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唐宋古文名家，《朋党论》更是他散文中的名篇，历来受到赞誉。然亦有持异见者。今人有多种欧阳修散文的选本未加选取，有的论者更认为《朋党论》的观点是“错误的”、“荒谬的”，因为它有助宗派意识之恶性膨胀等等，所以仍有加以探讨之必要。窃以为若仅就文章而言，《朋党论》也许还可以找出其他不足之处，但却不能简单地把它否定，其受到诟病之处，亦还有待作进一步的辨析。
首先，应该重视此文写作的背景，这一点，史有明确的记载：
初，吕夷简罢相，夏竦授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行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47]
也就是说，此文的起因是“庆历新政”时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革新派受到保守派的攻击，“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诬之为“朋党”，欧阳修乃写了这一篇答辩文章。据此，则必须明确，欧阳修此文的目的，不在于鼓吹“朋党”的合理性，而着重点在对论敌所加这顶帽子的回击。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很容易会看到：《朋党论》的中心，不在阐述“朋党”的功过和是非，更未自认为“朋党”，全文所着力之处乃在于君子与小人之辨。所以文章一开头就说：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文章接下来的一段中心论点，乃在进一步发挥、阐释君子与小人之异同：小人所好者为利禄财货，他们为此而“暂相党引以为朋”，若伤害了这个利益，“虽其兄弟亲戚，不能保”；君子追求的则是道义、忠信、名节，以之事国，同心相济，并始终如一。在此立论的基础上，文章又归结到人君必须强调君子与小人之辨上来：“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在立论之后，文章又举了从传说中的“尧之时”直到前朝的“唐之晚年”四个典型事例，说明它们兴亡治乱的原因，最后又回到他最初的立论上来：后人都“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因此，文章的立论、根据、结论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撰构的，而未论及“朋党”之事，更无后人强加给他的所谓“君子有党”之说。
由此，我们也可看出此文在行文上的几个特点。第一，此文名为《朋党论》，却未在“朋党”二字上做文章，而是在辨析“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说明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而“朋”与“朋党”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朋”是同类、同群的一批人，是由信守、奉行同一道义而形成的一个群体，是“自然之理也”，而非为了一己私利的目的而纠合在一起的“朋党”，这与孔子提倡的“君子群而不党”[48]是一致的。这从欧阳修的举例中也可看出。欧阳修曾引“《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之后曾有阐释说：“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这里所说的“三千人”，实际囊括了周武王时“举其国之臣”。这正说明这种“朋”乃同心同德的一群人，并非后世之“朋党”。因为“朋党”一定是有与之相对立的另一（或多个）“朋党”，既然周武王时“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那么，哪里还能找得出人来另结为与之相对立的朋党呢？
第二，此文毕竟也提及了“朋党”一词，但只有两处。而这两处又说了什么呢？其一处是在文章的开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从其语气来看，这里是点破了今天也有人在说这种东西，但希望人君不要去管它们，只是要分辨君子与小人是最重要的。这里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了“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之说的那班人，而要求皇帝不必去理睬他们。这也就说明了欧阳修自己是不会去提倡“朋党”的。第二处在说了舜善用皋、夔等二十二人之后，提出“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则意在说明这二十二人也不应被视为“朋党”，只是君子之朋而已。
由以上分析可知，被后人标题为《朋党论》的这篇文章，乃是欧阳修写给皇帝看的，目的在回答保守派强加给他们的帽子，他希望皇帝不要相信这种谰言，不要把他们“目为党人”，要像舜那样“不疑而皆用之”。欧阳修根本就没有承认他们是“朋党”，自然，也就谈不上提出“君子有党”了。
尽管欧阳修并未提出“君子有党”，也绝未认可自己有一个朋党，但后来的反“朋党”论者却硬把这一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并把他作为始作俑者而痛加诛伐，如清代的雍正皇帝就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他在其《御制朋党论》中竟说：
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异说，曰君子以同道为朋。……朋党之风至于流极而不可挽，实修阶之厉也。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雍正皇帝出于维护封建专制，害怕朝廷出现“朋党”而致君权旁落，因而极其憎恶“朋党说”，这是不足为奇的。问题却在于历来认为北宋以来出现了一股“朋党论”的思潮，却未认真辨析他们之间的异同，而至今仍笼统地说“范、欧等人提出‘君子有党论’”。[49]其实却并非如此。北宋以来，的确是不止一人有过可以称为“君子有党论”的言论，如北宋初年王禹偁就作过《朋党论》，其中就有“君子之党”、“小人之党”[50]的说法。后期的秦观也作过《朋党》上、下篇，其开篇就说：“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51]可是这两人所处的时代，又恰恰一前一后，和“庆历新政”的这一批人挨不上边。而欧阳修未有“君子有党”之说已如前论，至于范仲淹虽也有这方面的言论，但具体又是如何说的呢？史亦有载，在回答宋仁宗的提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时，范仲淹回答说：
臣在边防，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52]
这里也只是说到朋党的客观存在，而未正面说到自己有朋党，所强调的也是要“察”——即分辨“邪正”，其实也是区别君子与小人。这和欧阳修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里还可一提的是深受欧阳修器重的苏轼，他政治上是属旧党，却也写过一篇《续欧阳子朋党论》，此文重点正如他在文末点明的：“愚是以续欧阳子之说，而为君子小人之戒。”[53]说明在苏轼的眼里，也认为欧阳修的《朋党论》实为写君子与小人之辨，只因意犹未尽，故又“续”之耳。同时代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司马光，他是熙宁变法时旧党的首领人物，有趣的是他也写过一篇《朋党论》，而且他一方面指出朋党之患是“自古有之”，同时又大讲君子、小人之不同：“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54]读了以上诸家之论，我们不由会感到，这些都打着《朋党论》招牌的言论和文章，与其说是在论朋党，还不如说是都在论君子与小人。这一从孔夫子就开始了的重要论题，在这个时候又如此地热火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不也是一个更具实质性的论题吗？
综观以上各家之说，欧阳修之论是不足以与“君子有党”之说挂上钩的，只是由于欧阳修文章的地位和影响都处于特别突出的位置，因此尽管他并未提出“君子有党”，更没有承认自己有党，而深恶臣下结帮聚党以至危及皇权的雍正，未加细辨而拿欧阳修作替罪羊来威吓他的臣下，是完全不奇怪的。我们今天却不应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
我们认为欧阳修写《朋党论》的目的不在于鼓吹“朋党”或“君子有党”，而在于君子与小人之辨。除了从文章本身可辨明之外，还可从欧阳修之为人得到答案。欧阳修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传统君子，他为官洁身为公，不谋私利，为人耿直，嫉恶如仇，所以深受小人嫉惮而加以排挤、诬陷，但他却毫无顾忌，不避阱险。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遭贬，尹洙、余靖等上章论救，也遭贬谪，当时左司谏高若讷在朝中缄默不言，却在背后非议范仲淹，欧阳修乃奋笔投书高司谏，怒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55]，真“可谓有君子之勇”[56]。欧阳修在朝中刚正不阿，风节凛然，被贬地方也备受百姓爱戴，滁、扬二州皆曾为他立生祠；他年过六十，即曾六次上疏乞退而不允，他的这种人格，曾受到当时人众口一词的称颂。如曾巩说欧阳修：“公在庙堂，总持纪律。一用公直，两忘猜昵。不挟朋比，不虞讪嫉。独立不回，其刚仡仡。”[57]苏辙在指出欧阳修写《朋党论》的背景后也说：“公性疾恶，论事无所回避，小人视之如仇雠，而公愈奋厉不顾。”“公性刚直，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此得怨，而公不恤也。”[58]这就难怪这样一位文章道德独步当时的人，在当时是如何受到大众的景仰了：“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怅然而失望。”[59]而当其去世消息传来时，“天下学士闻之，皆出涕相吊”。[60]试问，这样一位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道德君子，除了为反击小人的诋诬而论及朋党，又怎会去营私结党，做出像内侍蓝元震所攻击的“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61]的事来呢？自然，又怎会去“创为异说”，写文章鼓吹“朋党”呢？苏轼说：“欧阳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呜呼，国之将亡，此其征欤？”[62]可见，欧阳修对“进朋党之说”者的动机是看得极严重的。在此情况下，他自己怎么还会去搞朋党呢？自然，苏轼是同意欧阳修的看法的。
了解了欧阳修之为人及其遭际，尤其是他本人遭到了“朋党”攻击，那么他向皇帝提出君子与小人之辨这一命题，就不仅是可以理解，同时还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论说又是十分巧妙的，它借用了攻击者的题目，而转换了内容，从而揭示出了问题论争的实质之所在，从这里表现出了作者敏锐的思想和作文的高超技巧。此文历来如此受赞赏，恐怕是与此有关吧。
封建政治生活中的朋党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由来已久，在欧阳修写《朋党论》之前就十分普遍，此后也是继承了这条道路而历代争斗不息，这是封建社会的政权性质及其他社会原因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与欧阳修写《朋党论》并无联系，把责任推到欧阳修身上完全是愚庸之见。其实，雍正皇帝也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目的在于警吓他的臣下不要搞朋党。
君子与小人也是由来已久的社会客观存在。小人是危害国家、社会的蠹虫。搞朋党的人固然可以称对方为小人，但在没有朋党斗争之时，小人也是存在的，也是应受到谴责的。孔夫子自然不是搞朋党的，他的《论语》中就有大量君子、小人之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大概也没人说他是搞朋党的，他以一生丰富复杂的政治实践经验，也对君子与小人之辨特别警惕。他在有名的前《出师表》中就鲜明地告诫刘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里的“贤臣”自然也就是指的与小人相对立的君子。可见区分清楚君子与小人而分别对之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国家、政治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它也可以说是儒家一种传统的进步思想。欧阳修的君子与小人之辨，可以说就是继承了这一进步的思想传统而来的。苏轼对欧阳修之说，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他写的“续”论确实是将欧阳修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有更深刻的见解。而从欧、苏两文的内容都可说明他们的《朋党论》之命意所在。当然，皇帝总是昏庸的多，许多时候，他们总是乐意“亲小人，远贤臣”的，其中原因苏轼的“续”论中有很精到的说明：
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
苏轼还说到，在君子与小人之争中，往往“小人者必胜”。何则？
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徼倖复用，惟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
从苏轼的话不仅可以看出往往“小人必胜”的缘由，而且可悟出，真正的君子是绝不会搞朋党的。
君子与小人，不仅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存在，今天也仍然存在，而且同样影响甚大。读欧阳修、苏轼的文章，在今天仍有很大的警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