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沉默不语，因为每个人都十分了解B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经历。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最后是我首先开口说话：
“真是一帮傻瓜：他们发现了文身，但却忘记去看他的出生地点和日期。”
屈尔蒂一直是一个心境愉快的人，可那天——他是有理由的——他的情绪正巧不在最佳状态。他说，如果我认为他们确实没有看这些材料，那么我就是傻瓜；另一方面，当然啦，当局也是傻瓜，可以说，但那只是官方式的傻瓜，因为它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样的联系。
现在，还是让我言归正传吧，B于一九四四年最后的一个月在O wi cim[4]出生，准确地说，他是在以Auschwitz[5]闻名的集中营在比克瑙的一个营房里出生的。
奥布拉特说：在警察局，没有人想到比如O wi cim和Auschwitz这两个地名是一码事，这是可以想象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此表示赞同，只要回想一下毁灭性的无知、愚蠢、野蛮和邪恶，所有这一切在这个国家传染病般地蔓延着，而且能得到官方的同意——但可以说，国家只是在轻描淡写和冷漠地对待这些问题，这就像很久以来我们已经没有意愿去对公共生活状况进行改善，或者做任何的改变一样。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大腿上可以看见的文身就不会成为那么大的谜团：因为本来是可以知道的，在奥斯威辛的历史上，曾经有几个婴儿在那里出生，他们的大腿被刺上了囚犯的编号，原因是在婴儿的胳膊上还不能刺字，这仅仅是由于没有地方，也就是婴儿的胳膊太短的缘故。
B——说得婉转些——不太愿意谈论他自己出生时的情况。有几次，我把他逼入窘境，结果他说，他的母亲作为斯洛伐克的政治犯被登记在病房的记录卡上，他就是这样得到带有字母B的四位数字的；我还从他那里了解到，据他所知——正如他所说——在匈牙利囚犯的前臂上，一般会被刺上一个字母A和一个五位或六位数，而在匈牙利犹太人囚犯那里，大腿的可能性——也就是一个婴儿的逃跑——实际上等于零（准确地说，他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他又是怎样存活下来的呢？关于这一点，我只从他嘴里掏出了几个残缺不全的片段。也许，更多的情况连他本人也不知道。我甚至没有猜想过，他是否认识他的母亲和父亲：就算认识，他也从来没有谈起过他们。关于他的童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仅仅知道，他从男孤儿院逃走过。他也有其他的名字，这个我也只是在给他填写与翻译有关的出版合同时才看见的。有一次，他说，他“讨厌从祖先那里得到的名字，也讨厌祖先和所有那些使他存在的人”。我把这句话记录了下来。真有意思，我为此做了笔记。也许，这并不那么有意思。
如果我把从他和从其他人那里搜集来的所有材料拼在一起，那么大致可以形成下面这段经历。在进行筛选的时候，或者负责筛选工作的医生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女人（B的母亲）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这是可以想象的）；或者在她身上，压根看不出有怀孕的迹象（这同样是可以想象的）；也有可能，她的身孕也有点儿能看出来，但我们遇上的负责筛选的医生是好心人（最后，这也是可以想象的）。真正的麻烦在一个月后开始了，当时B的母亲的身体日渐消瘦，而她的肚子却越来越大。最后，她决定采取行动，尽管她也可能知道，她这样做是在冒生命危险：她以某种借口（比如，在集中营里，所谓的蜂窝织炎是常见的疾病，她可以把脚上已经流脓的疖子作为借口）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在报名去病房的人员名单上。这也可能意味着她将死定了：在申请去病房的人中，按习惯，大多是要经过筛选的。而这次，他们却没有筛选（根据我的假设：因为如果他们进行筛选的话，那么这个女人怎么可能进到病房呢，而她确实进去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可以描述得更准确一些。病房的监工是一位波兰女囚。B的母亲出生于斯洛伐克的乡下，她能完全让波兰监工明白自己在说什么；这是所有这一切的基本条件。几天后，她向她透露了自己的——其实已经是明显的——秘密。也许，帮她在死亡集中营里把孩子生下来的这一想法使监工感到紧张，然而她同主集中营里神秘的高官保持着关系，于是她马上开始采取行动。集中营已经处于清算状态，秩序也在崩溃之中：他们报告有一个犹太妇女死亡，在集中营管理部门帮助下，一个早已死亡的斯洛伐克女政治犯复活了——这在草菅人命的奥斯威辛意味着什么呢？一位母亲在病房里生下了她的孩子，尽管孩子马上被人带走了，但这个孩子还是以某种方式活了下来。
“令人厌恶的经历，”B评论道，“但你不是必须无条件地一直携带着它，就像携带你的钱包和你的身份证一样。你可以把它放在任何地方，把它遗忘在一个咖啡馆里，或者把它扔在街上，就像扔掉一个从陌生人那里得到的不合适的包裹一样。当然，所谓的正常的出生环境也不是十分的有决定意义，假如你思考一下就会明白。人一旦出生，就永远也没有办法了。”
我是那样的愚蠢，居然鼓励他：您就把它写出来吧！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回答道。
我想，我的确是不知道。
“这就对了。”他接着说，“它没有形状，血淋淋的，就像一个胎盘一样。但如果我写出来的话，它就变成了故事。你，作为一个要求苛刻的编辑，将如何评价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沉默不语。
“喏。”他鼓励我，“说话爽快一些！”
“我不知道。”我说。
“怎么能不知道呢？”他生气了，“你看：我交给你一个故事，它讲的是在奥斯威辛，仅仅因为有好心人的合作，一个小孩子出生了。小头目们放下他们的棍子和鞭子，感动地把哭泣的婴儿高高举起。一名党卫军中士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好啦，如果你这么讲述的话，那当然……”
“说下去！”他鼓励我，“说下去！”
“总之……无聊的作品……”我说。“但也可以换一种方法去写。”我急忙补充了一句。
“不可能。无聊的作品终归是无聊的作品。”
“但它确实发生了。”我抗议道。
他解释说，这正是问题之所在。它发生了，但却不是真的。它是一个例外。一段轶事。一粒沙子掉进了切割尸体的机器里。他说，谁会对他这个例外的、归因于集中营里好心人的生命，对这个违反规则的、偶然发生的工厂事故感兴趣呢？在集中营里发生的所有故事当中，这个名叫B的不存在的人的例外的成功故事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
那时，我们刚刚认识，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他所说的话。也许，就是在今天，我仍然没有充分理解。但是，在这个已经陷入单调无聊和愚蠢屈服的灰色城市里，这样的谈话开始慢慢地使我入魔，置身其中，我仿佛只能认出我的一个十分遥远的、荒诞离奇的梦。
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波斯人？——一位法国哲学家问。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文学编辑？——我问。或者，至少应该这么问：一个人如何将成为文学编辑？我们说，画家、音乐家和作家大多是天生的，而校对却不是。大概这需要某种特殊的退化，而要理解这一点，我就得从远处说起。我必须讲述我的职业生涯，也就是我的完整的堕落史；我必须讲述我的家庭（据说，最初是从瑞士来到这里的凯瑟尔巴赫家族）、我所处的社会阶层、我周围的环境、我生活的城市、我的祖国——整个世界的堕落史。就像一个不可救药的校对，脑子里塞满了世界文学作品中的语句，我马上想到一本书，一个可能的开头：说真的，我并非想把我自己推到前台，当我讲述使人无法忘怀的B的故事……或者：他的人生？也许：他的人生经历？
我是如何得到这本书的呢？后来慢慢地显露出来，这本书对毫无疑问有些可笑的我的想象力产生了痛苦的影响。在我的家里，没有文学，更没有艺术。我是在那些清醒的人中间长大的，战争和各种独裁统治把他们塑造成了——什么呢？也许，我能表述得更准确一些，如果我这么说：我是在那些清醒的人中间长大的，他们的灵魂、性格和个性遭到了战争和各种独裁统治的清算。我提到过，我的家庭源自瑞士，据说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在土耳其占领和其他的变乱中，我的祖先仍能通过顺利地做牛的生意，扎根于埃尔代伊[6]的……
啊，不。我们别说这个了。说几个要点就足够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的爷爷就不再使用凯瑟尔巴赫这个姓氏了。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可怜的人在前线失去了他年纪稍大一点的，也是他最疼爱的儿子。因为保留姓氏的起首字母既合乎情理，但又有实用价值（不管是多么的令人难以相信，在那个时候，人们穿的衬衫上绣着由姓名的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这样他就选择了凯谢吕这个姓氏，因为他就生活在痛苦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的父亲把家从埃尔代伊搬到布达佩斯，因为他害怕……（在这六个点的位置上，我写什么都是一样的：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共产党人、犹太人、纳粹党人、正统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报复。作为所谓的“埃尔代伊难民”，他的家被安置在了一个不久前被洗劫一空的犹太人的房子里。布达佩斯战役刚结束，我父亲就琢磨着继续逃难，因为他害怕房子的主人报复。然而，房子的主人没有出现，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很走运，他们被杀死了。我的父亲强调了这种表述。后来，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亲耳听他这么说过。
“你们永远也不要隐瞒真理！”他这样教育家里的人，“你们不要接受现成的、容易听到的话语。至少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勇气，它是不可能被国有化的。我们要面对事实：我们之所以能住在这里，之所以还有住房，是因为房子原来的主人幸亏被杀死了。否则的话，我们真的可就无处可住了。嗨……这就是运气。”他还悲苦地说，名字就是象征。
我爱我的父亲。他的脸是漂亮的、灰色的和疲倦的，他的眼睛也是漂亮的、灰色的和疲倦的。有时，他会在家里谈到，很久以前，在别的地方，他曾有过一种不错的生活；但当我知道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家所谓的国营企业的所谓的负责法律事务的专家了。“精神上的勉强度日”——他这样形容这份令他无法接受但却还是接受了的工作，因为他每天都在干这份工作。说这话时，他做了一个鬼脸，同时他的手做了一个微小的动作。我没有经历过据说是男孩子们必须有的命运：造父亲的反。没有可以让我造反的人或物：遇到我父亲不存在的、很早以前就被消灭了的反抗，我的造反的动力马上会化为乌有。
我为什么要把所有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呢？我不知道，因为它们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在命运给我安排的这个世界里，结果不总是来自于原因，而原因也不总是被证明为有充分根据的出发点：这样，想通过分析结果而找到原因的逻辑，在这个世界里是错误的逻辑。我认为，在命运给我安排的这个世界里，根本就没有过逻辑。
事实是，在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在六十年代初——我得到了一本书。我想，我在前面提起过这本书，在这里，我将不说出这本书的书名和作者姓名，因为这些名字和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概念，对于每个人和不同的时代，含义是不同的。关于这本书的存在，我当时只能从别的书中了解到，这就像天文学家从其他星球的运动中推断出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天体一样；然而，在当时那个无法搞懂原因的时代，由于某种无法搞懂的原因，要搞到这本书是不可能的。我当时正在上大学，身上的钱不多，但我却把钱全花在了这件事情上：我把旧书商们动员了起来，连吃午饭的钱也省了下来，就为了搞到一个旧版本。后来，我坐在散步广场的一条长凳上，花了三天时间才把这本厚厚的书读完，因为户外正是春天，而在我租的房子里总是一片昏黑，使人感到压抑。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那时体验到的冒险是多么的富有想象力，与此同时，我在这本书中读到，《第九交响曲》被禁演了。我感到我自己是有特权的，就像一个人获得了只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一样；就像一个人突然被人们唤醒，人们像宣布一项判决书一样，把这个世界不可救药的状况突然展现在了他的面前。
我还是不愿相信，是这本书引导我选择了这个致命的职业。我读完了它，然后它就在我的心底慢慢地沉睡了，我此后读过的书则覆盖在了它的上面，一层一层的，密集而柔软。在我的心底沉睡着许多书，有好的，也有坏的，每种体裁都有。句子、单词、段落和诗行有时会忽然苏醒，像不安的房客一样，孤独地闲逛着。在其他时候，它们在我的头脑里开始大声闲聊，而我却无法使它们停下来。这是职业病。我在编辑一位世界著名指挥家的世界著名的回忆录时，偶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句话，这可能是真话：指挥家抱怨说，由于高强度的排练，他患上了长期的失眠症，因为他没有能力控制经常萦绕在心头的乐队的嘈杂声。
不，不，首先是由于错误，一个人才成为文学编辑，然后成为出版社的校对。不管怎么说，文学是一个陷阱，它把我变成了俘虏。更确切地说，阅读是一个陷阱。它就像是毒品，舒舒服服地抹掉了统治着我们生命的无情的轮廓。也许，它是在大学的什么地方开始的。它是在大学的交友和熬到深夜的大范围的、深入而没有意义的交谈过程中开始的。我们的一个朋友突然发表了一首诗。在此之前，他神秘地把诗拿到这里来让人们阅读，有人说其中的一对韵脚充满了某种大的智慧。后来，人们就习惯了征求你的意见。你自以为是地在走廊上匆匆走过，腋窝下面紧紧夹着其他人的手稿。你养成了一种吹毛求疵的习惯，追求一种语言的纯净性，人们认为你的审美力是不可能有错的。消息传开了，说“你懂文学”，最后连你自己也相信了这句话。你将成为大学校报的编辑。你学会了如何在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中搞平衡，在那个年代，你竟把这个看作是可以好好玩一把的游戏，你这个可怜的人！有时，人们在私下里对“你的胆量”表示恭贺。后来，弥漫在出版社里的随意的愤世嫉俗的作风也被你学会了，你在其中寻觅到了乐趣。那个时候，还能闻到新鲜的油墨的味道，有一个老作家，他在送来文稿的同时，还送来了由国家资助出版的他自己的一些著作。
我在这里说些什么呀？我差不多开始讲趣闻轶事了。现在我看清了，要保持明了的结构、主题精妙的展开和统一的风格是多么不容易啊，而这正是真正的作家区别于像我这样的业余作家的地方。那个爱好——我必须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真正的、大的爱好——产生的原因我必须找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开始萦绕在我的心头，而它的主题当然是一部书，一部没有找到的书，也就是B的消失了的小说。曾经有过吗？当然，就是在今天，这部书也有可能被发现，尽管我对此并不相信。尽管谁也没有见到过这部小说，而且每个人都在否认它的存在，但我为什么在想到它的时候，就好像是想到不可怀疑的事实一样？我为什么认为B写了它呢？喏，我仍然确信他写了。不写这部小说，他是不可能走的，因为他是作家，真正的作家，而作家是要完成他们的作品的，即使有几千页，也要完成；即使只有短短的几行，也要完成。大作家是不会把未完成的作品留在身后的，这些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已经领会到了。阅读这部书对我将极其重要，因为我可能会从中了解到他为何而死，也许我还可能会了解到，在他死了之后，对于我而言究竟——比方说——是否还允许活着？
我在思考，我们之间的友谊从何时开始变成了一种依赖——当然，我说的是我对他的依赖，因为贝是那样的独立，就像一根冰柱（和现在一样，也可以理解为这个词的喻意，这是我后来领悟到的）——后来我卷入他的经历之中，从此便无法把我自己的经历从中分离出来。我想，这是从那次谈话开始的。当时，我刚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不久，我们坐在一家昏暗的咖啡馆最里面的角落里进行了一次谈话。尽管在我被逮捕这件事上，他并非完全无辜——我不必说，我在这里想到的是完全抽象的事情，仅仅是他在精神上的影响，从一开始他就对我产生了这种影响。如果我做更深入的思考，那么其他的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沉睡在我心底的那部书也在悄悄地苏醒了。校对工作从来没有完全地使我满足，即使在获得成功的时候也没有，比如，当我认为我心仪的一部书或者它的出版非常重要的时候，我独自或者同临时搭档一起，经过较量，最终通过总是伺机采取行动的白痴或者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看样子，在我的心底，除了这部书外，还隐伏着一个人物（当然，也许还有一个补充性的人物，但我们还是不谈这个为好），这个人物随着B的出现而突然苏醒，这就像在埃尔莎身上隐伏着罗恩格林[7]一样。但我担心，如果这样继续讲下去，我可真就不能自拔了。这无关紧要。在我的生活中缺乏一种艺术家，为了他的缘故，人们真的愿意当校对。这就是该死的诗人——喏，现在我说出来了，不管这听起来是多么的幼稚。
我无法使自己没有理想，但每个人都有一个所谓的理想，即使是在不便于说的时候，或者是每个人都否认的时候，这个理想都是存在的。我见过一个人，他是按照自己的原则而生活的。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突然发现，我是依赖他的言语而生活的。我根据他的情况及时调整自己，我必须知道他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在创作什么。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愚蠢？然而，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有一点儿像是次要的人，我们从强于我们的人的生命中汲取营养，好像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属于我们的养料一样。那时，我遇到了大麻烦，在道德上如此，在别的方面也是如此——用简短的话说，我的已经躺在废墟上的生命，看起来像要崩溃似的——我处于完全依赖别人的境地，随时准备接受任何影响。那是些黑暗的日子，城市正经历着冬天，而我的心里也经历着冬天。我极其严肃地思考着，是否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简直失去了赋予我的生命以意义的能力。我看到，与尚且还能产生的快乐相比，我的生活遭遇了太多的烦恼。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了解到贝对于自杀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令人震惊的和别出心裁的，准确地说，与他最终所采取的行动截然相反。
但我感觉到，我开始变得使别人无法听懂了。也许，我得返回去，按照某种时间顺序来讲述，比如，讲述我是如何认识贝的。但是，这个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在出版社，每个人都认识贝。我那时在文学作品校对科工作，B经常来找外国文学的编辑们——他从事法语、英语和德语翻译，而且翻译得非常漂亮——我同他没有任何往来。但他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贝是个嗓音洪亮和快乐的人，他和蔼有趣，谈吐十分诙谐——每天早上，他都是这个样子。我在当时还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有那么一点儿讨厌他。小吃店是社会主义者的避难所，这里有前一天剩的面饼、可疑的三明治和稀溜溜的咖啡。为了寻求片刻的快乐和隐蔽之地，有时每个人都会有规律地在这里出现，有一次我们还交谈了起来。我们出版社有一份刊物，这是每月出一期的受到欢迎的杂志，我自己也是它的编辑之一。这份刊物存在经常性的手稿不足问题，我得想方设法解决。后来有一天，我们一边吃着前一天剩的面饼，一边喝着人造橘子汁，我问B，他在翻译之余是否也习惯写点东西，如果写的话，有没有可供我们杂志用的原始手稿。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真面目。他看人的时候，能让人感觉不舒服。“你是谁？”他问。我告诉他，我在这里工作，我还说，我以为我们相互认识呢。“我不这么认为。”他回应道。他表情严肃地把我打量了一阵子。“你喜欢棘手的东西吗？”他后来问。“这取决于质量。”我对他说，因为我认为他在摆架子。这是一次特别愚蠢的谈话。
几个星期后，他把一份手稿放在了我的桌子上。在他离开后，我怀着好奇心匆匆地看了几眼。该怎么说呢，这似乎是一份大有希望的材料。于是，我马上就阅读了一遍。在这篇后来——真的，只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圈子里——被视为重要作品的短篇小说里，B首次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认为，生活的基本原则是邪恶。然而，小说本身讲述的仍然是一个道德行为的故事，也就是善的发生。小说讲的是，在以邪恶为基本原则的生活里，善也是可为的，只不过行善者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正如小说本身也是大胆的，在小说中这个断言得到了体现。另外，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纳粹集中营的背景下发生的。
我把贝的这个短篇小说作为“最重要的作品”，而且是“最近几年来落到我手上的最重要的作品”推荐给了我的上司，也就是我的经理，以引起他的注意。结果，关于这篇小说，他说“愤世嫉俗者”。这个人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愤世嫉俗的人——尤其考虑到是在这个国家，一个人要想担任国家出版社经理，难道不需要足够的愤世嫉俗吗？——所以，在这个经理表达拒绝的词库中，“愤世嫉俗者”这个词语是他的分量最重的理由。这篇小说最后在一份不重要的，准确地说是国家使它变得不重要的刊物上发表了，它每半年出版一期，而且当时的印数也受到了限制。是我自己把这篇小说送给这份刊物的。“费这么大的劲，值吗？”贝扮了一个鬼脸。“值。”我回答说。但我感觉到，我发生了什么事，有某种东西开始在我体内燃烧，好像所有这一切程序，加上这篇小说，突然间引爆了我身体里的一个，也许很久以来就等在那里的爆炸装置。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相信，我踏上了公开反抗的道路，因为我从来没有反抗的天性；只不过是我的厌恶感增加了。真的，是这种厌恶感成全了其他的一切。那些没有生活在不可能澄清原因的世界里的人，那些在尝到厌恶的滋味后也不清醒的人，那些从来没有感觉到普遍的无能为力这个疾病在他们的机体里扩散并控制他们的人，都理解不了我在说什么。我在一条路上顺利地出发了——确切地说，有某种东西和我一起顺利地出发了，这种东西就像是跑错轨道的火车，我永远也不可能控制住它。我想起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下午，我必须用这个下午去消化一份手稿。这是一部所谓的长篇小说，其作者的名字在所有作家中排在第三或者第四位，因此他的名字一直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上。这个时候，在形式上把这份手稿发给大家传阅，我可以这么说，凡是拿到手稿并将发表意见的编辑，就已经知道了他要做的事情。一般来说，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紧急的，依照惯例，这部书必须破例出版。关于文学、编辑的人格、我的职业的意义和我的家庭——我已经有妻子，还有一个儿子——我肯定做过一些思考，但是这并不是实质性的东西；随着我的血液流动突然加速，我感觉到一列火车随我一起出发了。我写道，这部作品语言低劣，结构平凡，故事缺乏新意——我不建议出版这部小说。在另外两位编辑对期待已久的校对的提议不予支持的情况下，征求意见的工作必须重新开始；这期间，作者以浪费时间为由，状告出版社，他还动员了他在“上层”的庇护者们，我自己则被降级使用，成了那些不可信任的人中的一员。
这么说吧，把我的苦难历程写出来是没有意义的，而时下这已蜕变为知识分子最喜欢的——而且收入不菲的——娱乐。可别忘了，我要讲述的是B的经历（如有可能，我将不掺杂自己的经历）。其实，我的情况，至少同当时的环境相比，算不上例外，也算不上特别危险。最后，我以煽动反革命、参与制作和发行非法杂志的指控被捕，但后来我并没有被正式起诉，大约拘留了十天后就被放了出来。后来我听说，当时，一笔大额国家贷款的谈判正在幕后进行，而国际担保的条件之一就是释放政治犯。
我成了政治犯。我应该大笑才行。“假如你是革命者，你当初就不应该建立家庭。”我的妻子对我大加指责。这完全是误解，就像一出廉价的闹剧中的情节一样。从根本上说，完全是出于好玩，出于厌恶、无聊和正直，我才做了这件事，可我怎么能使她理解呢？我怎么能贬低自己的英勇事迹呢？至少，它看起来还是可以辩护的。我怎么能够承认，既不是信念，也不是希望在指引着我呢？仅仅是，怎么说呢，我要打破生活的单调，以便获得有关我的生存的信息。说真的，整个事情就是一出纯粹的恶作剧，是那种从逻辑学和心理学角度无法解释的行为，正如纪德所说，这只有在那种没有幽默的社会里才被当真，独裁统治就是这样的社会，警察的世界观是其唯一的基本原则。这之后，我必须沉默，我的僵硬的脸上带着不屑一顾的笑容，好像不可能同那些不配听的人一起分享自己的不可动摇的论据一样。
如果我说，这种状况是糟糕的，那么我还没有触及真正的不幸。为了我不太严重的罪孽，我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我的妻子离我而去，我失去了自己的小儿子，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住房。当时，我把所有这一切概括为一句话：我的生命崩溃了；而且，我还清楚地记得令我自己也感到吃惊的冷漠，伴随着冷漠，我听到了我的妻子完全合理的指责，而在这种冷漠背后，可能不只是有我蹲了十天监狱的经历。如果我说，在我感到生命崩溃的同时，我感到了一种解脱，这奇怪吗？走出婚姻，我一下子跨进了真理，我心里充满冒险的感觉，好像新的一切就要开始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的妻子首先是因为家里被搜查而怨恨我的——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没什么可争辩的。据说有三个人占领了我们的房子，他们翻抽屉，搜柜子，挪家具。这个可怜的人，她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其中的一个人猛推了她一下，另一个人则“偶然地”捏了一下她的乳房，以至于在她的乳房上留下了青色的斑痕。我们两岁大的小儿子号啕大哭。在我听我妻子讲述的过程中——我准确地想起来了——我越来越注意到她的上嘴唇，她的上嘴唇像一道优美的弧线，稍微有一点儿短，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上了它。我曾经思考过，爱情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而人的整个脆弱的生命就建立在这样的不可思议之上。一天，当醒来时，我们发现自己和一个陌生人在一间陌生的卧室里，我想，我们将永远不能找回自我：我想，是偶然性、色欲和瞬间的想法决定了我们荒谬的生活。
对了，我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他的雄心勃勃的母亲逼迫他搞计算机专业；在我们日渐减少的会面中，我遗憾地断定，我没有很多的话要同一个计算机专家谈。在他的面前，也许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未来。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我的儿子对他的父亲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在他看来，父亲过着已变成多余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尽管他是一名文学编辑，但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慢慢地已经不需要文学了，更不用说编辑了——
可以肯定的是，事情不是有意这么发生的，但在接下来的短暂而黑暗的日子里——我是那样闯入这些日子的，就像是跨出了我们家的房门后，跌进了一个没有掩埋的坑里——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是在圣诞节那一天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真痛苦。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去了能去的地方，见了能见到的人：我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准确。有人告诉我，除夕夜将有一个“盛大的聚会”。有人想同我交谈。有人想帮助我，使我重新得到我的工作。我从屈尔蒂那里得到了地址，他认识费尼韦什，费尼韦什认识豪拉斯，豪拉斯又认识传奇人物博恩费尔德，博恩费尔德的文章有时会刊登在《纽约时报》《世界报》《法兰克福汇报》上。有人说，博恩费尔德现在居住在美国。我还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在这个极其挑剔的圈子里，看样子，我可能会为自己赢得一点儿名声，我想这归功于我被拘留这件事。
雾笼罩着这个除夕之夜，这座城市死气沉沉的，但同时又有许多人——许多张脸和人影，会忽然从迷蒙的夜雾中显现出来，那样的突然、不可预测、不可避免，就像命运一样。一张张露齿傻笑、愚蠢的脸从我身边经过，它们躲在破旧的礼帽或者无边帽的阴影里；小汽车从人行道旁边飞驰而过，把路面上黑色、冰冷的积水溅向行人。在我的耳边，有时人们会吹响装饰着缨子的巨大的纸喇叭，它们发出的尖叫声充满了不祥之感，跟人复活时的情景一样可怕。在我的脚边，有时会有鞭炮响起，发出闪闪的火光。我得去一个位于内城的地点，也可称之为密谋者的地点，在这里，一帮境遇相同的知识分子将要庆祝波兰的反抗运动、最新的地下刊物以及即将来临的新年。
无疑，在这个除夕之夜，B不知不觉地成了聚会的中心，然而这不可能是他的主观愿望。或许，这次他还是有这个愿望的？他究竟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在绝望的信徒、坚定的实证主义者和承认永远失败的改革者中间，他在寻找什么？他放弃采取行动，对希望不屑一顾，不相信，不否定，什么也不想改变，什么也不想赞成，他怎么会来这里呢？这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房子里一片昏暗，直到最后，我也没能分清东南西北。但由于里面挤满了人，几个互相通着的宽敞的房间无法一览无余；天花板很高，被烟雾熏过的墙壁显得有些肮脏，家具也是残缺不全；到处都有人在吃着，喝着，他们坐在地上，坐在沙发上，坐在（或者躺在）一切能想到的地方。主人们：男主人、女主人或者款待客人的人，一点儿影子都没有；这个晚上的聚会显然是按照野餐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每个人都带来某种东西，有人把包裹打开，并把许多的饮料和少量的食物摆到桌子上，如果门铃响了，会有人去开门。虽然房子主人的名牌就钉在门上，但直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许他根本就不存在。我回想起一个几乎是没有任何家具的房间，一块显眼的、像丝一般柔软的蓝绿色地毯几乎铺满整个房间，地毯看上去像波浪一样起伏不平。当然，我也还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对此，我有很好的理由），这样一来，我几乎没有听懂一个特别的游戏规则。在一张桌子那里，一个小团体——其中也有屈尔蒂和B——按照这一规则在玩，而且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失控。
很久以后，也就是在贝死后，我们澄清了这件事，而且是在那个早上，在出版社。
“你想的是集中营扑克。”奥布拉特告诉我，“玩法很简单，规则也很简单。玩的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每个人都说，他去过哪里。只要说地名就行，别的什么也不用说。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定筹码的价值。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那么两个基什道尔巢[8]等于一个主街道……一个毛特豪森[9]等于一个半莱切克[10]……”
“你的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的。”屈尔蒂的精神振作了起来，“不过，就是在今天，我自己也不能完全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