改变为先进的经济生活，而且不愿再回到原来那种奴隶制的生活方式，这就为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也为彻底击败西突厥奠定了政治基矗
博弈智慧
正因为在博弈过程中，唐王朝放弃了单纯的军事征服，而是以融合为主，以军事进攻为次，这就避免了汉武帝与匈奴几十年的战争弄得国家疲敝，致使西汉衰落的结局，而是使唐王朝在长期战争的同时，国力仍是蒸蒸日上。
选择是每个人一生中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都在做的事情，选择的不同也直接带来了迥异的结果。要想使选择能够尽可能地对自己有利，在作选择时，就要尽可能地在更大的范围内，理性地、坚决地作出选择，不要犹豫不决，否则只会错失最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