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这篇文章是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在密州写的。李君名常，字公择，南康军建昌（今江西南城）人。皇祐初禄年考取进士，做过齐州（今济南）知州，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的舅父。李常年轻时候学习非常勤奋，有很多藏书。李氏山房在庐山的白石庵内。这篇文章是李常请苏轼写的一篇藏书记。文章记述了李常读书的成就和藏书情况，尤其是李常把自己的丰富藏书提供给有志于读书人的无私态度，读来实在令人敬佩。文章还对书籍印制的发展历史作了简要考察，说明现在要得到书籍比过去容易得多，但当时的科举士子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文章批评了这种不读书、好空谈的不良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这对现在也是很有意义的。
【原文】
象犀珠玉怪珍[1］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2］，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3］；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得，惟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4］。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5］。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6］。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7］。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8］。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9］，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10］，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11］，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12］，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13］，采剥其华实[14］，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15］，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16］。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17］，惟得[18］数年之间，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19］，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20］。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注释】[1］象犀：象牙、犀角。怪珍：奇珍异宝。[2］六材：指干、角、筋、胶、丝、漆六种材料。[3］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意思是仁者智者都会因身份才智的不同而各有所见。[4］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其学必始于观书：是说孔子虽是圣人，其学习也是从读书开始的。是点明书籍的作用和优点。[5］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谥聃。曾为周王室的柱下守藏史。 守藏史是掌管藏书的官，所以说他“多书”。[6］韩宣子：晋国的大夫。《左传·昭公二年》载，朝宣子被派往鲁国行朝聘礼，得“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7］季札：春秋吴国公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朝聘于鲁，请观周乐，鲁国使乐王为之歌二南、国风和雅、颂，季札一一作了评论。[8］左使倚相：左使是官名，倚相是人名。《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对子革说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9］纸与字画日趋简便：古代没有纸，秦汉以前的文字主要是刻写在甲骨、青铜器、石头、竹木条等书写材料上。秦汉以来竹木简册和帛书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后汉时期发明了纸。六朝隋唐时演变成手抄的帛书和纸书。五代时起才开始发展为印本。文字，战国前为古文（籀文、大篆），秦代出现了小篆、隶书，三国时创造了楷书，以后又有印刷体。所以说纸与字画日趋简便。[10］益以苟简：更加苟且、简略、不认真。[11］市人：指书商。转相摹刻：展转翻印。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北宋刻书业不断发展，尤其神宗时取缔了擅刻图书的禁令后，坊刻、私刻图书业日益繁盛。[12］倍蓰（xǐ）于昔人：几倍地超过了前人。五倍叫蓰。[13］涉其流，探其源：是北说李公择广泛地涉猎图书，探讨典籍的源流。[14］华实：指花和果。[15］见于行事：表现于行动。[16］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满足他们不同才分对知识的渴望。[17］无所用于世：没有什么才学可为世所用。[18］惟得：想能。[19］盖将老焉：大约要终老于此。[20］拾其作弃以自补，庶有益乎：把公择的藏书翻出来，拾取他学过的东西来充实自己，这会是很有益处的。
【译文】
象牙、犀牛角、珍珠、玉石等奇异珍宝，都只有观赏价值，而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各种金属、石材、草料、木材、蚕丝、麻类以及五谷六材等等，虽有实用价值，但不耐用，时间一久就会破烂，并且这些东西总有用完的时候。既要有观赏价值，同时又有实用价值；使用起来不会破损，而且能永远用不完；不论是贤或者不贤的人都会因各自不同的才干而得到益处；不论仁者或智者都会因各自身份才智的不同而增长不同的见识；才能和身份完全不同的人，只要有要求就不会没有收获的东西，那就只有书籍了。
就是作为圣人的孔子，他的渊博学识也一定是从读书开始的。在那个时代，只有任周朝掌管藏书的柱下守藏史李耳那里才有很多书。晋国大夫韩室子被派往鲁国行朝聘礼时，才见到《易象》和《鲁春秋》这两部书。吴国公子季札朝聘于鲁国时，请求观摹“周乐”，鲁国派乐工给他演唱了《周南》《召南》《国风》《大雅》《小雅》和《颂》。而楚国只有任左史的倚相这个人才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典籍。生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能够见到六经的没有几个，他们做学问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对礼乐的熟习，道德的高深却不是后来的读书人能够赶得上的。
从秦代和汉朝以后，著书立说的人愈来愈多，随着纸张的发明和不断改进，以及文字的演化，写作起来更加简单方便，书也就愈来愈多，到处都可以见到，但读书人却马虎虎地只图简单而不认真研读，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还赶得上见到一些老一辈的读书人，他们说，在他们年轻时候，想寻求《史记》《汉书》都无法得到，或者有了到手的幸运，都是自己赶快手抄下来，连日赶夜地朗诵研读，就怕赶不上归还书籍的时间。近年来，书商辗转摹刻翻印书籍，诸子百家的书，一天就可以翻印上万卷，读书人对于书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按说他们的文章质量和学术水平就应当比过去的人高明几倍才是，然后这些年轻的要应考科举的读书人却把书收起来不认真研读，就像无根的浮萍那样到处闲游清谈，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的朋友李公择，年轻时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的和尚屋里读书。后来，公择考取进士，离开了庐山，那里的人们思念他，就把他在那儿住过的房屋叫做李氏山房。李氏山房贮有藏书九千多卷。公择对这些书已经广泛涉猎，阅读、探究了它们的源流，就像采摘剩食花果那样充分吸取了这些书籍的精华，化为自己的学识，阐发在他的文章中，表现在他的行为上，因此在当世已经很有名望了。但这些书仍然照样存在，并没有受到一点损失。把这些书留下来给愿意来读书的人，供给他们对知识的无穷无尽渴求，满足具有不同才气和天分的人各自应当得到的知识。李公择不把这些书收藏在他家里，而贮藏在他住过的和尚的房屋里，这种把自己的藏书留给后来的读书人的良好愿望和用心，就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礼记·中庸》）的仁者之心了。
我身体衰弱并且有病，已经没有什么才学可以为世所用了，只希望有几年时间能够把没有见到过的书都读完，而庐山是我愿意去但未能去成的地方，现在我将要进入老年了，把公择的全部藏书拿出来，拾取他学过的东西来充实自己，也许还是很有益处的。公择要我写一篇文章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我就为此述说一番，使后来的人知道过去的人要读书的困难，而现在的读书人却有了书而不认真研读，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