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站长和司务长当晚就把李洁、崔晓珂从县城带回来批评教育，可站里的每个人都在担心这件事酝酿出的后果绝不可能就这么简单。果不其然，通报下发后，站长被机关叫去谈话，回来时带了两位机关的干部又逐一找我们谈话。
我以为机关只是为了解情况走个过场，没想到对方忽然问我一句：“周日午后，有人看见你带着站里的几位战士出现在同一家娱乐场所，你承认吗？”
“我是和两位战友一起去二层的轮滑场活动，我们都有站长签批的请假条。”我心说“还有人”，还能有什么人？指定是那个走哪儿霍霍到哪儿的贾干事啊！
“你身为排长，外出期间要起到对同行战士的监督与约束作用，你知道吗？”
“我知道。跟我同行的战士，有什么做的不妥的地方吗？”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
“…………”
“你在轮滑场期间，有没有看到过李洁和崔晓珂二人？”
“临走时遇见了他们。”
“那你为什么没有督促李洁跟你一起回来呢？据我们了解，当时她身边除你之外没有其他的干部。”
“我要离开时她才刚出现，怎么可能叫人家别玩了就跟我走？再说，她也是经由站长批假准许外出的，我为什么要干预他人的假期安排呢？”
“你身为排长，看到她和一名男兵结伴出现在娱乐场所，就应该有一定的警觉之心，杜绝发生一切可能危害到部队形象的事情。”
“…………”
虽然我什么也没说，内心深处的思想斗争却异常激烈。一方面替自己觉得委屈，只因偶遇到事件的当事人而被问责，着实让人感到憋屈，像那天的情况，如果李洁没有发生意外，肯定会按时归队的，也因此无论是我还是站长都不认为有必要限制和干预李洁的外出安排；另一方面隐隐觉得有些心虚和不安，站长以前跟我和郭排多次强调的官兵区别，此刻被对面那位干事一口一个“身为排长”全给调动了出来，人数本就不多的指控站，向来相处和睦，以至于慢慢淡化了我们的年龄、身份、责任和义务，他二人毕竟是被我撞上了，最后这个结果就真的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我低着头陷入了焦虑，对面的干事又问了几个关于指控站排班调度的问题，我都心神不宁地应付着回答了，离开会议室时，我瞥见他本子上记下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之后的几天，我都一个人躲在干部值班室里复习功课，书其实也看不太进去，就是觉得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没心没肺地跟大家打成一片、闹成一片。我说不准自己思想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是感到生活较之以前沉重了起来，那种突如其来的重量，不是来自于考试的压力，不是人际关系的压力，更像是一种类似于责任的意识在破土而出。这种被迫的萌芽，滋味并不好受，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穿上这身衣服、扛上这副肩牌儿，并不只是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为别人负责。也因为从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层的关系，如今再跟大家相处起来，仿佛忽然间生出了犹豫。别说别人怎么想了，就连我自己都认为自己很是奇怪。带着这一身的奇怪，终于在一个星期后接到了整个事件的处理结果。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结果竟然是——一纸调令。
站长面色凝重地给大家宣读了调令，会议室安静得像集体蒸发了一般，没有人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站长跟大家解释道：“我们在一起这么久，早就像一家人了，私底下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关于调令的安排，其实不完全是李洁的事导致的。机关很早之前就有领导提出，指控站和通信连在业务上有太多重复的地方，是完全可以合并起来管理的。咱们站守着旅部眼跟前，领导们成天上班下班都能看到，就这么几个女兵女干部，但凡出点小事也都成了大事。如今机关下决心把咱们站解散，调你们下去合并到通信连，从业务上对你们来说没什么区别。生活上呢，我其实还挺担心的，毕竟我们不是正规的连队，你们下去少不了要吃些苦头的。那边的男兵女兵都不少，你们再像以前那样娇惯自己可是行不通的。往好处里想，通信连毕竟离旅部有些距离，算是个比较独立的单位，只要你们和新战友新领导处好关系，总比挨着机关要自在些。……调令上没有我和孟冬雪的名字，在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指控站还有些无法合并的业务，需要留人来处理，我推荐了孟冬雪，主要是因为她是四年老兵，明年无论转士官还是退伍都不会留在原单位了。至于我，通讯连没有我的位置，等交接好这边，我也是要调到其他单位去的。各位，我们相识一场也算是有缘，既然调令规定的时间是年后生效，至少我们大家还可以聚在一起好好过个年。后面的路，就要靠你们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