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八章里，我们已经确立了一点：除非消费倾向变化，不然就业量仅能随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现在我们可以将此思路再推进一步。在特定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收入和投资之间，确定一定的比例，我们可以称之为乘数(multiplier)；假如通过某些措施使得问题简单化，那么又可以在总就业量和直接用于投资的就业量即我们称之为第一就业量(primary employment)之间，建立这样一个比例。这是我们全部就业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步。有了这一步，若消费倾向不变，我们就可以在总就业量、总收入和投资量之间，建立一个明确的关系。乘数这一概念是卡恩首先提出的，（参见卡恩所写《国内投资和失业的关系》这篇文章载《经济学杂志》1931年6月期。）卡恩的主要论点是，假设在各种假定情况下，消费倾向和其他条件不变，金融机关或其他政府机关设法鼓励或阻碍投资，那么就业量将随投资数量的净增减而增减。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建立几个普遍原则，用来估计投资净增量和由此引起的总就业增量两者之间的实际数量关系。但在谈论乘数之前，最好先引进边际消费倾向这一个概念。
在这本书涉及的范围内，真实收入的变动原因，只局限于某一个特定资本设备上就业人数的增加或减少，因此，真实收入随就业人数的增减而增减。假设在某一特定资本上增雇劳动力时，会产生报酬递减的现象，那么用工资单位来计算的收入增加的比例，将大于就业量增加的比例；后者又大于用产物计算(如果这是可能的话)的真实收入增加的比例。但在短时期内，由于资本的改变微不足道，所以用产物计算的真实收入和用工资单位来衡量的收入，两者在增加时一起增加，减少时一起减少。真实收入要以产物来计算，或许无法用精确的数字来表示，所以最好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收入Yw的变动，表示真实收入的变动。一般来说，Yw的增减比例大于真实收入的增减比例，这一事实，在某种场合固然不能忽视；但由于二者往往增则俱增，减则俱减，所以可以互相交换。
前文说过，当社会的真实收入增减时，其消费量也随之增减，但后者的增减常比前者幅度小。Yw既然可以代替真实收入，那这个正常的心理法则，就可以译为下面的命题，这种译法虽然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还有许多需要补正，但补正之处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为求形式上的完美起见，要列入这些补正点也并非难事：△Cw和△Yw同号，但△Yw﹥△Cw；其中Cw代表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消费量。这只是将以上已经确立的命题(上文第29页)，重复一遍罢了。现在把称为边际消费倾向。
这一个数量十分重要，它可以表明，当产量再增加一些时，这个增量将自行分配到消费和投资中。因为△Yw=△Cw+△Iw，其中Cw表示消费增加量，△Iw表示投资增加量，所以有△Yw=k△Iw，其中1-即等于边际消费倾向。
K我们称为投资乘数(investment multiplier)。这个乘数告诉我们，当总投资量增加时，收入的增量等于K乘以投资增量。
卡恩先生的乘数同这里的略有不同，我们可以用K′来表示，称为就业乘数(employment multiplier)。因为卡恩先生的乘数，是衡量投资品工业中第一就业量的增加量，与由此而导致的总就业增加量两者所成的比例。这便是说，假设投资的增加量是△Iw，投资品工业第一就业量的增加为△N2，那么总就业量的增加为△N=k′△N2。
一般说来，我们没有理由假定K=K′，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够假定各工业的总供给函数，在其相关部分，都刚好有以下这些特征，即：需求增量和由此引起的就业增加量所成的比例在各工业都相同。我们很容易设想，如果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倾向相差太多，那么大概不等于，因为这时消费品需求改变的比例和投资品需求改变的比例，将截然不同。两组工业的总供给函数其相关部分，形状可能不同，如果我们考虑到了这一点，将下面的论证写成更一般的形式，那么也没有多大困难。但仅为了阐明基本观念起见，最好还是先讨论一下简单的情况，即假设K=K′。
假设社会的消费心理使人们愿意消费掉其收入增量的十分之九，那么K等于10。依此，假设其他方面投资产物不减少，而政府却增加，那么，所导致的总就业量将比该公共投资本身所提供的第一就业量增加十倍。假设当就业量增加及真实收入增加时，社会仍维持它的消费量不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总就业量的增加只局限在该公共投资本身所提供的第一就业量。反过来，假设社会消费其收入增量的全部，那么物价将没有固定点无限制增高。所以在正常社会心理下，只有在就业量增加同时消费倾向产生改变时，就业量的增加和消费量的减少才会同时产生。比如在战争爆发时，人民因受宣传的影响而减少他们的消费量。在这种情形下，增加投资工业的就业量，就会对消费工业的就业量不利。
这实际上只是将读者想必已经明白的道理，再以简单的话语加以总结罢了。除非公众愿意增加他们的储蓄，否则用工资单位来计算的投资不能增加；一般来讲，除非总收入增加，不然群众不会增加他们的储蓄。群众想以其收入增量的一部分用作消费，用此刺激产量，增加收入及收入的分配，使储蓄的增加与投资的增加刚好相符。乘数告诉我们，就业量必须增加若干，这样才能使真实收入的增加刚好足以引诱公众作必须的额外储蓄；所以乘数是群众心理货币的函数。假设储蓄是药丸，消费是果酱，那么额外果酱的多少应当和额外药丸的大小成比例。所以除非公众的心理倾向和我们设想的不同，在这里我们已经树立了一个法则，即增加的投资品工业中的就业量，必定可以刺激消费品工业，因而使就业的总增加量比投资品工业中就业的增加量大。
根据上面所述，假设边际消费倾向的值和1相差不多，那么投资的少量变动可以引起就业量的大量变动，所以只须投资量稍微增加一些，就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反过来，假设边际消费倾向的比值接近于零，那么因为投资的少量变动引起的也只是就业量的少量变动，所以为了达到充分就业，就需要投资的大量增加。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不自愿的失业任其自由发展，虽然还会有麻烦，但却很容易弥补。在后一种情况下，就业量的变动虽小，但很容易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且除非用猛药救治，还会维持在这一水平。实际上边际消费倾向的值，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但接近1的程度大，接近零的程度小，结果是我们囊括了两种情形下的坏处，即就业量的变动相当大；但是为了达到充分就业所需要的投资增加量，则又太大，不容易办到。不幸的是，变动的增大使我们不易了解疾病的性质；而疾病危害的酷烈，又使得我们在未清楚的了解病情之前，没办法用药。
假设已经达到充分就业之后，再想增加投资，那么无论消费倾向值是怎样，物价都将无限地上涨；换言之，我们已达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状态。但在这之前，总真实收入随物价的上涨而增加。
以上只是就投资的净增加量来论述。如若应用上面的结论，不加变更的来讨论政府增加公共投资的影响时，就必须假设两点，即其他方面的投资不减以及消费倾向没有变动。上面所引卡恩文章的主要观点，就在于探讨哪一种抵消因素比较重要；并设法对它作出数量的估计。因为在实际情况中，除了某种投资增加多少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共同决定最终结果。所以假设政府在公共投资上增雇10万人，又假设乘数是四，但我们仍不能轻易断言，总就业量必将增加40万人，因为这个新政策或许对于其他方面的投资会有不利影响。
卡恩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下面各种因素似乎是最不能被忽视的(一、二两个因素在没有读本书第四篇之前，或许难以完全了解)：
[一]如果政府要将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筹款；当就业量增加时物价就会跟着上涨，周转资金(working cash)的需求也将增加。两者都可以引起利率增加，除非金融机构想办法压低利率，不然将妨害其他方面的投资。同时资本品的成本增加，这在私人投资者看来资本的边际效率就会减低，要抵消这个因素，利率必须低于从前，即政府没有施行公共投资政策之前。
[二]社会心理常常变幻莫测，所以当政府实行公共投资政策时，或许会影响公众的“信心”，因而增加灵活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或者减少资本的边际效率。后两者如果不想办法抵消，也将妨害投资。
[三]假设一个国家与别国有贸易关系，那么一部分投资增加量的乘数作用，将使别国就业量受益，因为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将会因为本国多消费进口物品而减少。所以如果我们只考虑本国而不考虑世界就业量所受的影响，我们就必须降低乘数的值。另一方面，别国的乘数作用在增加该国的经济活动时，也将对我们产生有利影响。我们有失有得，两者可以互相抵消某一部分。
如果投资的增减量很大，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到：当边际的位置逐渐移动时，边际消费倾向渐渐改变，乘数也随之渐渐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常数。大概当就业量增加时，边际消费倾向趋于减少，换言之，当真实收入增加时，社会愿意用作消费的比例逐渐减少。
以上是一般原则。除此而外，还有其他因素也能改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改变乘数。一般来说，这些其他因素似乎是在加强、而非抵消一般原则。这是因为，第一，短期内出现报酬递减现象，当就业量增加时，雇主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就增大，而雇主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概比社会全体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小。第二，有失业现象存在，会导致另一部分私人或政府出现负储蓄行为。因为失业者维持生活的途径，无非是靠自己或亲朋好友的储蓄，或者靠政府的救济，而救济金的来源，一部分又是靠政府举债所得。当失业者重新就业时，这种负储蓄行为就会逐渐减少。所以假设增加社会真实收入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使失业者重新就业，其二是除此以外的其他方法。假如真实收入的增加量相同，那么边际消费倾向的减低速度，在前者的情况下大，在后者的情况下则小。
不管怎样，当投资净增量小时，乘数的值大；净增量大时，乘数的值小。所以假设投资增减很大，那么我们必须用乘数的平均值作依据；乘数的平均值则又基于在该投资增加量中，边际消费倾向的平均值。
卡恩曾经设想许多特例，然后讨论这种种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当然，这里很难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有几点却值得一谈，譬如在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人们大概会将真实收入增加量的80%左右用于消费；所以假设该社会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失业者的消费又由别人的消费转移而来，那么在考虑到抵消因素之后，乘数的值大概不会比5小很多。但如果一国和别国有着贸易关系，外来消费品占总消费的20%，失业者由举债或其他类似方式得来的消费，约占他平日有工作时正常消费的50%，那么乘数的值，就可能低到2或3。所以假设有两个国家，其中一国的国际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失业救济金主要的来源依赖于政府举债(例如1931年的英国)，另一国这类因素则不大重要(例如1932年的美国)，又假设投资量的变动在两国中相等，那么由此引起的就业量的变动，在前一个国家较小在后一个国家则较大，两者会相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