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贡献宁夏:灵州雪2008年度宁夏经济人物风采录
8870700000004

第4章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记宁夏发电集团董事长刘应宽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从青藏高原到天山脚下,从伊宁河畔到黄河两岸,刘应宽的足迹踏遍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在青海、新疆、宁夏工作的30多年时间里,刘应宽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满腔热忱和执著追求,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西北的电力事业。

这位在西部建功立业的电力功臣,看上去除了眉宇间仍保留着南国人的聪慧和细腻外,三十八载的塞北风霜,已将他雕刻得与一个真正的西部人毫无二致。我们的脑海出现了大漠中一位率领千军万马转战南北,骁勇善战,屡建奇功的英雄。刘应宽不正是当代西部的电力英雄吗?面对这位英雄,让我们借助岳飞的《满江红》,来诠释、再现刘应宽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潇潇雨歇——艰难求学立远志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个镶嵌在千湖之省中央,形似桑叶的地方,曾荟萃过几代文豪——屈原、李白、白居易等,孕育了一代帝王——嘉靖皇帝。它就是楚雅文化的发祥地——湖北钟祥。1944年9月,刘应宽出生在这里一个偏僻山区的贫寒农家。厚重的人文水土泽润一方人,刘应宽天资聪慧,有着强烈的求知欲。

一生奔波,风浪迭至,却奋搏不已。这样的命运和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在刘应宽的早年生活中就初露端倪。7岁,他就离开父母,寄宿在远方的一个亲戚家里读小学。一年后,刘应宽住进学校的宿舍里,靠米饭加腌菜读完了小学并在县第一中学读完了高中。这期间,刘应宽为了筹集学费,从来没有间断过上山砍柴、挖药,下河挖藕和摸蚌。1963年8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背着简陋的行囊,穿着母亲缝制的土布衣裤和鞋袜,怀揣家人七拼八凑的学费,经过几天几夜的汽车、火车和轮船的辗转颠簸,1963年9月1日,刘应宽迈进素有“中国工程师摇篮”之称的上海交通大学。由于家庭困难,刘应宽的学费、生活费主要靠学校每月发的十三元五角的助学金以及时任小学教师的表兄资助和勤工俭学。五年多的大学生活,他几乎没有吃过肉菜。

五年多的大学生活里,刘应宽一直没回过家。每逢学校放寒暑假时,他都在勤工俭学。艰难的求学和不屈的抗争,馈赠给他坚忍不拔、心无旁骛的宝贵品质。只要他做的事情,就一定会近乎完美地做好。

1968年,刘应宽大学毕业,分配到青海省电力工业局西宁供电所工作。

壮怀激烈——青藏高原立基业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怀着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和一腔热血,1968年12月,刘应宽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一路迎着风雪严寒,朝着地球之巅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呼啸而上。来不及欣赏中华民族摇篮黄河的源头巴颜喀拉,来不及欣赏长江的源头唐古拉,刘应宽的光辉事业就此拉开了序幕。

高原特有的艰苦生存环境给刘应宽来了个下马威:海拔高气压低,米饭半生,馒头黏手;冬春季节地冻天寒,风沙弥漫;高山缺氧,高原反应时有发生。

自然条件恶劣,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不妙。大学生被视为“臭老九”,当作普通劳动力使用,刘应宽也不例外。作为一名最普通的工人,从挖坑、架线到安装调试,什么活都要干。在当工人的十年时间里,他不仅是一名技能水平一流的工人,还由于经常对工人们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被工人们亲切地称为“刘老师”。十年间,经他带出的徒弟和接受过他培训的许多人在青海电力系统都成为骨干力量。

“潜龙在渊,一飞冲天。”凭借扎实的理论修养、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出色的工作能力,刘应宽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成长为西宁供电局副局长、局长。

1991年底,刘应宽担任青海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后,先后组织进行了青海省火电项目、黄河上游刘家峡以上河段大型水电项目的前期工作,以及中型水电站的规划和可行性研究工作,首次组织了对黄河龙羊峡电厂以上河段水电资源的勘测和规划工作,为后来进行的黄河上游系列大中型水电站的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对公伯峡、尼拉、直岗拉卡、康扬和积石山等水电项目开发进行了有效的前期工作。作为青海省李家峡水电站库区移民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刘应宽为李家峡库区移民安置完成了关键性的基础工作。在做好水、火电项目工作的同时,作为经营副局长,他在企业管理、财务管理、审计管理、教育管理、计划管理、营销管理等方面都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

碧波万顷的青海湖可以作证,日月山的风涛、积雪可以作证,刘应宽披肝沥胆二十七载,青春韶华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青藏高原,贡献给了为冰雪高原带来无限光明与温暖的电力事业。

披坚执锐——驰骋天山战犹酣

沿着西域的丝绸之路,追寻着古道上的驼铃。在“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西域边陲,刘应宽风尘仆仆再次披挂上阵。1995年3月,刘应宽被调往新疆,担任新疆电力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1996年元月,刘应宽主持新疆电力局(公司)全面工作,1996年4月担任新疆电力局(公司)党组书记、局长(总经理)职务。

初到新疆,迎接他的电力工业局没有繁花似锦,却是百孔千疮。当时的新疆电力局,由于决策失当,思想偏航,造成了严重的管理混乱。人心涣散,经营亏损,缺电严重;上级批评,职工怨愤;滥投资乱担保,损失惨重,到1995年底亏损额达到1.69亿元,负债率居高不下,公司经营到了崩溃的边缘。严酷的客观条件和上级领导的希望和要求,把刘应宽推到了十分艰难的境地。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刘应宽没有被困难吓倒。他说:上级派我来,就是要让我带领全体干部职工解决困难的!不是让我来坐享其成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努力,没有过不去的坎!

通过调研,刘应宽迅速找出了新疆电力局存在问题的症结,制订了使新疆电力走出困境的基本工作思路。他从清理电力局机关各部门及各直属单位内部自办公司、自设账号和纠正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在基层单位发放工资的现象入手,实行了资金集中管理,防止资金严重流失的“止血”措施,坚决停止了对外投资和主业对多经的投资,停止了一切对外部、对多种经营的担保行为,从严制订了资金使用审批制度。实行了财务预算管理和经营活动的综合计划管理,采取了严格的厉行节约措施。他号召全体干部职工暂停公款使用手机和BP机,出差尽可能坐火车不坐飞机,暂停购置车辆,严格控制车辆用油等措施,严格控制各项费用等等,收到了良好效果,有效地克服了因资金严重短缺而造成的困难。与此同时,他又从减少电网停电、保证用户供电、开展优质服务入手,加大了经营管理力度,加大电力销售力度,严格电价管理,严格电费管理,堵塞电力经营和销售环节的漏洞。经过一年的努力,实现了电力销售收入的大幅增长。增收节支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一举扭转了新疆电力连续几年亏损的局面,实现了盈利,从而实现了生产的安全稳定和职工队伍思想的稳定。他在着力解决扭转亏损局面的同时,又针对当时乌鲁木齐城市电网薄弱、停电十分频繁、用户怨声载道、电力职工疲于奔命的严峻局面,亲自布置,组织力量进行了乌鲁木齐城市电网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在他的严格要求和领导下,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建成投运了4个110KV变电站,改造了大部分城市电网线路,一举解决了多年来停电频繁的老大难问题。

与此同时,刘应宽以令人叹服的智慧和气魄,提出了理顺全疆电力管理体制,建设新疆统一电网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要谋求新疆电力的大发展,就必须规划建设新疆统一电网,实现全疆联网。他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组织一场大的战役一样,运用全面规划、统筹工作的方法,按照成熟一个接管一个的原则,一鼓作气完成了全疆地方电网划归新疆电力公司统一管理的工作,为实施建设全疆统一大电网创造了坚强的体制条件。

刘应宽敏锐地抓住了国家实行农村电网两改一同价的历史机遇,在得到自治区物价局对地州电网改造还本付息电价原则承诺的情况下,他大胆决策向国家申请了55亿元的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资金,获得了国家的批准。一场由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为先行的建设全疆统一电网的工作拉开了序幕。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新疆电网装机由2800MW达到4200MW,扭转了严重缺电局面,基本统一了全疆地方电网,实现了新疆电网由分散建设到统一规划建设的战略转变,37个各自独立的电网实现统一管理,新疆主电网以首府乌鲁木齐为中心,覆盖了自治区境内的十几个州(市),由电力发展相对滞后到电力发展相对超前的战略转变。刘应宽像能征惯战的将军,他充满激情、孜孜以求,他怀着对事业的满腔热爱,肩负着为党和政府高度负责、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使命而所向披靡,节节胜利。无数次的灾难化险为夷,数不清的难题迎刃而解,他用睿智和辛勤的工作带领职工使全疆电力工业的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使新疆电力职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真英雄自当挺立潮头,堪当大任。正当新疆电力公司出现人心所向,各项工作乘风破浪之时,刘应宽又接到了新的调令。

赫赫战功——踏破贺兰意未休

刘应宽还未来得及抖落战袍上的尘土,又踏上了黄土高原。

1999年的11月,55岁的刘应宽来到了宁夏。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如果说刘应宽在青海的丰富工作经历是雄厚的铺垫,那么他在新疆的卓越表现就是华美的乐章,在宁夏的工作业绩则是高潮迭起的辉煌盛境。

初到宁夏,他立即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他白天忙于到电厂、供电局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晚上则查资料,翻书籍,与干部职工交谈,他的调研甚至细到去农民家了解情况。他的足迹遍布宁夏的各市县,其了解的范围不仅是电力系统的发展状况,还包括整个宁夏的能源资源和经济发展状况。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他结合宁夏的实际,迅速制定出宁夏电力工业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宁夏电力公司有着独特的发展空间和优势。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源优势上,二是地理优势上。

在资源优势上,宁夏有丰富的煤炭、水利、天然气以及风能、太阳能等资源优势。他敏锐地认识到,宁夏要发展,要缩小与其他地区间的差距,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就要把这种资源优势迅速地转化为经济优势,而这种转化,最根本的是要靠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来实现。

在地理优势上,刘应宽跳出宁夏,站在西北甚至全国的高度认识和评价宁夏的优劣。宁夏电网处于西北电网的中心位置。宁夏规划建设并计划实施向外送电的几个电源点都集中在宁夏银南地区,相距很近,容量很大,互为备用,水火互济,整体优势十分明显。宁夏电网西靠黄河上游火电基地,东连陕北火电基地,处于西北与华北、华中、西南联网的适中位置,尤其与华北联网距离仅1000公里,送电距离适中,若将宁夏火电与黄河上游水电打捆东送,便可使宁夏成为西北电网向外送电的中心电力基地。如此,可为西电东送提供强大的电源支撑,联网效益十分理想。

刘应宽统筹全局,凭借前瞻性的发展思路,自觉把宁夏电力工业的发展融入到整个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中,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的历史机遇,适时提出了宁夏电力工业的三个战略定位和五项发展目标。其核心就是要把宁夏建成以火电为主的电力基地,建成西北电网向外送电的重要窗口,早日实现与全国联网。

刘应宽看问题很有前瞻性。早在2000年,他就敏锐地预见到,宁夏经济必将快速发展,电力需求将会日趋旺盛。于是,他在2001年初果断决策,贷款建设宁夏与西北电网的第三回330千伏联络线。2002年5月,当宁夏又一轮负荷高峰到来时,这条被视为“生命线”的输电大动脉提前建成,使宁夏有条件从大网购入大量电力,及时缓解了全区缺电局面。随着经济发展对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这条线路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

刘应宽情系全区人民,决心抓住国家实施城网和农网改造工程的有利机遇,力图有计划、分阶段地把宁夏建设成为全国第一个电气化省区。国家下达一期农改资金时,宁夏只报批了6.34亿元,他提议再追加6.42亿元,上报后很快得到批准,使全区农网改造范围大为扩大。国家下达二期农改资金时,他又积极倡导,为宁夏争取到了14.5亿元资金。几年来,宁夏在城网、农网改造中总投资达到35.56亿元,有力地改善了全区城乡的供电面貌。同时他力主将5个代管县、280多个乡镇电管站划转公司直接管理,理顺了全区农电管理体制,率先完成全区农村电网改造任务,率先实现自然村村村通电,率先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成为全国电力系统农村电网两改一同价工作先进单位,为宁夏争取率先建成全国首批电气化省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本完成农村电网的改造与建设之后,刘应宽全面开展了对县城电网的建设与改造工程,积极支持自治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大银川”建设中,刘应宽和班子全体成员认真研究确定了“立足长远,着眼当前”的原则,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抢占先机,优化选择并建设了城市配网通道。配合银川市区由原来的56平方公里扩大为400平方公里的“大银川”建设规划,反复修改优化,确定了银川城网改造规划,确定了银川电网“升级换代、全面进步”的发展方针,紧紧抓住“大银川”城市道路建设和民族运动会项目建设这一发展机遇,从公司自身需要和长远利益出发,全面实施银川城市电网改造,满足了自治区建设“大银川”的规划要求,全面实施了电缆下地工程,第一个实现了我国首府城市街道无电线的目标,大大提升了首府的供电能力和安全可靠性。

在建设电网的同时,刘应宽意识到,加快电源建设,是实现宁夏电力工业发展的基础。它不仅能够满足自治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也是将宁夏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重要步骤。

刘应宽组织电力公司,积极引导和协助各大发电集团公司分别对大坝电厂三期、石嘴山电厂、灵武电厂、水洞沟电厂、枣泉电厂、鸳鸯湖电厂、马跑泉电厂等电源项目开展了前期工作,从而进一步确定了各个电厂建设与投产的目标。他积极组织开工建设石嘴山电厂和中宁电厂扩建工程,并使石嘴山电厂扩建工程提前投产,中宁电厂扩建工程提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使宁夏发售电量增幅居全国前列,火电机组利用小时居全国之首。

在他的努力下,国家电网公司正式确定了以宁夏银南为起点水火打捆、以±500千伏直流输电方式向华北电网送电的具体工程方案。随着中宁和马莲台电厂的开工建设,两个千万千瓦级电力基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随着贺兰山风电场的开工建设和首期项目部分机组的投产运行,标志着宁夏新能源发展进入了一个规模建设的新时期。

凭着前瞻性的发展目光,刘应宽在国家厂网分开之时,就开始考虑建立宁夏自己的发电公司。在他的极力倡导并积极筹措下,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同意,发起组建了宁夏发电集团公司。事实证明,这一举措符合大力发展宁夏电力工业的实际,使宁夏的电力工业真正成为带动宁夏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其重要性还在于,成立宁夏发电集团公司,使宁夏在电力工业的发展中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也培育了能够承担重任的企业集团。宁夏发电集团几年来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初建时的愿望。

他组织制定宁夏电力公司多种经营发展战略,使宁夏电力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已在自治区经济中占有重要份额。在大力发展主营业务的同时,刘应宽坚持“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方针,力主组建了英力特集团公司,已发展成为宁夏27家公有制重点骨干企业之一,也成为自治区为推进工业化进程而重点培育的20家大型企业集团之一。他和党委一班人大胆决策,成功收购和重组上市公司——宁夏民族化工,显示了刘应宽目光的深邃和决策的正确。这不仅使英力特集团公司成为西北电力多种经营中第一家拥有上市公司的企业,也实现了宁夏电力公司多种经营进入资本市场的新突破,堪称企业资本成功运作的一个典范。

在此基础上,刘应宽对公司本部和各供电局所属的多经企业进行了资产重组和企业整合,组建了宁夏天净电能开发有限公司,成为宁夏电网的多种经营基地。

他组织进行了省公司层面的“主辅分离”和“主多分开”的准备工作,使宁夏电力公司形成了“一个核心企业、四个集团公司”的格局,为电力体制改革实行主多分离工作创造了成功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抓改革抓发展的同时,还做到了公司效益不断大幅提高,职工收入不断提高,为全国省区电力公司的改革创造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得到国家电网公司和自治区政府的充分肯定。

壮志不已——科学发展谋新篇

熟悉刘应宽的人都知道,他的专车上必备着四样东西:测风仪、望远镜、地图、GPS全球定位系统。宁夏所有有“风口子”的地方他都跑遍了。经过艰苦的努力,公司取得了海量的测风数据,完成了自治区委托的“全国风电建设前期工作成果(规划报告篇——第30卷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编纂任务,形成相应的科研成果。

贺兰山风力发电厂的建设是刘应宽“戎马生涯”中的又一精彩杰作。它的开发建设充满艰辛,仅选点和风力测量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刘应宽亲自带人奔波在石嘴山、六盘山、盐池、阿拉善左旗等地,多次登上中宁境内的牛首山、固原境内的六盘山测风力,到民间调查,找相关人员探讨。2002年末,经过长达一年的艰难踏勘寻找,刘应宽率领的找风小组终于发现了贺兰山场址。刘应宽向自治区领导报告了这一喜讯,迅速主持开展了大量的开工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经过3年的努力,宁夏发电集团最终在此建成11.22万KW风电装机的贺兰山风力发电场,使之成为2005年末全国单个最大的风力发电场。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树立了宁夏良好的品牌和形象。按现有风电装机发电量计算,宁夏社会用电每1000千瓦时中就有5千瓦时的绿色环保能源。

自2003年6月开工建设规划装机50万KW的贺兰山风力发电场至今,公司已在贺兰山风电场实现装机20.37万KW,贺兰山风电场的建设填补了宁夏风电建设的空白,创造了闻名全国的以小步快跑为特色的“宁夏风电发展模式”;自2005年起保持了“全国单个装机最大的风电场”纪录;2005年作为自治区建设节约型社会项目参加全国展览;2006年作为中国第一个风力发电“CDM”项目在联合国向全球公示并顺利实施,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和较好的经济效益。

2006年7月开工建设长山头风电场,2007年3月全部并网发电,已实现装机4.95万KW。

2007年7月开工建设红寺堡风电场,一期工程2009年初全部并网发电,实现装机4.95万KW,二期工程4.95万KW工程已经开工建设。

2007年8月开工建设总装机35万KW的太阳山风电场于2008年3月建成装机4.5万KW一期工程,2009年9月建成装机4.95万KW二期工程,全部并网发电。

几年来,宁夏发电集团在刘应宽带领下,坚持超前规划,科学发展,坚定风电建设目标不动摇,创造了被陈建国书记誉为“风电精神”的品格。除此之外,宁夏发电集团还规划并将陆续建设麻黄山风电场等一批风电场,进一步提高自治区新能源的装机比例,努力为建设宁夏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基于对未来市场竞争的认识和对振兴宁夏装备制造业的信心,刘应宽积极探索,认真分析我区的实力,开始广泛与国外风力发电机制造厂商接触,仔细筛选,慎重选择。经过艰苦漫长的谈判和接触,宁夏发电集团与德国NORDEX公司合资组建了恩德(银川)风机制造公司,与日本三菱公司合资组建了风机制造公司。

宁夏发电集团风电研究所与宁夏宁电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正在积极研发1.5MW风机齿轮箱,与宁夏银星能源公司联合研发1MW风电机组核心部件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塔筒制造完全实现自我生产供给。

在全力打造宁夏风电建设产业链条的同时,刘应宽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了具有更大发展潜力的太阳能产业领域。作为一个一辈子从事能源研究和建设的资深专家,他为全球日益临近的能源危机而焦灼,也为我国西部大片荒漠上空拥有充足的日照而兴奋,他急不可耐,奋不顾身地踏上了又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

2005年末,他亲自主持,着手建设工业硅项目,次年初实现投产。他独辟蹊径,组建了一个在外人看来不起眼的研究小组“多晶硅项目工作组”,研究、攻关太阳能级多晶硅的提纯方法。一年多反复试验,苦苦探索,他带领大家研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晶硅物理提纯技术,奠定了产业化生产的基础。

他大胆实践,全力推动高纯硅、多晶硅产业化生产步伐,组建了两个项目公司,开始了高纯硅、多晶硅产业化生产的新实践。收购相关太阳能电池生产组建公司,积极准备,着手打造太阳能产业的完整链条。

在打造风电产业、太阳能产业两大产业链条的进程中,刘应宽扮演了多重角色:他既是全力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者;既是认真实践的专业人士,也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者;他参与到建设者的行列中,也融入到研究开发的队伍里;他既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他是卓越的实践者。

几年来的风电规划和建设,宁夏发电集团拥有了一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思想意识清晰、个人素质高的风电人才队伍。在太阳能产业的建设中,宁夏发电集团坚持自主创新,培养和锻炼了相当数量的技术力量,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技术队伍。

为了迅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产业化,刘应宽率领的多晶硅项目组先后完成了杂质分离、杂质偏析、精炼提纯、物理处理、化学处理等实验项目,相继突破了提纯技术中除碳(C)、除氧(O2)、除硼(B)、除磷(P)等非金属杂质的技术难题,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多晶硅提纯工业化生产的工艺,该工艺完全为自主研发,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在国内冶金法多晶硅生产工艺中处于领先地位。运用该工艺生产的多晶硅加工制作成太阳能电池片光电转换率达16.7%,经国内相关技术部门检测,完全符合太阳能级多晶硅标准。如前所述,宁夏发电集团在积极拓展太阳能产业的建设,仰仗的就是这些核心技术。

刘应宽引领行业(专业)技术不断创新,促进了产业结构变革,他把一个仅从事火力发电单一业务的企业打造成传统能源产业(火电、煤炭)与新能源产业(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并重、双翼齐飞的企业集团,无论是引进和消化德国和日本风机制造技术还是自主创新研究开发太阳能材料制造技术,宁夏发电集团坚持科学发展,倡导不断创新,既坚持独创也鼓励学习与借鉴,旨在适应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做贡献,实现企业的科学发展。

在宁夏发电集团,他积极推动宁夏火电基地建设和“西电东送”事业,短短六年时间,宁夏发电集团迅速成为宁夏电源建设的主力军,成功发挥了主导宁夏电源建设办电主体的作用。

在充分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他果断组织了中宁电厂扩建工程,采用工程建设总承包的方式,充分调动建设施工单位的积极性,创造了18个月投产一台机组,29个月建成2台330MW大型火电机组的新纪录。

他敢为人先,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组织开工建设了第一座大型火力发电厂——马莲台发电厂,拉开了自治区“一号工程”的建设序幕。仅用了18个月便建成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第一台机组,25个月建成了2台330MW大型火电机组,创造了西北电力建设史上的最高水平,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树立起重要的标志。

2005年底,宁夏发电集团建成投产3台大型火电机组,新增发电能力100万KW,每年可为宁夏电网提供75亿千瓦时电能,实现工业产值15亿~17亿元,促进了宁夏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扭转了宁夏严重缺电的局面。

2005年,在刘应宽的直接领导下,宁夏发电集团与德国恩德公司、宁夏天净集团在银川合资组建了中外合资风电设备制造公司。为提高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水平,推进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风电设备制造业的发展,实现高效清洁发电等领域的突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项目引进了世界风电设备最先进、市场份额最大的1500KW主流机型,总投资1200万美元,初期规模为年产200台1500KW风力发电机组,年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8亿元以上。到2008年,已生产首批机组并安装到贺兰山风电场取得良好成效。此项目填补了宁夏机电设备制造业的一项空白,为开发我区丰富的风能资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促进了宁夏风电产业的发展。继之,宁夏发电集团又与日本三菱公司展开合作,制造1000KW风电机型。2008年5月,首台机组隆重下线。至此,宁夏发电集团风机制造产业初具规模。

根据长年电力工作实践,刘应宽积极调整宁夏电源结构,创造了“小步快跑”的宁夏风电发展模式。积极争取各项政策,采取有效措施,为公司节约资金数千万元。他积极支持推动的风电CDM项目(清洁发展机制)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准,项目实施后每年将为公司产生经济效益近千万元。

2005年,刘应宽毅然承担了重组吴忠仪表股份公司的重任,果断实施企业改革和管理创新,进行了挽救宝贵的宁夏上市资源的工作。他深刻分析吴忠仪表股份公司的现状,审慎处理吴忠仪表股份公司损失过多的问题,妥善解决吴忠仪表股份公司的资金流困难,把风力发电引进吴仪股份,有效地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改革形成了吴忠仪表股份公司“1+5”管理模式,积极推行领导班子竞聘上岗,对自动化仪表公司和特殊资产处理公司领导班子进行了公开竞聘,在短时期内稳定了吴忠仪表股份公司的生产形势,稳定了职工队伍,确保了吴忠仪表股份公司2005年实现盈利。同时,又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和资产重组任务,使宁夏发电集团成功地控股了一个上市公司,为集团未来的发展创建了一个融资平台。

2005年底,宁夏发电集团成功收购王洼煤矿,获得了该矿区数亿吨煤炭资源,并在六盘山区规划建设一座装机总容量为600MW的扶贫电站项目和与之相配套的煤矿项目,大力推动煤电一体化发展。

与此同时,宁夏发电集团又作为自治区政府依靠的重要企业集团,展开了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南部的积家井矿区煤炭资源的整体建设和开发。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刘应宽以一个战略家深邃而犀利的目光洞察市场和企业发展道路,他以科学严谨但却跳跃着的思维引导着激荡在胸的创业激情。在有序建设火电、大力发展风电、重视煤矿建设和发展、适时向上下游延伸,完善产业链的同时,又把发展的重心瞄准了太阳能的开发应用上。他不知疲倦地探索,因为他把报效祖国的赤诚与对能源事业的热爱相融会,不遗余力,乐此不疲。他珍惜时间,珍惜资源,珍惜事业,珍惜人生。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生命,使他拓荒不止、奋斗不息。

刘应宽从未停止过前行的脚步。2007年,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一次创业”的喜悦之中时,刘应宽的脑海里早已在酝酿“二次创业”的构想。2007年是宁夏发电集团实施“二次创业”的开局之年,也是集团公司实现百亿目标创业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在刘应宽董事长的带领下,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年初工作会上确定的“坚定一个目标,坚持一个战略,打好三大战役,延伸三个产业,实施四大措施”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思路,按照实现百亿目标的总体要求,以发展战略统领生产、经营、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全公司发扬“敢为人先、打破常规、奋力拼搏、艰苦创业”的“风电精神”,克服了火电利用小时持续下降、电力市场持续低迷、竞争态势进一步加剧等严峻的经营形势和公司资本金严重不足造成的困境,各项工作全面推进,超额完成了自治区国资委下达的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和公司年度经营发展任务,实现了集团公司“百亿目标”的良好开局。宁夏发电集团从此踏上了快速跨越但同时又布满荆棘的发展之路。

2008年,是宁夏发电集团自成立以来面临挑战和困难最大的一年。这一年,在刘应宽的带领下,集团公司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带领宁夏发电集团加快“二次创业”步伐,朝着百亿元企业集团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从而使集团公司走上快速做大做强的道路。

2008年,宁夏发电集团各项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新高。集团公司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47.57万KW,全年完成发电量83亿千瓦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2.48亿元,同比增长30.28%,实现利润1.46亿元,同比增长9.77%;资产总额达到98.75亿元,同比增长17.38%,净资产实现16.94亿元,同比增长23.29%,上缴税收2.81亿元,同比增长7.58%。在国际金融危机风生水起,国内五大发电集团和自治区能源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的形势下,宁夏发电集团盈利水平依然保持增长态势,创造了各项事业的新辉煌,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2008年,刘应宽以其创造性思维和前瞻眼光,为宁夏发电集团确定了“电为核心、双翼齐飞、协调发展、做大做强”的发展战略并组织集团公司全力推进这一战略。集团公司以这一战略为指引,积极调整结构,快速形成并完善了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双翼齐飞、两翼并重”的产业格局。传统能源产业方面,集团公司在加快六盘山电厂等项目前期工作的同时,加快了煤炭产业的发展步伐。积家井和王洼矿区开发的前期工作快速推进,两个千万吨级大型矿区的框架已具雏形,基本形成了以火电、煤炭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能源产业链。新能源产业方面,集团公司投产和在建的风电装机规模达到44.67万KW,已具备年产100台风电机组的生产能力,风电产业链已初步形成。集团公司成功建成了宁夏首座高压并网太阳能光伏试验电站,建成投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000吨高纯硅(含200吨多晶硅)生产线。随着硅片制作、电池单体和电池组建等项目前期工作的展开,即将形成一条完整的太阳能产业链。

在2008年下半年国内实体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冲击的形势下,按照刘应宽董事长的发展战略打造的产业布局,显示了较强的互补优势和抗风险能力。实践证明,“电为核心、双翼齐飞、协调发展、做大做强”发展战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能够经受得住经济风浪的考验,是宁夏发电集团实现快速、健康、持续发展强有力的基础和保证。

2008年,刘应宽致力于企业内部改革和管理创新,为宁夏发电集团创建了适应大型企业集团管理需要的运行模式和组织架构。刘应宽董事长根据宁夏发电集团项目、产业和整体运行的实际需要,按照“小职能,大事业;粗职能,细事业”的原则,重新设计和调整了集团公司的组织结构,进一步创新完善了管控模式,最终形成“职能部+事业部”的管理架构和适应集团公司五大产业发展需要的组织管理体系,使领导体制和部门分工更好地体现控制力和执行力,为集团公司的快速发展和建成百亿元企业集团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深化集团公司内部改革,成功实施了王洼煤矿改制,实现了王洼煤矿的产业化经营和公司化运作。加大对上市公司风电设备制造产业的支持力度,放大上市公司的风电资产和效益,使上市公司社会形象进一步提升,内外部经营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为实现打造太阳能领域完整产业链条的战略意图,集团公司先后成立了宁电硅材料公司、宁电光伏材料公司和宁电太阳能发电公司。通过竞购方式成功并购北京意科通讯技术公司,为集团公司太阳能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持,同时也为集团公司太阳能产业发展开创了一个窗口和品牌。根据国际国内宏观形势的变化以及公司资金状况,适时提出“强调近期,兼顾长远,全面布局,重点突破”的项目发展思路,在完成产业规划布局的同时,保证了集团公司资金链的安全和持续效益。

2008年,刘应宽加快推进企业发展建设,建成、开工、谋划了一批富有潜力和成长性的项目,形成“投产项目发挥效益、在建项目快速推进、筹建项目蓄势待发”的生动局面,为宁夏发电集团“十一五”末建成百亿元企业集团奠定了坚实基础。提前建成中宁发电公司两台机组脱硫技改工程,为集团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和自治区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作出了贡献。集团公司自主建设的银川330KWp太阳能光伏并网试验电站成功并网发电。1000吨高纯硅(含200吨多晶硅)生产线建成投产。集团公司先后建成了贺兰山风电场四期4.05万KW、太阳山一期4.5万KW、红寺堡一期3.3万KW工程,全年新增风电装机12.35万KW。开工建设了太阳山二期、贺兰山五期和阿左旗一期工程,2×1000吨太阳能级多晶硅和1万吨级高纯硅项目。王洼一矿120万吨技改工程和王洼二矿150万吨新建工程快速推进。筹备了六盘山热电联产项目、马莲台电厂扩建项目、中宁发电公司扩建工程项目、10MWp太阳能光伏并网示范电站项目、宁东试验风电场4.95万KW工程、麻黄山一期、贺兰山六期、阿左旗二期各4.95万KW风电工程等一批项目。开展了积家井和王洼两个千瓦吨级矿区的规划和勘探工作。全面落实了集团公司“十一五”期间规划的产业项目,为实现集团公司“十一五”末建成百亿元企业集团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8年,刘应宽忘我工作、亲力亲为,担任多个科研攻关小组的组长,带领宁夏发电集团在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领域取得了非凡业绩。为了加快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的发展,亲自组织领导了自主开发太阳能硅材料的技术研究工作,取得了低成本、低能耗冶金法太阳能级多晶硅的生产技术和工艺的重大突破,建成投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000吨高纯硅(含200吨多晶硅)生产线,为太阳能光伏发电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以此作为产业依托,在银川建成目前宁夏最大的太阳能光伏试验并网电站,一举打破了多年以来我国太阳能产业“两头在外”的格局。

刘应宽董事长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带领宁夏发电集团加快开展1MW风机制造技术引进消化、1.5MW齿轮箱研制,锅炉滑参数停运快速冷却应用,风电机组国产油脂替代进口油脂等一批科研项目。其中,齿轮箱等风机核心部件的国产化已经取得突破进展。风电设备和塔筒制造均已形成100台(套)的年生产能力,有效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和科技转化能力,使科技进步、科技创新成为集团公司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新的利润增长点。预计“十一五”末,风力发电达到100万KW以上,年生产风机500台(套)以上。太阳能光伏发电达到10万KW以上,工业硅产量达到3万吨,高纯硅产量达到1万吨,多晶硅产量达到2000吨以上。刘应宽已经成为宁夏新能源产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全国新能源产业领域富有影响力的人物。

2008年,刘应宽心系社会,顾全大局,以自治区发展、稳定为己任,带领宁夏发电集团积极履行三大责任。一是为自治区招商引资作出突出贡献。宁夏发电集团必须服从于自治区的战略部署,肩负起自治区党委、政府赋予的发展经济建设的神圣职责,不仅要认真履行经济责任,还要坚决履行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刘应宽充分发挥宁夏发电集团在自治区能源建设方面招商引资的“引导”作用,与华电、大唐、中电投、华能、宁夏电投等区内外发电企业开展合作,积极推进参股项目建设。目前,集团公司参股的大唐大坝电厂三期2×600MW工程、宁夏电投西夏热电厂2×200MW工程已经建成投运。华电灵武电厂二期工程、宁能水洞沟电厂一期工程已经开工建设,为自治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电投一期2×600MW工程正在开展核准报批工作。二是心系贫困山区,推进六盘山热电厂建设。为了支持“苦甲天下”的宁夏南部山区实现煤炭资源的就地转化,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刘应宽寻求多方支持,积极推进,六盘山热电厂2×330MW热电联产项目建设。2009年8月份实现“双投”。三是贡献税收,奉献爱心,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刘应宽带领宁夏发电集团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一系列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自治区各项规章制度,正确处理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响应国家税收政策,认真履行纳税义务。五年来,累计缴纳税收8.19亿元,其中,2008年缴纳税收2.81亿元。注重建立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集团公司定点帮扶宁夏南部贫困山区彭阳县榆树村和邓岔村,积极开展爱心助贫、爱心助教活动。教育和引导员工关注弱势群体和公益事业,为四川地震灾区和社会困难群体总计捐款82万元,为自治区50大庆和地方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进入2009年,国内经济实体面临着经济危机更加严峻的考验。宁夏发电集团在刘应宽的带领下,把加快推进“积极经营保增长,完善结构促发展,深化管理强素质,坚定信心过‘五’关”的策略方针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确保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集团公司领导班子在刘应宽的带领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审时度势、超前思维、趋利避害、抢抓机遇,适时调整确定完善了“电为核心、双翼齐飞、协调发展、做大做强”的发展战略,并组织公司上下全力推进《宁夏发电集团“十一五”发展战略规划》。宁夏发电集团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积极调整产业比重,快速形成并完善了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双翼齐飞、两翼并重”的产业格局,在继续强化火电、煤炭产业链、风电、风电设备制造产业链的同时,加快打造硅材料、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链的工作步伐。在国内实体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强烈冲击的严峻形势下,火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急剧下降,国内以传统能源产业为主的发电企业大多出现严重亏损,集团公司也不例外。2009年一季度,集团公司火电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为998小时,同比减少725小时,火电发电量13.18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2.06%,火电营业收入2.65亿元,同比下降37.98%,火电产业亏损4782万元,比去年同期盈利2760万元增亏7542万元,致使集团公司一季度整体亏损3339万元。由于宁夏发电集团超前在其他产业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使煤炭、风电、太阳能等产业的生产经营有了较大的增长,集团公司总体经营状况逐步好转。到4月底公司亏损已降至2542万元,到5月底公司亏损进一步降至509万元,上半年实现盈利1079万元。

宁夏发电集团6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实践表明,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跨越式发展的思路,才能做到超前谋划、抢抓机遇、正确决策、大干快上。面对金融危机对公司的影响,刘应宽带领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不能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更不能消极等待经济环境的好转,而应该在危机中寻找机遇,采取积极经营的策略方针才是正确的选择。采取积极的经营策略就是要求集团公司上下不管面临多大困难,都要以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去应对,在困难中寻求机遇,在挑战中赢得主动,想方设法地寻求企业最好的效益和最大的发展。集团公司在经营上,按照预测的上限确定了目标,在费用指标上按照测算的下限进行了控制,主动争取市场、创造市场,千方百计增加生产,积极保增长。在发展上,抢抓机遇,抢上项目,抢筹资金,大干快上,全力促发展。

2009年,宁夏发电集团确定了全年销售收入达到50亿元,利税达到5亿元,利润实现5000万元,新增就业500人以及风电装机达到50万KW的总体目标。根据这一目标要求,按照积极经营的策略方针,集团公司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确保全年目标的实现。火电方面,在确保机组安全运行的基础上,摸索机组在低负荷下的经济运行模式,努力降低煤耗,合理安排机组检修,争取更多的上网电量;煤炭方面,积极拓宽销售市场,实现无落地销售,以增加销量和利润;风电方面,加强设备的日常维护,抓住今年风资源偏好的有利时机努力增加发电量。与此同时,集团公司加大风机制造和太阳能硅材料内部市场的开拓力度,按照自治区尽可能使用本地产品创造市场的要求,由公司风电项目和太阳能发电项目拉动风机和硅材料的内部市场。今年公司预计使用自己生产的风机100台,塔筒100套,单晶硅200吨。正在进行的风力发电项目和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为宁夏风电设备制造和光伏发电设备制造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同时,风电场和光伏电站提前建成发电又为保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刘应宽的人生字典里,写满了刻不容缓、自强不息的字眼。

面对壮阔的事业,我们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

倚明长城的残垣,举目远眺,苍穹浑阔,贺兰巍峨,大漠茫茫。在开阔的荒滩上,一排排乳白色巨大的风车耸立,修长的叶片旋转着,没有马达的隆隆轰鸣,只有啸啸急风的呼嚎。贺兰山、太阳山、长山头、红寺堡,无数风叶在旋转,恰似成群结队的海鸥振翅欲飞;广袤的荒原上,铠甲般的太阳能发电巨阵漫无边际……这种现实与梦想的相遇,古老与现代的结缘,自然与科技的联姻如诗如画,让人陶醉。提供洁净能源,优化生存环境,推动社会进步,宁夏发电集团坚定而卓越地发展着、壮大着。作为企业家,刘应宽充满豪气与激情,因为胸怀大爱,他的事业便气势磅礴,他扯起银线连通大西北,谱写光明赞歌;作为开拓者,他慧由心发锐气逼人,点化风火,聚齐阳光把新能源事业开创。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刘应宽的追求就像大漠孤烟那样正直而高远。刘应宽的事业就像长河落日那样纯洁、鲜艳而气势宏大。

刘应宽——中国西北电力的骄子。他的名字当载入西部电力事业的史册和新能源发展的鸿篇。

(温卫东)

宁夏发电集团董事长刘应宽

记者:刘总是湖北钟祥人?

刘应宽(以下简称刘):对。

记者:从孩童时期到考入大学,您在那儿生活了十八年。现在提起您的故乡,您会怎样描述它呢?

刘:说起我的故乡钟祥,那是鱼米之乡啊。江汉平原非常好,历史上是楚国的古都。

记者:您觉得故乡深厚的文化氛围对您的成长有影响吗?

刘:应该有影响,那种影响应该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影响。所以我有时候保守,有时候太守规矩。

记者:您是说对你的性格有影响。

刘:对,影响很大。

记者:包括您处事的风格?

刘:对,包括我处事的风格,影响很大。做老实人,说老实话。

记者:有时候稍微保守一点。

刘:稍微保守一点。但是我的家乡文化也是一个造反的文化,汉朝的时候,王匡领导的绿林军就在我们家乡。刘邦是楚国沛县人,沛县现在属于苏北,在古代也是湖北的地盘。

记者:那有一点反叛?

刘:也有一点。也不叫反叛吧,有一种改革的精神,革命的思想。

记者:那时候的生活很艰苦,是吗?

刘:是,一直到大学里也不轻松。在大学里我一直是勤工俭学。我在我们班里是最穷的人之一。农村来的孩子大家都很穷,又土,又穷。但是你要知道,我的这种顽强奋斗的精神就是在这种环境状态下锻炼出来的。

记者:您学生时代是非常勤奋的,那时的您是不是就有改变命运的决心?

刘:不是,那个时候糊里糊涂的,读书读书再读书,就这样。读书的时候就争取读得好一点,不愿意落后,也是不甘于落后。总想做得好一点,做事情做得好一点。后来当工人也是这样,当工人也要当个好工人,当管理人员,也要当一个称职的管理人员。当领导的时候就希望把自己领导范围内的事做好,要尽职尽责,抓住机会。

记者:这么多年走来,回顾您自己走过的路,有些可能是现在总结的,有一些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也是懵懵懂懂的。

刘:当时只想当工程师,目标非常明确。就像上小学就要上中学,上中学要上大学,上大学就想当工程师。我读的是上海交大,中国工程师的摇篮。

记者:您大学毕业之后,先是到了青海,又到了新疆,然后又到了宁夏,你好像说过一句话,说自己的命运是和西北联系在一起的。

刘:应该说命运从开始就注定了,一直跟西北联系在一起。本来在新疆应该是走得更远一点,结果还是到宁夏,还是留在西北。

记者:现在再去青海、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应该说走到哪里都有您参与建设的电力工程?

刘:是的。

记者:那个工作量得有多大呀?

刘:青海电网是几代人建设的,但是在关键的时候我们起了一些作用。新疆也是这样,新疆原来的电网很小,是分散发展的,后来我们把它统一起来整体规划,整体发展。这是我一生当中的得意之作。

记者:您走到哪里都是很有成就的,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诀窍?

刘:没有,没有什么诀窍。实事求是去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一句话,要努力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

记者:您说起来好像很轻松,但实际上呢?

刘: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没有信心去做好工作,或者不想去做好工作,那就别去混日子,那有什么意思呢?在复杂的环境下,你自己想办法寻找一条最符合实际的路子去把工作做好,那才有成就。

记者:青海、新疆、宁夏三省区的电力工作,您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刘:应该说我了解的东西多一些,做过的事情我都记得,我去过的地方多一点,青海、新疆、宁夏,你说哪个地方,我都可以给你说我去过。这三个省区有电力工业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我踏过的足迹。

记者:那您觉得青海、新疆、宁夏三个地方,从电力行业来看有什么差异吗?

刘:差不太多。青海是水电为主,因其海拔高,要求就要高一点。新疆,地方太大,在规划上难度就大一些,在联网上,难度也大一些。宁夏又太小,所以做起来可能要更加精细一点。青海、新疆、宁夏三个省区的共同特点都是少数民族地区,都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地干工作,更加努力地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

记者:有人说您是战略家,因为您有着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

刘:什么叫战略家?寻找一个比较好的方案,然后把这个方案变成现实,这就是战略。

记者:您在一些重大项目的决策上的确非常精准,这不得不让很多人佩服您。

刘:按规律办事,我总结得多一点,我走过的地方多一点,经过的事情多一点,到青海经过一遍,到新疆再经过一遍,然后到宁夏来又重新再做一遍,那你怎么还会做错呢?

记者:有人说您对风电情有独钟,您认同吗?

刘:也不是。他们的看法不对。因为别人不喜欢它,但是我要去做它,所以别人就说你是情有独钟。

记者:别人为什么不喜欢它?

刘:宁夏的煤很多,新疆的煤也很多,不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把煤用完。所以用煤发电,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说有这个就够了,你再搞风力发电干啥?其实,单一的结构不行,还得要从更长远的发展来考虑。要跟上社会,跟上整个世界的技术进步,不然的话我们会落后。

记者:在太阳能的建设上您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刘:利用太阳能发电应该说我们又走在全国的前头了,而且影响很大。因为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多次要求我们把这个项目搞上去,我们当然要努力把这个项目做上去。宁夏除了火电还有什么?水电方面,黄河从沙坡头出来,一马平川,就没有大的落差,就谈不上大搞水力发电。核电方面,你在这儿搞核电是不可能的,现在起码搞不了。煤炭宁夏现在多是用煤发电,这是资源优势。但是烧煤,煤就是炭,就有一个碳排放问题,这就成了世界问题,成了地球的问题,成了人类的问题。在全世界倡导节能减排的形势下,怎么办呢?西北的共同特点就是太阳光好、风好,那么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用它呢?煤是很好的,但总有一天要挖完的。地球是圆的,围绕太阳转,有白天有黑夜,那就必然有风。地球上永远有太阳光有太阳能量,是永恒的,对于人类来讲是永恒的。这些能量为什么不直接用呢?

记者:也有人说太阳能、风能,可能存在一个高成本的问题,您怎么认为?

刘:不是的。煤的价格在不断地涨,你小时候煤多少钱一斤,现在煤多少钱一斤?而太阳能或风能的价格是在朝下降,一个朝下降一个朝上涨,两个总有碰上的时候,如果你现在不做它,它就降不下来。而煤的上涨是必然的,迟早有一天它要涨得很高的。到那个时候人们就会说,你们当时在干什么。

记者:您看的不是十年以后,而是看二十年、五十年以后。

刘:应该这么说。刚开始用电的时候,原来一度电多少钱?慈禧太后那时候一度电多少钱?那个时候她就根本不计成本。慈禧太后从西方弄了几个发电机组来,那就是为了要用,那不存在多少钱一度电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现在电的价格不就降下来了,成本不就降下了嘛。我们现在这样干,这个是历史的需要,也是我们产业发展的必然。

记者:那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刘:那是你们新闻工作者的话,我们的说法就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由实验研究阶段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这是必由之路,没有什么选择。我们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不是一个逆历史潮流的,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只不过人们认为这就跟愚公移山一样,嘲笑他是笨蛋,挖那个山你能挖得了吗?就是这样!

记者:那就像愚公一样,在当时来说他要付出常人不能付出的努力,他可能要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痛苦。

刘:对,就是这样,非常正确。

记者:您也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感受?

刘:不多。背后可能说我胡整,但是当面没听到过。很多专家给我们的是鼓励和支持,领导给我们的是鼓励和支持,其中也有大量的积极参与者。搞风电是这样,搞太阳能发电也是这样。我们从2001年开始,做到现在8年了,规模已经相当大了,已经有几十个亿的资产了,而且为社会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什么会越做越大?因为它有生命力,说明它是对的。

记者:宁夏很多行业在全国来看还是比较落后的,为什么您把宁夏的电力做得这么好呢?

刘:第一个有资源,第二个西部大开发给了很好的政策,第三个自治区党委、政府有一套正确的加快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办法。我们的努力和政府的宏观要求结合在一起,碰出火花就发展得快。因为政府的战略是资源转换型战略,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主要任务是把煤炭变成两样东西,一样东西变成电,一样东西变成煤化工产品。这是最直接最现实的转换方法,发电这块刚好跟上。

记者:您在宁夏十年了,让您骄傲的电力工程都有哪些?

刘:火电,一大堆火电,不得了啊!我来的时候多少啊?大概200多万KW吧,现在1000万KW了!银川市城市电缆下地,这个在全国哪个城市也抵不过。你看城市多漂亮?你去看看,主街道上没有电线杆,甚至连一些比较次要的街道,也没有电线杆,这个在全国是很少有的。是全国领先的。另外就是农网改造,农村家家户户通电,这是百姓工程,也是我们感觉到很满意的,当然也是不容易的。还有风力发电,我们曾经在全国第一,太阳能毫无疑问我们也是第一。这是我们很自豪的。当然还有很多事情,整个宁夏电网的建设,都是比其他省建设要好得多。

记者:有很多人说您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那您个人是如何看待这个成功的呢?

刘:什么叫成功呢?就是说,组长叫你干什么事,你把这个事干得差不多了,基本满意,这就叫成功。如果说这是成功的话,我觉得我做得还是比较满意的。确实是这样,什么叫成功,我看把事情做成了就是成功了。

记者: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刘:我自己,我自己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理智的人。但也是一个敢冒险的人,敢于承担风险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有时候也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有时候胆子也是很大的。再一个就是运气比较好的人,应该这么说。

记者:您刚才说称呼您为电力工作者更准确?作为一个成熟的电力工作者,一个成就卓著的电力工作者,您对当代的年轻人有什么忠告吗?

刘:年轻的电力工作者们,他们没有我们的经历,我们就不能按照我们的尺子去量人家。我们是由落后的一个不发达的时期,走向了一个发达的时期,我们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爬坡的过程,你要求人家再爬坡,这是不对的。但是,要求他们创新是必要的。其实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大家都是很勤奋的,大家都有一股劲,都有理想。我的团队,我的这些同事们身上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一种忘我的奋斗的精神。我们也没有拿鞭子打过,也没有催过,但他们都很自觉。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们制定的一个方针是正确的,我们的发展规划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值得一搏,所以他们都在努力拼搏。

记者:如果让您提炼你们的企业文化,你们的经营理念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刘:提炼不出来,就是很简单地去做,很简单。我们就是创造了一套看起来根本就不起眼的东西,一招一式的看起来根本不漂亮,但是它出手就能够伤人。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记者:您提炼得很好,这是中国功夫的最高境界。

刘:它出手就有用,没用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几乎不存在。就是这样,非常简单。当然别人看不上,花里胡哨的别人就看不上,说你这个根本不行,但我们管用。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一年要编两个大的计划,那是非常科学的计划,综合的计划,然后就是考核。这两个计划我们把一个叫硬件,一个叫软件。那么有了硬件,就好像汽车有了一个机器,有了软件,我们就有了控制系统。第二个,我们依靠会议制度。年初开会一定要把工作布置好。你看我们所有的工作报告都是实实在在地讲去年干了什么,今年要干什么怎么干,总体上要记住哪几句话,我们要把它提炼出来,提炼成很简单的几句话,让全公司的职工都清楚。你比如说像我们搞科学发展观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们就很简单地,就说两句话“抢抓新机遇、奔向100亿”。我们所有的职工都知道,就很简单,所有的目标都围绕这个。我们的职工都清楚我们的科学战略方针:“电为核心、双翼齐飞、协调发展、做大做强。”

记者:您这几句话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刘:这个有一个过程,大概是2005年提出来的。记者:这几年都按照这个在做?

刘:我们全体职工都奔着这个方向走,大家一股劲。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我们的发展基础稳定。我们的职工看到了我们企业的今天,明天、后天,而且看到了一天比一天好,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啊!我们现在多大的力量呢,我们全部加起来100多个亿的资产,20几个企业,我们现在有6000人左右,我们机关包括司机加起来不到100人。大家的工作都非常饱满,干得很开心。

记者:这么多年您觉得工作中有遗憾吗?

刘:最大的遗憾就是在青海我把事儿没做完把我调走了,在新疆我把事儿没有做完又把我调走了,这就是遗憾。其他的没有什么遗憾。

记者:您是一个成就卓著的人,想象中您是一个冷峻的人,严肃的人。但见到您以后,却发现您是一个很温和,笑容很慈祥的人,这个是您的家庭或者环境对您的影响吗?

刘:没有。我觉得是我的经历,丰富的经历造成的。为什么呢,我从很小就离家了。上小学就在外面,就假期在家里呆几天,完了以后就走了。前几天我父亲还打电话给我说,他说我奋斗了60年。我说我怎么奋斗了60年,他说你5岁多就自己独立生活了,不是奋斗了60年嘛。所以说你要经过了磨炼,你自己就会珍惜生活。

记者:丰富的经历影响了您?

刘:社会对我的影响,那一个时代对我的影响。你想,我们记事的时候,就是斗地主,就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所以新中国60周年来所有的事情我都经历过,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忆犹新。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变革,我们都是亲身经历者。

记者:如果让您说感谢的话,您的成功您最想感谢谁?

刘: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没有什么感谢不感谢的。我刚才给你说了,应该说是我们党教育我们这一代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抚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你看到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说到最后大家不喜欢听,觉得是作秀了。现在回过头来,现在工作当中所用的那些思想,那些奠定唯物主义的那些思想逐渐地应用到我们工作当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个回过头来看看还是非常值得的。不是假的,不是装腔作势的,我们就是用这种思想指导着实践。你要说感谢谁,感谢集体的智慧。由于这种思想武装着我们,指导着我们的行动,我们才能够做成一些事情。当然从小就过清苦的生活,锻炼我们自己也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的同志恐怕吃不了这么大的苦,有时候说我们精神好,有些同志说我精神好,因为什么呢?从早上到晚上,我们一直不停地带着一些年轻人下基层工作,人家就说你精神怎么那么好,实际上就是说你把我们都快拖垮了。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什么精神好,这是长期以来的一种信念。

记者:对呀,您的手下说您工作起来的劲头一点不像65岁的人,精力充沛。那么您的这种工作动力来源于什么呢?

刘:没什么动力。我不是给你说过,交给我一件事你就得一定把它干好,干不好你就不好看,你就对不起组织对你的信任。而且我们也经不起失败,我们也不愿意失败。

记者:您下一步有没有出人意料的大手笔呢?

刘:没有。因为现在客观事物的发展还没有出现需要我们干的大手笔。如果发现需要了,我们可能还会再去做。为了企业的发展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东西,可能会做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有时候是天机不可泄露呀,但是要等待时机成熟。

记者:非常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刘:好,谢谢!

“人物印象”

走近刘应宽,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位智慧、仁慈、春风拂面的长者,他的眉宇间透着一股豁达、刚毅的气质。他的思想独到而鲜活,他的思维准确而敏捷,他的精神饱满而富有激情,他的话语亲切生动、充满哲理而气势非凡,谈笑间似有万千韬略、百万雄兵股汩汩而出!

和他在一起,你不会感觉到老,他也永远年轻!

刘应宽在副处级以上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8年,曾经担任过西北三个省区的电力局副局长、局长,现在是宁夏发电集团的董事长、党委书记,但是你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浮躁、骄矜之气和官派作风。有很多同志职位一旦升至副处级以上就一门心思地开始做官了,而刘应宽担任企业高层领导20余载却始终在低调纯粹地做人、专心致志地做事,两年前他还与宁夏发电集团的科研人员一起奋战在冶金法提纯太阳能级多晶硅技术攻关的第一线。他把自己建设的每一个项目、研发的每一项科研成果和技术产品都当成是自己的孩子来珍爱,工作是他一生的乐趣,他将事业视同生命!这是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刘应宽几十年勤奋砥砺和刻苦修炼得来的正果。

2003年6月,在自治区政府的主导下,刘应宽一手组建了宁夏发电集团。如今,这个极具潜力和成长性的新生企业已经走过了6个年头的风雨历程,正在朝着百亿现代化大型企业集团的目标奋勇迈进。

这个企业太年轻了。走进宁夏发电集团,你会感觉到一股清新悦目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能够触摸到这个企业不事张扬的稳健性格背后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和勃勃生机,甚至可以触摸到她那跳动着的富有节奏、强劲有力的脉搏。

宁夏发电集团成立六年来,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吸引着各方有志之士的加盟,不少同志是从电力系统以外调入的,但他们很快就会对这个企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并会很快融入这个企业的价值体系。企业文化是企业领导人的文化,宁夏发电集团民主、平等、自由、和谐的文化氛围与这个企业领导人的思想、品德、涵养和作风不无关系,特别是董事长刘应宽的大度、包容、宽厚、谦逊、睿智、博学、儒雅、坚韧、勤奋、严谨、敏锐、深刻、远见卓识、敢于负责、积极向上、锐意进取、追求真理、心怀大爱等美德、操持、修炼和气魄深深地植入了这个企业的文化。刘应宽是宁夏发电集团的一张名片,其个人的品质与魅力,熏陶和塑造了这个企业的精神气质,点亮和锻造了这个企业的特有文化品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上善若水,仁者无敌。宁夏发电集团这支仁者率领的仁义之师,必将厚积薄发,所向披靡。全胜凯旋之日,我们依然翘盼刘应宽豪放爽朗、挥洒自如的笑貌和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风采!

“人物档案”

杨建荣,男,回族,1958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宁夏荣昌绒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997年创办公司,2007年发展成为由十三家成员公司组成的精、深羊绒制品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项目和“灵州雪”品牌的宁夏羊绒行业领军企业之一的宁夏荣昌绒业集团。以“振兴灵武羊绒产业发展,加快精品羊绒之都建设”为目标,与世界最大的羊绒企业鄂尔多斯集团合作,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知名度,实现了公司的跨越式发展。2008年企业营业收入实现8.3亿元,职工总数1862人。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公司不但未裁员,还新增500多个就业岗位,积极解决当地人员就业难题,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人物评语”

颁奖辞

25年前,“背羊绒”开启创业路;

25年后,“灵州雪”编织七彩衣。

企业、乡村手拉手,

“软黄金”变为“硬道理”!

——给宁夏荣昌绒业集团董事长杨建荣

黄河从青藏高原,清澈地流淌。

九曲回肠,渐渐地浸染上了厚重的黄色,它变得凝重而舒缓。千古悠悠,日月流泻和黄沙的积淀,造就了黄河上游第一块水草丰茂,阡陌纵横的平原——宁夏平原。

古人逐水草而居。

黄河水、黄土地,这里自然成了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

这里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发现,著名的水洞沟遗址,见证了三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

远逝了沙场的嘶鸣,没有旧朝古都繁荣遗存。可唐太宗李世民在此筑台,会见颉利可汗八部草原首领。唐肃宗在此登基。

这方边塞水色天地,就是黄河岸边,宁夏平原上的灵武市,古称“灵州”。迁徙,是古人生命中注定的重要部分。中世纪,繁荣强盛的中原政权,拓通了丝绸之路。悠扬的铃声,驮去了中原丝绸、陶瓷等东方文明,以经商而闻名的阿拉伯人,以他们的珠宝、裘皮等作为回馈,进入中原。

灵州这个“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咽喉”,自然成为商人、僧侣、使节们的重要驿站。

斗转星移,黄土地塑造了这群人坚毅、厚重的性格。先人的血脉,赋予了他们精明、善于经商的禀性。

在古灵州之地,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杨建荣,这个回族优秀儿女,14年的时间,在“羊背上”缔造了一个年产值近8亿元的宁夏荣昌绒业集团公司。

“灵州雪”歌——记宁夏荣昌绒业集团董事长杨建荣

初“世”

清晨,太阳从鄂尔多斯台地升起,西望绵延五百里的贺兰山脉。静静的黄河,从这里流过。

灵武中渠村,就坐落在黄河东岸。杨树、柳树掩抱了整个村庄,却掩不住村里清真寺上高耸的一弯新月。它遥指西方。

1958年7月,中渠村村支书杨保仁,年近50,喜得一子。这位宁夏解放后的第一个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穆斯林汉子,方圆百里,也算得上是个浪里拔尖的人物,但夫妻婚后20多年,膝下无子。这一声啼哭,真是喜从天降。

孩子取名建荣,寓意建功立业,荣光乡里。

1963年,已是初春,但是黄河仍被薄冰覆盖着。杨树、柳树,那些干瘪的枝,被这些无休止的北风撕拽着,懒得发出一点声音。

已是晌午,中渠村上空难见炊烟。杨家也已两天没有揭锅了,家里再也找不出来一点能填肚充饥的东西了。5岁的杨建荣饿得蜷缩在土炕上,一动不动。

昨天夜里,母亲万般哀求掌管村中“大权”的父亲,到队里的粮库想点办法,给他们的独生儿子弄点吃的,父亲难动声色。知子莫如母,在场的奶奶一声叹息,天亮出了门,为了这个孩子,她到四邻周村借讨去了。

再没吃的,5岁的独生子就得给饿“无常”了。

坐在炕头上的母亲,心里不住地嘀咕:一大早出门的父亲,肯定是到大队忙什么去了。她心里盼的是,快点听到奶奶推门的声音。

太阳偏西了,发黄的报纸糊住的窗户透进屋的光线渐渐少了,屋里开始昏暗。这一天又要过去了。

饿得昏乎乎的母亲,似乎听到奶奶舀水、烧柴的声音,便强打精神起了身。

躺在炕上的杨建荣,也听到了奶奶说:“走了十几家,他姨奶真好,给了半袋子玉米碴子……”

苦难是什么?苦难是飓风折断桅杆中的一次航行,是沙海里遭遇沙暴的一次跋涉,是建造高楼要深挖的基坑。苦难越深,基坑越深,能建造起的人生大厦就越高,支撑起的大厦基石也就越坚实。

杨建荣的童年、少年,无不是在做人难以忍耐的饥饿的苦难中度过。这些苦难,无疑,也成了他建造人生大厦的一笔丰厚的财富。

1975年,杨建荣十八岁。初春的一天,公社书记亲自登门,将一份招工指标送到了已当了20年村支书的父亲的手中,这也是公社书记第三次送招工指标到杨家。前两次,“官”为村支书的父亲,把这位公社书记的“美意”,填上了村里的其他两户子女多、条件困难家庭孩子的名字。有了前两次的教训,聪明的公社书记,这次把表格全部都填上了杨建荣的名字,只需要村队盖个章就行了。公社领导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犒赏”这位默默奉献了20多年的老“基层”。

仲春时节,流过中渠村的黄河,透着晶亮晶亮的黄色,卷着大圈、大圈的漩涡,向北、向北。

一场一场的春风,把农舍前后,田垄渠沟,乡间小路,杨树、柳树染上了黄绒绒的绿色。

杨建荣坐在父亲套驾的驴车上,心里也像这春日一样,不知有多欢实。

走在路上的小毛驴,好似也晓通人性,均匀的蹄声,啼嗒、啼嗒,弹出一行轻快的旋律。拍着驴屁股长大的杨建荣,是真的要告别这样的生活方式,他要进城,去县毛纺织厂当一名工人。

驾车的父亲在车上不停地絮叨:“做事要吃苦,干活要勤快,与人要诚实,为人不要怕吃亏……”

当工人了,每月有36元的固定收入。36元,是村里一个劳动力半年的收入。做事要对得住这每月的36块钱啊。刚到车间,人人手中有的活,杨建荣有;别人眼中没的活,他总是主动去干。车间领导都夸,“这回民娃就是灵”。

到厂里当工人的,多数都是城里的后生。黄土地里长,黄河水里泡的杨建荣虽只有18岁,农村里的驾辕套车、积肥锄地、插秧收割,样样都干过。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汗珠落土摔八瓣的经历,让他干起车间这些活,轻松得近乎让他“表演”。

半年后,毛纺厂领导把杨建荣从车间调到了采购科,当了一名采购员。采购员,是厂里多少人羡慕的岗位,人走天南海北不说,每天1.2元的出差补助,一月下来,还相当于一个人的工资呢。

其实,天下理儿就是这样:好吃的白糖夹心饼,只能在铁锅里,不停地烙烤,才会有香酥、可口的美味。

大都市,没有羊毛,美丽的江南水乡,它找不到成群的羊群。蓝蓝的天下,洁白的羊群,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更多的是艺术家撷取大自然中美妙的场景,让人获取一份愉悦和快感,一种巧妙的取舍而已。

毛纺厂采购,近走宁夏,远涉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所到的地方,不是人烟罕至的沙漠戈壁,就是崇山峻岭中的雪域藏区。

春、夏、秋、冬,一辆解放车行走天下。

穿腾格里、塔克拉玛干,翻念青唐古拉。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羊毛收购,让年仅18岁的杨建荣开始走入常人难以涉足的地方。而眼里嵌入的芸芸众生,又恰似一部人物大百科。

人生行走如读书,行走人生且写书。

3年后,杨建荣就“书”写了一个传奇:羊毛、羊绒,放到他眼前,立即就能分辨它产自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哪个牧区,哪片草原。就是夜里,手摸摸它,他也能分它个八九不离十。

春、夏、秋、冬,一辆解放车行走天下,

汽车也注定带着杨建荣,驶入了人生的另一个天地。

羊毛收购,一名司机,两名采购员,三人出门,少则一个星期,多则一个月。

3年收购,3个严冬,就是滴水成冰的早晨,烧水烫车的是他,盘车、摇车的是他。

吃苦、勤快是黏合剂、润滑剂。开车的司机喜欢他,杨建荣想学开车,司机就教他。你一把、他一把,3年下来,这门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活计,杨建荣对它也已是驾轻就熟。要知道,那年月学开车,师傅带徒弟,也得两三年。

医务员、营业员、驾驶员,青年男女首选的职业,“三大员”,社会趋之若鹜。

计划经济,汽车国家计划分配,驾驶员也政府“调控”,一辆车,只能办两个驾照。

杨建荣总梦想着自己能有一本驾照,梦里也经常是自己单独驾驶汽车,飞驰在乡间的路上……

1978年,杨建荣家乡的崇兴公社,分到了一台55式东方红拖拉机。“不吃草,还能跑”,这稀罕宝贝,全公社可是第一。可谁能摆弄它?当年硬把招工指标写上杨建荣名字的书记,又想起了杨建荣。他知道,杨建荣会开汽车。

“公社需要,你就回来吧。”父亲劝说。

入城3年,杨建荣从车间的水泥地,又回到了黄土地上,当上了一名拖拉机手。

拖拉机是犁地的工具,但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它成了名副其实的运输工具。

拖拉机没有汽车跑得快,开起来噪声比汽车的也大得多,但它毕竟能让杨建荣飞驰的“梦”跑起来。

一年后,公社购买了一辆崭新的解放牌大卡车,杨建荣如愿以偿,成为一名驾驶员。

1980年,春的步履,轻盈盈地来了。

清晨,黄河岸边的崇兴镇,家家户户,争着早早地打开了家门。驾辕的,骑车的,步行的,人们行色匆匆,去了自家的责任田。

树上那些成群的山雀,叽叽喳喳地鸣叫,和着一声声清脆喜鹊声。确实,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天。

杨建荣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了床,给心爱的解放车加满了水,检查了机油。今天,他要和公社党委书记,送一车麦种,去一趟固原。

昨晚,一个想了很长时间的想法,又闹腾了大半夜。他想,趁今天这个机会,一定跟书记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直到傍晚,汽车到了固原,杨建荣也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车上的书记。一路上,健谈的书记,话题大多都在杨建荣父亲的身上:“老汉一辈子,就吃了这没文化的亏。要不是,书记、县长也不是不可能的,干了一辈子村支书……”

杨建荣想了几个月,折腾了半宿的那个想法,就是这辆车自己就不开了。这两年能开车的人多了,这车就让给别人开。他想个人买辆汽车,搞运输,希望眼前这位书记大人,能痛痛快快答应下来。

开车一年多,天南地北,看到的听到的,总是一些发生的新事。南方有的司机,自己买了车,一年能赚一万多,两年就能把车钱挣回来。

前几天,杨建荣打听到,县食品厂的一辆跃进牌卡车要卖,要价3800元,一直找不到买主。在当下,谁能掏出这3800元?昨夜折腾那半宿,除了合计着明天如何跟书记张口,更多的是盘算如何筹到这3800元钱。

在毛纺厂搞采购,每个月的工资攒下了,1.2元的出差补助,每天顶多花上6毛钱。开拖拉机、汽车的这两年,六七十块的月工资,绝对也是高工资了。辛苦了5年多,攒下的就只有那1500元。

初春,固原山区,夜晚比川区要冷得多。招待所客房里,铁炉烧得通红。一天颠簸下来,躺在另一张床上的书记,说话间发出鼾声。此时,杨建荣意识到,堵了一天的话该说了,不然,一觉天亮,大家又忙乎起来……

他终于鼓足了勇气:“书记,跟您商量件事,公社的车再找人开吧,我想自己买辆车跑运输。”这话像根针,刺得正要入睡的书记,一个激灵地坐了起来……

从固原回来,书记同意杨建荣辞职。可话传到家里,全家人没有一个不反对,“这么好的一个铁饭碗,就这样轻易地给扔了?”

可杨建荣看准了,只要有自己的车,准能开出一条光明的路。

1980年4月18日,杨建荣拿出自己全部积蓄1500元,借了朋友300元,一共1800元放到了县食品厂厂长的办公桌上,并留下了一张2000元的欠条,一份还款合同。合同上写明,一年后还不上剩余的2000元,汽车开回,1800元不退。

杨建荣买了辆大汽车,灵武上下都传开了。用当时的一句时髦的话来讲,他是灵武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敢为天下先,灵州这块土地上的穆斯林,先人就是横跨欧亚的商业族群。在他们生命遗传的信息中,不仅留下了善于捕捉商业机会的因子,而且敢闯天下。

计划经济供给制主导的时代,人们思想被禁锢,人性被扼制。广袤的中国农村,倒回到了只有鸡犬之声相闻的单纯的农耕时代。

土壤湿了,种子就会发芽。

1980年,22岁的杨建荣,生命遗传密码中的善于经商的基因,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凸现……

买车三个月后的一天,杨建荣揣着2000元钱,来到了县食品厂厂长的办公室。今天,他要收回三个月前写下的那张欠条。

厂长边打量,边说道:“小伙子,说好的一年期限,何必这样着急,钱从哪借的?”

“这钱是挣的。”杨建荣说。

话出,厂长先是一惊,紧后就是一连串的啧啧称赞:“三个月攒了这么多钱,我3年也不行……”

跃进车不停地奔驰,车辙碾出了一路收获财富的印迹。驾驶着奔驰的“财富快车”,穿过前窗,杨建荣用他“鹰”一般的双眼,透视着前面将要发生的一切。

1982年,政府政策允许个人购买汽车了,杨建荣第一个跑到政府,要了个购车指标。他4000元卖掉了跃进卡车。12000元买了一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杨建荣是灵武市第一个买新车的人。

1983年,齐头东风大卡车面世,杨建荣把12000元买的解放牌汽车卖了,花了2万元钱买了一辆东风牌大卡车。

1986年,国门大开,洋车进入中国,杨建荣又买了一辆进口的日产三菱。这一年,杨建荣已经有了两辆汽车,存款也超过了8万元。

要知道,“万元户”,就已经是这个时代的“财富巨子”了。

自1980年以后的6年里,杨建荣财富的车轮滚滚向前。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思想波涛拍岸,波澜壮阔巨变的时代。“商品经济是毒草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这些桎梏中国人的精神枷锁砸碎后,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万马奔腾的气概,推动着中国经济。这艘承载着人类五分之一人梦想的巨轮,劈波斩浪。

古灵州,这个自古就商贸活跃,商贾云集的繁华商埠,也正是“一夜春风,万树梨花开。”

1986年,灵武市从事羊绒贩运的人就超过了2万多,他们跑新疆、去西藏、走青海、穿内蒙古,有的甚至通过边贸,远涉蒙古国。

只要产羊的地区,就会踏上灵武人的足迹。

只要有羊绒的牧区,就会留下灵武人的身影。

2万羊绒贩运大军,运输自然成了这项产业的重要环节。那时,虽说私人买车的人多了,但杨建荣的进口日产三菱,备受宠爱,车速快,乘坐舒适,从不抛锚,这些优势,对于一车就是几十万的羊绒,这些羊绒贩子宁愿出双倍的运价,也要租他的“三菱”。

长期包租杨建荣三菱汽车的合伙人,他们发现杨建荣不仅车好,而且人对羊绒的了解更是他们没法比试的。日子长了,有人提议,杨建荣以每次的运费作成本入股,参入羊绒贩运。就这样,杨建荣迈进了创造他辉煌人生的羊绒业。

这羊绒,是每年春秋两季,山羊换毛的时候从山羊身上梳抓下来的一层绒毛。纤细的羊绒,它却是空心纤维,其保暖性能,任何织物纤维无法比拟。加之羊绒织品轻薄、柔软、垂挺,是纺织行业顶级的自然原料,有着“钻石纤维”“软黄金”的美誉。而羊绒的产地仅限于中国、蒙古国、伊朗等几个少数国家,其中,中国的羊绒产量占世界的70%。

灵武两万羊绒贩运大军,他们中的多数都是从土地上刚刚走出来的农民。有的从几公斤做起,有合伙的从几十公斤做起,但每公斤有着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的价差。高额的暴利,对于这些渴求财富的人们,无异于一场夜以继日的淘金大战。

抓到手的是羊绒,装进口袋的是钞票。

1988年,羊绒价格从最初的20多万元一吨涨到40万元一吨,年底涨到了80多万元一吨,且羊绒的价格仍天天都在刷新纪录。比起这飙升的羊绒价格,一些羊绒贩子的心理期望暴窜得要更高。此时,一批人开始大量囤积羊绒。有的不仅把所有资金,全部压在了羊绒上,有的千方百计地借,千方百计地去贷。

1988年底,羊绒价格急遽上升超过80万元一吨以后,一种不祥的担忧,让杨建荣挥之不去。他坚信,生活中的常理就是这样,日中则昃,月盈则亏。

他坚定自己的判断,羊绒每吨超过100万元,恰如水漫围堰。

直觉总在提醒杨建荣,控制欲望,控制存货,少进快出。

大家都在高歌猛进,杨建荣却总是显出一种“畏首畏尾”的样子。

1989年5月,原绒的价格已涨到了140万元一吨,众多的囤积者仍是奇货可居,做梦都在高唱:“东方红,价格升,钻石纤维,软黄金”。

贪婪,往往是人自掘的坟墓。

1989年6月,原绒价格一路狂泻,仅一个月的时间,价格跌去了一半。

梦醒时分,已是船过码头车过站。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价格这个“幽灵”,让灵武这支浩浩荡荡的贩运大部队溃不成军。那些囤积的羊绒出不了手,发了几年“羊”财,一下子血本无归,有的甚至倾家荡产,欠下了一屁股债,风光不再。一大批小羊绒贩子一下子赔得精光不说,价格跳水,也让这部分人心惊肉跳,怯而生憾,永远离开了这个行业。

半年的时间,灵武羊绒贩运从极盛时的两万多人,淘汰得只剩下1000多人。

这在预料之中,但市场震荡之深、速度之快、降幅之大,却又超出了杨建荣预想的羊绒价格大“跳水”。这场“硝烟”虽没让他大伤元气,但毕竟让他赔了十几万元,让他第一次领略到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力量。

初“谋”

1989年,羊绒价格大跳水后,那些折戟沉沙的羊绒“大鳄”,那些憧憬把美好生活建立在羊背上的小商小贩,无人不是带着对“价格暴跌”这个“恶魔”的诅咒,遗憾地离开了这个行业。这些人,可能至今还会认为:“都是价格惹的祸”。

人生不怕失败,可怕的是失败后,不找原因,找不到原因。

杨建荣在琢磨价格暴跌背后的原因。

他认为,中国羊绒出口受阻,只是导致羊绒价格大跌的“导火索”,但价格从当初的20多万元一吨,一路疯涨到140万元一吨,并非是单纯的终端需求增长而拉升的。

这次暴涨的原因,是全国激增的上百万贩运者,盲目地挤进这个市场,而这些人都想拢到更多的羊绒资源,导致羊绒大量蓄积到中间环节,表象地、虚假地放大了需求,从而推动价格一路“狂奔”。

尤其是价格“狂奔”途中,那些大大小小的贩运者“囤积居奇”,他们的力量汇集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极大地导致了这场虚假需求的放大,从而快速地推高了价格。

杨建荣认为,没有1989年出口受阻事件的发生,那场羊绒价格的灾难,迟早也会发生。

大家是价格暴跌的受害者,但也是灾难的制造者。

这就是市场,这就是市场经济。

1989年后的四五年里,低迷的羊绒业,以极大的耐力磨砺着经历一劫却仍坚守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们。羊绒已不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寻找、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是业者必须通过的第一个门槛。

有了渠道,但动辄就几十万元一吨的羊绒,你必须具备相当的资金规模。

互通这些比“钱”还值“钱”的羊绒,你买卖的就是“人格”,你必须实实在在地行走在“诚信”二字上。哪怕是一次不经意的疏忽,都会让你从这个行业里出局。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个朴实得让只要懂汉语的人就能给它注解的理论。它首先肯定了允许你去“摸”,允许你去试验,体现的是尊重人们的创造精神。

灵武的羊绒贩运,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90年代前期,这些从业者,不仅饱受市场风险的煎熬,而且要承担政策上的风险。这个时期,羊绒是计划生产资料,只能由专营企业经营。

这些年,跋山涉水,沙漠迷途,忍饥挨饿,就同每天都要面临的阳光一样,天天都要面临。但这些,也只是一些皮肉之苦,而“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才是让人真正背负的太大的精神压力了。

从1986年到1995年,杨建荣在羊绒贩运这个行业已经摸索了近十年。

即使是这样,他把自己仍划归在羊绒“贩子”的行列,自己是个买卖人。强烈的身份感,促使他开始了一个大胆的谋划,承包有羊绒经营资质的企业——崇兴镇供销社。

农村供销社是计划经济时代垄断农村农资经营和管理的企业,随着农资经营逐步市场化后,供销社农资垄断经营地位被打破。此时的崇兴镇供销社,举步艰难,入不敷出。

就是这样一个企业,由一个外人承包,也是没有先例的。难啊!

经过3个月的艰难谈判,1994年4月30日,杨建荣以包人员,包工资,包利润的条件,扛到了供销社这块招牌。

1994年5月,黄河岸边的崇兴镇,杨树绿、柳树绿,放眼田野,满眼都是绿油油的麦浪。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季节。

清晨,崇兴镇供销社院内,不时传出说话声、笑声。往日一片寂静的院内,今天还停了七八辆挂满行囊的摩托车。

杨建荣也在其中。

这一天对杨建荣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今天起,他有牌子——“崇兴镇供销社”,有位子——供销社里七八个人的“核心”人物。

这一天是他承包供销社的第一天,也是承包的第一单生意的开始。杨建荣拿出40万元,分发到其他6个人的手中。7个人兵分两路,去内蒙古的左旗牧区、去内蒙古右旗巴丹吉林沙漠腹地,收购羊绒。

7天后,收绒的人纷纷回来了,首次集团作战,收到了两吨多。

一个星期后,开始寻找销路。

过去贩羊绒,买卖四五百斤足矣。这一下收了两吨多,灵武虽是羊绒贸易的集散地,可没有人能一下“吃下”这么一大宗货。

杨建荣开始和区外一些羊绒加工企业联系。虽说是九十年代了,农村的通讯仍是很落后,打外省长途得到县城里。

20多天里,杨建荣天天骑上摩托车,往返县城。说要的,说看货再说的,杨建荣都给对方留下了电话号码。

1个月过去了,竟没有一个回电话。

而这次收购的两吨多羊绒,还赊欠了牧民的30万元,也到了付款期限了。

40多万元的羊绒堆在库房里纹丝未动,到哪里去弄这30万元呢?

杨建荣抵押车、抵押房,3天后就把30万元给牧民付清了。

此时,杨建荣的内心不免感到了一阵压力。1989年羊绒那种暴跌的场面不可能出现,但羊绒价格滑一滑,就会让自己回到十年前。

熬啊!一直到一个半月后的6月16日,晚上10点多,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一家公司来电话了。放下电话,杨建荣离箭式地出了门,借了一辆车,连夜赶到了巴彦淖尔盟。

第二天,他接来了这家企业的领导。这家企业的领导看着这些优质的羊绒,听着杨建荣抵押车、抵押房给牧民付款的事,他提议,建立固定的购销关系,委托杨建荣在灵武为他们收购羊绒。

尽管这桩生意只挣到了两万多元,可它毕竟是一次“贸易”,而且让杨建荣结交了一个长期供货的合作伙伴,初战大捷。

此后的半年,这家公司每次三五十万,往杨建荣的账户上打预付购款。一年后,杨建荣供货量大增后,预购款单笔增加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第二年春节,杨建荣一行去内蒙古答谢各合作伙伴。来到巴彦淖尔盟的这家企业,企业中一位喜好书法的领导,送了杨建荣一幅字。

买卖如流水,

诚信垂双肩。

赤金铸品行,

事业有乾坤。

出入羊绒市场,杨建荣总是在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贩,另一个是运。贩,让他对全国羊绒产区的情况烂熟于胸。

运,让他经常走入鄂尔多斯、鹿王、雪莲这些中国乃至世界羊绒加工企业巨头们的大门,让他对羊绒产业延伸链的枝枝末末尽收于心。

历尽千辛万苦收来的原绒,每吨赚上几万元。羊绒加工企业,只是把这些羊绒梳一梳、洗一洗,每吨就能挣上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要想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要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贸易”人,必须到下游产业中去一搏。

杨建荣开始谋划他要去的第二步,在自己的家乡,崇兴镇建一个梳绒厂,把收来的羊绒,水洗、分梳后再出售。

投资建厂,杨建荣清楚,自己没有这个实力。

中渠村一座20世纪60年代建的土坯大会堂,风雨中已飘摇了近30年了,没有了大批斗、大集会,年年闲置,杨建荣找到了镇长,把会堂租了下来。

土坯房用来洗绒,经不住水渗、水泡。他请来了瓦工师傅,边拆边砌,把所有的土坯换上了红砖。

1995年秋上,注册资金56万元的羊绒分梳厂正式投产。7台分梳设备,40多名员工日夜不停。杨建荣给自己的厂子取名为“荣昌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荣昌”字号从此在灵武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诞生了。

这一年,杨建荣37岁。

他已走在十几万灵州人的前列,成为了灵武市创业的一面旗帜。

1997年9月8日,宁夏银川河东机场,这个就在他们家门口的现代化空港,杨建荣平生还是第一次走进里面。

虽然每天都会有银色的飞机,带着轰鸣的声音,从他头顶上划过。但对机场和坐飞机,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

那天,杨建荣穿得格外光鲜。深蓝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衣,浅蓝色的领带,锃亮的皮鞋。就这一身行头,似乎让他呼吸都换了一种方式。

候机厅来往的人,人人都像是有意挺直了腰板,各个步履轻盈,张张脸庞流露出来的都是自信和满足。这也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潇洒吧。

这是杨建荣第一次坐飞机。他是随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的民营企业家,去欧洲考察学习。实际上就是让自己这样的人,去见见世面,换换脑筋。

还没出国门,在自家门口的机场,眼睛就被“擦”了一下。

从首都机场转机,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行,杨建荣一行乘坐飞机,降落到了法国巴黎机场。

透过机窗,杨建荣看到,机场停放的飞机上百架。

下榻的宾馆,客房里的卫生间,散发出来的都是爽心的清香。

走在巴黎的街上,几个同行闯了红灯,急速起步的小汽车戛然停了下来,前面的司机伸出头来,微笑着摆着手势,示意行人先过。

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那些披着金发,眼闪蓝光的法国女郎,当发现你直愣愣的眼光看着她,她会用笑靥回赠给你而离开。

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放眼皆是白色的、绿色的就像是人摆好的厂房、车间。

在意大利一个大型纺织企业,一个车间就让你转上半天。纺织机器发出的声音,也像是轻柔曼妙的歌声。

听到这些企业产值、利润、质量管理、工艺技术的介绍,杨建荣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逛意大利著名的服装卖场,一件上等的羊绒制品少则几百美元,多则上万美元。

羊绒70%来自中国,我们从这些羊绒上挣了多少钱?

考察学习团在罗马开了个座谈会,让参加的企业代表谈谈感想。

杨建荣激动地说:“自己的那个厂子,跟人家比起来,只能算个“豆腐坊”;挣的钱,只是人家的“油盐钱”。“过去干点外贸的活,欧洲人挑毛病,心里总是嘀咕,这老外怎么这么多的毛病呢?今天一看,心里豁亮了,我们和人家比,距离太大了。”“但这些也有许多不可比的,他们是百年老店、老厂。我相信,荣昌总有一天会把羊绒制品,挂到这些世界一流的卖场的。”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短短15天的欧洲之行,让杨建荣的眼界有了另一番洞天。

回国的第二天,杨建荣就开始选拔人才,派了一个质检员、一个化验员到欧洲学习了。

就是这样一个自喻为“豆腐坊”老板的杨建荣,花上重金,送人出国,算得上是一种超人的谋略了吧。

两年后,中渠村那个土坯改砖车间,已经太小,它再无法承载杨建荣谋略的那个“梦想”前行了。

1997年杨建荣在灵武市规划的东塔羊绒工业园,征地15亩,建起了2000多平方米的砖混厂房。

2001年,又在这15亩地的厂区进行了二次扩建。这一年,杨建荣仅梳绒厂加工业务月产值超过300万,年产值达4000万元,他成了灵武最大的羊绒加工企业。

企业有了这么大的规模,杨建荣未尝一日不在思考企业的发展。但有时,他会问自己,事业能干到今天这个地步,靠什么。智慧?运气?还有什么?在内心,他也曾经给过答案。

从一个农民,进城当了工人,要开车,开上了车,要买自己的车,有了自己的车。到后来当羊绒贩子,一路走来,虽然千辛万苦,但总能趋利避害,顺风顺水,这应该说靠的是运气和智慧吧。

承包崇兴供销社,从自己一个人干,到大家都来帮着干,尤其是原供销社的6名员工,他们和自己同甘共苦,心甘情愿陪着自己走到今天。是为什么?靠什么?小了讲,是他们对我的理解,是我对他们的真诚。放大了说,那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个“德”字。是我们大家的德行相容相济。

人,常思则明!

2001年12月,杨建荣把当初承包供销社跟他打拼到今日的6位老伙伴叫到一起。他宣布,赠6位兄弟不等比例的股份。

从此,荣昌从独资变成了股份制公司。

进入21世纪,世界一些战略分析家发出声音:“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界”;也有一些国际预言家放出豪言——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预言也好,战略分析也罢,国人没有因此去“猜想”,更没有人去驻足“流盼”。一切为了“硬道理”,已成为了一种民族意志。中国正以一个民族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经济,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行走在时代前列的,是这个民族一大批优秀儿女,业界领袖,行业精英。是他们的才智引擎,带动着中国经济飞扬。

2001年荣昌年产值增长了29%。

2002年荣昌年产值增长了30%。

2003年荣昌年产值增长了32%。

2004年荣昌年产值增长了33%。

那个只有15亩地,2000多平方米的车间,那个曾经让他引以自豪的灵武市东塔羊绒园的荣昌农牧开发有限公司,现在它已经太小、太小,无法装下杨建荣对荣昌未来的谋划。

从1997年,第一趟欧洲之行后,杨建荣每年都要踏上这块土地。除了生意,会见朋友,他还要感受这里现代化工业的文明气氛,强化自己对现代化工业的理解。

学人之长,戒己之短。

他总是站在全球,审视未来的荣昌。

2004年,宁夏灵武市,重新规划灵武市羊绒工业园。杨建荣在这里投资了3亿元,建起了一个羊绒清洗、分梳、织纱、印染、成衣产业链完整的世界级标准的现代化企业。

来自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的世界先进的洗绒生产线、羊绒条生产线、电脑编程织机、电脑染色机,被杨建荣优化组合在一起。

自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间,杨建荣从国内聘请了数十位专家攻关,解决了羊绒业梳绒环节损伤纤维这个世界性的难题。

就连世界羊绒业巨头鄂尔多斯的高层到了荣昌的车间,也一看就是半天。鄂尔多斯的高管王林祥,曾握着杨建荣的手说:“技术在荣昌。作为中国人,作为羊绒人,鄂尔多斯人也为荣昌感到自豪。”

人们都说市场经济“嫌贫爱富”。用这样一个道德词汇,去表述这些企业间的合作,并不准确。

设想,一个巨人带着一个孩子去参加一场激烈的对抗接力赛,这样的合作,能胜吗?

强强相接,这才是一场完美的“表演”。

杨建荣相信,当你身强体壮后,会有人邀你同台竞技。

2007年,世界羊绒巨头鄂尔多斯,与荣昌结成战略联盟,成立了鄂尔多斯荣昌制衣公司,在荣昌生产鄂尔多斯牌羊绒织衣。

从当年开车进鄂尔多斯大门送羊绒,到今天同鄂尔多斯这位羊绒业的巨头一起长袖舞,杨建荣用了14年。

但是,市场永远是战场,胜利永远属于那些韬略致奇的谋者。

2008年,杨建荣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自己成衣品牌“灵州雪”。

他说,是灵州这块土地生了我、养育了我,是灵州这方百姓成就了我,叫我怎能不爱“灵州”。

初“政”

灵武市中渠村,杨建荣可以说出生在一个“政治世家”。杨建荣的父亲,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80年代初,一直就是中渠村的党支部书记。

杨建荣18岁进城当了工人,回到崇兴公社当了一名拖拉机手,开汽车,怎么说也是一名公职人员。后来下海经商,也应该称其为商人,企业家。

完全可以想象,让杨建荣子承父业,没有可能。

世间一切,皆有可能。

1995年7月,为一桩生意杨建荣去了西安。在西安,意外收到了崇兴镇党委书记的一个电话,要他尽快回来,镇党委一致通过,选派他去中渠村任党支部书记。听到这样的话,杨建荣颇感蹊跷,虽在中渠村出出进进,可自己的名分也不在村里,怎么会让他去当村支部书记?再说镇领导也应该清楚,自己成年累月忙于生意,怎么会与这村党支部书记牵扯上呢?一番分析后,杨建荣认为镇党委书记可能在跟自己开个玩笑,没太上心,接着忙生意上的应酬。

3天后,镇上的一名副书记,专程来到了西安,请他回家。他这才相信,这事是真的。

杨建荣也想,自己是挣了钱,如果村里经济上需要自己的支持,做点事情也是应该的。

镇党委副书记千里迢迢到西安来请了。杨建荣不得不草草地了结了生意上的事,便和这位镇党委副书记回到了崇兴镇。

几十年以来,独生子杨建荣已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从哪回来,也不管是白天、黑夜,首先得进父母家的门,和老人寒暄一阵后,才回自己的家。

可今天一到家,70多岁的父亲开始训话了。“这么大的面子,书记电话请你,都不回,还得派人去接……”“镇上的书记找我也谈了,我看他们想得对,你是有点小能耐,这个村支书我已经向镇上的书记做了保证,你必须得干……”“钱挣多少是个够?我干了20多年的村支书,没钱过得不是也挺安实……”“如果你不当,就不要在村里出出进进了。”

和往常一样,父亲说,杨建荣笑。

父亲说完,杨建荣便起身要走。父亲急忙站起来,拦住了他,“作个保证才能走。”杨建荣笑了起来,“听您的,我保证,当这个村支书。”

既然镇上领导这样真诚,那就捋起袖子干他一把。

杨建荣清楚,这村官,大小难办的事只有两个字:“取舍”。自己当这个官,“舍”字一放大,啥事情都好办。

上任以后,遇到的第一件事是村队修路。上级出台政策:政府补助一半,自筹一半。对于西部农村,这些集体收入空白的村队,自筹一半难得很。

“要想富,先修路。”杨建荣——这个走南闯北的人,对它的理解,比全村这几千号人都要清楚。

杨建荣打定主意,自筹部分,除了组织农民义务投工,剩下的都由自己出资。

“公路”,是改变中渠村贫困面貌的“第一要务”。

连通中渠9个队的,是一条10.9公里的土路。土路修了十来年,路边到处都是乱占乱建。要修这条路,拆迁是一条非常艰难的事。杨建荣带领支部人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开明的一些人家还好说话,难说话的,挨骂是小事,有的知道村干部来了,拴住的狗,放开满院子跑,看你敢进不敢进。

贴了不少钱,流了不少汗,挨了不少骂,换来的是一条连接9个队、10.9公里长宽敞的乡村公路,“收获”自然不言而喻。

1995年10月20日,灵武市在中渠村举行全县科级以上干部、乡镇长、村队长参加的中渠村公路通车仪式。

中渠村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首个队队通柏油路的村。这天,村里这方百姓平日里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也出现在通车仪式的现场。

走在宽敞平整的柏油路上,曾经大动干戈、辱骂过杨建荣的群众,也拉住了他的手……

引黄河水灌溉中渠9个队的农田,是一条土支渠。上游开闸放水,水到下游,得要半天工夫。渗水、跑水经常发生,队与队之间的村民因此引发了不少纠纷。到杨建荣这告状,听了他们的话,杨建荣能说谁理亏!辛辛苦苦,都是为了这几亩地,为了这口饭,根子是这条渠。

杨建荣就下定了决心:今年秋上,一定要把这条渠全部改成水泥槽的。

杨建荣跑镇上、跑县上,上面答应只解决修渠的水泥,其他的材料和施工费用只能村上想办法。

杨建荣要的就是这结果。

1996年的秋上,上级投水泥,村民义务投工,其他材料杨建荣掏腰包,土渠改水泥槽工程开工。两个月后,工程顺利完工。如今这条渠,上游放闸,半个小时后,全村所有9个队的农田,都能灌上水了,矛盾自然也就少得多了。

1998年,是杨建荣当村支部书记的第4年。这一年,杨建荣抛出了一个大胆计划,由杨建荣自己的企业担保,银行贷款,发展中渠村农民奶牛养殖业。

他组织村干部,对全村农户摸底,对那些愿意养殖的,并有养殖能力的农户,每户发上一至两万不等数额的贷款,而每户贷款担保落款都是荣昌公司法人——杨建荣。

杨建荣个人一次性担保贷款600多万元,全村400多户农民开始养殖奶牛。1998年奶牛每头2000多元,第二年,每头奶牛价格涨到6000多元。中渠村由此获得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奶牛养殖第一村”的美誉。

从1997年,杨建荣开始在中渠村实施土改砖庄点重新规划工程。

4年后,全村农户全部住上了砖瓦房。那些肢残、智障困难农户,杨建荣出资,让这些人也住上了砖瓦房。

2000多职工的集团公司需要他掌舵,中渠村大大小小的事他要过问,杨建荣,他实在是太累了。2007年元月,崇兴镇做出决定,中渠村九个队分别成立党支部,中渠村成立党总支。杨建荣任总支书记,只参与村里的一些重大事情的决策。

还是2007年,杨建荣因生意在青岛,镇党委书记的电话来了:“你们村两个队因修渠争执起来,互不相让,镇司法所、派出所的人员调解也没解决,你赶快回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渠村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的现代农业示范点。示范点对农田沟、渠、路,都要做规范化的调整。这两个队的争执点,就是因渠去弯改直后要改变占地。

回来的夜里,杨建荣通知两个队的队长,明天早上带上全队的人,都去现场。第二天,两个队的群众齐刷地来了,杨建荣开车也到了。他让每个队选出了五名代表,说说自己的理由。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谁也不想放弃自个的那点利益。

两个队的群众代表说完后,杨建荣发言了:“首先问大家,今天我说的,你们说算不算,如果不算,我就不说了。”在场群众齐呼:“书记,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话可以拐弯,但渠可不能拐弯,是整个项目重要,还是你那点小利重要……”

杨建荣正说着,两个队就有群众拿出准备好的木桩,递到了他的手中说:“书记你就钉桩,钉到哪,我们谁也不说话。”

杨建荣大步流星,在场施工技术人员紧跟其后,一桩、两桩,一条笔直规划中的渠线,就这样划了出来。

杨建荣站在渠上问:“有意见没有?”在场的群众齐呼:“没意见,书记,我们听你的。”

听了这句话,杨建荣的心里,不知有多么激动。

上车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开车的司机诧异地问道:“杨总,你这是怎么啦?”

杨建荣心想:“十几年的付出,有这样的回报,人生还求什么呢?”

初“道”

普天之下,凡立伟业之人,做人、做事,总有超凡之处。

走近今日宁夏荣昌绒业集团公司,一栋栋绿色的轻钢结构的厂房,透出的是一股现代化的气息。厂区内是一排排滴翠的松柏,间种在松柏中的花木,红的、黄的,五彩缤纷,争相怒放。

置身在这样一个花园式的厂区,足见杨建荣这位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西北汉子丰富的审美情趣。

“荣昌”起步到今,大小建设已经三次,工厂也从农村搬到了市郊。

可多年过去了,杨建荣一直居住在中渠村20年前自己建的房子里。

工厂半堵墙的价格,厂区一排树的投资,就足以是灵武市中的一栋别墅、银川市里的一套洋房别墅。

自古“人以群分”。财富分化后的社会,群分,便成了财富等级下的群分。

棚户区、经济适用房、花园小区、小榭楼台别墅。

以财富为樊篱,请君入内。

常人常劝:“搬到灵武市或银川市。”

杨建荣回答:“没想过。”

10年没有想,20年没有想,至今仍没有想……

中渠村七队马生保家,夫妻先天患疾,日子过得仅能温饱,类似的还有中渠二队的马兴有等等。

1997年,杨建荣主持中渠村土坯房改砖瓦房的新庄点建设,像马生保、马兴有这样的家庭,就有6户。杨建荣个人出资,用3年的时间,分批给这6户特殊人家盖上了砖瓦房。

3年里杨建荣总能想起自己心里的许诺,至今他仍会想起,每年春耕前,给这些家庭送去种子、化肥。节庆,给这些家庭送些生活用品。

一代伟人毛泽东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杨建荣的长子杨立东,1997年学校毕业后,在灵武市环保局供职,2000年儿子结婚,至今仍和杨建荣一样住在农村。杨立东曾恳请父亲资助,在灵武市买一套房子,上下班也方便。

杨建荣的回答是,“房子应该买,但是钱得自己筹,自己先搞个首付,不够的到银行贷款。和自己的同事学一学,他们是怎么买的房。”

儿子、儿媳起初想不通:“能帮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盖房,自己的儿子借钱却不给,这老爷子没法沟通。”

这就是杨建荣内心世界里的“为”与“不为”,想得起和想不起。

杨建荣释道:

那些肢残、智障人的家庭,上天给他们有限的能力,解脱他们的苦难,非外力不可。

人都是一辈子,人渡人,方为“人”。

自己的孩子,身强体壮,有职业,有收入。一味地锦上添花,声色犬马,一掷千金的富家子弟,这样宠溺下来能成什么器?

所以,杨建荣三个成家的孩子,经济上都是独立的。想要向父亲伸手,一要理由正当,二只能是借贷,借是要还的。

结婚9年的杨立东,只因给媳妇开小卖部,向父亲开口,借到了一笔款子。

杨建荣深信“不食苦中苦,难为人上人”。

自古就有“同行是冤家”这样的说法。

灵武市羊绒工业园,有几家大型羊绒加工企业,肯定少不了竞争,但杨建荣一贯视同行为“手足”。当别的企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到荣昌来借钱,只要账上有,一千万、两千万,杨建荣经常出手。

一些当事人不理解,杨建荣为什么会这样做。杨建荣认为:世上没有一个人能撑起来的天,更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只因有其他兄弟公司的共同存在,才会有灵武羊绒工业园今日的影响力、扩张力。所以,他从内心感谢这些同行的存在。

人生就是这样,达人达己,给别人一条路,留自己一片天。

同行是冤家,只因不知天有多大。

创办“荣昌”之初,杨建荣曾立下规矩,企业股东,任何人的亲属,都不能在“荣昌”谋职。

杨建荣的小女儿,学的是财经专业,2004年实习期间,在“荣昌”财务部干了3个月,当时正逢“荣昌”在外广揽人才,3个月实习完,女儿想留在荣昌,百般恳请父亲“恩准”,杨建荣坚决不让。到银行工作了3年的女儿,现在还不时提出这样的要求。作为父亲,杨建荣总是亲切地拍拍女儿:“你就在银行好好干吧。”

大儿子杨立东的媳妇,比杨立东毕业晚了两届,分配没处去,2000年结婚后和杨立东住在农村,就业十分困难,小俩口曾多次张口,能在荣昌安排个岗位,杨建荣没有准许。起初小两口认为,父亲只是一时的劲,过一阵就好了,可一等就是好几年。

儿子、儿媳一看没门,就在村头开了一家副食商店。

曾经的大学学子,今日的“富少”夫人,终日也得去分分毛毛,讨价还价。

对于不允许亲属进“荣昌”,杨建荣解释道,我们的孩子,插到哪个部门,那个部门的负责人好干吗?轻者招致负责人乱了方寸,重者“荣昌”将失去一位人才。企业是在经营产品,而更重要的是经营人才,荣昌恨不能囊括天下英才,而不是眼皮下自家几个人。管好自家人,那是一个合格的家长。

自己的孩子放到社会上,社会给他什么位置,那就是他应有的位子。

“自家人好办事”,“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些都源于自己的心。心开了,天下“为知己者死”,比比皆是。

封建帝王都能做到,一“姓”之江山,百“姓”共治之。何况今日管理企业呢?

行走在灵武市与中渠村之间,杨建荣的家庭“组合”呈现的是一幅“男织女耕”的景象。

杨建荣每天忙于“纺织”,杨夫人每天忙于耕作。时至今日,杨建荣的妻子,一人还耕种着十几亩责任田。

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杨夫人一年四季,外忙田地,内持家务。

也有人试问,杨建荣每年挣的钱,一摞一摞,摆到他夫人耕种的那十几亩地上,也能摞它个几层。田地里那点收入,顶个啥?

咱不缺“钱”。这杨夫人,也可以尝试着培养自己闲了遛遛小狗,闷了搓搓麻将。当今不是有许多人,因“钱”途无量,培养了自己这些“高雅”的气质吗?

杨建荣夫妇解释:

种种地,一天也充实,和别人遛遛小狗,打打麻将,消遣消遣日子,区别不大,“我就爱这个”……

家产万贯,杨建荣夫妻二人的“男织女耕”图,不敢说是“上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幅“纺耕图”,是否有“立世新意”呢?

道可道,非常道。

2009年4月16日晚,宁夏人民会堂。2008年度宁夏经济人物颁奖典礼,将在这里隆重举行。今晚,走向这个舞台的,他们无疑是宁夏经济发展的业界领袖、行业精英、时代骄子。

杨建荣,

这个以1500元,开着一辆跃进牌卡车起步,

靠从毛乌素沙漠驮羊绒挣钱,

边拆土坯边砌砖开始办厂,

把个人独资企业,配赠给伙伴股份,

把企业家和村支部书记挑在一肩,

企业2008年年产值达8个亿,

这个回族优秀儿女,这个西北汉子,他走向这个舞台,

鲜花,掌声和那频闪的光芒,一起涌向了他……

(李玉春齐树林)

宁夏荣昌绒业集团董事长杨建荣

记者:杨总,您好。听口音您是灵武人?

杨建荣:对,土生土长的。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到羊绒这个行业里的?

杨:我进入羊绒这个行业是1984年,当时对这个行业是非常陌生的。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4年这段时间,我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个时期,我就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

记者:能讲讲您原始积累的过程吗?

杨:那话可就长了。那个时候我们那儿不叫镇,还叫公社,我是公社里的汽车司机。其实我的汽车驾驶证1971年就拿到了。那个时候有几个行业是最吃香的,一个是营业员,一个是听诊器,还有一个就是方向盘。1969年,还是计划供给时期,有时候拿钱都买不到东西,当营业员家里买东西方便得多。听诊器,医生那个时候很吃紧的,还有各方面的收入。“方向盘”有固定的收入,全国各地跑。计划经济时期物价的差距非常大,交通运输封闭,信息又不灵,我们开车经常到南方,信息非常灵通,还有经济来源。那个时候要是想当个干部跑跑就能当上,可是你想开个车就难了。在灵武,我第一个买了汽车,那时有钱也买不到车。当时一辆解放车才是12800元,可那时候的12800元按比值算应该顶现在的二十几万,当时的12800元一般人拿不起。我们开车的工资都高,一个月加补助费能拿七八十块钱,当时都是高工资了。这七八十块钱自己都不用,给谁拉东西都是管吃,而且各方面都特别省,这就是我的原始积累。当时我买车不是为了跑运输,而是自己做生意。

记者:当时都做些什么生意呢?

杨:那时候宁夏的大米拉到兰州、鄂尔多斯、包头都是很受欢迎的,只要拉过去就赚钱。所以我就将宁夏的大米往外运,而宁夏的油料很紧张,回来的时候再把那个地方的汽油拉上,回报率是非常高的。在那段时间我就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不到3个月就把那个车钱赚回来了。短短几年时间一年一个台阶,就有了一定的积累。1984年,我们国家第一批进口日本的车,三菱车,市场一有的时候我就买了一辆。那是灵武的第一辆私家车。那个时候在我们这做羊绒生意的人,交通出行不便,汽车不好找。要找的话都喜欢用我的车,因为我这个车好,速度快,坐的人又多。他们用别人的车走一趟天津给2000元,坐我的车就是5000元,而且还得排队。当时有的人为了用我的车,就有人跟我商量,让我也出点钱,给我也带点货。那时候我不懂羊绒,就把钱给他们,让他们给我也买点羊绒,然后用我的车拉过去,拉过去以后就赚钱。这样跑跑以后发现,羊绒确实也能赚钱,就这样走到这个行业里来了。当时拉过去以后,经过人家现在这种分选、水洗,就出口了,它那个利润就翻了几倍。那时候灵武从事这个行业的可能有两万多人,不过有的人做得非常小,拿个三百斤、两百斤。

记者:我们知道灵武、同心曾经有好多人因为羊绒栽了跟头,甚至栽了大跟头,您呢?

杨:大浪淘沙,一浪淘一浪。1989年包括欧美一些国家制裁我们国家,它们不进我们国家的货。就那一次,淘汰了一批,而且好多人都倾家荡产。在那时候我没事,因为那时候我和羊绒加工的大工厂来往,我往内蒙古鄂尔多斯送原绒。我直接给厂家搞原料,而且厂家的信息也灵。它是有计划地收购,它有需求了我就给它收购,没有需求了不让我动,我就一点都不动。1989年,我什么损失都没有,我还赚钱了。

记者:有人说您的运气比较好,您认同吗?

杨:运气还得人把握。实践证明,淘汰的好多人入行其实比我还早。

记者:您当时就预见到这个风险了?

杨:和那些皮包公司,或者是实力不强的公司打交道,那肯定是有风险的,你也就倒了。我经常教育我的员工,要和有实力的企业打交道。一是因为它给你提供的信息肯定是第一手的。二是它的风险小。羊绒这个行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货今天交了,明天就给你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鄂尔多斯那么大的公司都不可能这样。它资金运转回来以后,慢慢再给你钱,都是这样。一直到1997年,我一直给他们供原料。到1997年,我就开始成立了荣昌绒业公司。我们公司的工厂搬迁了好几次,第一次办厂就是在崇兴镇。我那个时候租了个镇上的大礼堂,在那办工厂,办了两年。两年以后灵武市城市规划以后,市政府让我们搬迁到了灵武羊绒工业园区。

记者:这么多年来,您的事业发展非常稳健,这是不是和您的性格有关系?

杨: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保守。我做事情想得比较多,而且做事情首先要想到风险。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不能有小农意识,要多思考、勤调研,学会回避风险,稳步发展。

记者:每个人的成功貌似是偶然,实际有必然的原因,您觉得自己的特点是什么呢?

杨:我给我自己定的八个字:认真做事,诚信做人。要想干大事情必须先要做人,这样才能去做事。你不讲诚信,没有诚信,你很难做下去。比方说我跟鄂尔多斯合作,鄂尔多斯是个知名的企业,它为什么选择和我合作,是因为我讲诚信。

记者:合作背后有故事吗?

杨:肯定有,这些故事都是围绕着诚信的。他们问我,这次你挣了多少钱,我会真诚地告诉他们,我这次挣了他们多少钱,如果我赔了,我也跟他们说清楚。那些大企业的老板,什么都不缺,他们就喜欢和有诚信的人打交道。所以直到现在我的企业也一样。包括给我供原料的,我也在选择,选择一批最诚实、最忠诚的合作伙伴。赔了就是赔了,你赔了我可以给你再让点。赚了你就赚了,我喜欢你赚钱,你必须要赚钱。你赔上一次,我可以给你补点,赔上第二次我就要让你找原因。不能总是赔钱,这样不行。所以这么多年来,鄂尔多斯为什么选择我,从过去供原绒一直到现在的无毛绒。鄂尔多斯是认可我的。我的货一交,他们一验,剩下的我去都不去,就让下面的人去。

记者:那从交原绒算起来,您跟鄂尔多斯合作多少年了?

杨:从1987年开始,当时我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客户,慢慢我就成了主客户了,我的量就上去了。他们感觉杨建荣的货质量非常稳定,非常诚实,说赚了就赚了。有些人不是这样,赚了也说他赔着呢,总是在赔。时间长了人就不相信,哪有总干赔钱买卖的人呢!从1987年交原绒到1994年供无毛绒,一直到现在。2007年鄂尔多斯选择对外合作企业时,首先就选择的是我,公司的一二三把手同时都过来了,当时我们灵武市书记、市长都过来接待。他们就说,如果论实力,他们不可能选择荣昌,不可能选择杨建荣,但是实力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要选择一个诚信的合作伙伴,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杨建荣。

记者:算起来,双方的合作已经20多年了。尤其是这两年,您的企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按照您说的,您是一个保守的人,那您保守的经营理念怎么能够带领企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呢?

杨:我为什么总说我保守,从我的实力来说,我在2003年或2004年就应该有自己的成品。我当时有一个宗旨,做成品,做品牌,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事情。如果外部的条件不具备,内部的条件不具备,你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可能要走好多弯路。走这个弯路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是要付出经济代价。所以当时我决定,如果我们企业没有一个外向型的,做品牌针织深加工的企业跟我合作,我永远都不做成品。因为做成品非常麻烦。从技术、人才、设备、市场,你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队伍,你才能做这些东西。所以,我定下了这个规矩,实际我也是这么做的。2007年鄂尔多斯在国内寻找合作伙伴,考察了一圈,他们的大老板还是决定跟我合作。我感觉这是一件好事情,这就成熟了。我要他们的品牌带动我们的品牌,慢慢地培育我们的品牌,再一个还要用他们的人。我们那个针织车间好多管理人员都是从鄂尔多斯派过来的,包括设计师和一些技术人员,50多个人。主要的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上,全是他们派过来的人。这就是条件成熟了,我才能做这些事情。

记者:按理说您跟鄂尔多斯合作多年,您就沿用它的品牌就可以了,为什么后来又萌发了做自己的品牌的想法呢?

杨:这个是必然的。用他们的品牌,永远吃的是人家的饭。我是用他们的品牌带动我们的品牌,慢慢市场也认可了,包括技术方面也成熟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条件也非常好,西北地区好多鄂尔多斯的产品都是从我的工厂里面出来的。给他们贴牌只能赚一个加工费,把那个牌子贴上以后,产品价值就会翻倍了。我们的这个产品要出去一件,这个经济效益等于给人家做20件到30件。

记者:您是如何认识品牌价值的?

杨: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得有自己的品牌,而且还要做大做强。我们品牌是在去年注册成功的。一直到前期还做了好多工作。一直到今年春节,我们的“灵州雪”才推向市场。我们首先打的是宁夏市场,在银川、石嘴山、中卫、青铜峡和吴忠这些市设专卖店,全区打开以后才向外面推。注册一个品牌可能很容易,但是培育品牌这才是最重要的。按我们的计划,已经在全国包括甘肃、青海、陕西、东北3省,已经有了我们的直销店。2009年我们计划在全国能有50到60个直销点,现在已经基本上快达到了。

记者:“灵州雪”这个牌子是怎么来的?

杨:征集的,面向我们全公司的员工有奖征集的。当时初步筛选出来几十个,有的重名。这个东西非常麻烦,比方“灵州雪”中有两个字重音都不成,所以申报这个品牌非常麻烦。我们一开始准备了好多,后来到了区上专门有个商标处,到那去网页一打开,整体好多都不存在了,后来又到国家商标局,注了4个品牌。其他3个品牌暂时先放下了,集中力量先推出来了一个品牌,就是这个“灵州雪”。当时为什么想先推这个呢?因为感觉“灵州雪”这个名字顺口,要在我们宁夏推广,很快就能让人记住。另外灵州是个地名,像“鄂尔多斯”就是个地名。经过大家讨论,先把“灵州雪”推出来了。现在来看,这个决策还是对的。不到一年,“灵州雪”就有了知名度,而且还是比较大的。

记者:在品牌推广方面您也投入了不少吧?

杨:在品牌推广上,我不惜成本。特别是喜欢参加一些大型活动,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再一个通过大型活动宣传自己的品牌。

记者:2008年经济人物评选活动您取得了冠名权,活动之后您觉得当时的投入值得吗?

杨:非常值得!经济人物这个冠名决策,我觉得很超值。有了这次冠名以后,我就给我的副手说,以后我们这个广告是为辅的,以参加活动为主,而且我发现这个东西比做广告强很多。

记者:为什么这么认为?

杨:活动之后,现在市场上已经有反馈。像“灵州雪”这个品牌推出来还不到半年的时间,2008年度宁夏经济人物冠名以后,好多人都知道了。“灵州雪”在宁夏的知名度一下子就上来了。销售上去了。

记者:这几年您在抓品牌的同时,您是如何来抓企业的科技创新的?

杨:科技创新是必须的。像我们今年就推出了夏季产品,效果非常好。上半年我区在香港举办了个旅游宣传周,我们也去了,效果非常好。当时,我们展出的是我们的夏季产品。羊绒夏季产品只有我们公司有,其他公司没有。夏季产品,羊绒和蚕丝一混合,把两个纤维优势全部都体现出来了,而且版型也漂亮。羊绒隔热保暖,手感好,吸汗力强。蚕丝拉力好,冰凉的感觉,把羊绒和蚕丝一混合,推出夏季产品销路非常好。这就是创新。

记者:听说您非常排斥家族式的企业,为此你还大动过干戈?

杨:我这个公司是一个真正的股份制公司,我的家属没有一个人参与到这个里头,包括我的子女。

记者:好像您还差点跟女儿翻了脸?

杨:是的。我的那个姑娘她上的就是财校,而我的企业财务上,也需要人。她毕业以后我就给她说了,你来这里实习,实习一年以后,你就到外面工作去。

记者:一年之后您就把女儿撵走了?

杨:是。现在我儿子在市环保局工作,女儿在银行工作。我女儿在银行上了3个月的班以后,没有给我打招呼,就给行长写了辞职报告,当时我去内蒙古了。

记者:你当时一听说就回来了?

杨:我立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先了解一下她的想法,她不想在银行工作,是因为在银行工作她感觉约束太大。了解女儿的想法后,我就召开了个家庭会议,郑重其事地告诉女儿、女婿,想回到我的公司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你们也知道我的脾气。我告诉女儿,辞职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你将来想让我帮你找工作,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当着一家子人把话都说清楚,我说到做到。最后,女儿女婿很不高兴,但还是回银行去了。

记者:我刚刚参观了一下您的企业,发现杨总您还是很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的?

杨:企业一定要注重文化建设,要有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的力量确实是一个无形的力量,它的价值确实是一个没有限制的价值。一个不注重文化建设的企业,它很难做大做强,同样,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它也很难做大做强。所以我们公司特别注重,用文化去推动企业的发展。我们公司就有自己的模特队,模特队里的模特就是我企业的员工。每次订货会上都是我们自己的模特队来展示我们自己的产品。

记者:效果很好?

杨:效果非常好。

记者:谢谢杨总,祝愿荣昌的发展一切顺利!

杨:谢谢!

“人物评语”

颁奖辞

演绎煤炭洗选神话,

锻造太西乌金光芒;

洗尽铅华见品质,

点石成金写辉煌!

——给神华宁煤集团太西洗煤厂厂长叶庆春

“人物档案”

叶庆春,男,汉族,196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神华宁煤集团太西洗煤厂厂长。“无烟超低灰纯煤”高端洁净煤技术和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自治区火炬科技项目带头人,组织与中国矿业大学联合解决了太西煤±0.1含量大于90%不可物理洗选的世界性难题。获国家发明专利、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填补了国内选煤行业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的空白。生产出的系列纯煤产品五项技术指标达国内外领先水平。全力打造太西无烟煤精品工程,整合太西煤资源和产品结构资源,为实现稀有资源由燃料向化工原料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2006年以来,企业产值平均每年提升86%;利税平均每年提升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