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求助于经典，我们就找不到各种方式来整理我们对文学和艺术之历史的思考。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
近年来，文艺理论界围绕“经典”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日益增多。不仅如此，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在内的其他学科，也有很多学者参与到了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一时间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毫无疑问，出现这样的局面本身也证明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经典”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文学经典的“经典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什么又是文本的“经典化”呢？当然，还有经典问题的研究现状、经典论争的焦点，以及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导论中需要一一说明的。
要明确“经典”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首先要从辞源学的角度，分别考察“经典”一词在中西语境下的演变与使用情况。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经”和“典”二字分别作了具体的解释。“经”被拆解为“织之从丝谓之经”，其中有这样的说明：“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为天地之常经。”[1]我们都知道，所谓“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六艺则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表明，所谓“经”，强调的是一种规范和标准。而“典”呢，在《说文解字》中被注解为“五帝之书”，其实也就是指重要的文献或书籍。可以说，两个字都具有一种规范或权威的意味，并且主要指向以“三纲五常六艺”为道德规范的儒家典籍。事实上，经过两千多年的文化积淀，经典一词仍然还具有这样的意味。比如，在台湾较早出版的《辞海》中，对“经典”的释文就以儒家典籍为主：“书名凡三十卷唐陆德明撰采辑。‘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榖梁、孝经’。凡二百余家又兼诸儒训诂各本之异同，为后世谈经者所宗。”[2]但是，经过长期的词义演化，它已经不再特指儒家典籍，而更多地被定义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3]与中文“经典”一词相对应的英文，主要有canon、classic、scripture这三个单词。国内学者在翻译经典一词时，这三个单词经常被无意识地混用。不过西方学术界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意指“canon”。Canon一词在西方最早被希腊人使用，意指“一根藤条或一个可以度量东西的棍棒”（kanon，参见《大英百科全书》）。公元1世纪，随着基督教的兴起，经典一词逐渐被转化为一个宗教术语。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表经书、律法和典籍，并逐渐意指某种能够充当参照标准，具有权威意义和典范意义的文本。由此可见，中西方对于“经典”一词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一致性的。所谓经典，一定是那种可资参照学习的、具有某种权威和规范意味的文本，它们一般都在读者心目中具有崇高和神圣的地位。
由此出发，我们再来理解“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就比较容易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指出，文学经典其实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能够带来发现的书”[4]。所谓“重读”，同样强调了文学经典应该是那些在文学领域中能够充当参照标准，具有某种权威和规范价值的作品。而就外在特征而言，它应该在“内容上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艺术上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接受上要经得起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阐释”[5]。这种特征也可以说就是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所在。或者如一些学者所总结的，这种“经典性”至少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具有内涵的丰富性；二是具有实质上的创造性；三是具有时空的跨越性；四是具有无限的可读性。[6]当然，我们还应该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文学语境中的“经典”与带有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的经典是有着显著区别的。它与官方政治与宗教权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体现出鲜明的择优原则。也就是说，文学经典往往是在回溯我们的文学历史时，通过不断比较被逐渐遴选出来的。通过遴选，会有一些文本被认为比其他文本具有更大的保存与继承价值。当我们希望探询这些文本是如何成为经典的时候，研究的重点就不只是经典文本本身了，而是要研究经典的形成与建构的过程。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正如托托西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书里所言，所谓“经典化”，“简而言之，即使某个事物成为引人注目的东西，其权威性使得人们以后再谈及相类似事物的时候必须要谈及它，以它为参照”。[7]研究文学经典的“经典化”，就是要研究这些文学经典是如何“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8]。换句话说，它就是要研究这些文学经典是如何脱颖而出，进入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直至文学史家的遴选视野并最终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成为被人一读再读、忍不住不读的经典之作的。国内外学界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目前也主要集中在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建构等复杂的理论问题上。
具体而言，国外关于文学经典的激烈讨论开始于20世纪后半叶。其中美国学界关于人文学科的课程改革，可以说是文学经典论争的直接导火线。美国的一些学术杂志首先发出“捍卫经典”的呼声，尖锐地指出，“我们的传统经典已经被那些渴望让教育服务于意识形态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们严重地损害了”。[9]这场论战的起点就注定了对于文学经典的论争不会只局限于文学内部，它引发的是整个文化界的“战争”。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或派别包括：维护西方经典权威性的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他在《西方正典》一书中系统地驳斥了那些试图颠覆和改写西方经典的“憎恨学派”，宣称西方经典的魅力来源于“伟大的原创性”而非任何的意识形态因素；从学院机构对经典形成的影响出发，冷静反思经典问题的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其集中对经典形成问题进行论述的著作是《注意的形式》）；把经典的形成置于社会与经济理论框架下思考的约翰·基洛里（John Guillory，其影响较大的著作有《文化资本：文学经典形成的问题》）；非常重视经典系统研究的简·戈拉克（Jan Gorak，其编著的《经典与文化》搜罗了大量关于经典的不同观点）；以及布鲁姆所批判的“憎恨学派”，这些主要由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后殖民主义问题研究者等构成的激进知识分子，尤其强调经典的人为建构性，并据此提出“打开经典”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像‘经典’和‘遗产’这样的词语，强加了一种统一性，它具有某些实际的优点，尤其是在初始阶段，但它始终都是人为的”。[10]既然是人为的，就应该公平地分配“他们”在文学经典中的比重。概括地说，问题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1）成就经典品质的经典性在于什么；（2）文学史的重写与经典的开放性；（3）“经典形成”问题研究的文化背景与社会背景；（4）课程设置中的经典遴选标准问题；（5）对具体的经典文本的个案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经典理论本身的建构。
国内的经典研究兴起于1990年代初。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一些西方学者在国内讲学的著作[如佛克马、蚁布思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参与》（1996年）、斯蒂文·托托西的《文学研究的合法化》（1997年）]出版，经典问题才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内关于经典问题的研讨会也多了起来，如2001年12月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以“什么是经典”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02年9月在开封举办的全国“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2005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4月在陕西师大举办的以“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华东师大举办了“儒道经典与中国思想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台州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世界文学经典传播与研究”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在杭州联合主办的“世界文学经典与跨文化沟通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12月在浙江桐乡召开“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专题学术研讨，2012年7月浙江宁波召开“经典坐标与当下写作”研讨会。不仅如此，学界对有关经典的国外著作也加大了翻译力度。在西方经典之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西方正典》于2005年出版。其后，西方经典论争中一些重要理论家的代表篇目也陆续被翻译过来，如2011年，约翰·基洛里《文化资本：文学经典形成的问题》一书被翻译出版。一时间，国内文学理论界的知名学者都纷纷以不同方式加入了这场主题论战，“经典”问题已然变成了学术界的“显学”。而研究的重心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对文学经典的“经典性”的界定。（2）对“大话经典”现象的探讨。（3）对“红色经典”问题的探讨。（4）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标准的关注。（5）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个案分析。
尽管国内外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看似千差万别，但总体而言，问题的切入点与论争的焦点还是比较集中的。这就是：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是应该遵循文学的内部研究——从纯文学的角度用审美的眼光来分析与判断，还是应当更加关注文学的外部研究——把文本放在更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审视与评价。这实际上也正是科尔巴斯在《当前的经典论争》一文中曾概括过的文化事实：“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这些讨论有一个特征一直非常稳定：它们的措辞越来越明显地分化为两个相互敌对的立场”，“要么从理想主义美学角度理解经典的功能，要么出于政治的目的或教育的实用主义目的欣赏文学经典”[11]。天平的两端似乎各有自己的真理，强调文学经典依靠的是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水准的审美本质主义，与关注文本之外的文化参与意义的文化建构主义都包含着各自的合理性。而在我看来，这两种研究角度并非不可调和，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影响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们要想准确把握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就必须同时关注这两个维度。以此为依据，本书将力图站在一个更加辩证的立场上，选取中国文学史上富有代表性的经典来做具体的文本分析。历数中国文学史，本书所选取的经典文本只能是那些能够进入后人视野的诗、词、曲、小说等文体中被后世公认的典范之作。这其中，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化之路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尤其对于当下文坛而言，它们中的典范之作似乎比其他文体的经典有着更加广泛的影响力。所以，本文试图以此为对象，重点分析中国古典小说中被公认为经典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本，从而对“经典”问题作一次理论整合，揭示出文学经典建构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
综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文本要成为经典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在文本漫长的经典化之路上，总有一些环节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的。这其中，“文体”（或曰“文类”）的命名及其合法化就具有先决意义。这是因为，从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考察，只有当一种文体走向成熟并在文学界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那些代表该文体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才能够最终确定自己的经典地位。这一点，恰恰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更重要的是，强调文体命名的先决意义，还帮助我们确立了一个以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为线索的宏观视野。它要求我们在讨论经典建构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孤立地看待文本经典化过程中的各个不同的环节。事实上，当本书将文体命名及其合法化问题作为全书的切入点予以讨论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作为文本创作主体的作家、作为文本阐释主体的读者、作为文本传播主体的书商，还是更广泛意义上作为文化参与主体的各种权力话语，都是需要逐一探讨的重要环节。
首先，就文本的创作而言，任何文学经典的诞生都不可能忽视作家的意义。对于作家在经典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分别从传统和个人才能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传统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惯例系统，是作家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它帮助作家确立起文本创作的一系列坐标。任何经典，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被创作出来。另一方面，个人才能则是作家能否创作出优秀作品的至关重要的制约性因素。这种个人才能，集中体现在作家的创新能力上。完全没有原创性的作品，是很难跻身于经典序列之中的。
其次，就文本的阐释而言，文学经典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也是通过读者的有效阐释而不断获得“声誉”的。这里所谓的“读者”，主要是指“在反应研究史中被提及”的“实际读者”，也就是专业批评家。文本最终成为经典，无法离开他们的阐释活动。就中国古典小说来看，虽然其阐释活动具有多元化和民族性的特征，但所起到的作用却是大同小异的。以最具特色的评点为例，作为专业批评家的评点家，在文本的经典化进程中至少扮演了这样三个重要的角色：文本遴选的裁定者、美学价值的总结者和大众阅读的引导者。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阐释者的读者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再次，就文本的传播而言，一方面，所有的文学经典都必须通过文学传播活动获得生命；另一方面，文学传播活动本身，也可以推动文本的经典化进程中。在这里，书商作为文本传播的主体，应该成为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之一。事实上，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书商不仅在小说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小说批评乃至小说创作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不同艺术门类的参与对于小说作品的推广传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因素，同样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对于经典建构各个环节的考察，还应当在一个更宽泛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如果说文体命名为我们确立了一个以文学史为线索的宏观视野，那么这一视野还需要通过具体的文化语境再作进一步说明。只有立足于此，存在于文本经典化进程中的那些看似孤立的环节——诸如作家的创作、读者的阐释以及文本的传播，才能作为一种历史的合力被我们理解。所有这些环节，都可以被理解为文化参与主体的权力话语。它们相互对抗、纠结或妥协，共同干预着文学经典的建构历程。其中，文学史的书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分析对象，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文化参与对于文本经典化所起到的重要价值所在。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大致梳理出几个在文本经典化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基本环节。由此所构成的关于经典建构的理论框架，对于我们理解经典的形成、发展以及围绕经典问题而展开的各种论争和命题，都是有所帮助的。事实上，这些论争和命题的背后，还隐藏着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的当代命运问题。以此观之，立足于中国古典小说对经典建构问题所展开的讨论，还需要纳入一个“消费至上”的当代语境之中来考察。而这也是本文在“结语”中想要稍加说明的问题。对于文学经典的当代命运，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对于一些人而言，那些我们原先曾无比推崇和景仰的文学经典，其风光在这个时代里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文学经典的建构历程却告诉我们，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一方面，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成为文学经典，受到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左右；而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确立为经典，其地位仍然是相对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真正的经典，绝不会因为某个时代的环境变迁而轻易消亡。确切地说，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这些经典早已经沉淀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它们必然会以最合乎时代要求的方式走向未来。
注释
[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页。
[2]《辞海》（修订本），台湾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36页。
[3]《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4页。
[4][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5]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6]参见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经典的论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2期。
[7][加拿大]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8][加拿大]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9]William E. Cain，“Opening the American Mind: Reflections on the ‘Canon’ Controversy，” In Jan Gorak，ed.，Canon Vs Culture，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Inc.，2001，p. 3.
[10][英]玛丽琳·巴尔特勒：《重新占有过去：一种开放性文学史的个案》，见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1][美]科尔巴斯：《当前的经典之争》，见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