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说，中国人并不复杂。
绝大多数中国人，生儿育女，忙忙碌碌一生，并无过分的奢求，其实活得很简单。
中国人爱吃。逢年过节，最大的乐趣是吃，一张丰盛的圆桌，亲朋好友，团团围定，谈天说地，百无禁忌，“羊羔美酒千杯醉，领取人间万岁春”。中央电视台拍出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天南海北，各种吃相、各种吃法，都活灵活现地拍了出来，是中国人爱吃贪吃的真实写照。中国人多少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了舌头尖上。
中国人爱玩。普通的百姓，玩的也就是打牌、打麻将，牌技、牌术其实简单，然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玩得不亦乐乎。当年的胡适先生，称麻将为“国戏”，揶揄“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国戏”照样盛行，被胡适所瞧不起的麻将，现今的人们，远比先辈还热爱。
中国人的信仰也简单。大多信佛教，常常是见寺庙就进，见菩萨就磕头，点上三炷高香，只求神明保佑，只求菩萨施恩，不会有西方人上教堂那种忏悔、感恩的境界。至于佛教的教宗、教义，博大精深，玄之又玄，一般的人谁都不明白，也不想搞明白。
中国人还有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本事。中国的文字，林林总总，有六万之多，浩如繁星，认不胜认，中国人日常只取用了几千字，更多的字被打入冷宫，成了生僻字；汉字难写，一般都有一二十划，多的竟有二三十划，恍如天书。现代的中国人，删繁就易，简化汉字，方便书写，又省事了许多；中国的语音复杂，一县乃至一乡便是一种方言土语，一国之人，各说各话，哪里听得懂。如今大力推广普通话，十多亿人共讲一种话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顿时简单了。
中国人对烦琐的事物，又会有天生的抗拒之心。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学说，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是哲学研究的核心，精粹深奥。这样的学问，不仅复杂，而且无法赚钱谋生，中国人望而却步，束之高阁。这么一个大国，有各种无法计数的“家”，却鲜见哲学家，哲学成了“冷学”。中国的历史，绵延不绝，总把新桃换旧符，中国人似乎习惯，冷看过往烟云，你争我夺的历史，太烦，忘了才好，甚至几十年前惊心动魄的事，后来的人都已忘却，只管过自己的日子。一部华夏史，在许多人眼里，直如一张白纸。
中国人大都简单地生活，简单地思想，将黄金般的时间换取简单的快乐，以毕生之力追求简单的人生。以中国人朴素的意愿，投之于简单，自然希望报之于简单。
人生尽是幽默。简单的中国人，面对的竟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而这种复杂，有时候往往是亿万人的简单而构筑起来的。
中国人的文字简化了，然而由文字组成的文章却无比的复杂：既要四平八稳，又要突破创新；既要稳重厚笃，又要一鸣惊人；既要锋芒锐利，又要立于不败；既要瞻前顾后，又要气势磅礴。唯有这样的文章，才算是好。文章写到这样的地步，自然复杂。
中国人的语音简单了，然而由语音组成的话语却无比的复杂，中国人的话，大概只有中国人听得懂：开会说空话，对下说套话，对上说大话，似乎信誓旦旦，却往往是假话、谎话。还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头脑再简单，也懂得祸从口出的风险。
中国人对复杂枯燥的哲学毫无兴趣，却精于自己的处世哲学，很多人既无唯物论，也无唯心论，却有自己的唯关系论。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同乡关系、亲友关系、血缘关系、上下关系、战友关系，每一个人都能扯出一大堆关系。所有这些关系，又和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权力关系、工作关系，千丝万缕地联结起来，构成了庞大骇人的关系网，一个一个简单的人，不得不攀扶着这张网络，求助于这张网络，构成了复杂的人情社会。
中国人常常得意于中国历史之久远，却无意探究历史之形成，只把朝代当历史，记住几个皇帝，便以为记住了历史。相比复杂的历史，宁要简单的现实，也即如今人们常说的“实惠”。所谓“实惠”，便是“得益”。偌大一个社会，大家都想事事得益，处处得益，时时得益，社会上便有了无数得寸进尺、得陇望蜀的人，人与人便有了利益之争乃至生死相争，简单的人如此这般地复杂了起来。
中国的人很简单，身份却很复杂。一个机构，一个单位，都是一样的人，然而内里的身份、编制，却五花八门，眼花缭乱。企业有干部编制、工人编制。干部编制跟党政机关的官员级别挂钩，工人编制只是跟企业挂钩，有正式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合同工，还有借用工、聘用工、劳务输出工，同是做工的，却有不同的身份；至于事业单位，有参照公务员的，有公益性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又分纯公益性的、准公益性的，还有自收自支的、企业性的事业单位；至于公务员，有党委机关的，有群团组织的，有政府部门的。最复杂的是当官的，本来就有级别，不知何时开始，又在一个级别上派生出“相当于某某级”、“享受某某级”，一个正局职官位，竟会孪生出四五个正局级级别。各种身份、编制后面，相应的是千差万别的福利待遇。繁复的机构，混杂的编制，悬殊的身份，纵横交错，一团乱麻，只是人已并不重要，身份却无比的要紧。
中国人的思想原本就简单，并不复杂。然而简单的思想却面临复杂的社会：
许多人其实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却偏要凡事都问姓“社”还是姓“资”，把政治领域的概念，引入寻常百姓的生活、生产上来，简单的事情，便徒然地复杂起来；许多人其实判断不出历史的趋势与时代的潮流，甚至分不清对错，却要嗅出思想领域的左与右，“左”“右”之争，几乎左右了大半个世纪：有“左倾”冒险主义，又有右倾投降主义；有“左倾”盲动主义，又有右倾机会主义。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有50多万人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文革”时期，还有左派、右派，还得反左、反右，既反左又反右，同时要反极“左”思潮，又要反右倾翻案风、反形“左”实右。若是左右分不清的时候，便认定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许多人便宁左莫右，甚至还有“打左灯、往右拐”一说。一个社会被忽左忽右、又左又右，搅得是非难分，方向难辨。社会如此复杂，一般的人若不复杂，便跟不上形势。时时看风向，轧苗头，见机行事，明哲保身，成为许多人的行事准则。
复杂的社会，还因简单人的简单思维，变得更加复杂：许多人用上个世纪的思维解决现实问题，越解决越复杂；用20世纪乃至上上个世纪受屈辱的眼光看当今世界，越看越复杂；用人治替代法制，社会越来越复杂；用虚伪换取真实，人心越来越复杂。中国式的复杂，既有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的时代特征，也有国民自身的因素。当千百万人的简单聚集在一起，酿成的竟是惊人的复杂，一如中国人若人人都简单地买一辆汽车，中国的地盘便是灾难。
各种各样的复杂，在中国社会流淌、浸淫，现代与传统，法制与道统，科学与愚昧，文明与陋习，正义与无耻，善良与邪恶，盘根错节，叠床架屋在一起，相互揪扯，虽难以迈步，却也有了倒不塌、垮不掉的特异功能。
令人可喜亦可忧的是，许多人在复杂之中，宁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