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的，我一直不相信他是广州仔，我只在私下里认为，他来自广东。
他在桂林的时间不会比我短，小二十年是起码的。他跟本地顾客能说桂林话，虽然带着他家乡的口音，但本地人好像还就好他这一口，因为粤地的风尚在本地很吃香。他跟他搭档的伙伴说粤语，是不是正宗广州话，我有所怀疑，但也没法识别。
他叫阿贤，我的专属发型师。这个专属不是谁派给我的，是我和他共同用岁月打熬出来的，我用我的信任，他用他的手艺，我的信任中偶有用到过坚持，他的手艺则不断翻新，但并不出奇。就这样，我跟他没有任何约定，只是凭着默契，把这种专属关系维系了十余年。到底是十几年，我记不清了，也有可能是十年，反正就是从某一天开始，我忽然决定把自己头上的事全部交由他来打理，没人发出口令，也没有任何仪式，我们的关系从那个时间点延伸出来，不知不觉，居然就超过了一些人婚姻的寿命，可是一回头，却找不到开始的纪念日。
这实在是一种没有任何负担的关系。他从不推销美发用品，也不会让他的洗头小妹向客人兜售什么月卡、年卡。从始至终，他不主张我烫发，哪怕在烫发很流行、很赚钱的年份里。他说我的发丝细、发质柔，不烫有很好的光泽度，烫了发质就伤了，而且人还老气。有一阵流行蘑菇头，我到他那儿试着提过几次申请，他拒不帮我剪，说我的脸型适合下发略尖，圆了就不好看了。又有一阵流行爆炸头，他连小爆炸都不让我尝试，最后被我吵烦了，宁可只赚十块钱帮我做“一次烫”，就是洗过就变直的一次性烫发，也不肯收我眼巴巴想送上去的几百大元，做个“有毒”发型。没错，他说那发型配别人也许合适，配我就成了毒药，实在有害于他所强调的“气质”。
事实证明他每次说的都是对的，他简直成了我头上的主宰。因为有了阿贤，我蓄发的过程变得前所未有地从容——在短发开始一点点留长的过程里，每个月找他修一次头发，每次他都修出在那个长度上适可而止的小碎。直至有一天，我波澜不惊、循序渐进的发型引起了挑剔女伴的注意，她对我说：“你现在的发型，是你梳过的所有发型中最适合你的。”是呵，在喧嚣嘈杂的世间，我跟我的发型互相找到，它就已经不只是发型，而变成了某种冲淡的生活方式。我开始相信，发型也是一种软雕塑，要经过多次打造才能成型，要是这人剪一下，那人剪一下，就永远不可能完成一件作品。我很享受这样一种平静，走在闹市的人流里，再也不用操心、烦恼，我是烫发呢，还是不烫？是留长呢，还是剪短？虽然是些世俗琐碎的问题，却常常很让人牵肠挂肚。我对阿贤的依赖达到这种程度：他要是忙着，换别人来为我吹头，我会觉得吹出来的头都是方的。
我刚到桂林的那几年，桂林妹流行嫁广州发型师，几乎每一家广东仔开的发廊都门庭若市，像我这样初来乍到的生客，甚至有点不得要领似的挤不进去。后来听说，有个妹仔嫁给了阿贤的伙伴之一阿明，阿明带她去了美国。阿明在美国干的营生还是发廊，专给唐人街的华人做头发，几年以后回来探访，小两口坐在一间休闲餐吧里吃饭，碰巧在我和朋友邻桌。他们默默地吃，除了身边多了个孩子，没有任何高潮迹象，甚至还少了些许出国前有过的聒噪和热闹。
阿贤没出国，他觉得国外的钱也不是那么好挣，就一直在桂林待着，不知不觉就过完青春期步入了中年。他娶的桂林妹先是赌钱，后是吸毒，最后扔下个孩子长年住进了戒毒所。所以，阿贤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女孩子还是要有工作，没工作就会打牌，一打牌就会赌钱，输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十几年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当时我不以为意，以为那是他对顾客的殷勤所致，一来二去，发现他的赞美是真心的，他说：“你那么年轻就那么能干，真厉害！”他对小城中像我这样的职业女性好像接触不多，我因而在他那儿赢得了少有的认同。
有一阵阿贤干活真是拼命呵，天天围着那把理发椅转，好像每天站够钟，做够客人，心里才安生，活着才踏实。为此，饭可以不认真吃，经常跟着店里的伙计，不是米粉，就是盒饭地胡乱打发；觉也可以少睡，早上九点开门，晚上一定入夜才打烊。别人的节假日，变成他的大忙时。就是过年他也不回家，越是过年，他就越是连轴转，用自己的劳作，扮美别人的春节。“没办法，”他说，“孩子还小，放在外婆家，所有家用都从我一双手上出！”说时下意识地往胸前举了举双手，一手捏着梳子，一手持着剪刀。我心下暗忖：“这么能吃苦，一定不是城里人，广州仔哪有背井离乡到小城市这么打拼的？”
有一年为了扩大经营，阿贤告别几个同乡，和另外一个本地合伙人，在象鼻山旁的公交车站那儿开了一间既宽敞又潮的店。地段很好，市区中心的中心，可惜的是，店的位置设在一条单行线上，过往行人也以外地游客为多，当地人少有从那儿过的，这不觉间影响了客流。更滑稽的是，本来开门见山的位置，门口公交车站竖起了阔绰的站台——政府形象工程之一——就把从里面看出来的什么风景都挡了，把潜在顾客群从外面看进去的视线也挡了。于是店里逐渐冷清下来，只有我这样的熟客，才会专门找上门去捧场。正好那两年我辞职了，阿贤却并不嫌我没工作，知道我在家写字，他没来由的鼓励还是那句话：“好好写，你好能干的！”反而是我憋不住了：“赶紧换地方吧，你不能只帮别人挣租金呵。”
他就换了，换到市中心的另一个十字路口，店名取了个意大利式，合伙人变成个花枝招展的老男人，也是本地人，经常拿眼睛瞟阿贤收我多少钱。有一段，老男人到外面晃了一圈，回来就在他自己座席旁贴上了“韩国受训归来”的标签，洗剪吹单价也调高了，还凭空多了个价码更加昂贵的“形象设计”。阿贤悄悄告诉我，那人只是到广州上了个培训班刚回来。跟那人合伙没多久，阿贤就退了股，变成每月领工资的高级师傅，再后来不久，也就是现在，阿贤转了一圈，又回到我跟他认识的那条老街上，跟他当年同乡中的几个，合开了一间很小的店面。他说这样好，没有高额的租金负担，自己兄弟，也好打交道。
就在阿贤换来换去的过程里，我的心思也没闲着。我觉得阿贤做头做得好是好，长期给同一个人做，是不是太单调了，是不是自动放弃了变化的机会，是不是已经成为可笑的定式，自己还浑然不觉……不瞒各位，我心里还嫌阿贤那段帮我剪的头，头顶上的发，总是很贴。于是有那么一次两次——只要心思活了，总不缺这样的机会——我给完自己借口，阿贤不在店里，或者电话不通，就钻进了别的发廊。发廊小弟没说几句就撺掇我烫发，我当然坚决不干，于是师傅出面了，说不是烫发，是定型，他们店里特创的，火候掌握特别好。我立马中招。新技术，原创力，这种词汇专门杀我这种人。于是顶着个被从头顶局部定型的蓬松发型晃了一年半载，事后回过头来看那段的照片——什么自欺欺人的定型，可不还是烫发吗？真是显得老气啊。
终于恍然大悟，岁月在流走，发质也在变。我在嫌弃发型师技穷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头发也有弹性逐渐流失的一天，弹性一减少，必然就显得贴。有些时髦而轻慢的发廊为什么只接待年轻女子，因为接待年长妇女会比较的吃力而不讨好。怯怯地回来，怀着偷情般的歉意找到阿贤。他倒是大度：“嫌头顶上不够有发量？这个不用烫的，剪也剪得出。”我信他，靳羽西说过，女人是用不着烫发的——瞧我多明白，早都干吗去了。
前天在他店里，他说起最近为什么常常回老家，因为父母年纪大了，老病交加。说起他家在广州上下九的老屋，现在搬到了一德路。一德路为什么没有蚊子？只有老广州才知道——因为那里整条街批发海产品干货，蚊子闻不得海腥味。说起他小时候爱跑步，每天一跑跑上沙面，围着沙面跑一圈又回上下九，坚持了十几年，打下了好的身体底子。说起我在广州住过的爱群大厦，就在他们一德路前面。说起他仍然留在广州的兄弟姐妹，大家十几年前就商量好，每人每月拿出一笔钱，作为父母养老基金存上（他口音重，把“基金”说成了“资金”，但我听得懂），攒到现在已经很多了，完全够父母住院花销。他真是个广州仔，精明，实干，体育控。他家老屋在西关，认真追究起来，他还是传说中的“西关少爷”。
“广州有家，你当年为什么还要来桂林呢？”
“那时在广州做发廊，一月也就五六百，这边有人请我们过来，一月可以赚八百，甚至上千，就留了下来。等到想走的时候，手上已经攒了不少客人，就有点舍不得，于是又做又做……等到再想回去，已经回不去了，用这边的钱，买不起那边的楼咯……结了婚有了小孩就更加……桂林也不错。”
黑瘦的阿贤是极瘦的那种，常年理个小平头，不同时期变化一下头发的颜色，再穿件酷酷的色彩饱和度很高的黑恤衫，从后面看就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们做发廊的，身上很自觉地要带上时尚元素，才能够吸引市面上爱赶时髦的年轻男女。但这几年，阿贤渐渐有些驼背了，得棕黄的头发茬，有时会露出霜白的两鬓。我经常会想：总有那么一天吧，阿贤真的老了，不做了，那我该找谁去做头发呢？恐怕那时突兀地出现在别的发廊、别的发型师面前的我，也足够令别人放心到可以随便加价或者搭售的程度了吧？望着远空的天际线，我忽然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只是理个发，就去了半辈子，而我和阿贤这样两个出来寻找不同时空况味的异乡人，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却把他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