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视期间说过：“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按：即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是“挖墙角”。“批陈整风”运动最具实际性的内容，是这三项。
一、学习与批判
1970年10月，毛泽东对贵州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11月6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阅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第一次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11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转发《我的一点意见》（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指出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了阴谋活动，有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中央在指示中号召全党对陈伯达进行检举和揭发。全党全军立即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批陈整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学习与批判。
1970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红旗》杂志1970年第12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学习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1971年1月6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1970年12月29日对姚文元的一个报告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3月15日，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写了批语，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全党全军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结合批判陈伯达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国报刊掀起了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即陈伯达）的浪潮，着重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
二、陈伯达罪行的公布
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这个材料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有：“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如“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这个材料，若干问题符合事实，许多问题不符合事实。陈伯达的真正罪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所列，恰恰没有列出，铺陈了许多不实之辞和本人在历史上交代过的问题。
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三、加强与削弱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说，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权力很大，它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单位的工作。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它们的五七干校，均划归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决定说：“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同志担任，设组员若干人，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这个决定大大加强了江青等人的力量，也就在实际上削弱了林彪一伙的力量。这也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遏制了林彪一伙，却在客观上为江青一伙弄权窃国提供了条件。康生自九届二中全会后即称病不出，李德生并非江青一伙，后来调去沈阳，被解除了在北京的一切工作，所以中央组织宣传大权不久就落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讲话，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中说，中央认为，“这就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事实证明，“山头主义的窝子”云云，并无根据。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党中央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四、华北会议
1970年12月10日，中共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写了《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报告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说陈伯达反对毛泽东、林彪，都是无稽之谈。“保定问题”极其复杂。三十八军和河北省军区各支持一派，这两派尖锐对立，武斗不断。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坚决反对省革委会一负责人，这负责人却是中央所信任的。问题并不能归咎于陈伯达，但是毛泽东认为找到了“石头”。“12月16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毛泽东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林彪对毛泽东所说，纯系捏造；“太上皇”一说，也非事实。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华北到会的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9人，北京卫戍区到会的有吴德、吴忠等3人。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12月19日，周恩来将18日开会所议给毛泽东，林彪写了请示报告。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华北会议召开，揭发批判陈伯达，株连到李雪峰、郑维山。1971年1月8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上批示：“此件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这一批示也列为华北会议的学习文件。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揭露了陈伯达，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1月26日，郑维山、李雪峰作了检查。
综观华北会议前前后后，从三十八军的检举揭发到郑、李的检讨，既有正确地揭发批判的一面，又有许多不实之处，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大方向”掩盖了实事求是。会议文件中说，“陈伯达……反对……林副主席”，“陈伯达投靠……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他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他是肖华、杨、余、傅……的黑后台”，“反革命分子……杨成武”，这类说法都是违反事实的。从根本上说来，中央文革小组倒曾是各地区的“太上皇”，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并未与陈伯达狼狈为奸。
五、“抓住不放”的批判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判了吴法宪等人。毛泽东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这里说的就是批评林彪不听招呼。当吴法宪说到陈伯达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时，毛泽东批示，“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毛泽东还批示，“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所谓“其他宣讲员”，就是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作了批示。当叶群虚伪地说她犯了“路线性”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这样吗”？当叶群说到他们搞天才语录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毛泽东驳斥了叶群所说的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谎言，指出，“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批评叶群“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道：“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这里显然批评了林彪。（按：毛泽东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已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了有143人参加的座谈会。从1月9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人参加了华北会议。在军委座谈会期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未批陈，也未检讨。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对计划会议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政时期那样”。2月20日，军委办事组对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当他们说到“对‘批陈’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时，毛泽东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2月，《外交活动简报》第29期所刊《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4条中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提出意见。毛泽东阅后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这显然是对林彪一伙篡改党史的批评。
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又在他们的检讨上加了一段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3月30日，毛泽东在“×××3月19日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那里去了？”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作了总结讲话。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看来批判是严厉的、频繁的。毛泽东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是“路线问题”，因而“抓住不放”。黄、吴、叶、李、邱揭陈没有多少事情可揭，又不愿、不敢揭出叶群，恐怕也未必弄清楚了“路线问题”，因而总是过不了关。尽管毛泽东注意稳住林彪，但是林彪定然心中有数。林彪知道：批陈实质上是批林。
从以上所述看来，“批陈整风”运动十分复杂，既有正确的方面，更有不正确的方面，正确与错误混杂。总的说来，要逐步解决问题是正确的，但问题没有抓准，批陈颇多牵强附会，没有打中要害，若干问题没有正确处理，人为地制造了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