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茅格蒂[1]
“那时我返回屋子，写道：午夜。雨正敲打着窗户。午夜来临之前，没有下雨。”
贝克特《马洛伊》
我们要讲述的人物，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凯谢吕[2]。通常，我们先想象出一个人物，然后再给他想象出一个名字。或者相反：我们先想象出一个名字，然后再想象出叫这个名字的人物。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我们要讲述的人物，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也叫凯谢吕。
他的父亲也叫这个名字。
但是，他的爷爷也叫这个名字。
因此，大人们就把凯谢吕作为他的名字写进了他的《出生登记簿》：所以这就成了现实，对于这一点——也就是这个现实——凯谢吕如今已经不再相信了。如今——即将逝去的千年的最后几年中的一年，我们假设现在是一九九九年早春，而且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对凯谢吕来说，这个现实已经变成了充满疑问的概念，甚至更严重：已经变成了充满疑问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根据凯谢吕内心最深处的感受——首先缺少的就是现实。假如真要强迫他使用这个词汇，凯谢吕总是立刻接着说：“所谓的现实。”即便如此，凯谢吕也不满意，他对这个词汇的满意程度十分的有限。
如今，凯谢吕频繁地伫立窗前，俯视着街道。这条街道所展现的是布达佩斯平凡、常见的街道的最平凡、最常见的风景。在有污渍、油渍和狗屎痕迹的人行道上，停放着许多小汽车。在小汽车和风化成鳞状的房子的墙壁之间的一米宽的空隙里，最平凡、最常见的行人匆匆前行，从他们显露出敌意的神色上可以推断出，他们正在想着令他们烦恼的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是急于避开挡在他们前面的行走缓慢的纵队，于是就从人行道上走下来。这个时候，满怀憎恨的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对他们离开纵队的任何不切实际的愿望提出抗议。对面是一个广场，在那些木板尚未被撬走的长椅上，来自邻近地区的无家可归者长时间地坐着，他们的包裹、购物袋和塑料瓶就放在身边。有一个人蓄着浓密的胡子，头戴深红色的编织帽，鲜艳的帽缨子在他坚硬的毛发旁快乐地摇摆着。还有一个人，头戴破烂不堪的不存在的军队的军官帽，身穿掉了纽扣的、褪色的、沉重的棉袄，腰束一条引人注目的丝绸带子，带子上印有鲜艳的花朵，很有可能这曾经是一件女式睡袍上的配件。一双足关节突出的女人的脚从牛仔裤里露了出来，她脚上穿的是银色的、脚后跟已经磨坏了的礼服鞋；更远处，在一块狭窄、稀疏的草坪上，躺着一个无法看清楚的人，这个人蜷曲着腿，僵硬地、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像一堆抹布一样，可能是酒精或者毒品使他倒在了那里，也有可能，他是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才倒在那里的。
在朝那些无家可归者看的时候，凯谢吕突然觉察到，他又在看无家可归者了。无疑，凯谢吕如今把太多的注意力浪费在了无家可归者身上。他能——一般来说，在无聊的时候——在窗口虚度半个小时，就像窥淫狂着了迷似的，说什么也不会放弃展现在他面前的淫秽表演。另外，在凯谢吕的心里，伴随着这种窥淫行为的是犯罪感，同时还有一种他所厌倦了的吸引力，这最终导致了一种令人作呕的焦虑和对生存的恐惧感。每当这种焦虑在他的心里形成准确无误的轮廓时，凯谢吕大约达到了他那神秘的行为的更加神秘的目的，于是他差不多是满意地离开窗口，走到桌子旁边。桌子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手稿，它们已被翻开和铺开，就像一群死去的鸟儿一样。
凯谢吕自己也清楚，如今在这种与无家可归者形成的强迫性的关系中，可以说有某种他所不了解的、使他不安的东西。这的确折磨着他，就像疾病折磨他一样。他只需作出决定，永远不去窗口。或者，仅仅是为了给房子通风，或者出于其他的类似的目的，他才走到窗口。此后，他突然又一次发觉自己站在了窗口，并望着那些无家可归者。
凯谢吕怀疑，在他这种特别的爱好后面潜藏着某种可以诠释的意思。甚至，他觉得，如果能把这个意思诠释出来，那么他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人生，而现在他对它还说不上理解。从前，他所了解的他个人的存在是经常性的，几乎可以触摸得到，而现在他感到好像有鸿沟把他和他个人的存在隔离了开来。对于凯谢吕来说，哈姆雷特的问题不是“生存还是毁灭”，而是：我存在还是不存在？
凯谢吕差不多是心不在焉地翻开摆在桌上的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手稿中的一份。这沓手稿非常厚，是一个剧本的手稿。封面上写着剧本的名字：《清算》，然后标明了体裁：“三幕喜剧”。再往下，写着：“发生于布达佩斯，1990年。”他用两个手指夹住这张纸，以便继续往后翻，但紧接着他还是被一种隐隐约约的快乐所征服，这种快乐是剧本中的场景描写带给他的：
（一家简陋的出版社的简陋的编辑室。破旧不堪的墙壁，摇摇欲坠的书柜，隔板上缺很多书，到处是灰尘，一片凌乱；尽管没有要搬家的任何迹象，但搬家前的那种临时的杂乱无章却无处不在。房间里有四张书桌，四个工作岗位。这些书桌上摆放着打字机，其中的一些上面覆盖着保护罩，书籍、手稿和卷宗堆积成山。窗户都朝着庭院。后面是一个门，门外是走廊。在远处的某个地方是上午快要结束时的阳光。在这里，在简陋的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有简陋的人工照明。
房间里有屈尔蒂、他的妻子沙劳、奥布拉特博士。他们冷漠地围坐在一张书桌旁，像是在等候什么人似的。过一会儿，人们就会明白，这张书桌是凯谢吕的。）
凯谢吕开始产生了阅读的热情，这是一种特殊的着迷，这种着迷彻底地决定了他的人生。他喜欢剧本开场时的对白：
屈尔蒂 我憎恨。我讨厌。我想呕吐。这是房子。假如你们不知道的话，我告诉你们，这里曾经是宫殿。那些是楼梯。这是房间。这就是一切。
奥布拉特 （对着沙劳）你说，你能理解他在说什么吗？
沙劳 他感到无聊。
奥布拉特 我也感到无聊。你也感到无聊。
沙劳 但他的无聊是激进式的。今天这已经是他唯一的激进之处了。这是伟大的时代遗留给他的。无聊。他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就像带着一只生气的、毛茸茸的牧羊犬一样，偶而他会让它追逐其他人。
屈尔蒂 他们召集我们十一点钟来这里——
沙劳 （以安慰的，几乎是恳求的声音，就像是对一个孩子说话）谁也没有“召集”。凯谢吕请求我们把材料带到出版社。如果可能的话，是十一点钟。
屈尔蒂 都十一点半了。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这当然不会让你们苦恼了。你们坐着并忍受着，正如在这个国家，人们什么都能忍受。你们忍受着所有的欺诈、所有的谎言和所有的枪杀。好像你们已经在忍受在你们被枪杀之后将要发生的枪杀一样。
凯谢吕突然笑出了声。准确地说，他发出的是典型的、短促的声音，这声音如今对他来说就意味着笑。这声音差不多是从他的胃里发出来的，听起来更像是干哼，无论如何也不像笑。在高兴、快乐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发不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他继续翻着手稿，直到他的目光又一次停留在下面的舞台指示上：
（凯谢吕匆匆地走进来，腋窝下面夹着厚厚的卷宗。）
凯谢吕 你们别生气。我也是身不由己。对不起，对不起。会议延长了。
沙劳 你看上去有些紧张。发生了什么事情？
凯谢吕 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出版社将要清算。国家将不再为破产企业提供经费。国家提供了四十年的经费，从今天开始将不再提供经费。
奥布拉特 合乎逻辑。这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了。
屈尔蒂 国家还是同一个国家。迄今，它为文学负担经费，其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清算。国家对文学给予扶持，是通过国家对文学进行清算的一种隐蔽的形式。
奥布拉特 （以讥讽的语气表示认同）这是具有公理性质的表述。
沙劳 那么出版社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将会被关闭吗？
凯谢吕 就以这种方式。（他耸了一下肩，有点儿沮丧地）但所有的一切和所有的人都将以这种方式终结。
是的，凯谢吕回想起了九年前的这个上午。他记得，他开完编辑部会议（所谓的编辑部会议）后，腋窝下面夹着厚厚的卷宗，推开了房门。屈尔蒂、沙劳和奥布拉特正在书桌旁等候他。他自己，即凯谢吕所说的话差不多和剧本里的台词一模一样。唯一的一个障碍是，当这个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按照剧本——发生时，创作这个剧本和剧本中这个情节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自杀了。
警察找到了注射针头和吗啡安瓿。
凯谢吕是那样的镇定自若，以致他能够在官方的人员到来之前，把手稿中最重要的部分抢救出去（精神恍惚的沙劳则带走了少量的书信）。
这个剧本也是在遗稿中被他找到的。整整九年前，当凯谢吕阅读这个剧本的时候，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紧接着，剧本中名叫凯谢吕的人物——准确地说，和现实生活中的凯谢吕一样——是那样的镇定自若，以致他能够在官方的人员到来之前，把手稿中最重要的部分从自杀现场抢救出去。当把文学战利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并开始贪婪地阅读时，凯谢吕找到了这个剧本，并很快找到了这个情节，情节表明，他是那样的镇定自若，以致……等等。此后，情节更加紧张，不仅剧本中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因此，凯谢吕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他是该对作者——他死去的朋友——十分清晰的远见感到吃惊呢，还是该对自己，可以说是懊悔不已的决定感到吃惊，他把自己同预先写好的角色融为一体，并将其故事变为现实。
如今，九年过去了，凯谢吕对另外的事情产生了兴趣。他的故事已经结束，可他自己还在这里，这是一道难题，凯谢吕把这道难题的解决一拖再拖。或者，他应该继续他的故事，但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或者，他应该开始新的故事，但这同样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无疑，凯谢吕在他的周围看见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有好的，也有坏的。甚至，如果让他彻底地思考一番，那么他看见的依然是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人生。剧本中名叫屈尔蒂的角色，比如现在就选择了得病这种解决办法。当凯谢吕最后一次去他那里的时候，发现他躺在床上，身边是血压计，一张小桌上摆着不同颜色和形状的药片、药盒，甚至还有一种很小的器具，屈尔蒂能用它来给自己注射药剂。沙劳冷漠地坐在厨房里。从前，这个屈尔蒂曾经是社会学家，在七八十年代，他靠一份无关紧要的工作勉强维持生存。这期间，他靠着毫不动摇的信念写出了一部大的专论《关于匈牙利的落后意识及其心理根源》。在此之前，他也曾蹲过监狱，尽管在政治警察局那时已经没有了拷打，但不幸的是，人们发现屈尔蒂还是被打了耳光，他的左耳朵因此变聋了。
凯谢吕把剧本往回翻了几页。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开始时的场景，屈尔蒂、他的妻子沙劳和奥布拉特博士正在等候他，凯谢吕。奥布拉特说了什么，屈尔蒂不明白，奥布拉特大喊着重复了一遍。
沙劳 你不必大喊，别朝他那只被打坏了的耳朵说话。
奥布拉特 （尴尬地道歉）我总是忘记！
屈尔蒂 （这期间，他开始在房间里走动，注视着书架和家具，不时取下一本书）也更好一些。太久远了，已经过去了。（他在一堆书中翻找着；好像是在说梦话）真特别，但在如今的某个时候已经过去了。突然。直接就在终点前的直道上。制度崩溃了，我没有兴致撒谎，说是我推翻的。普遍的清算正在进行着，我没有兴致去分享。我成了观众。而且，我不是从前排，而是从最高的楼座的某处观看。也许，我累了。但也有可能，我从来就不真信我所信仰的东西。这将会是更坏的一个版本。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无缘无故就打坏了我的耳朵。今天，我已经倾向于这种假设。（他停止说话，手里拿着一本书陷入沉思）我无缘无故地坐了牢，无缘无故地带着犯罪记录，无缘无故地沉默了许多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奥布拉特 （安慰地）在这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这是这里的特色，这里的风气。在这里，谁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他简直就是无能。
凯谢吕又一次发出笑声，这与其说是笑声，不如说是愤怒的呼噜声。令他遗憾的是，在这个情节中没有他自己（他记得，过一会儿他才能跨进房门，腋窝下面夹着厚厚的卷宗），这样，他就无法加入到这段对话中来。他喜欢这种风格，喜欢这种用无所不知的外表包装起来的酸楚的、苦涩的幽默，它使他想起早已消失了的他的世界；这是一种很好用的风格，是圈内人使用的语言，它保护着他们，使他们免除了失望、恐惧和深深地隐藏起来的幼稚的希望。
凯谢吕看了一眼他的手表，确认在这一天他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要做。时间慢慢地就到了中午。他粗略地思考了一下，到现在为止他是如何度过这一天的，但对于这个问题，他不大能回答上来。事实是，他今天的心理活动十分活跃：他梦见了什么东西，醒来时发现阴茎勃起，在刮胡子的时候，他被一种感觉所包围，那就是今天他必须作出最终的决定，尽管应该就什么事情作出决定，他还感到茫然。除此之外，他对自己没有能力作出决定也十分的清楚。
尽管如此，凯谢吕还是有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他应该把剧本——名叫《清算》的喜剧（或者悲剧？）——交给一家剧院上演。
他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九年。
其实，凯谢吕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也已经有九年了，那就是，他是否在凭着良心处置这些遗稿。
这些遗稿包罗万象：散文、笔记、部分日记和短篇小说的草稿（噢，当然还有剧本《清算》）。现在唯独缺少实质性的东西——至少凯谢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除此之外——这是凯谢吕最秘密的想法，秘密到了连他自己也对自己保密的程度——如果他能摆脱这个剧本的话，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他也将能摆脱自己。也许，他也能摆脱那种不现实的压抑感，这种感觉如今已潜入他的心底，并作为一种令人不舒服的缺憾伴随着他，而且不分时间和场合，就像是消失了的影子在伴随着彼得·史勒密[3]一样。
故事是从那天上午开始的，当时凯谢吕腋窝下面夹着厚厚的卷宗，跨进了出版社的办公室——在这里，屈尔蒂、他的妻子沙劳、奥布拉特正在等候他。
这个卷宗里装着凯谢吕已经去世的朋友的一部遗稿，我们把他的朋友简称B（或者贝，他自己喜欢如此称呼自己）。这部遗稿是以那种方式成为凯谢吕的财产的，当时凯谢吕是那样的镇定自若，以致他在官方的人员到来之前把手稿中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一点已经提过了。
那天早上，凯谢吕腋窝下面夹着卷宗出现在编辑部会议（所谓的编辑部会议）上，作为出版社的一名文学编辑，他决定向出版社提议出版这部遗稿，并提出承担与出版有关的编辑工作（当然，他会放弃各种版税）。
然而，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却是为了宣布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这就是出版社在亏损经营，因此将不得不采取一些行政和财政手段。与会者对这一问题的剖析显得非常乏味，凯谢吕从中只听懂了一点——而且是完全地听明白了——这就是，他眼下几乎不可能提出自己的建议。
他又一次开始对他的朋友们在他开完所谓的会议之后、跨进房间之前在谈论些什么产生了兴趣。他们正在房间里等候他。
这时，奥布拉特正在解释着什么，他激动地把嗓门提得老高，这是他的习惯。在他说完话之后，是长时间的寂静。沙劳在啜泣，偶尔会拿手帕去擦已哭红了的眼睛。屈尔蒂把自己的椅子往稍远处拉了拉，孤独地坐在那里，默然不语。
奥布拉特 （发现另外两个人几乎不关注他，于是迅速地结束自己要说的话）……总之，从此我就有一个想法，也许——又有谁能知道呢——他的自杀是哲学性的自杀。比如，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人物。我可以假设。他的情况就是如此。（寂静。）
奥布拉特 好吧！那我就收回我说的话。
（寂静。）
奥布拉特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寂静。）
奥布拉特 因为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总之，准确地说他是如何……
（寂静。屈尔蒂审视着他妻子的面容，但沙劳没有说话。）
屈尔蒂 沙劳以后会讲的。
沙劳 他服了药。
奥布拉特 这个你们已经说过了。是安眠药吗？
沙劳 （茫然地）我不知道。当我被传唤到警察局——
奥布拉特 （惊愕地）你被传唤到了警察局？
屈尔蒂 沙劳有他的家门钥匙。
沙劳 不是我有钥匙。是凯谢吕有钥匙。
（屈尔蒂苦笑着深深地点了一下头，好像对沙劳的话一句也不相信。）
沙劳 你说，山多尔，如果我们离婚的话，事情不就更简单了吗？
屈尔蒂 是的。是更简单了。
沙劳 那我们为什么不离？
屈尔蒂 为什么要离？生活在一起没有意义，离了也没有意义。更不用说，还会有许多的不方便。
嘘！——一些字母在凯谢吕的眼前闪了一下，就消失了，好像是大火把它们吞噬了一样。原来，凯谢吕也把剧本输入了计算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轮换着阅读，有时在屏幕上阅读，有时则阅读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手稿——但他最乐意阅读的还是亲笔手稿，在B的遗稿中就有这个剧本的亲笔手稿，尽管字迹潦草，但对凯谢吕来说却很好辨认。作家给剧中的每一场都准备了人物性格的简要描述，另外还有补充笔记、创作提示、创作笔记和描写，尽管根据创作笔记写成的最终的对白，与创作笔记本身几乎没有区别，但后者却与现实（即所谓的现实），也就是与堆积在凯谢吕记忆中的模糊而混乱的情景、言语和事件是有区别的。
第一幕。只有一个场景，四个角色：凯谢吕、沙劳、屈尔蒂、奥布拉特。是什么把他们聚集在了一起？是共同的过去和他们与B的关系。这两个因素都具有偶然性。过去就像是用铁叉把命运堆积在了一起，从而使它们偶然成为一个共同体。它像一个共同的世界，人们一起保守着它并不光彩的秘密。人们还从来没有为它命名，而且也将回避为它命名。这是生命被中止后的静止的世界，容易犯罪的希望不厌其烦地玷污着它。但他们不这么看。当他们每天用尽全身力气猛推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墙壁时，他们对于斗争只保存了模糊的记忆；直到突然间——以某种方式——抵抗消失了，他们才忽然发觉自己生活在真空之中，在最初的恍惚之中，他们错误地以为这就是自由。
从这个角度来说，与他们的哀悼完全无关，B的自杀使他们受到沉重的打击：这个噩耗就像一个怀有恶意的和无法躲避的反驳。他们谨慎地猜测着他的死因。奥布拉特认为，他的死与哲学有关。他的极度消极的情绪、“无情地坚持到最后的”逻辑最终导致他的抑郁、自我毁灭、身体和精神的衰退。奥布拉特说，他，奥布拉特，哲学博士，在大学讲授哲学并以此为职业，与B相比只能算是成绩差的初学者。说真的，关于他自己，他从未断言过他是一个富有创见的思想者。他说，“如果我是那样的人，也许这些人早就把我的耳朵、我的肾或者他们习惯打的部位打坏了”。显然，他是对屈尔蒂表示敬意。他提到，几年前，他们两个人同B一起探讨了许多精深的哲学问题：他们一起被派往一个“创作者之家”——在那个时候，人们就是这样称呼这样的机构的。他们踏着晚秋的落叶，在茂密的法国梧桐树下，陷入逍遥学派式的沉思之中。
“我们长时间漫步在森林里。”奥布拉特陷入回忆，他就喜欢这种叙事诗般的开场白，“他解释说，永远不会再有悲剧性的人物了。也许，你们也已经听他讲过这个理论了。但在马特劳山，他的神志异常的清明。他说，完全获得新生的人，也就是幸存者，并不是悲剧人物，而是喜剧人物，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命运。另一方面，他的生活充满悲剧的命运意识。这种自相矛盾（奥布拉特在说到这个词语时，音调有些做作）的话在作家本人那里，仅仅是作为文体上的问题而出现的。我必须说，这是值得注意的见解。”在说这段话时，他的脸上露出赞赏的神情。显然，在大学他也习惯以同样的方式表扬那些写得较好的论文。“幸存者在他的体系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种类，”他接着说，“这就如同动物的一个种类。他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幸存者，这决定了我们变态的和发育不全的思想。奥斯威辛。之后，是我们度过的这四十年。他说，他还没有给这后一种畸形的幸存——即给这四十年——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但他在寻找着，而且已经接近于找到答案。”
他停止了说话。强调性地停顿片刻。
“因此，我想到了哲学性的自杀。”他后来说，“也许，他作出了决定，这就是答案。”
他匆忙补充了一句：
“至少这是他的答案。”
他们不是特别赞同他的观点。
屈尔蒂：
“他活着的时候，并不像一个准备要自杀的人。在他的同类人中，他是生活艺术家。”
奥布拉特：
“生活艺术家？对于这个说法，你别生气，你得做些解释。”
屈尔蒂：
“他避免参加任何活动，从来不卷入任何事情，什么也不信，不反抗，也不失望。”
奥布拉特：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他几乎居无定所，从不旅行，他没有任何雄心壮志。这一点我可能没有说错。”
屈尔蒂：
“他纯洁得就像一个老处女。”
奥布拉特：
“我更想说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如此风雅地度过这四十年。他翱翔时，就像……就像一只……”他欲言又止。
他本来是想说：他翱翔时，就像一只在冰灰色海洋上的雪白的军舰鸟。但他觉察到，这个比喻无论如何不可能解释得通。昨天晚上，他在睡觉前读的是《白鲸》。
很快，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回到警察局的问题上。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奥布拉特一无所知。他们传唤了谁？为什么传唤？人们谈论的是什么钥匙？是B的家门钥匙。原来，凯谢吕有B的家门钥匙。啊——奥布拉特感到吃惊。他，这个精神贵族会把家门钥匙给别人？凯谢吕说，是的。他也对B的这种非同寻常的信任感到吃惊。他想让他编辑他的手稿。他把凯谢吕请到家里，并指给他看，他的手稿保存在什么地方。他给了他处理这件事情的自由：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和浏览手稿。凯谢吕深受感动。他一直渴望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想让B多出版一些作品。他暗自希望在他的抽屉里找到一部小说。今天，遗憾的是，B的真实意图已经很清楚了：他仅仅是想料理他的遗稿。奥布拉特说，是的，这很清楚。B死后，也是他凯谢吕报的案，不是真的吗？确实如此。他们想从沙劳那里了解什么？凯谢吕说，不知道。在最开始感到无助的时候，他曾给屈尔蒂打过电话，但屈尔蒂当时不在家。这样，他就请求沙劳到B的家里来一趟。为什么？——奥布拉特感到吃惊。因为他突然感到，他一刻也不能忍受独自一人和B的尸体待在一起。在房子里，“有人看见了一个女人”：这样，沙劳后来就被传唤进去，但事情很快就澄清了。在这段谈话进行的过程中，屈尔蒂大声地翻开一份报纸，并抗议性地埋头看报，仿佛与这次谈话没有任何关系一样。那么，他们究竟想从凯谢吕那里知道什么呢？“没什么。一帮白痴。”凯谢吕说。
（凯谢吕走到舞台的另一边，那里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一张书桌。书桌后面坐着探长。）
探长 您在下午四点钟左右报案称发现B死亡。但那天上午十点左右，就已经有人看见您在他的房子里了。
凯谢吕 （紧张地）他们已经把所有这一切都做了笔录。
探长 是的，当时是在现场。但现在我们得结案。我需要您的帮助。因此，您在房子里待了二十至二十五分钟，却没有报案。
凯谢吕 我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我没有发现任何反常的地方。我当时以为，他是在睡觉。
探长 您是怎样进到房子里的？
凯谢吕 用钥匙。我知道，您现在将要问什么。（急促地说）我是从他手里得到钥匙的，他几乎是强行给我的。我认为，是他的安全感促使他这样做的，以便……
探长 是他对您这么说的吗？
凯谢吕 说倒也没有说，但是——
探长 （打断他的话）那么他说了什么？他为什么要把家门钥匙交给您呢？
凯谢吕 （有些尴尬）怎么说呢……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说：“给你一把钥匙，反正你也喜欢研究我的那些手稿。”
探长 他是这么说的吗？
凯谢吕 是这么说的。
探长 好吧……请您讲一下，自从您从这里进去以后，在房子里都干了什么——（他把一张纸在桌上铺开，然后把纸朝凯谢吕的方向旋转。他可能以为，这样凯谢吕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凯谢吕 这是什么？
探长 房子的平面图。居民区里的一间半房子。往右是一个房间，从这里往左是浴室和半间房，对面是厨房。您是从这里进入门厅的——
凯谢吕 （身子朝图纸的方向倾斜）没错。
探长 说吧！您干了什么？
凯谢吕 比如，我想对他说：早上好，或者类似的话。但我看见他正在睡觉——
探长 他已经死了。
凯谢吕 好的，您现在已经知道了，但我当时不知道。床靠着墙，我只看见了他的颈背和被子。
探长 是的，但当您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
凯谢吕 我没有进入这个房间。
探长 那么，您进入了哪里？
凯谢吕 那个半间房。那里有他的文件柜，他在那里保存着他的卷宗。
探长 那么，您在那里干了什么？
凯谢吕 我干了他在交给我钥匙时委托我干的事情。我在研究他的手稿。
探长 那么，您拿走了什么东西吗？
凯谢吕 （现在，他有一点儿吃惊）您怎么能这么想？我没有碰任何东西。
探长 那么，那些手稿在哪里？
凯谢吕 什么手稿？
探长 您连碰也没有碰过的手稿。
凯谢吕 说得对！它们在哪里呢？
（寂静。凯谢吕和探长在无声地凝视着对方。在凯谢吕的脸上是一种几乎看不出来的微笑，他好像有点儿享受这场游戏给他带来的快乐。）
探长 关于纹身，您知道什么吗？
凯谢吕 关于什么？
探长 死者的大腿上有一个特别的记号。您知道这个吗？
凯谢吕 当然……确切地说——这把我完全弄糊涂了。您说什么？一个特别的什么东西？
探长 （好像突然厌倦了质询、他的职业、人生和一切，他的声音冷漠、没有感情色彩）我说的是纹身，凯谢吕先生。从大腿外侧青色的纹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凯谢吕 （否定地摇了摇头）
探长 一个大写字母B和一个四位数字。
凯谢吕 （还是什么也不知道）
探长 我同一位病理学家交谈过。他是一位老人。（他犹豫片刻，然后突然说出了一个词语）犹太人。他说，它非常像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囚犯编号。只不过，当时不是在大腿上，而是在胳膊上。这挺有意思的，不是吗？
凯谢吕 是的。非常有意思。只是，我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给囚犯编号之事一无所知。再说，我不是犹太人。
探长 （有力地挥动了一下手臂，好像是要把一只苍蝇赶走似的）这对我不重要。
凯谢吕 为什么这个纹身如此重要？
探长 这可能会引导我们找到某些圈子……比如，我们对他从哪里搞到吗啡感兴趣。
凯谢吕 （震惊地）这么说，他是用吗啡——？
探长 您不知道吗？我们搜查了房子。我们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些安瓿。地地道道的、医院里的安瓿。而且所用的注射针头是从消毒包装袋里取出来的。一般的吸毒者对旧针头也就满意了。（片刻的停顿之后）您知道在他的密友中有医生或者医疗机构的雇员吗？您可以假设，这个人可能把毒药给了死者。
凯谢吕 我一无所知……
探长 您认识他的前妻吗？
凯谢吕 怎么能不认识呢。他们离婚至少有五年了……您为什么问这个？
探长 这个一点儿也不重要。我只是看了一下，这个女人是什么职业。医生。
凯谢吕 （非常吃惊地）那又怎么样？……
探长 这就是所有的情况。但还是有点儿意思。不是吗？
凯谢吕 （由于吃惊，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我不明白，这里面什么地方可能会有意思……
（黑暗。
后来灯光亮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在他们以前的位置上坐着。）
>沙劳把眼泪咽了下去，问凯谢吕究竟为什么要对探长隐瞒实情，为什么隐瞒了他了解纹身及其含意这一事实。
凯谢吕回答说，他当时应该把B的所有经历讲给探长听。
说得对。但您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
凯谢吕说，由于某种原因，他不能讲。
是的，但为什么不能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也是绞尽了脑汁。”凯谢吕说。
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也是绞尽了脑汁。环境给许多事情提供了解释。我怎么可以把B的经历告诉一个警察呢？警察会用什么样的警察用语把B的经历，这个确实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经历写进记录本呢？我坐在一间闷热的办公室里；冷冰冰的电灯泡在亮着，在我的对面是一个人冷漠而严肃的目光、眼镜、灰色的头发和暗淡的眼神。当我进去的时候，他握了一下我的手，他的手心既湿又冷。我能用什么样的语言对他讲述B的经历呢？客观的？戏剧性的？还是用记录本里的语言？
这是可怕的时刻，因为我明白了，当B活着的时候，他在充分利用这个经历，而且我认为，我明白了，充分利用这个经历可能会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在这个办公室里，我感觉到世界上所有的冷漠凝聚在了一起。在这里，我明白了，所有的经历都结束了，我们所有人的经历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经历，而他，B，则是唯一一个以自己的方式，因此是以他一直习惯采用的方式，即激进的方式从中获得结论的人。
因此，我必须寻找他那部消失了的小说。因为我应该知道而且可以知道的一切也许都在那里面。
只有从我们的经历中，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的经历已经结束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以那样一种方式在活着，好像总还有我们要继续做的事情（比如，继续我们的经历），这就是说，我们生活在错误之中。
B至少还有过经历，即使这段经历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和不可能被理解的。
而我却连这个也没有。如果我想要把我的人生看作是经历的话（谁不想了解自己的经历，然后平静地——或者不安地——把它称作自己的命运），那么我就必须讲述B的经历。
我将尝试简短地总结这段经历——也就是B的经历——至少是它的开头和起源。换句话说，我将要讲述所有的一切，其中包括关于纹身应该知道的事情，以及我不可能告诉警察的事情——但也不可能告诉别的人——因为我觉得这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经历。
事实也的确如此。
也许，我的讲述将会更容易一些，如果我返回到最初的位置，返回到那些愚蠢的问题和那些更愚蠢的答案，当时随着B的去世，我们突然间都变成了没有经历的人，我们试图诠释这个经历。
简言之：我们坐在我在出版社的房间里，我们四个人都坐着，我们与B及其经历有着某种关系，甚至我们——客观的奥布拉特博士除外，他以真正的哲学家的方式，为自己创造了可以说是直到生命的尽头仍可以继续的、中立的哲学教授的经历——不仅受到B的经历的影响，而且也多多少少地被这个经历毁掉了。
最初，我之所以让人请他们来出版社，是因为我请他们每人为将要选编的B的遗稿集写一篇论文，就是那种简短的序言。我本来希望，今天就可以把已经准备好的合同交给他们，也许还能把微薄的预付款的汇票交给他们。那时，我还不可能知道在那天早上所谓的编辑部会议上我听说的事情：我们可怜的出版社在亏损经营。因此，如果我不提与出版B的遗稿有关的建议，反倒更明智一些。
我请求我自己原谅，我被迫写下这样的废话；现在我看清了，对我的客户们，即这些所谓的（或者也许是真正的）作家来说，事情有多么的困难：他们首先要研究仅有的材料、客观的现实以及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然后才能抓住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当然，如果这样的本质存在的话。我们主要从那个假设出发，即它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安于自己生命的无意义；尽管，我担心这就是真实的情况，这就是生存状况。奥布拉特博士，这位值得人爱戴的家伙就喜欢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