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传达到基层，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林彪事件对全国上下的震撼是巨大的，它动摇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的看法，大家开始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因势利导，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对各地区、各部门的一系列工作进行调整和整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使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军干部重新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1972年至1973年间，着手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恢复和发展生产，狠抓产品质量；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工作也有了新的突破，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交流；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同时，周恩来等还着力在科教、文化、民族、统战等方面落实党的政策，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各项工作得以恢复和改善。
但是，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对批判极左思潮给予了支持，可他并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错误。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越来越多地触及“文化大革命”本身，这超出了毛泽东允许的范围。他在一次与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谈话时，认为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从而改变了批林的正确方向，这使得江青集团更加有恃无恐地批判极右和反击右倾翻案。
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1974年召开。但是由于突发林彪事件，九大通过的关于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亟待修改；九届一中全会也只选举林彪一人为党的副主席，林彪一死，导致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也没有；而且，在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人属林彪集团，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急需调整；另外，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代会作出正式结论。因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要年轻；二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1972年7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在筹备十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美会谈、中日建交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关心，认为需要有通盘的分析。1973年6月5日，他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时对他们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
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6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6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7月7日，他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报告送审稿，表示“原则同意”。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7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7月10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8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8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7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8月18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
8月21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4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他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23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他又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已决定由周恩来作。当讨论由谁来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提议王洪文的人寥寥无几。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