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听到一个热情而温柔的词，就是“la butica”。人们这样称呼我的爷爷和他的儿子们白天在那里度过的那家商店。因为我年纪太小，很少被带到那里去。这爿店铺坐落在一条从鲁斯丘克富人生活区的高处径直向下通到港口的陡峭街道上，较大的铺子都设立在这条街道旁。我祖父的店铺在一幢有三层楼的房子里，我觉得房子很高大，因为丘陵上面的住宅都是两层楼的房屋。店里整批出售殖民地生产的商品，那是一爿宽敞的店铺，里边有极美的香味。地板上放着许多个敞着口、里边装有各种谷物的大口袋，有装着小米的口袋，有装着大麦的口袋，还有装着大米的口袋。倘若我的双手干净，我可以伸手进去摸摸谷粒，这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我用手抓起一把谷粒来闻一闻，又让谷粒慢慢地流下去，虽然铺子里有许多其他稀奇的东西，我却常常这样做，并且最喜欢这样做，很难使我离开那些口袋。店里还有茶和咖啡，特别是有巧克力。一切东西都是大包大包地包装起来的，装潢很讲究，跟普通商店不同，这儿货物不零售。我之所以格外喜欢那些摆放在地板上、袋口开着的口袋，也是因为它们对我来说不太高，一伸手进去就可以摸到许多我喜欢的谷粒。
店铺里的东西，大多是可食用的，但并非一切都可以食用。店里也有火柴、肥皂和蜡烛，还有小刀、剪刀磨刀石、短把镰刀和长柄镰刀。从农村前来购买东西的农夫们久久地站在商品跟前，用手指来检验刀刃的锋利程度。我兴致勃勃但又有点害怕地看着他们，我要触摸小刀是不被允许的。有一次，有位农夫——大概我的样子讨他喜欢——用手抓起我的大拇指，跟他的大拇指并靠在一起，给我看看他的皮肤多么硬。从没有人赠送给我一块巧克力。爷爷坐在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里，他管理非常严格，所有商品都是批发的。在家里，他经常表示疼爱我，因为我取了他的全名。在铺子里，他不大乐意见到我，从来不允许我在那里久留。倘若他发出一个指示，接受指示的职员就会火速去执行，有时一个职员会带着包裹离开铺子。我最喜欢一个衣衫褴褛、年岁较大的瘦削男人，他总是心不在焉地微笑。他动作不灵活，每当祖父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会吓一跳。他仿佛在做梦，跟我在店里看见的其他人截然不同。他遇见我时总要说句友好的话，可他的话含糊不清，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我觉察到，他对我怀有好意。他叫切勒邦，是个最没有能耐的穷亲戚，祖父出于同情雇用了他。我老是听见人们呼叫切勒邦，仿佛他是个仆人，他就是这样留在我的记忆里。后来我才获悉，他是我祖父的一个兄弟。
我们院子大门前的街道，遍地尘土，非常荒凉，令人讨厌。下大雨的时候，它成了泥泞路，出租马车在路上留下深深的辙印。我不能在街上玩耍，我们的院子里有的是玩儿的地方，而且安全。有时我听见外边一阵咯咯的狂叫声，不久叫声变得更加响亮和激动，随后一个身穿黑色褴褛衣服的男子，咯咯地叫着，害怕得哆哆嗦嗦地冲进大门来，他是在逃避街上那些游荡的少年。他们尾随着他，高喊“卡科！卡科！”并像母鸡那样咯咯地叫个不停。他害怕母鸡，因此他们追逐他。他比他们领先几步，在我看来，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只母鸡，使劲地咯咯叫，怀着绝望的恐惧，并用双臂做扑扑振翅的动作。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上楼向祖父的房子走去，却从不敢进去，只是从另一边楼梯跑下去，动也不动地躺着。孩子们站在院子大门口咯咯地叫着，他们不能进入院内，见他像死了一样躺着，他们有点害怕，于是就跑开了。但不久他们便在外边唱起了他们的凯旋曲：“kako la gallinica! kako la gallinica!”——“卡科小母鸡！卡科小母鸡！”——只要听见他们叫嚷，卡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刚刚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便站立起来，用手摸摸自己的身体，小心翼翼地环视四周，仍惊恐不安地倾听一会儿，随后便弯着背悄悄地溜出院子。现在他已不再是母鸡，不再扑扑振翅和咯咯地叫了，他又是住宅区里精疲力竭、四肢无力的白痴了。
有时候，当孩子们在街上不远的地方窥伺着他的时候，可怕的恶作剧又重新开始了。这种恶作剧多半移至另一条街上，我无法再见到。也许我同情他，当他跳跃的时候，我总是担惊受怕，但是没出什么大事。我每次以同样激动心情见到的，都是他把自己变为一只庞大的母鸡。我不明白，孩子们为什么要追踪他，每当他跳跃后静静地躺在地上的时候，我都担心他起不来，再也变不成母鸡了。
多瑙河在保加利亚境内一段的下游，非常宽阔。河对面的城市久尔久属于罗马尼亚，据说，我的奶妈是从那里来的。她是个强壮的农民，给我喂过她的奶，同时也给她自己的孩子喂奶，她将孩子也带来了。我常常听她讲述扣人心弦的事情，虽然我想不起她来了。为了她的缘故，“罗马尼亚的”一词在我的记忆中保留着亲切的声调。
多瑙河冬天冰冻是罕见的，关于这条河流的冰冻情况，人们讲了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母亲年轻时候有时乘坐雪橇到罗马尼亚那边去，她给我看了她当年坐雪橇时穿过的暖烘烘的皮大衣。天寒地冻、寒气袭人的时候，饥肠辘辘的狼群就下山来，向雪橇前的马猛扑过去，橇夫挥舞鞭子，试图把它们赶跑，但这无济于事，得要向它们开枪射击。有一次在行驶中发现没有携带射击的东西，一个携带武器的吉尔吉斯人——他是家里的佣人——本应一起走的，但橇夫没有带上他就驾车走了。对付这些饿狼颇为费劲，母亲陷入了很大的危险，要不是有两位男子乘着一架雪橇迎面过来，结局可能是很糟糕的。他们开枪打死一只狼，把其余的赶跑了。母亲当时心惊胆战，她叙述了这些狼的红色舌头，这些狼当时靠得那么近，以致她过了好些年后还梦见它们。
我常央求她讲狼的故事，她也喜欢讲，这样，狼就成了最先萦回于我的幻想中的野兽。我从保加利亚农村姑娘们那里听到的童话，加剧了我对狼的恐惧。她们中有五六个总是生活在我们家里，她们非常年轻，也许十岁或者十二岁，已被她们的家人从农村送到城市来了。在城市里，她们被雇用到市民家里去当佣人，她们光着脚在家里来回跑动，一直是心情愉快、情绪饱满的，她们没有很多事可做，什么事情她们都通力合作，一起去完成，她们成了我幼年时代的游戏伙伴。
晚上，当父母离家外出的时候，我跟她们待在家里。大客厅的墙角摆放着几张低矮的土耳其沙发，除了地毯和几张小桌子外，我记得这些沙发就是客厅里仅有的固定陈设。夜幕降临的时候，小姑娘们都心惊肉跳，我们大家紧紧地瑟缩在紧挨窗子的一张沙发上，她们把我夹在中央，开始讲述狼形人妖和民间传说中关于吸血鬼的故事。一个故事刚刚结束，第二个故事就开始了，故事虽令人魂飞魄散，但是因为姑娘们把我紧紧围在中间，我却感到很愉快。我们是那么害怕，谁也不敢站立起来，父母回家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大家哆哆嗦嗦地蜷缩成一团。
我听过的童话故事中，只有一些关于狼形人妖和吸血鬼的故事留在我的记忆里，也许是由于没有听过其他故事。巴尔干的童话书，要是不能马上看出其中有某些是关于狼形人妖和吸血鬼故事的，那我是不关心的。那些故事的细枝末节我都想得起来，但不是用我当年听故事的语言。那些故事，我曾听人用保加利亚语讲过，但后来我读的是德文读本，这一神秘的转变也许就是我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中所要报道的令人惊奇的事情。由于大多数孩子在语言上的经历不尽相同，我也许应该谈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父母彼此间讲德语（我一点都听不懂），而对我们孩子和所有亲戚朋友，他们则讲西班牙语。那是真正的口语，当然是古代西班牙语，后来我也常常听，从没有把它荒疏。家中的农村姑娘们只会说保加利亚语，主要是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我也学了保加利亚语。但由于我从未进过一所保加利亚学校，并且六岁就离开了鲁斯丘克，因此我很快就把保加利亚语忘得干干净净了。那幼年时代的所有事件，都是在西班牙语或者保加利亚语环境中发生的，后来，对我来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却都变成了德语事件。只有特殊的戏剧性事件，所谓的激烈争吵和最令人讨厌的恐怖事件，才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西班牙语的原话。这些事件记得非常清楚，不可磨灭。其他所有的事件，特别是保加利亚语讲的一切事件，如一些童话故事，我都是用德语记住的。
这种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无法讲清。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情况下，这些事件变成了德语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探究过这种事，也许我担心通过一种按照特定方法和严格原则进行的探索，会把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宝贵的事物毁掉。只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些年代经历的事件，我记忆犹新——六十多年中，我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但绝大多数事件都是同我当时不熟悉的文字联结在一起的。现在把它们写下来，我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觉得我在记述时对事情有所改动或者歪曲。这不像一部书的文学翻译，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这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自我完成的翻译。由于我通常像避开瘟疫那样回避这个由于滥用而成了毫无意义的词，读者大概会原谅我在这种——并且是仅有的——情况下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