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屋
童年的记忆对每个人来说几乎都是最清晰的，最挥之不去的。我的童年留给我最让我感到温馨的就是我家的小屋。
小时候，我家和对门邻居之间有间共用“保姆间”，对门家里人口少，这间“保姆间”自从我们搬进来就成了我家独自使用的房间了。晚上保姆睡在屋里，其他时间就是我们孩子的自习室或娱乐室，房间也只有十来平米大小，一个书桌两张床，还有一个小书架。在这个房间里，有过我美好的回忆，有过一生中多少个第一次。当我回想起在这个小屋里发生的一切，并且细细品尝回忆中的甘甜，浑身就觉得飘飘然，就有一种莫名的轻松感，好像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那样无忧无虑，充满了好奇，充满了希望。
一个周末，姐姐从师大女附中回到家中，给我买了一本带插图的《七色花》。吃了晚饭，我就躲进小屋读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读的第一本字书（在这之前看过不少小人书），我当时的新奇感至今记忆犹新，那文字和插图就像小时候看过的电影一样总是跳跃在眼前。
一到寒暑假，我就成了姐姐的“跟屁虫”，一会儿不见姐姐就要找。一个寒假的一天，又找不到姐姐了，保姆说在小屋做作业。我来到小屋门口，当时还不懂得要敲门，想拧开门把手，怕影响姐姐做作业，可又想和姐姐玩儿，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轻轻地打开了门，见姐姐并没有在写，而是在看书，就觉得自己的过错不大，尤其是姐姐并没有对我的到来不理睬，而是很高兴地让我进了小屋。我走到桌前，发现姐姐的英语书上有一套插图：风和太阳比赛谁的本事大，先是风使劲地吹，企图把一个路人的帽子吹掉，但是那人使劲地捂着帽子，怎么吹也吹不掉；太阳说，看我的，在烈日的照耀下，路人先是摘掉了帽子和围巾，然后又脱掉了大衣，结果太阳胜利了。当时看了只懂得凡事不可强攻，要充分利用事物本身的变化来达到目的，可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再回想这篇故事，却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邪不压正，正如作家毕淑敏的散文题目《风不能把阳光打败》。
小时候过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放鞭炮和花炮，而是一家人就放几个鞭炮。一年过年的时候，姐姐给了我三个小鞭炮，让我锻炼放鞭炮，我们来到小屋的阳台上，我一下子就把三个小钢鞭一个一个地放掉了，由于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放鞭炮，当时害怕的心情和场景记得就特别清楚。
床底下有两个小皮箱，小哥也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小人书，我经常翻这两个小皮箱，总能找出没有看过的，然后去找爸爸给我讲。有时爸爸太忙，我就自己看，经常碰到有繁体字的小人书，看不懂，好在汉语是象形字，根据故事情节和字体，就能猜得八九不离十，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我渐渐地学会了识繁体字。
过新年了，同学送给我了贺卡，我问小哥哪里有卖贺卡的，我要回赠同学。小哥就拿出几张别人送的贺卡说：“自己也可以作贺卡，你看哪些好看，照着画，再涂上颜色就行了。”于是我来到小屋，开始遵照小哥说的，一笔一画认真地画起了贺卡。后来贺卡送给了谁已不记得了，但是第一次欣赏美术的好奇感觉是那样匪夷所思，我永远记住了。
小哥特别活跃，尤其喜欢改写歌词。小屋对面100米处有座公寓楼，正对着我家小屋的房子里住着一个叫李苏武的孩子，比小哥小一岁，小哥经常在阳台上冲着李苏武唱《苏武牧羊》：“苏武，老头儿卖豆腐……”他在小屋里还经常唱《掀起你的盖头来》：“掀起你的盖子来，让我看你脖子，你的脖子细又长啊，好像那王八晒太阳……”
大哥吹口琴吹得很好，尤其用舌头打拍子打得很好听，我向他求教，他很耐心地在小屋里教了几乎一整天我也没有学会，到了晚上我没有了信心，只好打退堂鼓回屋睡觉了。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我还是不死心，拿起口琴还想练，不料一下子找到了感觉，从此我也会用舌头打拍子吹口琴了，这件事教会了我：凡事不能轻易放弃，胜利和成功往往存在于最后坚持尝试的努力之中。
我小时候很贪玩，小学六年几乎就没有复习过功课，六年级快毕业那年，老师说：该复习功课考初中了，可复习功课这四个字对我里说太陌生了，直到考上北京十九中，才懂得了学习。每天放了学，就在小屋里做作业、复习和预习老师留的功课，这小屋见证了我一生刻苦学习的起步。
“文革”后家又搬回了石油大院，原来的老房子有人住了，我们住进了新房子，这新房子正好就盖在老房子后面，每当我经过老房子那间小屋的阳台时，总不由得抬起头看看，这是对童年生活的留恋，是对有记忆以来第一个家的留恋，是对与哥姐共度美好时光的留恋。
现在那座老房子已经拆了，但是我觉得我会永远活在美好的记忆中，因为只要想起那间小屋，再沮丧的心情都会烟消云散。
小屋是我永远的回忆。
榜样的力量
——回忆敬爱的曹伯伯
据父亲讲，他和曹伯伯是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以后相识的，他们同在化学系一个班里就读，曹伯伯记忆力很好，所以化学和英语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父亲是数学和物理两门功课总考第一，两个人都是班上的尖子生，互相敬佩，而且两个人都爱打篮球，曹伯伯打中锋，父亲打前锋，又经常在一起打网球，所以感情甚笃，入学不久两人就成了挚交，这一交就是一辈子。
有一天，班上几个同学一起去上方山郊游，回来以后，曹伯伯支支吾吾地对父亲说，他看上了同班的一个女生，小巧玲珑的魏娱之，然后把他写给她的第一封情书给父亲看了，并征求他的意见，父亲鼓励他大胆追求，于是曹伯伯和魏阿姨就开始恋爱了，遗憾的是父亲再想看他们后来的情书时，曹伯伯红着脸拒绝了。
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父亲被分配到了江西中正医学院，这一去就是四年多。1943年正逢英国文化委员会来中国招收留学生，因为西南联大在昆明，所以必然在昆明招生，而曹伯伯一直没有离开昆明，便去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始终惦记着自己的挚交，就在他出国前，给父亲在昆明找了工作和住所，希望他能够到昆明来考公费出国。父亲接到信之后，举家来到昆明，并于1947年考取了公费留学。
父亲在英国留学的最后一年结束时，由于向往着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不被高薪诱惑，毅然决定回国，并且有好友帮助他联系到天津大学任教。当时曹伯伯已经是清华大学化工系第一任系主任，他得知父亲要回国的消息后，就把父亲介绍到清华大学化工系任教了。刚到清华时，一家五口人，由于暂时还没有分配房子，就全住在曹伯伯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生活，直到我家后来分配了公寓。
1953年院系调整，爸爸和曹伯伯所在的系几乎全部调进了后来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我们两家住对门住了九年。记得有一次曹伯伯问我：“有一只大猫，还有一只小猫，要不要给大猫准备一个大门，再给小猫准备一个小门？”我当时五岁刚记事，不明白什么意思，答不出来，就不好意思地跑回家了。在这九年中，只要碰到父亲出差，母亲在校医室值夜班，因为哥姐都住校，我还小，就把我放到曹伯伯家过几夜，他们全家都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我。
我记忆中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1963年，曹伯伯和魏阿姨搬到三里河之后不久，请父母和我五个人，一起到四川饭店吃饭，别的人倒还好，也许是因为魏阿姨爱吃辣的，一顿饭下来，她鼻涕眼泪流到了一起，弄得她哭笑不得，这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吃辣子吃成这样。魏阿姨是很有美术天分的，我偶然一次在父亲旧得发黄的大学毕业同学留言簿上，在认真地逐篇阅读那些颇有文采的留言时，发现了唯一的一张毛笔画，画的是一个小姑娘兴致勃勃地在独自划着小船，从构图到笔锋，一看就是造诣很深，父亲说这就是魏阿姨当年的毕业留言。这时我才回忆起她家陈列了很多蛋壳仕女画，原来都是她的作品！
“文革”期间，我家随同石油学院一起搬到了山东东营，我也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有一年，我去山东探亲，路过北京时，父亲委托我去看看曹伯伯，他不但带我去和平餐厅吃了顿丰盛的西餐，还弄来票让我了看了场精彩的篮球比赛。吃西餐时，他发现我怕吃油的食物，就问我是不是肝脏有问题，要不要带我到医院去查查，他的体贴入微使我感到了好似父爱的温暖。1977年父亲因病回到北京，并在北京重新定居，曹伯伯是父亲在北京的朋友中第一个来家里探望的，我们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在一起亲热地叙旧。
曹伯伯是个大好人是有口皆碑的，他总是平易近人，从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他发脾气，他1963年离开北京石油学院，调到核工业部工作之后，曾和他共过事或者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他赞不绝口。每次司机送他出门办事，只要碰到吃饭时间，他总要自己拿钱让司机找地方吃饭。他的女儿生前很喜欢半导体，他就找这方面懂行的老师教她，这个老师后来逢人总是夸曹伯伯如何待人厚道。他是一个非常讲情谊的人，最使我感动的是，“文革”期间，父亲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大字报铺天盖地，进了黑帮劳改队和学习班，整天被批斗，多少人和父亲划清了界限，这让父亲很寒心。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曹伯伯从三里河坐公交车到我家来看望我们，我对他说父亲母亲都不能回家，他说没关系，看看你们孩子就行了。逆境见人心，我当时很受感动，因为在那世态炎凉、众叛亲离的年代里，能够有人这样不忘旧情，冒着被牵连的危险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差点儿哭了。
从小到大，曹伯伯的一言一行，都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尤其是他总是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踏踏实实做事、做人，尊重他人，珍惜友情，与挚友同甘苦共患难的优良品德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了我，为我的人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注：
曹本熹（1915~1983），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创始人，北京石油学院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3年赴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化工系研究院留学并获博士学位。历任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教授，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局副局长兼化工总工程师。1983年任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副主任。1978荣获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颁发的重大科技成果奖。1985年他因“氢弹突破及武器化”项目被追授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惊鸿一险
培根说过：阅读使人充实。可我的一次惊险经历的结论是：阅读不但使人充实，还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救人一命。
1975年我正在河北省宣化师范学校上学，经一个朋友介绍，我从宣化坐火车到天津，托人从天津乐器厂里买出一架当时最好品牌（鹦鹉牌）的手风琴，但是帮我买琴的朋友说要我在天津等三天后才能取出来，我就住在这个朋友家里，由于人生地不熟，除了到楼外看看幼儿园的文艺表演，没有任何事情做，于是就在朋友家的书柜里找书看。突然《青春之歌》四个字出现在眼前，因为我看过这部电影，特别喜欢，很自然就认真地用这三天看完了这本书，认真地欣赏原著的品味，赏心悦目地度过了这三天，然而正是这本书在三年之后救了我一命。
1978年，我当时还没有调回北京，家也刚刚从山东搬回到北京，我还在河北怀来县桑园中学教书，夏天放暑假回到北京，两个朋友约我到平安里一个部队游泳池游泳。另外一个朋友听说我和煤炭文工团的钢琴师一起同台伴奏过手风琴，就托我打听一下她团的一个小号手的情况，好像是要给什么人介绍对象。我这人从来就是有求必应，所以游完泳，我就和她俩分手乘公交车去了煤炭科学研究院的和平里大哥家，因为煤炭文工团也在和平里。吃过晚饭就到了那个钢琴师的家，好久不见，家长里短的就聊到了十点多，回到大哥家，想起可能没有末班车了，就借了大嫂的自行车，决定骑车回家。
大哥家挨着三环，一上三环的马路不久，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赶上了我。按道理说，他能赶上我，说明他的平均速度比我快，可是他赶上我之后就和我并排骑了起来，一边骑一边朝我这边看，我以为马路这边是在开晚会，我也朝路边跟着他看热闹，结果我给吓住了，因为路旁的北京化工学院的大教室楼里没有一个窗户是亮着灯的，他明明是在看我呢，这时我才借着路灯注意到这个人的打扮：秃头、一身洗得已经发白了的蓝制服、脚上穿着当时流行的塑料凉鞋、自行车破得几乎是车铃不响哪儿都响的那种，最精彩的就是手里那把芭蕉扇，破得只剩下比大饼还小的一小块儿了。我开始警惕了，这绝不是好人，而且在打我的主意，当时三环的马路两旁全是庄稼地，对于作案是很有利的条件。于是我决定回大哥家住，不回石油大院了，我一捏车闸，掉过头就往回骑。可是我又一想，昨天晚上就是这个时间，家门口一个下夜班的女大夫让人抢了包，还挨了打，当时楼里的人家几乎都正在看电视里的电影《橡树十万火急》，突然楼外大声叫救命，大家跑出来才知道出了什么事。如果我一夜不回家，还不得把爸妈急死，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大哥家就更没有电话，想到这里，我回头看了一下，那人不见了，而且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就决定还是壮着胆子回家，不能让爸妈着急，又掉转过车头上了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