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坠入情网 (1)
在艾妮斯离城时，我又看到尤利亚?希普。我去票房为她送别，他也在那儿，打算乘同一辆车回坎特伯雷。当看到他穿着那件又瘦又小，紧贴肩膀的深紫色外衣，连同那把高高支起的、放在车顶后座边的伞时，我感到一种小小的得意。艾妮斯当然也坐在车里边了。但在艾妮斯面前，我所做的与他保持友好关系的努力，或许得到了小小的报酬。如同在餐桌旁一样，在车窗前，他像一头兀鹰一样没完没了地在我们附近打转，把我对艾妮斯和艾妮斯对我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听了去。
他在炉旁把他那番心腹话对我说了之后，我便陷入了一种痛苦的境界，在痛苦中，我把艾妮斯对我说的关于合伙的谈话想过许多。“我只好按照我希望是对的事情去办。我感到为了爸爸的平安，就只能这样，所以我只好劝爸爸这样做了。”为了她父亲的缘故，她对任何牺牲都会以同样的感受作出迁让，以同样的感受来支持她自己，这种令人烦恼的预兆不断地压在我心头。我清楚她怎样爱慕她父亲。我知道她的性格是怎样地要求她尽孝道。我从她那里听说，她承认是她在不知不觉中使她父亲犯了错误，她认为她欠下他一大笔债，她热诚地想去补偿。我看到她同那个穿深紫色外套的赤发鬼是那样的不同，我就觉得很不安，因为我觉得最可怕的事就在于他们之间的不同，她那灵魂深处都是纯真的自我牺牲，而他那灵魂深处都是卑鄙无耻的自私。毫无疑问，他对此了解得十分透彻，而且，对他的阴险狡诈，他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不过，我完全相信，做这样一种牺牲的前途肯定会毁掉艾妮斯的一生。我也敢肯定，从她的态度上表明，她在当时还未预见到这一点儿。我若把这将要到来的事对她提出暗示，就会立即令她苦恼。因此我们未作任何解释就分别了。她从车窗中冲我摆手，微笑着。那个恶魔在车顶上扭来扭去，好像他已经把她紧紧抓住，得胜而归了。好久好久，我都不能忘却与他们分别的情景。当艾妮斯写信告诉我，她已安全到家。每当我沉思时，这个问题一定出现，我的苦恼一定会加倍。几乎没有一夜我不梦见这件事。它已变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幕，像我的头与生命永不可分一样。
我有很多空闲时间去琢磨我的苦恼，因为斯提福兹来信提到他回到了牛津，当我不在博士院的时候，我觉得十分无聊。我感觉，我此时对斯提福兹产生了一种怀疑。我回信时写得仍是那样亲热，但我觉得，他恰好那个时候不能来伦敦，总的说来，是让我十分欢喜的。我担心的事是，艾妮斯的影响还留在了我身上，不会为了想与他见面而受到动摇。并且因为她在我思想中和兴趣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她的作用更有力。
与此同时，日子一天天悄悄溜走了。我在斯本罗——约金士事务所做学徒了。我姨婆一年给我九十镑(我的房租和零用费除外)，我的公寓租期为一年。虽然我觉得晚上在这地方是可怕的，晚间很长，但我能在无精打采中乞求心情的安定，拼命地喝咖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有了三种发现：第一种，克鲁普太太患有“金兰”这种怪病，一发作，鼻子也跟着发炎，因此长期需要用薄荷来进行治疗；第二种，我的食品贮存室里的气温很不好，白兰地酒瓶总发生爆炸；第三种，我在世上，形影相吊，这种情形，绝大部分用故事诗的形式写下来。
我学徒期开始的第一天，我只给事务所的同事们买了些三明治和雪里酒，并未举行其它祝贺活动，晚上我一个人到戏园子里看了一出戏。这是一出和博士院同样古老的戏，名字叫《生客》。我看了哭得不能自已，照了照镜子，我都哭得变了样儿，几乎认不出自己了。在这一天，当我们办好一切手续后，斯本罗先生说，他本想借这个机会请我光临他在诺乌德的家，祝贺他与我的师徒关系。但由于他在巴黎上完学的女儿正要回来，家里的事情还未就绪，所以当天不能请我光临他家。但他却对我说，在他女儿回来后，他就能有幸请我做客。我只知道他独身丧偶，只有一个女儿。我对他这份好意表示感谢。
斯本罗先生果真遵守诺言。半个月后，他又提起了那次请客的话题，并说，若我肯赏脸下星期六到他家里，留到星期一，那他可就非常高兴了。我说我肯定要去光临的，于是就这样定了，他用他的轻便四轮双马敞车把我带到诺乌德，然后再带我回来。
那天终于到了，那会儿，我的绒毯提包也被拿工资的录事们所羡慕。至于诺乌德，对他们来说，成了神秘，令人向往的圣地。有一个录事说，他听说斯本罗先生吃饭用的都是金银器皿，精美陶瓷；还有人说，他家的香槟酒可随意饮用，放在桶里如同普通喝的啤酒一样。那个戴假发的老录事(提菲先生)，在他当录事的工作中，因公事曾去过那儿，并且每次都进到了用早餐的小厅中。据他说，那个餐厅富丽堂皇，而且他在那儿喝过东印度黄雪里酒，那样名贵的酒，喝了直让人眨巴眼。
那天在主教法庭，我们有一个延期续审的案件，是关于一个面包师在教区委员会反对修路捐款而被教会除名的案件，因为，据我估计，那证据的冗长相当于两倍的《鲁滨逊漂流记》。在结束案件时，天气已晚了。不过，我们判决他出教六个星期和无数的诉讼费。然后那面包师的代诉人、法官、原告、被告两边的辩护律师一同出城，我和斯本罗先生也一同坐上了那辆四轮马车。
那辆四轮马车很漂亮。那马高昂脖颈，高举四蹄，仿佛它们都知道自己属于博士院。在博士院里，有许多涉及到体面的时候，大家没有不争强斗胜的，所以那时候，出现了相当一些精挑细选的车马与车夫。但是，我本人一向以为，而且将来也要一直以为，在我这个时候，众人所关注的争强斗胜的东西是衣浆的硬度。我认为，民教法学家们所穿的衣物，已硬到人类的本性难以忍受的地步。
我们坐车一路出城，十分舒服，斯本罗先生就将我干的工作，简单地说给我听。他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工作更高雅的了，你千万不要把它和代诉师的工作混在一起，因为这种工作完完全全是另外一码事；它和别的比起来，是个很冷的冷门儿，绝不让外人轻易挤进来，它不像其它的那样机械、死板，但比其它的更有利可图。他说，我们在博士院里办案，比在其它任何机关里，都更随意，所以，我们成了一个特殊集团，自成一体，与众不同。他说，我们主要是受雇于代诉师这件不开心的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又告诉我，代诉师是人类之中最低级的，只要稍微有体面的民教法学家，都看不起他们。
我问斯本罗先生，在他看来什么样的业务在我们这一行里是最有出息的。他说，一份适中的遗产，正好值三万镑到四万镑，而后因为遗嘱引起纠纷进了法庭，这样可以说是最有出息了。他说，在那时，不仅在办理过程中每一个阶段开庭时，而且在质审与反质审中作成千上万的口头及书面证明的时候(更不用说上诉的时候，是提交到代表庭，而后提交到贵族院)，都可以有很多稳定外快收入。而且，最终，因为诉讼费一般都可以从遗产本身扣，正因为如此，原告和被告都摩拳擦掌，把官司打得热火朝天，费用是不计较的。于是他说了一堆关于称赞博士院的话。他说，在博士院里，最让人欣慰的是它的周密。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像它那样管理得舒服了。它是安静温和的最佳体现。一句话可以说尽。举个例子，你在主教法庭里起诉一个离婚案件或一个赔偿案。
你把这个案子，在你们亲得像一家子的自己人之中，暗自使一套小把戏，从容不迫地把这套把戏弄完。假如你对主教法庭不满意，你就可以把案子送到拱门法庭。这与主教法庭是同一个法院，在同一个屋子里，相同的被告席，还是那个律师，却是另一个法官。因为在那里，主教法庭的法官能够在开庭日出庭作辩护。好了，你在那儿同样玩了一次把戏，你还是不称心，那就把案子送到代表法庭。而教会代表是一些无事干的辩护士，在前两个法庭玩弄同一套把戏时，他们就在那儿看着如何洗牌、分牌、斗牌，并与玩牌的人都谈过这两场牌局。现在他们却作为法官重新审理案子，使每个人都满意!心怀不满的人尽可以说博士院怎么堕落，博士院如何严密，博士院如何需要改善。斯本罗先生最后严肃地总结这段话：“但当每一斛麦子最贵时，也是博士院顶忙的时候，而可以严肃地向全世界宣布，你碰一下博士院试试，只要一碰，国家就要塌台了!”
我倾听斯本罗先生的这番话，使我疑心斯本罗先生是否对国家的认识正确，但我还是遵从了他的意见。关于每斛小麦的价钱，我自觉无力抗衡，因此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我这一辈子，在各种问题上，它曾一再出现，把我打得一败涂地。确切说来，在各种不同场合里，我不知它与我有哪种关系，或它有什么权力打败我，但任何时候只要我看见它硬插进来(我觉得它一直是那样)，我就不得不在这一问题上认输。
这是题外话，我不是那个去碰博士院使国家塌台的人。我用沉默来驯服地表示，我对这个在年龄和学识上都超过我的人的所有意见都唯命是从。我们也讲《陌生人》，讲话剧，讲两匹马，直到我们来到斯本罗先生的大门前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