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英文词典中，作动词用的“上海”没有一个好的意思，Shanghai意味着“诱拐和胁迫”，意味着“用酒或麻醉剂使人失去知觉而把他劫掠到船上去服劳役”。1909年，美国拍了一部电影叫Shanghaied，后来以同样的题目命名的影片在电影史上不下十部，内容多是有关绑架和诱拐的。比如，1915年，由查尔斯·卓别林（Charles Chaplin）主演的Shanghaied就是一出诱拐的诙谐剧。故事讲的是一个诡计多端的船主伙同一个无赖船长，骗了一群水手到船上，让他们去远航。其中就有流浪汉查利，而痴心爱着查利的女孩刚巧是船主的女儿，她也偷偷跟着上了船。接下来就是这群没什么经验的乌合之众如何在风浪里闹出种种笑话，如何死里逃生并享受海上生活的故事。
说起来，在电影史上，大概没有一个城市会像上海那样，如此频繁地出没在电影题目和电影胶卷上。1898年，爱迪生的“神秘箱子”刚诞生不久，这个世界的第一代影迷就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上海街景》（Shanghai Street Scene）和《上海警察》（Shanghai Police）了。西方人看着和他们那么不同的东方人，看着“那么那么落后又那么那么先进的上海”，心里惊叹不已。因此，在西方电影中，上海从一开始就代表着异域的色情和放荡，代表着东西方杂交的神秘和混乱。而且，在电影史上，迷恋过“上海”这个意象的大师从来都是后继有人，其中，尤以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nberg）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讲述的两个上海故事最撩人、最黑色、最神秘。
二
由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主演的《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1932）是电影史上的一部名作。但是，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放映时，因为其包含的辱华因素，曾遭到中国人的激烈抗议。以洪深为代表的中国影人还在影院外面举行了游行示威：“如果导演斯登堡敢到中国来，一定要拘捕他！”
影片以中国内战为背景，一列特快列车从北京驶向上海。火车上的旅客中，有坐在同一节车厢里，由黛德丽扮演的“上海百合”和由王梅（Anna May Wong）扮演的神秘的中国妓女卉飞，她们都有绝世的容颜；还有一个叫哈维的英国军医（由Clive Brook扮演），他在黛德丽变成“上海百合”之前就认识她了，曾经是她的情人。火车在中途被反政府军截停了，哈维医生成了人质，但是几番交涉，却被“上海百合”神秘地救了。接着的问题是：“‘上海百合’是不是还是哈维在五年前爱过的那个女孩？”影片因此有了一句举世闻名的台词：“把我的名字变成‘上海百合’，光靠一个男人是不够的。”事实上，在这列上海快车上，多数乘客更关心的是车上的“上海百合”，而不是内战对他们的旅行构成的威胁。
影片一开始，就是北京火车站熙攘纷乱的景象，一片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而卡米切尔先生（Lawrence Grant扮演）却在跟年轻的哈维抱怨这列火车上的尤物们：“的确，先生，我相信每趟火车都有罪恶的货物，但是这列火车好像远远超载了。”然后他特别点评了“上海百合”和卉飞：“她们中间有一个是黄种人，有一个是白种人，但是她们的灵魂同样堕落。”哈维不同意，说：“你真有意思，卡米切尔先生。我虽然不是完全不信神，但是，作为一个医生，我有时好奇，像您这样的人是怎么来确定灵魂的，而真的确定了以后，又是怎么判断它是堕落的。”哈维一直不知道他从前的恋人如今已是闻名遐迩的“女猎手”，也不知道他自己后来的得救源于她的牺牲。影片最后，神秘的卉飞杀死了叛军头领，被扣押的上海快车又上路了。
黛德丽在这部电影中展示的“恶之花”形象几乎是完美的，这使得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称为“上海百合”；而斯登堡从前影片中最酷爱的柏林和摩洛哥也迅速地被东方的上海所代替。影片中的台词不停地被人模仿。黛德丽的神秘性感在《上海快车》中登峰造极，她穿着满是羽毛的衣服，戴着烟雾般的面纱，加上特别苍白的手，使得她黑色的纯洁如同地狱天使一样令人无法定义。再加上，加米斯（Lee Garmes，本片的摄影，凭此片获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镜头和斯登堡的灯光就像上帝的笔触，把她周围的一切都过滤了。没什么重要的了，除了黛德丽。所以，扮演军医哈维的Clive Brook心有不甘，在一次拍摄间隙，他对斯登堡说：“我是Clive Brook。”言下之意要求斯登堡注意他的戏份和银幕形象。当时的摄影师加米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不可能的，你被斯登堡选中扮演男主人公，你其实就得扮演斯登堡。”
从《蓝天使》（Blue Angel,1930）开始，到《魔鬼是个女人》（The Devil is a Woman,1935）结束，斯登堡的男主人公在离开黛德丽的日子里，一般是不可以谈恋爱的，而女主人公在她以后灿烂的烟花生涯里（斯登堡固执而天真地认为），“会一直对过往的恋人保持着内心的忠诚”。说不上这是斯登堡的一厢情愿，还是一片痴情，反正不管是《蓝天使》里的Jannings，还是《摩洛哥》（Morocco,1930）里的Menjou，还是《耻辱》（Dishonored,1931）里的Oland或者《上海快车》里的Brook，所有这些男主人公尽管遭遇被背叛或被抛弃的命运，但是他们内心都得像斯登堡一样，“等着黛德丽”。所以，Brook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去表现他自己，他能做的就是演好冯·斯登堡。
三
1951年，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者一起观赏了冯·斯登堡的《上海手势》（Shanghai Gesture,1941）。看完后，所有成员都收到了一份问卷，其中一题是：“您认为欧玛给波比的那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背景是这样的：在老上海，神秘美艳的金司令（Ona Munson扮演）操纵的一家豪华赌场兼妓院来了一个从家里出逃的巨富小姐、光彩夺目的波比（Gene Tierney扮演）。她和常在赌场的欧玛博士（Victor Mature扮演），一个阿拉伯人，成了情人。有一次，她问欧玛：“你是什么博士？”欧玛说：“虚无博士。”同时，他递给她一个盒子，但是，这个盒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在整部影片中一直没有交代。后来，巴黎的这个超现实主义团体收回了问卷。答案千奇百怪，有人说里面是一副太阳眼镜，红色的。有人说里面是一只眼睛。还有人说里面是一只高跟鞋，或者是一个中国字……
回头来看这部让巴黎的放荡才子们费尽心思的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最神秘的人物是“金司令”，她的装扮已然名垂影史。在她出场前，斯登堡的摄影机已经把赌场的风云人物和风流人物历历扫了一遍，几乎是全视角的镜头把赌场的宏大场面竖在观众面前，气势之阔令人叹为观止，斯登堡营造的气氛足以令一个帝王体面地出场。然后，金司令出场了，她蛇一样的发型和夸张的脸部化妆基本上让她脱离了人的范畴，金粉闪闪，眼睛狭长。她是冷酷的，这个从贫穷中走出来的女子为了某种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当查特利斯先生（Walter Huston扮演），一个工业巨子想迫使金司令在新年前出让她的赌场时，金司令就授意狡猾的欧玛博士让波比迷上赌博，并让她快速在赌场上倾家荡产，因为她查明了波比就是查特利斯的女儿。波比很容易地就堕落了，因为她发现“和赌场相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就像幼稚园一样”。很快，所有的事情都按着金司令的愿望完成了，不久她又发现了查特利斯原来就是从前抛弃她的丈夫。于是她决定复仇。她邀请了查特利斯来赴宴，打算席间彻底揭穿他的面目。不过，查特利斯也另有惊奇给她，波比是他们俩的女儿。
这部影片的故事没什么特别，而且，很显然，斯登堡意不在此，他刻意经营的是影片的黑色气氛和黑色人物。尤其是影片的后半部分，给人一种幽闭恐怖的氛围，金司令家的布置结合了东方的地狱景象和天堂幻想，不讲话的女仆、金刚一样的保镖、大洞穴般的建筑，阴森森地暗示了豪华和邪恶。金司令的蜘蛛网一旦张开，就没人可逃。波比在酒吧里喝的那种酒、欧玛博士那张看不出种族的脸、Phyllis Brooks沙哑的嗓音都显得如此的非人间。所以这部影片受到超现实主义者的宠爱，他们甚至喜欢模仿金司令冰刀一样的语调讲话，因为“那实在太地狱了”。事实上，《上海手势》在问世之初，就成了电影经典，而且影评界几乎是如释重负地宣称：“唯一没有黛德丽也获得成功的斯登堡之作！”
四
1930年，《蓝天使》的成功把黛德丽的命运交到了斯登堡的手里。他带着黛德丽从德国来到好莱坞，一心一意要为全世界塑造新的尤物形象。他的确成功了，在他们接下来合作的六部片子——《摩洛哥》、《耻辱》、《金发维纳斯》（Blonde Venus,1932）、《上海快车》、《红色女皇》（The Scarlet Empress,1934）和《魔鬼是个女人》——中，玛琳·黛德丽的名字成了唯一可以威胁葛丽泰·嘉宝的声音，这个双颊瘦削、姿态妖冶的柏林女孩在各个方面挑战她的好莱坞同行，包括其共同的同性情人。而且，到处有人为她无可争议的魅惑力作宣传，希特勒给她寄空白支票希望她回国，海明威称她为“直布罗陀海峡的岩石”，巴顿把自己的枪送给她。她可以让好莱坞的聚会为她等上三分钟，因为，斯登堡已经把她的脸和身体变成了那个时代的影像高峰。
影像高峰，这不是修辞。基本上，他们合作的七部影片只有唯一的一个主题：照亮黛德丽的脸！照亮黛德丽的腿！斯登堡的全部注意力都倾注在黛德丽的神情和服饰上。和她合作的所有的男演员都成了灯光或道具。《蓝天使》是最好的例子。强宁斯（Emil Jannings），默片时代的帝王，出演《蓝天使》里那个被罗拉蛊惑了的可怜的老教授，剧本的意图是“展现这个可怜鬼的命运”，但是黛德丽一上场，银幕上就剩下她一个人了。她眼神斜斜地插入你心里，明知是地狱你也管不住了，强宁斯完全无法控制地沦为了配角。
有一次，斯登堡半开玩笑地建议说，最好把他的影片倒着看，这样，故事和人物的纠缠就不至于影响观众对银幕上人物的欣赏了。其实他的建议已经不必要了，因为只要黛德丽的脸一出现，观众就会如同患恋物癖的人一样无法放过她。黛德丽直接向观众眨眼睛，直接向观众诉说她的欲望，也就是说，黛德丽直接对着摄影机卖弄无限风情，同时，也只有摄影机前的导演自己可以直接承受黛德丽的目光。换句话说，天才而善妒的斯登堡通过镜头巧妙地把所有的男主人公排挤出了银幕，只有他，约瑟夫·冯·斯登堡可以面对黛德丽。这是导演的霸权，但同时，斯登堡也永远地为自己留下了创伤，因为黛德丽只有一个。
终于，斯登堡也要尝试拍没有黛德丽的影片，他是为了“黛德丽的长大”而离开她的。他拍了根据德莱塞的原著改编的《美国的悲剧》和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改编的《罪与罚》，但是，这两部影片他自己都不喜欢。后来，就有了也没有黛德丽的《上海手势》，而且成功了。好莱坞为他舒了一口气。但是，仔细看看《上海手势》里的女明星们，金司令的细细眼神不就是黛德丽的翻版吗？Phyllis Brooks的哑嗓子难道不让人想起黛德丽低沉的磁声吗？波比妖媚的体态不就是在向黛德丽致敬吗？而且，她们的台词都像黛德丽主演的影片一样魅人，一样堕落。至于波比的台词基本上就是按黛德丽的口吻设计的。比如有一次，波比在金司令的赌场里，看着满场的纸醉金迷，吸着空气里的烟雾说：“闻上去真是无以言表的邪恶，除了在我的想像中，这种地方怎么可能存在？”《芝加哥读者报》也声称：“金司令这个角色完全是为黛德丽设计的，斯登堡的用心可谓苦也。”只是，Ona Munson没有黛德丽那样掌控场面的气势和风情，所以斯登堡把她化妆得极其夺目，而且，她出场时，音乐演奏得极其兴奋，一切都是为了取得“黛德丽出场那样的效果”。
所以，斯登堡自己也承认，他根本无法摆脱黛德丽，或者说，斯登堡从来就没打算摆脱黛德丽。虽然他们一起合作了七部片子，从第一部《天使》，到最后一部《魔鬼》，影片题目在语义上很有点反讽，但是斯登堡自己确实是愿意照亮黛德丽。天使也好，魔鬼也好，“一切为了电影”，这是斯登堡所信奉的，但是圈子里的人更相信他是“一切为了黛德丽”。好莱坞有时很头痛，给黛德丽拍一张海报，斯登堡也一定会插手，他先让黛德丽找到最舒服的姿势，精心确定她每一根头发的位置，然后打灯光，这才有了屹立好莱坞的传奇。而在没有斯登堡在场的时候，黛德丽说：
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