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常拿自己的“具体情况”说事儿，单一地强调采取“进攻”或“防守”的道理，让自己的手中只有“矛”或只有“盾”。然而这种所谓的轻装上阵，带给自己的看似便捷，实则是高指数的风险。结果，只会降低取得成功的几率，而增大失败的可能性。
1.维护与还击合为一体
一个人处于现实之中，其实就是处在了一个多重的矛盾“磁场”里，如自身的，自身与外界以及外界因素之间的各种层次大小不一的矛盾冲突。所有这些，倘若处理不好，足以让人失去举动的方寸。
在1985—1986赛季结束时，乔丹的左脚有一点儿微伤，公牛队经理克劳斯对乔丹说：“你是公牛队的财产，我们有权告诉你，你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这一句话足以冒犯乔丹神圣的个人原则，他有些恼怒，但是，良好的个人修养使得他控制了自己的脾气。他在自传中说：“他们说，如果我去参加任何比赛，他们将处罚我。我回答说：‘你们不能控制我的时间，夏季是我的时间，每年8个月我为公牛效力，但我不是任何人的财产。’几周后，他们听说我要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一场球赛。当我到拉斯维加斯后，克劳斯送来了一个小条说：我们知道你不会参赛，但如果你参赛，我们将处以最高的罚金。我火了。我到场上一看，见到克劳斯一帮人正在前排座位上，他们是要监视我。这时，北卡罗莱纳队正在更衣室里更衣，我走进更衣室说道：‘给我球衣。’我参加了比赛，他们真想罚我，但我有‘为爱打球而打球’特殊规定的保护，他们未能得逞。克劳斯一帮人把每一个人都当作可吃的肉一样对待，他们也想这样对待我。”
乔丹继续写道：“我从来不是为金钱而打球的。对杰里·劳恩斯多夫（公牛队老板）而言，钱永远是一个问题。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的自尊心，他们不能触犯的正是我的自尊心。我有我的自尊心，不管人们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能改变我的自尊心。”
乔丹发火了。他用自己的行为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并取得了成功。
在这里，乔丹维护自我尊严与挣钱，遵照内心指示与反击公牛队经理与老板，都构成了冲突矛盾，任何失之偏颇的举动，都有可能造成只能得其一或干脆都失去。因此，能将维护自我与反击对手巧妙地合为一体，便是找到了矛盾的平衡点的最佳策略。可贵的是，乔丹做到了，取舍得失在他那里被理智地处理，从而使他将自我的损害降到了最低点。
这是对具体的事情而言。面对人生的整体状态，我们显然都想把它调整到最好的程度。但为什么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有许多人却常常陷入紧张甚至痛苦呢？仔细探究一下，这一切恐怕都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让身外的人和事来烦扰、伤害自己。试想，如果你能对于那些越惹越麻烦的事物转过背去，你将永远不知道烦恼是何种滋味。
就像有些人什么事都要说闲话，他们总是说大话，一切事情都要看得很严重，制造争执和神秘感。其实你完全不必把牢骚放在心上，否则就会让自己没来由地忧心忡忡，把应该抛诸脑后的忧虑放在心上，这是舍本逐末的行为。许多事情在当时看起来很重要，其实如果不予理会，也只是无关紧要的事；而有一些事情原本是琐碎的，如果你去注意，它却变得不容忽视。事情在开始时很容易处理，但是到后来可就使人棘手了。有时，药方就是致病根源；让事情自然发展是人生最令人满意的法则。
记住：是你选择让事情来烦你。你大可以轻松地选择不去注意那些恼人的冒犯者，不去考虑琐碎而且不值得你关心的事务，这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你不予回应的事就无法拖住你，无法让你陷入徒劳无益的纠葛，这样不会伤到你的尊严。对付恼人的小角色，教训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不理不睬，抛之脑后。学着打出轻蔑这张牌，如此一来，就是由你界定冲突的状况，一切都是依照你的条件来进行。这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姿态：维护自我与反击对手在你手里合为一体，你尽可以轻松应对任何人和事。注意瞧瞧这套战术如何激怒别人——他们的作为大半是要引起你的注意，当你不理不睬时，他们便会被挫折得踉踉跄跄。
与其不经心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让别人察觉你是多么的关心、焦虑，因而让问题显得更严重，不如扮出不屑一顾的贵族姿态，不必屈就自己承认问题的存在，往往明智得多。
懂得如何丢出轻蔑这张牌，这是最“圆滑”的报复。因为有许多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有杰出的对手，我们根本对他们一无所知。没有一种报复比得上遗忘，因为这埋葬了那些毫无价值的人，使其默默无闻归于尘土。
对于琐碎、微不足道的骚扰和冒犯，强而有力、动作过猛的回击就是浪费自己的功力；而对于非还击不可的冒犯，不作反应也近乎苟且忍辱。所以，面对那些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一切，将自我维护与反击对手二者巧妙平衡处理，就像一个一手拿矛，一手持盾的士兵那样，攻防有致，稳扎稳打，也许算得上是一种最为高明的人生兵法。
2.越是高手越要学会适时不露
一般而言，在某一方面很“有两下子”的人，往往会很容易赢得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容易实现自己心目中的人生目标，或者他本身就已经面带笑容地站在胜利的终点上了。然而，在他的出击进取已经取得这样的成果之后，他手中那把锋利的“矛”又该如何处置呢？刀枪入库，这显然违背了“征途险恶、矛不离手”的基本原则；那么乘胜再战、一往无前呢？这或许很符合积极进取的人生观。然而，有一项必须注意的事项千万不能忘，那就是必须给自己再配备上合适的盾牌；即使在此之前，已经一路奋不顾身的冲杀过来了，但此时，在更高级别的“战斗”之中，更需要为自己尽可能多加几道“保险”。要知道，越是高手，所遭遇的对手的杀伤力也就会越强大。
隋代薛道衡，十三岁时即能讲《左氏春秋》，在隋高祖时，作内史侍郎，炀帝时任潘州刺史。大业五年，被召还京，上《高祖颂》。炀帝看了很不高兴，说：“这只是文词漂亮而已！”炀帝为什么持如此态度呢？因为他本人正是一个自认文才高而傲视天下之士的人，并且嫉妒心极强，不想让别人超过自己。御史大夫乘机说道衡自负才气，不听训示，有无君之心。于是炀帝便下令把道衡绞死。天下人都认为道衡死的冤枉。其实这不正是因为他的“矛”足够锋利而相应地“盾”却不够坚固而导致命丧黄泉的吗？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庄子》中提出“意怠”哲学。“意怠”是一种很会鼓动翅膀的鸟，别的方面毫无出众之处。别的鸟飞，它也跟着飞；傍晚归巢，它也跟着归巢。队伍前进时它从不争先，后退时也从不落后。吃东西时不抢食、不脱队，因此很少受到威胁。表面看来，这种生存方式显得有些保守，但是仔细想想，这样做也许是最可取的。凡事预先留条退路，不过分炫耀自己的才能，这种人才不会犯大错。这是现代高度竞争的社会里，看似平庸，却是能按自己的方式生存的一种方法。
南朝刘宋王僧虔，是东晋王导的孙子。宋文帝时官为太子中庶子，武帝时为尚书令。年纪很轻的时候，僧虔就以善写隶书闻名。宋文帝看到他写在白扇上面的字，曾赞叹道：“不仅是字超过了王献之，风度气质也超过了他。”当善长书法的宋孝武帝即位后，想一人以书名闻天下时，僧虔便不敢再露出自己的真迹了，而是常常把字写得很差，因此而得以平安无事。
所以说，越是手中之“矛”锋利无比的人，越是有必要把自己护身的“盾”打造得更为坚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二者相得益彰，而不是相反。
在西汉时洛阳有一位男子因与人结怨而处境困难。许多在当地有头脸的人出面当和事佬，但对方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最后只好请大侠郭解出面。为了排解纠纷，郭解晚上悄悄地造访对方，热心地进行劝服，对方逐渐答应让步了。这时，如果是普通人，一定会以对方的转变而沾沾自喜，但郭解却不然。他对那位接受劝解的人说：“我听说你对前几次的调解都不肯接受，这次很荣幸能接受我的调解。不过，身为外地人的我，却压倒本地有名望的人，成功地排解了你们的纠纷，这实在是违背常理。因此，我希望你这次就当作我的调解失败，等到我回去，再由当地的有威望的人来调解时才接受，怎么样？”
这种做法看起来实在是异于常人，但细想起来，难道不正是一种使自己免遭众人嫉恨的明智之举吗？如此既保护了自己，又留下了为人称道的功绩。谁能说郭解不是大智之人呢？比较起来，那些极力显示自己的“矛”锋利，身上却一无遮拦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愚若智啊。
3.先“矛”后“盾”有功无祸
其实在性质上，“矛”与“盾”永远都是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因为如果能撇开一切制约条件，单纯地发挥二者其中的一种的威力，都将产生足以使人满意的效果。然而由于现实环境的制约，那种随心所欲的情形，在很多情况之下，都是行不通的。
在现实中，人们在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因大大小小的差异，而产生了无数种方式途径，而这也导致了无数种千差万别的人生结果。
其实说来，如何将“矛”与“盾”二者结合起来并发挥出最佳效果，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每一个人以及他所处的客观环境，都是各不相同并且在不停地发生着微妙地变化的。所以笼统说来，每一个人都应当根据自己所面对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进行处理，以达到安全而无后患，有功而没有祸的境界和效果。
在这一点上，西汉名将卫青以他一生的功绩和人生结果，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
卫青本出身微贱，但其人英武出众，智勇双全。后因姐姐卫皇后受宠于汉武帝，被任命为大将军，封长平侯，率大兵多次出击匈奴，立下赫赫战功。
在公元前123年的攻打匈奴之战中，在开战告捷之后，因右将军苏建所部有人投降匈奴，导致苏建所率兵马全军覆没。苏建单身逃回，按军律当斩。
卫青问长史、议郎等属官：“苏建应当如何处置？”议郎周霸说：“大将军出兵以来，从未斩过一名偏将小校，如今苏建弃军逃回，正可斩苏建的头，来立大将军之威。”
卫青说：“我因是皇上的亲戚而带兵出塞，我并不怕立不起军法的威严，你劝说我杀人立威，却失掉了作臣子的本分，我的权限虽可以斩杀大将，然而我把专杀大将的权力还给皇上，让皇上来决定是否诛杀，来显示我虽是境外，受皇上尊宠，却不敢专权杀将，这不是更好吗？”属官们都钦佩地说：“大将军高见，属下等万万不及。”
卫青便派人把苏建押回长安，汉武帝怜惜其才，并未杀他，让他出钱赎罪，而对卫青的处置大为满意。
苏建后来又跟随卫青出塞攻打匈奴，他劝卫青说：“大将军的地位是至尊至重了，可是天下的贤士名人却没人夸赞传扬您的威名，古时的名将都向朝廷推荐贤良才能之士，自己的名声也传遍四海，希望大将军能学习古时名将的做法。”
卫青摇头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自从武安侯田虫分、魏其侯窦婴各自招揽宾客，结成朋党，以颂扬自己的名声，皇上常常恨得咬牙切齿。亲近贤士名人、进用贤良、贬黜不肖，这都是皇上的权柄，我做臣子的，只知道遵守国法，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
汉武帝宠爱卫青特甚，令群臣见到卫青都要行跪拜礼，以显示大将军的尊贵。
群臣都不敢抗旨，见到卫青无不匍匐礼拜，只有主爵都尉汲黯见到卫青，依然行平揖礼，有人好意劝汲黯：“对大将军行跪拜礼乃是皇上的意思，您这样做不怕皇上恼怒吗？”
汲黯昂然道：“跪拜大将军的多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难道大将军有一个平礼相交的朋友，就不尊贵了吗？”
卫青听说后，非常高兴，登门拜访汲黯，谦虚地说：“久仰大人威名，一直没有机会和大人结交，今幸大人看得起，请把我当您的朋友吧。”
汉武帝也很欣赏卫青的谦逊，也就不计较汲黯的抗礼了，对卫青的宠爱始终不衰。
即便从整个历史来看，卫青的军事才能和一生建树，也是出类拔萃的。从这一点上来看，说他以自己的锋利之“矛”，已成功猎取到让世人眼羡慕的果实，确实毫不为过。然而，作为一个已身有大功的朝廷柱石，卫青能够做到不滥使权力，不擅杀犯了军法的大将，不学古人向朝廷推荐贤良，把皇上赋予他的各种大权又谦虚谨慎地还给了皇上，毫不恃功而怠，这显然是一种极为高明的消解潜在危险的策略。卫青的这种先“矛”后“盾”，以“矛”取功，以“盾”固荣防险的人生兵法，使他的一生都维持了荣耀和安全的状态。这在历史上是极少见的。显而易见，我们难道不应当从中学到一些什么吗？
4.成功须得稳中求
有些人一提到求取人生的辉煌成功，就失去了平常心。他们在那种急切的欲望的支配下，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相信“富贵险中求”，迫不及待地端起长矛就冲上了战场，但到了最后，这些人往往前途尽毁、血本无归。成功虽是诱人的，但要想顺利地把它猎取到手里，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征途中的险恶，实在不是光凭手中有锋利的“矛”就能“摆平”的。按照成功的一般规律，要求人们必须做到凡事求稳，铤而走险的事绝对不能做。
谁是大陆最有钱的人？刘永好兄弟当是其中之一。
1951年，刘永好出生于四川新津县，小时候的家里非常贫穷，以至于在他20岁之前，竟没穿过鞋子。对于刘氏兄弟的发迹，以讹传讹的较多，最离奇的是四兄弟齐刷刷扔掉铁饭碗了。其实，四兄弟是陆续辞掉公职的，而刘永好直到1987年才正式辞职，这正反映了他们胆大而又谨慎的性格。这种性格也使刘氏兄弟在创业初期的几次转型中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稳打稳扎地获得成功，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有这样一个实例，足可以证明刘氏兄弟的稳健处事风格：
一天，有一位朋友对刘永好讲了一番话：“1990年我叫你去海南你不去。那时候我的钱比你少很多，但现在也跟你差不了多少了。要是你去，会赚得更多。”刘永好被他的现身说法给打动了，立即派人前往海南注册了一家公司，买下了一所小房子。他甚至还为此专门到海南走了一趟。然而这个朋友觉得这样搞不够力度，就不断地给刘永好打报告，说是“假如你投入1000万，到年末时就会是4000万。”刘永好感到不解：不管怎么说，房子总得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吧，哪会来的这么快？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朋友不无得意地向他传授秘诀：首先去买一块地皮，然后把它卖掉，然后又是跟谁合作，再怎样怎样。总之是把100块钱买来的东西最终卖了1000块，当然就赚钱了嘛！
刘永好总算明白了：嘿！这不就是“击鼓传花”么？无论这鼓敲得多响，这花传得多快，最后总是会停下来的，到时候那花落在谁手上谁就倒霉。他立即做出决定：“这事就到此为止。”公司注销了，投资的钱也撤了回来。
有进有防，遇险即退，这种不贪图侥幸之财的经营之道，让刘永好避免陷入不久之后即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那场地产泡沫破灭的黑色灾难。“我们选择了放弃，因为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基础还很薄弱，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地把饲料做到行业前列，把我们的基础夯实。”刘永好这样说。
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希望集团走出四川，先后在上海、江西、安徽、云南、内蒙古等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与国有、集体、外资企业的广泛合作，迅速开拓了全国市场。
1997年，成都的房地产业刚刚完成了第一轮开发的积累，开始对已有的产品进行检点与反省，预示着房地产开发下一个高潮到来之际将进入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微利”时代。
正在此时，刘永好又一次动了涉足房地产之念。“在最高潮，大家认为最好的时候，我们反而没有做，当然，没有挣钱也没有被套，我们抓住谷底攀升的时机，我们还要随着曲线上升。”当别人开始纷纷感到房地产这碗饭是越来越难吃的时候，刘永好却意识到机会的存在。他认为房地产业正处在一个逐步上升的区间。刘永好把房地产开发从一开始就放到了高起点、大规模的平台上。锦官新城作为开山之作，一问世，首期开盘三天之内销售1.4亿元，创造了成都房地产奇迹。
2000年11月，民生银行上市，刘氏兄弟分别以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南方希望有限公司名义拥有民生银行股份2.03亿股，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12%。2000年，美国《福布斯》评定刘永好、刘永行兄弟财产为10亿美元，列中国内地50名富豪第二位。一位赤着脚走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用他的精明踩出了一条亿万黄金路。
刘永好心目中有一个榜样，那就是李嘉诚。刘永好认真地研究过李嘉诚。他认为李先生原来是做塑料花的，如果一直做下去，相信他会成为全世界塑料花最大的销售商，但他不会是超人。现在李嘉诚在适当的时候把握住房地产的机会，成为房地产的超级巨子；又在适当的时候把握住机遇，成为港口、货柜、码头方面的巨子；又把握机会成为信息产业方面的巨子。他时时把握机会，不断调整方向，进行创新，变中有稳，求得稳健发展，从而奠定了超人的地位。
其实，求稳既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策略。无论是刘永好，还是李嘉诚，他们之所以能够猎取到常人所无法得到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们在勇敢出击的同时，也紧紧抓住一面坚厚的盾牌，把各种风险和险患都及时给挡下了。这种稳健求取成功的路子，从最终效果来看，既是最有力的，也是最为保险的。
5.“静”与“动”双招并用
在“矛”、“盾”并用的具体实施上，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但归根结底，目的只是一个，那就是一方面能让自己朝着预定的成功目标贴近，并最终猎取到手；另一方面，就是要保证在这个过程之中，能把各种外来的打击和潜在的危险降到最低。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许多人生角斗场上的高手们各显其能，他们用自己的成功结果充分印证了这一策略的“先进性”。历史上这样的实例可谓不胜枚举。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勾结，多次陷害立有大功的秦王李世民，兄弟间一场生死拼杀在所难免。
李世民身边的文臣武将屡次进言，劝李世民早作打算，抢先动手。李世民每到这个时候，便会面带苦容，叹息不止，说：“我们乃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纵是他们的不对，我又怎么忍心呢？还是委屈一下吧，时日一长，他们也许会知错而改，一切烟消云散。”
别人都十分着急，深怪他心有仁念，坐失良机。李世民对此如若未闻，暗中却把他心腹的将领尉迟敬德等人找来，对他们说：“你们的好心，我岂能不知？不过现在我们安排未妥，事无头绪，又怎能草率行事呢？事若不密，为人察觉，只怕我们先得人头落地了。还望各位详作筹划，切勿泄露。”
李世民边忍边动，加紧布置。由于他表面从容安静，处处示弱，李建成、李元吉果真被欺骗，暗中得意。他们按部就班，一步步地实施整倒李世民的计划，只想假以时日，不愁大事不成。
不久，有报说突厥兵犯境，李建成便保举李元吉为帅，带兵迎敌。李元吉又乘势请求李渊把秦王李世民的兵马归他指挥，李渊答应了他的要求。李世民和他的文臣武将一眼便看穿了他们的阴谋，李世民见群情激奋，故作痛苦的模样安抚众人说：“皇上既已同意，看来我只能束手待毙了。这是天意，我又能怎么样呢？”
众人见此，信以为真，不禁泣泪苦劝；有的还要告辞而去，以示抗议。只有几个知情者以目示意，不露声色。
这时又有人进来密告李世民，说太子与齐王早已定下计谋，只等李世民等人给齐王出征送行时，便要密伏勇士，趁机全部杀光，然后太子登位，封齐王为太弟。
众人听此，皆发怒喝，情绪更为激动。李世民见火候已到，这才长叹一声，对众人说：“我是被逼如此，各位都是明证。事已至此，只有先发制人，我们才能铲除强敌保全性命。”
李世民分兵派将，伏兵于玄武门。第二天，李建成、李元吉上朝在此经过，伏兵齐出，他们二人猝不及防，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李元吉被尉迟敬德砍杀。
没过多久，李渊便让位李世民。李世民登基为帝，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
李世民的这种表面静止，暗中动手的“矛”、“盾”并用策略，可谓一箭双雕。一是麻痹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是激起了手下大臣武将的义愤情绪，待时机一到，自然一举成功。倘若明着与之对抗，则不但要大大损耗自己的力量，也会因此招来非议，于名声有害。与这种“静”与“动”的策略相似，兵法上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则更让敌人出乎意料，防不胜防。
公元前206年，项羽率四十万大军挺进关中，意欲攻下咸阳。这里土地肥沃，是秦王朝的核心地区，所以秦兵把守得很牢。进至函谷关时，他才获悉，刘邦的十万大军早已攻占了咸阳城，并自立为关中王了。因为当时农民起义军领袖楚怀王曾许诺：反秦的起义军中，谁第一个攻下咸阳，谁就为关中王。
刘邦的战绩激怒了项羽。他率兵逼进关中，在鸿门（今陕西省临潼东面）扎下营寨，并宣称要消灭刘邦。这时，刘邦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不能与项羽对抗。所以他亲赴鸿门想稳住项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示意项羽的堂弟项庄在刘邦座前舞剑，企图乘机刺杀他。因为在范增看来，今后刘邦必将是项羽的劲敌。但由于张良和樊哙的保护，刘邦在终席前以“如厕”为借口，逃离了项羽的营寨。
结果，刘邦把咸阳和关中让给了项羽。项羽则在公元前206年自封“西楚霸王”。他的势力范围在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地区，并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中国其余地区被分为十八个封地。项羽希望刘邦离他愈远愈好。于是就把汉中封给了刘邦，也就是今四川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陕西的西南部地区，再加上湖北一小部。刘邦也就因此获得“汉中王”的称号。自此也就有了汉朝的国号和年号。为了防备刘邦今后有非分之想，项羽把与汉中相邻的关中分成了三部分，分别封给三个秦朝降将。直接与刘邦相接的雍王就是原秦将章邯。
这样一来，刘邦不得不离开关中。在从关中迁往汉中途中，他命人将途中的一条一百多里长的栈道烧毁。此举一方面可以防止诸侯，特别是章邯军队的入侵，另一方面也可以迷惑项羽，似乎刘邦再也无意回关中了。
过了不久，还是在公元前206年这一年，没有得到项羽分封的田荣在原先齐国地区起兵反对项羽。刘邦命韩信作好进攻关中的准备。为了蒙骗敌人，韩信派一些士兵前去修复栈道。章邯得知，觉得十分好笑，说：“想用这么几个人把栈道重新修好，简直像儿戏一般。”其实韩信并非真的打算从栈道进攻关中。就在重修栈道开始后不久，他已率领刘邦军队的主力从一条小路，即故道（今陕西凤翔西北）迂回到了陈仓。章邯仓促应战，结果大败。
这种做法似乎有明里一套，暗中一套的嫌疑，然而原来就不无残酷的人生战场上，这种以动为“矛”进攻、以静为“盾”护驾的招式，既是颇有实效的，也是不应加以否定的。
6.“矛”要锋利，但人不当出头鸟
人们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通病就是，到了某个环境后，总喜欢表现自己，希望自己一开始就脱颖而出。这种想法很好，可惜在现实世界却不能完全在这上面用心用力，如前面所强调的，一个人如果锋芒过健，那就很容易遭受他人的嫉妒、打击，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人们之所以都急于显露一下自己的才能和实力，盼望尽快得到他人的认可甚至是刮目相看，也许动力正在于自己的“矛”确实锋利。因而表现得急于求成，凡事都要争个“先手”，有时动不动还要来个“抢跑”。但是，这样同样会过早地掀起和卷入竞争，也会形成某些潜在的被动和危险。因为太急于表现，就会无形中将自己放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和定位上。因为你处处显露自己的才干和见识，人们就会产生一种心理定势，认为你总能比别人强。一旦你有遗漏和失误，别人轻则说你还欠火候，重则落井下石，幸灾乐祸地说这是自高自大的最好报应。
同时，由于你在一开始就一古脑儿地将十八般武艺悉数亮出来，便是应了中国那句忌语：“好话不可说尽、力气不可用尽、才华不可露尽。”一旦成强弩之末，连鲁缟都穿不过，那肯定会被嗤之以鼻，逐出场外。到那时岂不心血白费、努力落空？因而最强的成功者，往往是“后发制人”。
所以，在开始进入这个过程之前，除了确定自己的“矛”已足够锋利外，更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也带上了足够坚厚的“盾”。否则，一旦遇到打击，则只有挨打的份。
小许的专业是酒店管理，大学毕业后就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在一家连锁餐厅当实习经理。小许很有上进心，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加班，多看多学多干，一个月下来，很受经理器重。不久后，小许提出一项关于后勤的建议，给公司节省了好大一笔开支。奇怪的是几位经理和领班对他却渐渐冷淡起来。几天后，小许工作中不小心犯了个小错误，就这样被辞退了。小许愤愤不平，一位老员工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小许啊！你呀错就错在心太急，年轻人沉不住气。”
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总是希望自己的对立面越少越好，自己的竞争对手越少越好，所以，谁要是先出头，会首先遭到攻击。其实，我们不妨看看所有竞争的过程，实际都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淘汰制。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不断地淘汰来实现的，而这种淘汰又往往是以某种不太公平的方式进行的。它不像在体育比赛中那样有一定的分组。而且，即使有一定的名额分配，那也还有一个机遇的问题。如果能够在进行这个程序时穿上“防护服”，往往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锋芒的“错处”还表现在它是非常扎眼的，常让许多人心理上受不了。因而会反过来对你进行明挡暗阻，乃至背后下刀子。所以，当有人只顾毕露锋芒，张扬自己，显能耐、显力气、显块头，这种人并不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有可能刚走到半路就被人给“放倒”了；相反，有人则掩饰着自己，把自己藏在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一边使出十八般武艺，不让人知自己之所思何在，结果往往能一举成功。虽然都抱着同样的目的，拥有着同样的武器，而之所产生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原因显然正在于是否懂得在施展自已手中“矛”的威力的同时，也拿“盾”保护好自己。所以说，“矛”要锋利，但人不当出头鸟这一兵法策略对于大家，尤其是初出江湖的新手们，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
7.“鱼”与“鱼竿”二者缺一不可
有这样一个寓言：
从前，有两个饥饿的人得到了一位长者的恩赐：一根鱼竿和一篓鲜活硕大的鱼。其中，一个人要了一篓鱼，另一个人要了一根鱼竿，于是他们分道扬镳了。得到鱼的人原地就用干柴搭起篝火煮起了鱼，他狼吞虎咽，还没有品出鲜鱼的肉香，转瞬间，连鱼带汤就被他吃了个精光，不久，他便饿死在空空的鱼篓旁。另一个人则提着鱼竿继续忍饥挨饿，一步步艰难地向海边走去，可当他已经看到不远处那片蔚蓝色的海洋时，他浑身的最后一点力气也使完了，他也只能眼巴巴地带着无尽的遗憾撒手人寰。
又有两个饥饿的人，他们同样得到了长者恩赐的一根鱼竿和一篓鱼。只是他们并没有各奔东西，而是商定共同去找寻大海，他俩每次只煮一条鱼，他们经过遥远的跋涉，来到了海边，从此，两人开始了捕鱼为生的日子。几年后，他们盖起了房子，有了各自的家庭、子女，有了自己建造的渔船，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这个寓言看似在讲人与人之间合作的重要性，然而当我们把这种合作的双方手中所持的能够起到相互配合作用的鱼竿和鱼，分别当作“矛”和“盾”的时候，就会发现，倘若将它们分离，各自单干，则结果必然是失败乃至死路一条；而相互合作，彼此互补，则能共同达到胜利的终点。鱼竿作为去获取果实的工具，虽然颇有力量，但如果不能依靠从“鱼”中所获取的能量，也是难以支撑下去的；而只守着“鱼”，却没有“鱼竿”去开拓下一步所要面对的现实，显然也会终究一事无成。因此，想要成就和谐成功的人生，“鱼”与“鱼竿”二者缺一不可。
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因受眼前暂时利益的诱惑，而忘记了更长远的打算；或求急功近利，或求安逸牢靠，结果就导致了殊途同归的失败局面。“矛”与“盾”看似事物相对立的两极，而实际上却能在人的协调中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懂得对这二者“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智者，往往能够一路放心放胆地阔步前进，最终能把成功拥在自己的怀里。
8.具体细节中“矛”“盾”互现
当然，懂得了“矛”与“盾”二者缺一不可的道理，并不一定就等于能够得心应手地，让二者浑如一体地来运用了。就像在说话技巧中那种“硬话软说、软中带硬”的策略，如果火候把握不好，反而有可能被人误认是挑衅或示弱一样，“矛”与“盾”关系如果不能默契配合，恐怕也会让人自乱阵脚。所以，该用“矛”时千万别用“盾”，该用“盾”时也千万别让“矛”上阵，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手无懈可击，甘败下风。
春秋时，有一年楚国攻打吴国，吴国势单力薄，吴王派沮卫给楚军送一份厚礼，顺便了解一点军情。谁知沮卫一到楚国就给楚兵抓住了，被绑得紧紧的，说要杀了他，拿来衅鼓（即用血涂新鼓上的缝隙，以求出师大吉）。
面对死神，沮卫不慌不忙，面无惧色。楚将惊奇地问他：“你出发前占卜过吗？”
“占卜过的。”
“吉凶如何？”楚将望着被五花大绑的沮卫，洋洋得意地问道。
“大吉。”沮卫的答案正和楚将问话的原意相反。
楚将高声大笑：“如今就要杀掉你了，还有什么大吉啊！”
沮卫的答话仍和楚将想的完全相反：“吴王派我来，目的就是要试探你们的态度。如果你们对我以礼相待，那么，吴国就会放松戒备；如果你们杀了我，还拿我的血衅鼓，吴国一定地百倍警惕。这对吴国不正是件天大的好事吗？”
“你自己完蛋啦，这怎么能说是大吉呢？”楚将追问道。
沮卫的第三次应答还是和问者意思相反的：“我占卜是问国家前途，并非为我个人。如果杀了我就能保全整个国家，这怎么不是大吉呢？更何况人死了便没有知觉了，拿我的血来衅鼓对你们有何好处？要是人死了仍有灵魂，那么，我肯定要附在你们的鼓上，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显灵，让你们的战鼓发不出响声，使你们一败涂地！”
楚将听了不知所措，思考再三，总感到杀沮卫衅鼓一无好处，只得长叹一声说：“算了，放了他吧！”
沮卫以“矛”、“盾”齐下的说话策略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当然并不是非要在性命攸关的时候才使用这一策略，其要点是让对方觉察不到你在刻意使用，但却已在无形中感受到了它们的强大。江湖经验丰富的老钟正是用了这一“矛”“盾”兵法才得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钟从河南出差到武汉，有位年轻同事正准备结婚，想买一台高档进口彩电，便托老钟去汉正街帮忙带回一台大屏幕彩电。
到了汉正街，老钟发现果然名不虚传，商品丰富，便想先去给小孙子买几件衣服，再到商场替同事看电视机。终于替小孙子选了几套衣服，付完钱老钟正准备走，忽然发现钱包不翼而飞了。这下老钟可着急了，包里有同事的几千元钱！明明刚才付款时才拿出来的，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不见了？刚才旁边也没什么人，只有卖衣服的姑娘和自己两人。老钟思考，十有八九是卖衣服的姑娘随手把钱包塞进了衣服堆里。
老钟问姑娘：“小同志，看见我的钱包没有？”
姑娘一听，翻了脸：“噢，你是说我拿了？那你去叫警察呀！”
老钟一听，姑娘的口气不对，自己并没有说她拿了，只是询问一下，她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老钟明白，自己只有一个人，一旦离开小摊，赃物转移，那就再没希望了。如果和她来“硬”的，只会把事情弄僵。于是，他决定来“软”的，他笑了笑说：“我也没说是你拿了，是不是忙中出错，混到衣服堆里去了。”这话很有分寸，给姑娘下台准备了台阶。
这时来人买东西，打断了说话。他摆出了“持久战”的架式，盯着货摊。姑娘显得有些心神不安。
等货摊又只剩他们俩时，他压低声音悄悄地说：“姑娘，我一下子照顾了你五六十元的生意，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我看你年纪轻轻的，在这个热闹街道摆摊，一个月收入几百上千，信誉要紧呐！”这话有恳求、有开导、还有暗示，说得姑娘低下了头，显然在进行思想斗争。
他继续道：“这钱是小青年托我带结婚用的东西。要是丢了，我一个工薪阶层，哪里赔得起呀！我这一大把年纪了，还出这种事，叫我怎么有脸回去见人啦！姑娘，你就替我仔细找找吧。”
姑娘终于经不住他的恳求，说：“我给你找找看。”
他说：“我知道你会帮助我的。”
果然，姑娘就坡下驴，翻了一阵子，在衣服堆里“找”出了钱包，羞答答地递给了他。
老钟与姑娘的这一番“较量”，其攻与防的策略运用可谓恰到好处，大放其彩。在那些微妙而紧张的“刀兵相接”之中，倘若老钟一着使用不慎，出了纰漏，恐怕那几千块钱也就打了水漂。这个真实的故事距今已十几年了，可是因其典型性，至今仍为“江湖”中人所津津乐道。这其中所包括的“软招”与“硬招”的配合使用问题，与我们所说的那种在具体细节中“矛”和“盾”互现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一番。
9.虚实中的“矛”、“盾”兵法
“矛”与“盾”作为人生战场上的一种兵器，不管如何，只要一拿出来，就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对手的警觉和防备，并且会想尽一切办法被人破解掉。因此，善于将“矛”“盾”的功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出来的高手，往往会制造出一种虚实不定的形势，在对手的不知不觉中，将他的攻击化解掉，而同时又给其以致命的打击。
民国时期，在上海有家当铺。掌柜的是位年逾六旬的老师傅，他经营当铺已四五十年，收徒不下百余人，同行中人都尊敬地称他老前辈。然而，这位老前辈谨慎一生，疏忽一时，在一次典当中受了骗。
一日午后，老前辈静坐于柜中。这时忽来一人，郑重地取出一颗大似豆、且精圆光润的冬珠，要求典当。老前辈细细品鉴之下，认定那冬珠乃千金珍品，遂邀请来人入内室商量质价。来人坚决索要500元，老前辈还以300元，双方讨价还价。最后，来人声称急用钱，请老前辈加到450元，另以小珠20颗再加50元，凑成500元。他顺手取出珠一颗，说道：“其他19颗等我回店取来。”老前辈答应了。过不多时，那人果然手持一盒又来，把小盒递给老前辈，说道：“这盒里共50粒，请您细细选之。”老前辈全神贯注地在盒内精选小珍珠，那人则在一旁冷嘲热讽，继而说道：“您的缜密，可谓到家了，还是请您先收起冬珠，不要光在小珠上斤斤计较，须知我一周之后，即来赎取的。”老前辈闻言，顿时感到惭愧，忙将大小珠一起收藏，然后取出钞票，交给对方。那人走后，老前辈遂将冬珠重新审视一番，顿时大惊失色：原来所谓冬珠系赝品。老前辈努力回忆方才之情景，断定骗子所持求质珍珠是真的，后来利用挑选小珠的机会，以同样的假珠换了真珠。
老前辈受了诈骗，心中怏怏不乐，更觉从此名声扫地。为了挽回名声和那笔钱款，他陡生一计：他用假货骗我，我也以假珠骗他。想到这里，遂去谒见典东，自请辞职。
临行的前一日，老前辈忽然发了大批请帖，将典当同行和珠宝业中的代表，共100余人，邀至某大餐馆设宴话别。席间，老前辈取出伪珠，道出原委，客人们接过珍珠相互传观，连连称赞那冬珠制造精巧，虽然是假货，但很难分辨。老前辈起身，对众宾客道：“老夫一世英名，断送于此；毕生积蓄，赔了一半。这是我一时疏忽，咎由自取，不须怨天尤人；但是那个骗子手握如此精巧的伪珠，更用种种骗术乘机以进，老夫恐怕众人上当受骗，所以在我辞职归家之前捣碎此珠，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以解我心头之气！”言毕，手持铁锤，猛力一击，伪珠顿时粉碎，座客掌声四起，老前辈仰头哈哈大笑。随后宾主干杯，尽情畅饮。
第二天，老前辈佯装身体不舒服，暂缓动身。中午，忽来一人，将手中的当票交与店员，要求核算本利。店员接过一看，正是老前辈受骗的那笔生意！心里不免一惊，昨日那颗伪珠已被当众捣碎，这可怎么办！想到这里忙入内室找老前辈，惊叫道：“老前辈，大事不好了，那人来赎冬珠了。”老前辈听了，大喜道：“他果然来了，我知道他一定得来！”当即取出原珠，让店员交还来人。那人端详了好一会，默默无言，转身离去。这时，店员很感奇怪，昨日眼见此珠已被击碎，今日怎会完整如初？
原来，老前辈席间传观的是那人的原物。而后砸碎的，则是预先准备好的另一颗假珠。在座诸人并没觉察到，但那骗子听到这个消息，贪心再起，故而持票取赎，借此大敲竹杠，哪里知道却中了老前辈的圈套！
与狡猾的对手周旋不但要虚招实招并用，而且要“矛”与“盾”齐上阵，攻中有防，防中带攻，虚实相间，攻防结合，才能让对手对自己既无懈可击，又难以招架。
民国骁将蔡锷将军，在与袁世凯斗智中，把虚实相间的矛盾兵法应用得可谓是滴水不漏。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想拉态度“暧昧”的蔡锷入伙，便以组阁为由，召其进京。蔡锷抱着放弃主义的态度，整天饮酒狎妓，在八大胡同流连忘返。尽管如此，袁仍不放心，每天都要派密探监视蔡锷的行踪。不久，袁氏称帝，蔡锷内心作痛却不动声色，也欣然劝进，晓谕部下拥戴帝制。蔡锷还整天与袁氏帮凶六君子、五财神、八大金刚等人周旋，甚至帮助筹备登基大典。袁氏疑虑稍减，并拿出巨款收买蔡锷。蔡锷暗中把钱存下以做日后大举经费，表面上更是沉溺于酒色，还经常留宿名妓小凤仙之处，甚至为此闹到法庭要与夫人离婚。
这下子，袁世凯放心了，把密探全部撤掉。对此，蔡锷仍没什么反应，反而整日忙于广置田产，修造房屋，收集古玩，连公府召见也难得一见他的影子。一天傍晚，蔡锷在小凤仙的住所举行宴会，遍请六君子、五财神等人，席间歌声笑语、丝竹齐鸣，加上猜拳行令，谑浪欢呼，一派花天酒地之象。蔡将军大饮大嚼，兴致欲狂，终于酩酊大醉，呕吐狼藉，来宾们也都酒意十足，畅然散去。次日天未破晓，小凤仙推醒蔡锷说：“时间已经到了。”蔡将军猛然而起，悄然离去，赴天津，去日本，转道海上至云南。至云南独立，其他各省继起响应，人们方才领悟其深远之计。
蔡锷将军之所以纵情声色，购置田产，与妻子离婚等等，都不过是故意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麻痹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以为日后脱身做掩护之“盾”。对此，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毫无察觉，等达到目的后，手中长矛锋芒毕露时，袁氏也只能梦醒无奈，徒然幡悔。
看来，“矛”与“盾”在特定环境下的应用，也是很需要讲究策略的。因为处于复杂条件下的我们，即使有利矛厚盾，也总是不能随心欲；很大程度上，对手的实力和“狡猾指数”才是我们灵活运用每一种策略的依据，这一点，应是必须加以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