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艺术传播学视域中的经典建构与传承研究”（项目号：12CA068）阶段性成果，并受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经费资助。
胡有清
在翁再红读博的那几年里，文本是一个热门话题。
这个话题之所以引起学界重视和热议，首先和我国文化发展的大形势有关。上世纪后期以来，各个文化领域包括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频频出现，各种挑战既有文学秩序的观念和举动也顺理成章地出现。和西方早些时候关于经典的讨论一样，文学经典正是作为既有秩序的某种标志物而受到关注。另一方面，从文学研究本身来说，对于经典的重视则与关于文学基本观念的争论有关，文学不能有定义与经典地位不可能永远不变，两种观念之间无疑互相关联并互相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经典问题的思考也就牵涉到对文学本体的思考，并延伸到对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关切，兼有通常所说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我支持了翁再红在这一领域选择博士论文的选题。现在，七八年过去，经典热已经降温，人们对文学艺术基本性质与特点的认识也在深入，《走向经典之路》这本专著仍以其恰当的立意、合理的视角和细腻的论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给人们正确地认识文学经典以至更多艺术经典提供借鉴。
什么是经典？本书作者和众多论者一样都作了中西文词源学的考察，并且指出，经过长期的词义演化，经典已经更多地被定义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也就是说，经典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了某种发展与变化。但美中不足的是，人们似乎还未能深入研究这种“长期的词义演化”过程，考证现代意义上的经典一词开始使用的比较准确的时间和范围。试想如能有这样的实证，对于深化认识经典包括文学经典一词的现代意义一定会大有益处。依我之见，现在国内学界对文学经典一词的使用，大体可以说有三个层次的区别：第一，是公共意义的经典。这就是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优秀作品，最典型的是进入中小学教科书的经典作品，另外还包括一些进入大学教科书和标明经典的评选推荐书目、作品选本或文库的作品。第二，是文体意义的经典。本书所论述的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作品，就首先属于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它们作为文体经典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公共经典的意义；虽然公共经典一般都是文体经典，但并不是所有文体经典都可以成为公共经典。第三，是文学史意义的经典。前两个层次的经典当然都会进入文学史，成为文学史经典；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在文学史上具有某种重要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如新文学初期胡适的诗集《尝试集》，新时期文学初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都起到过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时过境迁以后，却因为自身的局限，往往并不能对公众或文体发展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它们作为文学史经典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
美国学者乔治·迪基认为，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其地位是人授予的，这种授予艺术品地位的活动取决于一个特定的环境，即艺术世界中的制度和惯例。艺术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却又互相联系的人，主要包括艺术家、报刊记者、理论家、批评家、艺术史学家、美学家等等。另一位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则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他们所说的“艺术世界”和“特定的社会”，“惯例”的“授予”和“文化”的“裁决”，同样也适用于文学经典的构建。上述三种经典的构建都是多种文化观念、美学观念、文学观念碰撞的结果，是非官方的、非确定性的公众共识的产物；其范围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又以第一层次变动往往更多。至于个人或群体在此过程中，发表各种意见，形成“个人的经典”，则成为推动经典构建中的一股力量，既可能影响到经典的构建，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过眼云烟。
总的来说，经典指的是优秀的、具有规范与指导意义的作品。文学经典是这样，其他艺术经典是这样，其他领域的经典也是这样。只不过所谓优秀、具有规范与指导意义这些标准，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体制、不同审美风尚下，在不同的个人或人群那里，都会有差异、变化或调整。在现代社会中，经典的地位常以进入教材、权威部门发布的书目等形式得以确认。因为受数量的限制，在经典尤其是公共经典的认定上，竞争、挤兑乃至斗争就不可避免了。甄选经典是为了找出最好的，争论经典是为了辨明哪些作品是最好的。经典建构包括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优秀文学作品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从中我们不难体会研究经典问题的意义。
《辞海》1979年和1989年以后的版本对“经典”词条的表述有微妙的差别。1979年版的释义是两条，一是“指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二是“指古代儒家的经籍，也泛指宗教的经书”；后来的释义则把第一条改为“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经典有“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差异，后者则略去了这一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重要”或“有指导作用”并不因此就可以超越时空获得永恒了。透过这一词条打上的时代烙印，我们不难看到对经典认识的两种思路的分野。
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存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思路，一种偏重用审美的眼光来分析与判断，另一种则偏重把文本放在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审视与评价。前者往往强调文学经典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水准，后者则过多关注与强调文本之外的文化因素参与经典建构的意义，这就是所谓审美本质主义与文化建构主义的分野。应该说，这两种思路都从特定角度揭示了影响经典建构的重要原因，反映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各具合理性，但并非完全对立。作者提出同时关注这两个维度，力图揭示二者的联系与相通之处，站在一个更加辩证的立场上研究和揭示出文学经典建构的某些普遍性的规律，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从这一立场出发，本书从文体命名与合法化、文学活动诸环节以及其他各种文化因素等三个方面分析影响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因素，显得视野开阔。其中，对于文学活动诸环节中创作主体、阐释主体、传播主体的不同作用，其他各种文化因素中政治话语、精英话语、民间话语的不同作用，都有较好的分析。前者相互之间的延续、发展或张扬，后者相互之间的对抗、纠结或妥协，通过作者的梳理和描述，给人以明晰的印象。本书关于文体的命名与合法化和经典建构的关系的讨论尤其富有新意。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经典作品在经典化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但对于本书所论述的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其中的长篇小说，又确是其成为公共经典的第一道门槛。对于今天的小说，这一门槛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对于其他文体来说，这一门槛仍然不是可以随便逾越的。例如相声和小品，它们各有自己的文体经典，像侯宝林的《关公战秦琼》、赵本山的《卖拐》等作品，无疑都是相声或小品的经典之作，应该也是说唱文学的经典之作；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将其纳入公共层面的文学经典。网络上标明经典的作品不少，但同时网络文学难成经典的感叹也常在网络上弥漫，而其“难成”的正是公共经典。二十年前，曾有过一场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争论。那套文库的编辑出版，是一次经典的文学经典重构事件，而金庸能够入选，与鲁迅、沈从文等人并列，应该说与通俗文学的盛行和地位的提高密切相关。这些也正说明，只有在文体获得进入公共经典的合法性以后，文体经典才能成为公共意义的文学经典。
文学作品经典地位的获得主要是通过文学评论、文学史编写、文学（语文）教材编写、选本、书目等方式，这些方式的运作中有各种审美观念、文化观念乃至政治观念的博弈，出现不同的经典衡量标准。这些标准总起来说也是两种，一种重视经典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强调其客观性、稳定性和历史性；一种重视经典的规范指导意义，强调其主观性、变动性和当下性。在这种博弈中，人们最终形成某种具有较大公约数的共识，对于更强调对社会具有多方面规范、指导和启迪意义的公共经典来说，这种共识就更显得必不可少。现代社会中，官方、精英、民间的意志更多是在上述文化运作中实现平衡和协调而形成共识的。通常情况下，并没有官方正式的“经典”名单公布。某些时候出现的某种“推荐书目”一般也并不可能等同于“经典”书目。大众文化对经典的解构，如大话、戏说、戏仿等，实际上是在认识到经典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常常带有借助经典的影响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的意味，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基于社会共识形成的经典的权威地位。
文学经典的经典性，常与体裁、主题、题材等范畴联系在一起，如可以有长篇小说经典、爱国主义经典、山水诗经典；又常为时代、地域、国家、民族等因素所制约，如本书所论的中国古典小说经典，除了“小说”这一范畴限制外，又包括了“中国”、“古典”（古代）等国家、时代因素的限制。经典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今天很难再产生《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长篇小说；经典又具有普适性、当下性，《红楼梦》、《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对于人们认识古代中国的社会风貌、人情世故进而了解中国都大有裨益，在艺术上仍可产生美的启迪。虽然每一部经典作品的普适性、当下性不可能完全一样，但这并不影响其文学史的经典性。
作者选取中国古典小说作为对象来研究经典问题，这个角度有其优势。首先，中国古典小说经典的经典化确实反映了文学经典内涵的丰富性及其建构的多因素，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特别是文体合法化的问题，就不是其他所有文体的作品都会遇到的，例如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包括其经典的形成，就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其次，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作品本身地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19世纪末新的文学观念逐步形成以来，它们就被授予文学经典的地位，即使在某些时候人们对其中某些作品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其经典的地位一直都没有受到影响，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选取的研究对象就避免了对其经典性的争议和疑虑。再次，中国古典小说经典作品长期受学界重视，其经典化过程已有较多学者进行考察与研究。虽然这些研究较多是对单部作品的研究，研究角度也并不一定是从经典出发，但无疑给本书的整合性、理论型的研究提供可供借鉴的坚实基础。作者高度重视利用这些条件，大大增强了论述的历史感与说服力。
本书对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成为小说经典的过程已有较多的论述，但受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对其成为现代意义的文学经典的过程则尚未能充分展开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在清末以来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因为有新的历史环境、新的物质条件和文化背景，产生新的建构主体、观念与机制，本书论及的经典化诸因素中，如小说文体合法化，作者的地位、读者的选择、批评家的阐释、媒体的传播，特别是现代社会文化机制的作用等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发展与调整。例如：传播媒介上就先后出现了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金圣叹时代不可能的新事物；而在批评方面，则出现了现代的论文、专著等形式，出现了西方文学观念、批评观念和方法的引进和借鉴，出现了专职从事文学研究、教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研究的人群；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文艺阅读和欣赏的多样性，也使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出现了不可小觑的变化；经典作品的改编也不限于戏剧等传统形式，而是通过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甚至网络游戏这些形式扩大了传播与影响。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经典的活动过程。而在社会文化机制方面，现代与古代相比，其差别更是多方面的，其内容也是异常丰富的：政治话语对文化的介入对经典建构的影响更为直接、广泛和复杂；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对古典小说有浓厚的兴趣，给予长期而深入的关注，对几乎所有的名著都有自己的评论；大学、研究机构、出版机构、学会等现代文化机构的出现和活跃，也给精英话语的凝聚、提升和张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现代传媒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给民间话语的发声创造了更为良好的条件，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古典小说经典化研究展现了更为广阔、丰富、复杂的空间，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对于经典研究来说，也是更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话题。
令人高兴的是，翁再红已经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艺术传播学视域下的经典建构与传承研究”。我想，作者从艺术传播学角度开启的经典建构与传承研究新的航程，将会在上述领域或话题中有自己的收获。再红是一位富有挑战精神和创新意识的青年，相信她一定会在经典研究以至更多的学术研究中执著追求，不懈努力，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我祝福并期待着！
甲午谷雨于仙林南大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