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论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数，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也。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
【语译】
文人之间相互看不起，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傅毅比之于班固，彼此本没有什么高下；而班固却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毅因为会做文章而做到典校图籍、治理劾奏的官职，但他的文章写起来却冗长得无法自制。”人们总是善于表现出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不止一种体裁，很少有人能够全面擅长，所以各人就都以自己的长处来轻视别人的短处。俗话说：“自家的破扫帚，也看得千金重。”这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毛病。
当今的文人，鲁国的孔融、字文举，广陵的陈琳、字孔璋，山阳的王粲、字仲宣，北海的徐幹、字伟长，陈留的阮瑀、字元瑜，汝南的应瑒、字德琏，东平的刘桢、字公幹：这七个人，学问渊博，无所不学，文辞能创新，而无须依傍。他们都凭自己的才能，像驰骋纵横的千里马一样，在文坛上并驾齐驱。这样要谁服输别人，自然就很不容易了。君子客观地估量了自己再去比较别人，所以才能避免文人相轻这种积习而写出公正的评论文章来。
王粲擅长于作辞赋，徐幹的文章气势显得舒缓而欠遒劲，但还是可以与王粲相匹敌。像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等赋，徐幹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等赋，就是张衡、蔡邕这样的名家也不能超过他们。但他们写起别的文章来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陈琳、阮瑀的奏章、表文及书信、记事之类，是当今的妙品。应瑒的文章气势较平和而不雄壮。刘桢的文章气势雄壮而不严谨。孔融的天性和才气都很高超，有超过别人的地方，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注重辞藻而缺乏说理，甚至在文章中还掺杂一些嘲谑的词句。到他写自己所擅长的文章时，是可以和扬雄、班固同等列的。
一般人只尊重古远的而轻视近时的，向往虚名而不求实际，又常有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只认为自己了不起。
凡文章从根本上说都有它的共同性，而不同的体裁又各有其特点。奏章议事的文章要典雅，书信和议论文要有条理，铭文和悼词贵在真实，诗歌和辞赋喜爱华丽有文采。此四种体裁的特点各有不同，所以作者们所擅长的也往往只偏于某一方面。只有全才才能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出色。
文章以作者的个性风格为主，而风格却有俊爽超迈或凝重沉郁的不同类型，它们各有根源，不是可以勉强达到的。这好比音乐一样，曲调虽然相同，节奏的缓急也一样，而演唱的人行腔运气却不能一致，其间的优劣是决定于资质的天赋，这是父兄也不能移传给自己的子弟的。
文章是可以治理国家、留传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寿命是有限度的，荣华欢愉也只能限于自己一身，这两者都必有一个尽期，不像文章那样可以传之久远。所以古代的作家，从事于文字著述，在文章中表现自己的心志，不假借历史家的记载，也不依靠权势的宣扬，而名声自然留传于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幽禁时还推演《易》卦，周公位居显要仍制作《周礼》，他们专意著作，不因为困厄而无所事事，不因为满足于富贵而转移写作的志愿。正因为这样，所以古人把一寸光阴比一尺璧玉看得还重，生怕时间白白地过去。而一些人常常不肯努力，处境贫贱时，就为饥寒所征服，富贵时又一味贪图安乐，只经营眼前的事情，而丢掉千年的功业，时光流逝了，身体也衰老了，很快地就和其他万物一起消逝了。这是有志之士最为痛心的事情。
孔融等早已过去了，只有徐幹的著作《中论》能成一家之言而至今流传。
【评介】
《典论·论文》的作者是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他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幼年时就博览群书，能写文章，爱好文学，七言诗写得很好，尤其注重理论文的写作。他在给王朗的信里曾说：“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可见他是十分重视著书立说的。他所撰写的《典论》一书，还是他做太子时的著作，原有百余篇，当时曾流行过，后来亡佚了。现在只剩下《自序》、《论文》两篇较为完整。所谓“典论”，意思是对各种事物的法则的论述。所以其中的《论文》，就是论述文章（包括文学）当中作者所认为的一些重要原理。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评论文学的专论。对后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第一个把文章的重要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他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过去儒家的传统观念是把文章看成末务，重在孝、悌、仁、义的实践，只有在这些方面“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扬雄并把辞赋看成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小玩艺。而曹丕则认为文章是具有可以为国家政治服务的重要意义，决非无关重要的雕虫小技。同时文章又绝不仅仅是政治道德的附庸，它还有自己的独立性，所以好的文章可以成为千古“不朽之盛事”。这样来看待文学的功能与性质，理解它与政治的关系，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也可以说是个创见。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军的打击下，东汉王朝的统治不仅在政治上崩溃瓦解，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儒家传统观念也受到冲击。曹操的《举贤勿拘品行令》就公开征召“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物，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大解放。曹丕这种一反传统的理论，正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进步性。
由于文章有这样一种作用，所以曹丕竭力激励人们要发愤著述，举出穷厄的周文王和显赫的周公旦作例子，不要“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而应该“贱尺璧而重寸阴”，争分夺秒地去努力完成著作事业。这些话，在今天读来，仍然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建安时期，在曹家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他们受到当权者的重视，三曹父子又都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在他们的提倡下出现的建安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繁荣时代，所以曹丕这种重视文学的主张就不是偶然的。
在《论文》中还第一次提到文学的文“气”问题。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的所谓“气”，指的是由作家的不同个性而表现出来的各自的文学风格。他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说，这种“气”可分为“清”、“浊”两大类，而具体的人又各有不同。如《论文》中说到“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都是指的个性风格而言。风格本是作者个性、生活经历、思想境界、文学修养等种种因素的综合产物，每个作家的风格也必然是千态百样的。一个作家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风格，才能创造出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一个时代也只有让作家们都表现出自己的特殊风格，才会出现文学繁荣的局面。曹丕能从理论上肯定不同风格的存在，并且加以具体的划分，也明显是建安时代文学繁荣，不同文“气”的作家都能尽己之长，并驾齐驱地在文坛上驰骋的现实反映，它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及以后的文学理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今天仍然值得重视。不过他认为“气”是“不可力强而致”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就过分强调了“体”——先天禀赋的作用，而忽视了实践努力的人事意义，不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这是一种有害的理论。
《论文》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文体的论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所谓“本同”，是说凡文都是表达作者一定的思想感情的；而不同文体的表达方式各有所“宜”，这就叫“末异”。曹丕把各种文章共分成四体，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地把文艺性的作品诗赋和其他文章区分开来了，而且指出了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对于诗赋，他主张“欲丽”，就是要有声音辞藻之美，富于文采；否则，光有正确、深刻的思想内容，也不易为人们所接受。应该说这是把握到了文艺作品的特性的。所以这里的“丽”，是区别于其他三种文体所要求的“雅”、“理”、“实”等特点而言。至于后来一些形式主义的文学创作，轻视内容，专重形式，其责任是不能归到曹丕身上去的。曹丕之前，人们对文章体裁的概念还比较模糊，能看到文艺作品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性的人就更少，曹丕对文体加以区分并指出它们的特性，既推动了后来对文体的研究，又划清了文艺作品与其他学术性著作的界限，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是有着积极的贡献的。
曹丕在品评建安七子的同时，还接触到文学批评的思想方法和态度问题，他反对和批评了两种不良的倾向。
一是相沿已久的“文人相轻”。这种陋习是由于“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而产生的。因此他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只有客观地“审己以度人”，能看见自己的短处，又能看见别人的长处，这样才能免除这种毛病。他对建安七子的评价，就是顾及优劣，兼论长短，既非一味颂扬，也不一笔抹杀。在当时品议人物风气甚浓的情况下，这种批评态度是值得赞许的。
二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崇古非今的观念，是根本看不见文学发展的趋势的，这也是儒家的一种传统观念，这是任何一个时代要繁荣自己的文学所必须批判的。至于“向声背实”——只看名声，不问实质，更是一种庸俗的作风，批评工作如果染上了这种恶习，就常常会坑害名家而扼杀新苗，是文学发展的一个大障碍。
肯定曹丕这些批评意见的意义，大概还由于这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所独有的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