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如山
在六合区马鞍街道平山村魏胡组，有一位喜欢串门的老寿星，经常被乡亲们问及：“老爷子，你打过日本鬼子，打过国民党反动派，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你却没能成为离休老干部，每天都是乐呵呵的，难道就不后悔吗？”
老寿星总是一笑了之，表示自己从未在乎过离休老干部的身份。
“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我亲眼看见，很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比起那些长眠地下的英烈们，我能活着，够幸福了！现在，我衣食无忧，四世同堂，这一切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党和政府没有亏待我这个快要入土的老朽，每月都给我发2000多块钱的生活补助费和伤残抚恤金，我很知足了。”吐露这段肺腑之言的老寿星，就是我的父亲——魏华。
1941年秋，时年17岁的父亲，响应新四军二师淮南军区（津浦铁路）路东军分区独立三团的号召，自愿应征入伍，成为来六支队的一名新兵。后来，这支队伍改编为新四军二师五旅十一团。1946年抗战胜利后，改编为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二师五旅十一团，父亲为二营二连二排五班班长。
父亲参加过半塔保卫战、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以及解放高密城、解放定远城等战斗。
在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真枪实弹的较量中，父亲多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半脚踏进鬼门关。
1947年11月，父亲参与解放高密城的战斗。一枚60毫米迫击炮弹在父亲身旁爆炸，致使他的左脸颊、右手腕、右腹部和膝下等多处受伤，当即昏迷不醒。
在华东军区野战医院救治期间，因药品奇缺，父亲的手术是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伤口清理得不彻底，一些细小如绿豆的弹片没能取出。
不到半年，伤未痊愈的父亲在病房里坐卧不宁，强烈要求归队。无奈之下，部队领导只得答应了。
这次受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右手不能持枪，就连吃饭都不能拿筷子，只能用汤匙。
父亲收到部队领导的照顾，离开战斗第一线，担任团部通讯员及警卫员。有好几次，他近距离接触到陈毅、粟裕等首长。
1949年3月，父亲参加完淮海战役，被部队领导安排转业至刚刚解放的蚌埠，从事接管工作。从徐州去蚌埠途中，要经过六合。父亲步行几天几夜，回到阔别近8个年头的老家，与家人团聚。我爷爷奶奶等人都以为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了，做梦也没想到他能活着回来。
当时，摆在父亲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是去蚌埠当干部，二是留在老家种田。
父亲考虑到自己在战场上受过重伤，身体还没有完全好转，又没什么文化，去蚌埠工作，只会给新政权增加负担，所以，他选择了第二条路，从而与离休干部的身份失之交臂。
1949年12月，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扶保委员会认定父亲“在革命战争中英勇奋战，光荣负伤，致成残疾”，给他颁发了抚恤金。随后，六合县政府民政科荣管股查验后认定父亲右手尺骨与鹰嘴骨之间的伤情为三等乙级。
父亲在老家当上农民后，娶妻生下了姐姐、哥哥和我。姐姐两岁时夭折。为了把哥哥和我拉扯长大，父亲既要照顾家里，又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一身是伤的父亲参加兴修水利、犁田耕地、春播秋收等集体劳动，从没落在同龄人的后面，不仅担任生产队耕牛组组长、副队长等职务，还多次被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直到现在，我引以为豪的是，父亲当年出过力、流过汗参与兴修的金牛湖水库和治理的秦淮河如今游人如织，远近闻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我和哥哥家里都有好几亩农田。年近六旬的父亲并没有歇下来，基本上每天都要下地干活，直到八十高龄，这才“退休”。
父亲一直保持着革命军人的作风，对我的榜样示范作用是巨大的。我高中毕业时，父亲要求我参军，到部队接受锻炼。临行前，父亲叮嘱我到部队好好干，不要忘本，要看淡名利，不计个人得失。
1980年11月，我来到河北衡水市故城县，在空军某部队当后勤兵。因表现出色，我得以超期服役。因身体原因，没能转成志愿兵。
退伍回到六合，我被安置到集体企业得山沙矿当出纳，父亲对我的要求还是“好好干，不要忘本”这句话。
1989年初，我通过招考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父亲拉住我的手，说起了他当年的参战经历，再三关照我在马鞍派出所一定不能忘本，要好好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如今，父亲已是九十高龄的耄耋老人，他耳不聋眼不花，日常生活都能自理，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看电视，喝点小酒，与乡亲们聊一聊国家大事。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老人家最大的心愿是活到100岁，替那些英勇捐躯的战友们看到抗战胜利80周年时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可喜变化。
父亲这个被省民政厅鉴定为伤残七级的抗战老兵，从未向党和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勤俭持家，生活俭朴，与我母亲相亲相爱，与乡亲们和谐相处。父亲身上的豪爽正直、乐于助人等优点，赢得了众人的一致称赞。
在我看来，父亲拖着伤残之躯回到偏僻小山村当农民，一直在践行着“吃亏是福，笑口常开，做人要厚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些朴素的道理。这既是他的长寿之道，更是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