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去广州，搭小火轮一个晚上就到。海上没有浪，舱里也相当舒服。
我们买的是二等票，搭的舱是尾楼。每人一张帆布椅，许多帆布椅紧密地排列着，而且背靠着背，一共有五六排，中间留了两条过道。一个舱里容纳好几百人，每个人都要吃点心，谈话、吵闹是意料中的事。不过舱里有好几面窗，还有电扇，所以空气并不十分坏，至少不会使人透不过气来。
有茶，还有瓜子和糖果。舱里本来干净，但是不到一会儿，地板上就满是瓜子壳、痰和别的脏东西了。
舱里有卖黄色小说的，也有卖《良友》和《时代画报》[9]的，但生意比起卖中西饮食的来却差了些。还有一个叫卖牛肉干的人，他开始了长篇的说教。我不懂他的话，只听见一些单字，如“人生”之类。但是听他的声音，看他的姿势，我觉得他很可以做一个大演说家。结果，他把一个小箱子的牛肉干卖光了。
那个人卖完了牛肉干，马上又挂出一方红白布做的药房的广告旗，卖什么“十灵丹”。他自然不会忘记他的漂亮的说教。他的声音很响亮。我正预备睡觉，却给他吵得不能够闭眼。后来他卖完了“十灵丹”收拾起箱子走开了，我斜对面那四个姑娘又叫茶房摆好桌子打起麻将牌来。
这一晚我总算睡了三四个钟头。天刚亮，一个叫卖“化痰止咳药片”的人就把我吵醒了。我不愿意听他说教，把脸洗过（等候洗脸的轮值，是要花费许多时间的），便跑到舱外去。天已经大亮，船也驶进珠江了。
两岸都有树木，树丛里忽然响起了有规律的、缓慢的锣鼓声。我正在惊疑间，一条龙船从树林后面的支流中驶了出来。接着又窜出另一条，船身比前一条更短。
小火轮上的人看见龙船就高兴地叫起来，龙船上的人也用欢呼回答。那条长的龙船上面有几十个划船的人，他们一齐下桨，船很快地流起走了。
我才知道今天是旧历端午节。
我回到舱里，看见那个叫卖药品的人正在做生意。一个顾客给他一个银圆，他接到手里不留心把它落在地板上，后来他费了许多功夫找寻，都找不到。他马上收拾了药箱，带一副焦急的面容在这附近徘徊。他接连搬开几把椅子，又移动客人的行李，也没有用。后来茶房把帆布椅全收起来，地板上再没有什么东西遮拦他的眼睛，看看希望就要完全断绝了时，一个客人忽然无意间在脚边一张破报纸下面发见了那个银圆，他才欢喜地提着箱子走了。
船到了广州，每个客人争先恐后地上岸，扶梯上变得格外拥挤了。我们不愿意跟别人抢先，便把行李提到舱外走廊上栏杆旁边，在皮箱上面坐下来，安静地望着对岸的景物。
船上一个工友被海关警察追赶着，从里面跑出来。他穿一身香云纱衣裤，手里拿了两个纸包。他很快地翻出栏杆，往水里一跳。扑咚一声。起初我们还看见他的头，以后他就完全藏进水里去了。海关警察朝水面望了一阵，笑着骂了一声“丢那妈”，也就走开了。
我们等别人都下了船，才从容地作登岸的准备。我刚走到扶梯口，又看见那个工友。他一身湿漉漉的，手里的纸包却没有了。他的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一对眼睛活像老鼠眼。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水里爬到船上来的。
朋友笑着对我说：“这就是生活的斗争。”
那个工友听见他的话，望着我们笑了笑。
我也会意地笑了笑。
在一个小火轮的“尾楼”里，我看见了中国社会的轮廓。
1933年5月底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