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6日，一行人到达塘沽，在海员俱乐部吃完晚饭便在一家招待所住下，次日赶往北京。他们先去弓弦胡同十五号找到了李克农，夏衍同李克农1941年在桂林分手，倏忽已然八年。夏衍生平第一次到解放区，不知道可以去后勤部领衣物和零花钱，不知什么叫公家供给，好在潘汉年清楚，便一切交给他代办，夏衍只请他给自己和廖承志通了电话，将女儿沈宁寄托在廖承志处，以便自己轻装南下。在北京逗留的几天他们住在北京饭店三楼，潘汉年住303号（后来潘汉年被当作反革命抓走也是在这一房间），夏衍则居其隔壁。日程非常紧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接见他们，听取汇报、下达指示，当毛泽东接见他们并听取潘汉年汇报香港工作情况时，不时会很风趣地插话，而且夏衍注意到他称呼潘汉年为“小开”。拜会从香港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如李济深等，也是他们停留北京期间的一个重要活动。让夏衍高兴的是重逢许多戏剧界的老朋友，如金山、袁牧之。在国共两党和谈时，金山任国民党代表团的顾问，问及那段生活的感受，金山言道在谈判过程中解放军势如破竹，代表们还有什么划江为界可谈？他们四位顾问也只能在不顾不问中过日子，为了消遣日子四人自嘲是一顾倾国，二顾倾城，三顾频“烦”，四顾茫茫，而金山本人便是“茫茫”的第四顾问。在此间隙，夏衍抽空去了护国寺附近廖承志家，见到了何香凝等人，顺便安排一下沈宁的生活。
5月16日，夏衍等人乘火车经津浦线南下，同行的还有盛丕华及其子盛康年、包达三、周而复及一位姓杨的年轻秘书。第二天车至济南，时任山东省长的康生带人在车站相迎并安排他们在附近的一座洋楼住宿。洋楼现为省政府的办公楼，据说马歇尔调停时便住在那里与中国代表团谈判。潘汉年二十年代后期便和康生一起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为了打掩护还同陈云三人开了一家商铺，陈云对外的身份是掌柜，康生为老板，潘汉年则是小开（大少爷），潘汉年之被称呼为“小开”，缘由即在此。康生对那位年轻的杨秘书分外热情，后来才由潘汉年口中得知其人即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越向南行，阻碍越多，铁路还未来得及完全修复，走走停停，直到23日，一行才到达第三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丹阳，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杨帆（潘汉年的老部下）接待了他们。第二天，在杨帆的带领下，他们见到了陈毅将军，陈毅向夏衍等人介绍了上海接管的相关情况。
在进攻上海之前，已经在丹阳对参加接管的干部和士兵进行了集训，因为将士们大多为乡土出身，面对上海这个繁华世界，会遭遇到诸多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由于三个人都是老上海了，陈毅请他们对自己手下的干部多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对上海的接管分四大系统进行，即军事、政务、财经和文教，根据华东局的决定，由陈毅担任文教接管委员会的主任，夏衍为副主任之一，主要分管文艺。但陈毅公务繁忙，不可能分身亲自抓文教，其他几位副主任有的尚停留在北京，有的是党外人士，不便参与具体工作，实际负责人便只有夏衍。在丹阳，接管委员会勤务人员给夏衍送来了一套黄布军装、一根皮带和一枝手枪，他这个文人穿上这身戎装便算入了伍。夏衍说以后填履历表时，在“何时入伍”那一栏他总是写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丹阳，夏衍还遇到了老朋友于伶、黄源等人，他们也都是文管会领导班子的成员。
5月25日，接管队伍分批出发了，夏衍与于伶、杨帆等人一道，第二天上午到达上海市郊的南翔。晚上，上海解放的消息传来，上海市地下党派了几辆公交车和吉普车来迎接接管队伍入城。当晚在沪西的交通大学过夜时，由于炊事班尚未到达，众人只得饿肚子，挨到天亮开市却又囊中空空，还是夏衍突然想起从北京出发时金山曾经塞给自己两块银洋，那是国民党代表团发给他的零用费，幸好文教组人数不多，靠这两块银洋众人的饥饿之苦得以解决。27日上午，夏衍等人乘车进入上海市区，他在自传中描述道：
又下过一阵雨，所以路途泥泞，汽车开得很慢，进入市区，不时可以看到一队一队满身泥水的解放军在街上巡逻放哨，和许许多多男女市民向解放军送茶水的情景。我在上海住过十多年，我知道上海人是怕“兵”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怕兵如虎，他们怕孙传芳的北兵，怕日本的皇军，怕汤恩伯的蒋军，可是现在，一夜之间，他们北豪雨中不入民宅、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感动了，这就是民心，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就这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获得了民心！
夏衍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一直视它为第二故乡，此后于战争中飘零辗转，而今以主人的姿态重返旧地，其时心情的激荡可想而知。文管会的机关先是设在旧法租界霞飞路原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入城的干部和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唐守愚、姜椿芳、徐韬等会师之后便按文化、教育、新闻系统进行了分工，之后夏衍让于伶留守教育局，自己抽空回重华新村的家里看了一下。原本极平常的一件事，却被文管会负责保卫工作的人认为是“冒险”并立刻向杨帆作了报告。之后，杨帆找到夏衍，很郑重地说他不是个一般的干部，而是个不小的目标，以后行动要带上警卫员。扬帆按照组织的规定给夏衍配备了警卫员和一辆汽车，对于带警卫，夏衍觉得很不适应，他还没有从自由文化人的角色中转换过来；但对于配给他的那辆车则很感兴趣，因为那辆轿车正是几年前无理查封《建国日报》的那个国民党官员的私用车。
进入上海的当天晚上，陈毅召集上海市军管会所属的军事、政务、财经、文教四个系统的负责人汇报情况和听取指示，夏衍作为文教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由于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中心，所以财经方面的接管人马大为可观，其汇报也最为详细，军事与政务方面的汇报则比较简单。因为天色已晚，陈毅没有听取文教方面的汇报，但他向夏衍表明这并非不重视，而是因为他本人对文化艺术方面也感兴趣，要改天单独谈。他指示夏衍要“先接后管”，但不可乱管，要平等待人、礼贤下士，因其工作对象多为知识分子，应该让他们感到安心。为了稳定知识分子的情绪，向各界知识分子传达党的政策，陈毅决定召开一次座谈会，座谈会于6月5日进行，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作家、新闻记者、中小学教师等在内的一百六十多人参加了座谈会，会上陈毅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报告。
5月28日，军管会正式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就此全面展开。不久，文管会搬迁到汉口路九江路一家早已停业的报馆里，夏衍也便开始了繁重的文教接管工作，在其回忆录中他列了如下一本帐：
一、高等教育方面，大专院校二十六个单位，计教授、讲师、助教、研究生和职员工共二千七百九十六人，学生八千一百零九人。
二、中小学方面，公立学校和教育机关共五百零三个单位，教职员共五千五百十七人，学生十七万六千四百十二人。
三、新闻出版方面，接管和实行军管的共五十八个单位，其中报社及通讯社二十五个单位，书店和印刷厂三十个单位，从业人员二千三百十四人。
四、文艺方面，接管的计十三个单位，其中电影九个单位，剧院四所，员工一百七十三人，技术人员一百六十五人。
这当中很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上海数量相当多的公共娱乐场所和文艺团体。有些人认为应该禁戏、禁剧目，没收电影院，因为这些娱乐场所和团体正是色情、凶杀、神怪等不健康因素的传播者，但请示陈毅时他却表示了不同的见解：“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娱乐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地改……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三十万人没有饭吃。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依照这样的方针，夏衍同文管会的同志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渐进方式，才不至于使娱乐领域的接管发生大的混乱。
尤其困难的是人员的处理问题，上海是各界知识分子汇集之处，文教方面更是名人荟萃，吴有训、陈望道、茅以升、梅兰芳、赵超构、巴金、周予同等都居于上海，对于这些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夏衍都遵从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一一登门拜访，而不是随便召集他们来机关谈话。同时，上海滩既卧虎藏龙，也藏污纳垢，另有诸多所谓的“文化名人”则很难对其定性，夏衍便将难题推给了陈毅，由他定决。陈毅的处理极其爽快，他指示说那些人一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就表明他们是有爱国心的，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便可以用、甚至重用。大原则是清楚了，不过具体的工作依旧繁杂，尤其是当夏衍身兼数职后，时常觉得难以分身。除文管会副主任外，夏衍还是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他又成为常务委员，分管文教工作。每天从凌晨到深夜，夏衍忙于开会、会见文化艺术界人士、个别谈话、为新接管的文化单位安排工作，作了市委的宣传部长后，还要经常到区委和群众团体作时事报告。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几个月，可以说是他一生中任务最重、工作最忙的时期。忙中便易出现混乱，出现不恰当、不和谐的音符。
进入上海后，夏衍总是穿着那套军装，颇引起了一些“轰动效应”。入城当天，夏衍穿着刚发下不久的军装私自回家探望，邻居们惊讶地看着这位“解放军”进入了民宅，妻子蔡淑馨看到他那一身装束也不免吃惊。其时儿子沈旦华已经十二岁，正在梅龙镇附近的弘毅小学读书，他们那里的师生也便知道了旦华有这样一位“解放军军官”父亲。夏衍似乎并没有发觉这身军装所引起的特别关注，但是担任他秘书的李子云却在初次见面时便感受到了其中的“怪异”之处：
他与其他来自解放区的同志一样穿着粗土布的黄军装，但是，只有他戴着当时上海才有的玳瑁边眼镜，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皮鞋干干净净，脚上居然还穿着一双黒丝袜！这在1949年简直令人惊讶。
后来还是陈毅一语道破，他让夏衍脱下军装，依然穿他的西装，这不单单是滑稽、不和谐的问题，也为了让从前一起工作的人感觉到亲切、不见外。相对于这些生活细节上的小疵点，夏衍在其他方面被抓住的“把柄”便显得不那么轻松了。
首先给他带来非议的是为《新民晚报》写稿一事。1949年9月到1950年4、5月间，夏衍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一个杂感小专栏，取名为“灯下闲话”。《新民晚报》为一家民营报纸，解放前便已创刊，1946年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时就曾以“朱儒”为笔名在上面发表杂文。该报解放后继续出版，社长赵超构是夏衍的朋友，曾经向夏衍约稿，在请示了上海市长陈毅之后，夏衍便决定为其供稿，“灯下闲话”由此诞生。关于开办“灯下闲话”的动因，夏衍在其自传中回忆说是想基于民间的立场、匡正时弊，而陈毅市长也指示要写得自由一些，不要把党八股带进民营报纸，这些都说明“灯下闲话”是作为一个不同于党报的、民间色彩比较浓厚的专栏被定位的。
纵观这一专栏中的文章，确实有不少篇章体现了这一宗旨，比如那篇名为《作风生硬》的短文。这篇杂文起源于《文汇报》关于地主女儿、青年团员孙振英检举青浦县政府的一则报道。孙振英认为青浦县政府在处理她父亲婚姻问题时犯了官僚主义毛病，而青浦县政府则认为孙振英的“动机是打击干部”，不仅不愿意检讨，而且主张对孙振英进行“教育”。夏衍虽然也认为孙振英出于血缘袒护父亲而不同情一个被作践、遗弃的仆妇，政治上确实不够觉悟，但他更多地批评了青浦县政府，“但是讯问一个地主妻子所用的方法、态度、语气……从县政府来信对这一点轻轻带过，不作具体回答这一端来看，似乎也是‘感情用事’的……”。夏衍并没有因为当事人是地主，是“阶级敌人”便无视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即便是政府在讯问他们时，也必须遵照合法的程序、以恰当的方式进行。《不必要的顾虑》讲到一个商人，受到政策的鼓舞上交了隐匿的一批伪官寄存的物资，但不肯留下自己的姓名，从中夏衍体察到了官与民之间的鸿沟和民怕官府的战战兢兢的心理。
此外，夏衍还注意在对日常生活现象进行描述的同时，进行移风易俗的教育，以便让老百姓形成与新政权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与信仰。《民心的指标》《过年》都是关于春节的文章，《民心的指标》先对比了国民党与新政权对过阳历新年和旧历春节的不同政策：前者以“法令”干涉要求老百姓过阳历新年，后者则在提倡过阳历新年的同时尊重人民过旧历春节的习俗。其结果是国民党时期的阳历新年冷冷清清，老百姓依然热热闹闹地欢庆他们的旧历新春；而新政权下的阳历新年虽未硬性推行却“兴奋和热闹”空前。夏衍不仅仅是在谈新年，更借助于人民生活习俗的变迁反映出政府法令措施在民间的生效，以新年为契机，人们认同了新政府的合法性。《过年》的写作方式与此相类。文章先渲染了所提及的新年的与众不同：“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个农历的新年，这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过的第一个全国统一、没有了内乱，没有了战争的新年，再加上伟大的中苏盟约的缔定，这个新年，按情理，全国人民——特别是上海人民，应该是欢欣鼓舞，来祝贺这一个不容易得到的新年的。”然后笔锋一转，“可是，在今天，上海人民过这样一个新年的时候，心里头还是不无沉重的，为什么呢？不说也可以知道，这正是因为美蒋匪机轰炸了这个和平城市，而使我们好不容易盼到了的和平新年又带上了战争气氛的缘故。”普通百姓对美蒋、帝国主义可能不甚了然，但破坏他们过春节却是直接的切身体验，日常生活秩序的破坏对民众心理的撞击力是巨大的，夏衍正是抓住这一时机，将宣传渗入民间生活，从而取得积极的效果。夏衍对民众的接受心理有着很清楚的把握，他懂得如何利用民间的力量使宏大的、社会公众性的话题打动民众的心扉。
但“灯下闲话”也体现了另外一个方面。夏衍在这个专栏中的许多杂文是关于斗争、权威的描述，当中不时有令人忧虑的因子闪现。由于当时尚未取得全国解放，残余的国民党势力依然不时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攻击、破坏，国际敌对势力也时常煽风点火、造谣惑众，因而敌我界线依然有必要加以区分，而“斗争”也便成为“灯下闲话”言说的一个主题。《兴奋，痛快》对中苏订立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表示了极大的兴奋，认为“真正友谊的帮助，只能向苏联这一方面去找”；而在《要滚，就滚吧》中则对美国的外交辞令痛加贬斥；《雷打战犯》中邱吉尔被定性为“战贩头子”；《谨防扒手》更是将已与苏联成对立态的铁托定性为政治扒手。加之“美日侵略”、“美帝蒋匪”这些词汇的使用，一个截然对立的敌我阵营被圈定。由此可见，夏衍分析国际关系不仅仅是让人们了解形势，更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作为党内文艺界的领导人，又身为上海市军管会成员，他的这种言说是自然的，但是其杂文在表达这一主题时使用了二分的、绝对对立的思维模式，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反其道而行之》中，为驳斥“美国之声”荒谬无聊的宣传，他写到“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已经学会了一个判断事理，决定要不要做和该不该做的诀窍。这诀窍是十分简单的，就是：凡是敌人不喜欢的，我们一定要喜欢，凡是敌人所希望我们做的，我们就一定不做，凡是敌人千方百计要破坏的，我们就一定要千方百计的使他成功而后已。”几个凡是，一个简单的硬性结论，其粗暴虽然尚未达到此后“文革”时的登峰造极，内中的武断作风却已初露端倪，这或许是那个时代中难以躲避的一个陷阱。
同时“灯下闲话”还涉及到权威的问题。《答一个读者》提到一个读者对于白光主演的影片《筱香水》能够在解放已一年的上海上映表示疑惑，夏衍解释说此片已通过北京中央电影审查局的审查，“从此可以推想，经过负责当局的慎重审查之后的这部影片的放映，对于社会人心是不会有太大的害处的。”读者因为主演是名声不佳的白光而怀疑此片是“坏”片子，自然是一种武断的直线思维，而作者因为此片是“负责当局的慎重审查”就认为它不会有太大的害处仍然是直线思维，当中显现的恰是对“权威”的服从，将“权威”的认定等同于不可更改的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艺术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推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宣传权威、宣传主流意识形态是文艺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杂文这种极富有现实性的文体，更是首当其冲，因而其战斗性的特质受到了抑制，“灯下闲话”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
较之于“司马牛杂感”“蚯蚓眼”等专栏杂感，“灯下闲话”在表述方式上明显直白化、朴素化，先前的妙喻、警词、寓意等不再频频闪光，而代之以直接的陈述、明了的说理。这种转变自然与当时文艺大众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发展大方向相关。在思维意识上，夏衍既自觉地承担意识形态的宣传任务，又试图进行知识分子个性化的表达，在两者间艰难地谋求平衡，因此，“灯下闲话”虽然只是一百多篇小文章，只言片语间不仅透视出建国之初文化语境的变化及其对夏衍的影响，也为我们探询他转折期的心灵历程提供了契机。
“灯下闲话”开设半年多后停止，原因是有人在说夏衍的“闲话”，认为他作为一个党内高级干部而给私营报纸写稿是阶级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这类闲话让夏衍再一次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变化——他已经是“高干“了，同时夏衍公务繁忙，也便就此放弃了。夏衍为“灯下闲话”写文章时频繁更换笔名，所以一般人并不知晓此事，“文革”时从上海拥到北京去批判他的红卫兵，连其祖宗三代都查到了，恰恰无人知晓那一百多篇杂文即出自夏衍之笔，否则他又将多一条罪证。
夏衍在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也招致了诸多非议，直接给他招致麻烦的是电影。上海解放后，对电影制片厂实行了先接后管的方针，“昆仑”和“文华”是当时两个很具规模的私营电影公司，而且长期和党保持着合作关系，因此文管会便想办法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1950年，私营昆仑影业公司（当时还未公私合营）出品了电影《武训传》，孙瑜导演，赵丹主演。武训为清朝末年人物，其主要事迹为行乞兴办义学。该电影在拍摄前曾经在中央文教委备过案，剧本亦通过了中宣部的审查，影片试映之时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还特地请华东局的领导共同观看，反映都很不错。但是，影片却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格外关注，《人民日报》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章经毛泽东亲笔修改，有的段落还出自他本人之手，文章对《武训传》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面对如此严厉的批评，身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之一的周扬作了检讨，周恩来也为事先未曾考虑到这部影片的反动性而表示应该负责任，作为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自然必须负他应负的责任，而此时他正随同以沈钧儒为团长的代表团出访民主德国。6月下旬，夏衍结束了为时两个月的赴外访问回到北京，在周扬的提醒、规劝下，他来不及写访问总结，也顾不上向周恩来当面汇报出访情况，便匆匆赶回上海处理善后。之后，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一百多人的集会上，夏衍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此后又将其整理为书面材料寄给周扬，《人民日报》于1951年8月26日发表了夏衍的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
在过去的反动统治时期，上海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经过曲折的方法，从黑暗中透出一点火花，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欢迎与拥护，可是在今天，不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不去描写那些轰轰烈烈的、可歌可泣的新的英雄形象，进步了的群众就会不满和厌弃了。由于我们，没有明确地规定今天文艺工作的新的任务，由于我们没有坚持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由于我们没有将为工人阶级服务、发展工人文艺作为我们文化艺术工作的主要任务，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在工作中被“居民中的非无产者社会阶层”缠住手足，忙碌于一些可做可不做的，乃至完全可以不做的琐碎事务，而不能集中力量去做好“非做不可”的工作。上海文化艺术工作，由于缺乏思想领导，由于犯了自由主义的毛病，所以形式上虽然轰轰烈烈，实际上的成绩离人民的要求却很远。
由于周恩来一再强调慎重处理具体的人事问题，他自己也主动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因此批判《武训传》对夏衍个人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但它却成为日后大规模文艺批判的一次预演。
除了《武训传》，对电影《关连长》和《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也与夏衍有关联。建国后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写工农兵成为文艺的发展方向，但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不可以写，即他们能否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这个问题却引发生了争论，1949年8月至10月间，《文汇报》连续刊发文章讨论这一问题，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明确表态说可以写，并批准了电影《关连长》和《我们夫妇之间》的拍摄。上海虽然人才荟萃，却大多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对于工农兵题材则很陌生，短时间内难以承担塑造工农兵形象的任务，于是夏衍提出了所谓的“白开水”理论。按照他的设想，电影题材只要不反动，不宣扬封建迷信，不存在暴力、色情等问题，娱乐性的也可以拍摄，甚至不能起到好作用但也不会起坏作用的“白开水”都可以考虑。《我们夫妇之间》由“昆仑”出品，编剧、导演都为郑君里，由赵丹、蒋天流主演。影片讲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李克进城后同农民出身的妻子张英之间的矛盾，后来经过批评、教育，李克扭转了思想，与妻子恢复了和睦。《关连长》由“文华”摄制，主人公关连长在解放前夕的一场战役中为避免伤害一群小学生而牺牲了自己。两部影片都是根据《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上映后反响也还不错，但影片遭到了北京方面的批评，认为《关连长》是宣传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而《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的理由则更多。这两部影片都是上海的电影制片厂的产品，主管领导人夏衍便不可避免地被牵连进去，《文艺报》还曾经发文点名批判夏衍“右倾”。对此，陈毅出面干涉了，周恩来也做了许多努力，于是一场风波暂告平息。
1952年，夏衍被免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职，调任华东局宣传部任副部长，同年5月，上海文艺界开始整风，夏衍担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9月，上海新闻界进行思想改造，夏衍任学习委员会主任。作为两次整风的实际负责人，他对学习运动办公室派到各单位的联络员强调工作中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曾参加过整风的欧阳文彬回忆说当时整风办公室向各单位派驻一名联络员，但联络员不一定都对自己所分配的单位情况有详细的了解，因此运动开始前夏衍便分别向联络员介绍各单位的情况。欧阳文彬负责联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两个单位，由于抗战时在流动宣传队工作过，故而他对前者比较了解，但对后者就很陌生了。关于上海戏剧学院，欧阳文彬记得夏衍重点提到了赵铭彝、朱端钧二人，并告诫他对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绝对不可挫伤。在欧阳文彬的印象中，“上海文艺界、新闻界的情况，夏衍心里都有一本帐。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他能记得清清楚楚。真不知他脑子里怎么装得下那么多东西。他说，有些是自己经历的，有的是地下党提供的，关键在于认真理解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只要真心诚意这样做，自然就会记住。事实确实如此。在学习运动中，联络员每次回办公室汇报，他都认真地听，及时了解运动的进程和情况，随时帮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那两次学习运动进展健康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偏差，是和夏衍的领导分不开的。”
调任华东局宣传部任副部长后，夏衍比较多地关注了电影创作的问题。早在1950年，上海便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电影文学研究所”，夏衍、靳以、周而复任理事会主席，陈鲤庭、田鲁任总干事，冯雪峰、柯灵、陈白尘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不过当时夏衍身兼数职，只挂名而已。1952年，“电影文学研究所”更名为“电影剧本创作所”，夏衍兼任所长，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要求创作人员多体验生活。这一时期，夏衍还兼任华东文联筹委会主任，对华东文联创作队也同样提出了下生活的要求。在他的主张下，自1951年底至1952年初，苗德雨、陶钝、峻青、罗洪、刘知侠等分别到山东、安徽等地的农村和工厂从事基层工作，深入社会、体验生活，华东文联还规定他们下去后要每月写一次汇报。峻青回到他战斗过的昌潍地区，以“胶东记事”为题写出了《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等一批作品；苗得雨也是在整风后到山东著名劳模吕洪宾的家乡吕家庄体验生活，不久便在《文艺月报》上发表了《老钢的故事》、《亲家》、《李家姑娘的秘密》等小说。
解放初期，干部文化素质偏低是一大问题，直到1952年，华东局宣传部有的干部竟然还不知道上海有过公共租界，这种情况引起了夏衍的忧虑，因此他于1952年夏季在宣传部举行了一次处级干部的文化考试，考题水平相当于初中，但考试成绩达到八十分的只有两个，不及格的达百分之七十之多。1954年在夏衍的主持下，华东文化局直属的在沪文艺单位和上海文化局各直属文艺单位也曾经举行过干部的文化考试，此次考试考题难度较两年前有所增加，内容涉及历史、地理、时事政治、文艺等方面，但不及格率却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夏衍意在触动人民干部的学习意识，而且事实也证明考试这种方式确实有成效，不过也有人放出风去说夏衍此举是“长知识分子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好在陈毅市长支持夏衍的作法，才未引起什么风波。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早在入城接管时夏衍便受到了攻击。有人曾把接管工作概括为“接、管、清、改”四个字，即先接管，后清理、改造，对于“清”和“改”夏衍尤其看重。按照他的经验，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先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话，不入耳甚至骂娘之言都无所谓，可怕的是他们不讲话。如此便有人批判他对待知识分子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其实，对知识分子夏衍也并不总是那样和风细雨的。1949年8月中旬到9月中旬，毛泽东一连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七篇论文，猛烈抨击了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夏衍也多次以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名义在文教团体、区委召开过批判性的报告会、座谈会。建国之始，在工人、农民、士兵中间一般不会有民主个人主义的市场，持此思想的正是那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影响、面对中国天翻地覆的大转折尚处于动摇、彷徨状态的知识分子。对于统战、团结知识分子素有经验的夏衍有时也会忽略了“有理、有利、有节”中的“节”，对此，夏衍本人后来也有所意识，“轻视、歧视、乃至不信任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在我们党内有很深很深、也很复杂的基因，而这场批判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斗争过了火，我对这一点也不是没有感觉、没有反思的。”夏衍晚年写下的这样一段话也可为我们了解他的心态提供一些思路：“我参加政治运动后，不论二十年代在日本搞国民党总支部的组织工作，或者三十年代在上海搞翻译、电影、写话剧剧本，乃至抗战时期办报纸，尽管环境艰苦，但我的历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特别是在桂林、香港、重庆搞统战工作，不止一次得到上级的嘉许。这样，我从过去的自卑感走向反面，形成了一直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同时，也加强了我‘自我奋斗’、‘白手成家’的信心，年岁大了，这种情绪就愈加顽固，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比较细致的作了自我解剖。”可见，夏衍的行为并不仅仅是时代使然，个人思维也在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作为文化官员，夏衍感觉到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的难以违抗，他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不久也便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习惯了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报告，久之便由惑而至“不惑”。不过，仍然有一些他不能习惯的“规矩”，比如出门要带警卫员，他便想方设法避开。建国后夏衍虽在上海工作，却也常去北京开会，每次警卫员小苗——一个人高马大的北方人都要跟随，包括夏衍去找他的“二流堂”旧友吴祖光等人时。但有一次，夏衍一个人出现在了吴祖光家里，问及警卫员何在，他很高兴地比划着说趁过马路人乱时，他把“尾巴”甩掉了。
1953年12月，夏衍参加了以丁西林为团长的中印友好代表团赴印度访问，一同出访的还有冰心，冰心与夏衍同庚，只是长他二十天，于是便叫他“小老弟”，夏衍也以“老大姐”称呼冰心。出访归来不久陈毅市长便调离上海，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由谭震林接任华东局书记，夏衍曾随他去浙江一带考察，也到过故乡杭州，但只匆匆而行。1954年11月初，夏衍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不过由于华东局文化工作头绪繁杂，交接工作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加之其他方面的原因，夏衍直到1955年7月才去文化部报到就职，开始了他十年的文化部生涯。
自1949年参加上海的接管工作，到1955年调离上海，夏衍在上海生活的六年期间忙于各种公务，个人创作只有电影剧本提纲《人民的巨掌》和五幕话剧《考验》。
《考验》创作于1953年，是夏衍建国后唯一的一部剧作。在新的生活环境下，夏衍感觉到一部分干部已经逐渐暴露出居功自傲、脱离群众等严重的思想作风问题，这促使他在搁笔八年之久后重新进行戏剧写作。《考验》是一部以工业为题材的剧作，剧中主要人物一个是新华电机厂副厂长杨仲安，一个是该厂的新任厂长丁维，二者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作风。杨仲安主观武断，不尊重科学技术人才，凡事上纲上线，只晓得“打通思想”，“训话、做大报告”。在他的领导下，工厂里生产任务完不成、工伤事故频繁，工人情绪低下。但杨仲安并不认为自己有失当之处，反而不时以过去的战功卓著为资本。与杨仲安相对应的是新任厂长丁纬，他谦虚谨慎、不断自学上进，而且能够发扬民主、善于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他的到来使工厂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与杨仲安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二人的冲突实际代表了和平建设时代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冲突：杨仲安对革命的确忠诚，但仅以忠诚却搞不好建设；丁纬这一人物则启示人们只有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才能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为了强化丁纬所面临的压力，夏衍将二人关系设计为一对老战友，杨仲安甚至还是丁纬的救命恩人，以突出丁纬一心为公的品格。当然，私人因素的介入也是试图丰富丁纬形象的一种努力，期望能够在革命者、领导人之外表现他作为朋友的一面，但这一努力未曾取得效果。舞台上的丁纬依旧显得单薄，全剧概念图解的色彩极为明显，通常以道德说教替代细腻、真实的性格表现。夏衍放弃了自己所擅长描写的小人物，力图塑造正面的人物形象，对于带有小资产阶级情绪嫌疑的内心情感世界则回避，因而该剧便成为其作品中最乏魅力的一部。《考验》完成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立刻进行排演，由黄佐临执导，不久在上海公演，北京、四川、山东、江西等地的话剧团也曾上演过该剧。1956年3月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第一届话剧会演，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原定带《考验》进京参演，被接替陈毅职务的柯庆施否定，不过其时夏衍已经离开上海在北京文化部任职了。
就在夏衍接到中央政府任命的那年年底，发生了史称共和国第一冤案的“潘杨案件”（潘汉年当时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副市长）。对潘汉年、杨帆的纠查聚焦在两大问题上，其一是对潘汉年、杨帆等人控制使用胡均鹤等汉奸特务，有人甚至发挥想象，将这事同1950年国民党对上海的“二·二六”轰炸联系在一起；其二是潘汉年长期向党组织隐瞒他曾经于1942年在李士群的胁迫下同汪精卫会面一事。扬帆已于1954年12月31日被公安部秘密逮捕，而潘汉年的厄运也正在迫近。1955年3月下旬，夏衍与潘汉年一同进京参加全国的党代表会议，4月3日下午吴祖光夫妇请二人吃饭，夏衍因为还要出席一个会议便提前离席，那是这一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的最后一面。当晚，潘汉年便被秘密逮捕。夏衍的老战友于伶也因潘汉年案受到牵连，被列为“同案”审查，但又查不出什么名堂，便不审、不查地拖了11年之久。由于同潘汉年众所周知的密切关系，从北京刚回上海不久的夏衍又被召回，向组织部交待与潘汉年的关系并写出书面材料。经过了两个月的审查，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结论：夏衍与潘汉年无政治关系。1955年7月，夏衍到文化部就职，任文化部副部长。在文化部，夏衍分管外事与电影，副手是陈荒煤。陈荒煤作风粗犷，与夏衍的风格截然不同，但二人都是文艺界的行家，因此配合得比较默契，影评家罗艺军曾经评论说：“夏公和荒煤深谙电影创作之甘苦，理解电影艺术家的美学追求，尊重他们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个性……内行的领导，善于保护和发挥艺术家的积极性，在频频袭来的政治风暴中，出主意如何绕过暗礁、险滩，有时还要主动承担政治风险。”但自50年代中后期始，各种运动接二连三，作为宣传意识形态的的重要载体，文化艺术部门更是首当其冲，因而尽管对电影有着真挚的热情，夏衍想要在那样的环境下安心谋取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他对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也并非完全置若罔闻，有时他也会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卷入其中。
就任之初，夏衍便遭遇到了“胡风反革命大集团”的批判，尽管当时批判的高潮已经过去，夏衍依旧写了一些“表态”文章，如《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酷》、《对于胡风事件的一些认识》等，语气也相当尖刻。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一条文艺界反“右”斗争获得重大进展的消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告捷。报道中点名批判了冯雪峰、艾青、江丰等人，之后，在周扬的亲自主持和部署下，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又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一场批判冯雪峰反党罪行的斗争。斗争一开始，周扬找冯雪峰谈话时便明确指出同他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大是大非的斗争，要彻底查清他的问题。周扬、夏衍、林默涵、刘白羽等人经过协商后，决定由夏衍出面作一次有分量的发言。于是，8月14日，在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十七次会议上，夏衍作了被称为“爆炸性”的发言。发言历数冯雪峰在“左联”与鲁迅关系之间、在“两个口号论争”等事件中所起到的决定性的“坏”作用，并定论道：
雪峰同志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努力去消除这种隔阂反而用一切不应有的，可以说是极其阴毒的手段，加深了这种隔阂，甚至有意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实际上分裂了党领导的文艺事业。今天，雪峰同志又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的分裂作家协会的阴谋，事实上，他在二十年前，在最苦难的日子里，已经有过一次更毒辣的分裂活动了。
周扬、夏衍同冯雪峰之间的恩怨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尤其在1936年春夏之交，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回到上海后没有及时同坚持在文艺界战斗的周扬、夏衍取得联系，而是先去找了鲁迅和茅盾，而此时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已经许久的周扬、夏衍又迫切想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这件事令周扬、夏衍二人对冯雪峰很是不满，此后双方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当中。建国后，周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兼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冯雪峰则先在上海工作，后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再后又奉命主持全国文联主办的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出版社由文化部主管，自然周扬有资格过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二者接触中也时有摩擦。冯雪峰早在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唯心论观点时便被牵连进去，此后他的《文艺报》主编之职被撤，1957年文艺界又挖出所谓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在气势汹汹的反“右”斗争中，冯雪峰再一次被揪出。8月14日夏衍的发言取得了震惊性的效果，许广平当场斥责冯雪峰欺骗了鲁迅，楼适夷则嚎啕大哭起来。这次发言对冯雪峰的打击是致命的，1958年3月，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将冯雪峰定性为“极右分子”并宣布将其开除党籍，冯雪峰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不过，夏衍又时常与现实不正常的政治氛围拉开一定距离，以自己的判断做出相应的举措，尤其当关涉到文艺自身的问题时。1959年，北京的文艺团体都要下放到郊区参加劳动并辅导所谓的文化大跃进班，以达到全民能够写诗绘画的目的，当中央交响乐团下放时，领导人李凌为了保证至少半年可以全队排练，便安排合唱队全体一次性下去半年，再后交响乐团全体一次性下去半年。对此方案夏衍很赞许，批示说：“我们不能只凭热情，而缺乏冷静地去思考问题。偏于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的做法，每每容易产生后遗症。”并且他鼓励道：“我们做具体工作的领导人，要敢于发现问题，上面的意见，对就坚持，自己有意见，就设法提出，不能唯唯诺诺，明知不对，也不敢坚持。”1959年，在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夏衍便针对文艺界乃至整个社会中的不民主现象直言道：“我曾经讲过，不仅是我们文艺界，而且在社会上，我们也还缺乏一种民主空气……所谓民主就是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在真理面前大家平等。可是这种态度，在中国的社会中还不是人人都有的，一般人对此还没有养成习惯。我们还有不尊重别人劳动的思想作风，也没有养成科学的态度来明辨是非的实事求是的习惯（也可以说是‘风俗’吧）。我认为武断、权威感、不尊重‘小人物’等等都和民主空气不浓有关，这种思想行为，也是整个社会现象的反映”。而同年7月21日在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夏衍所作的即兴发言更是“离经叛道”之言：
我向大家建议，希望大家回去找一些旧小说看看，这些小说中可供拍电影的题材故事很多。我还向各厂长建议，各厂可以邀请一些对当地情况见多识广的人士开个座谈会，请他们闲聊天，例如北影就可以邀请齐燕铭、吴晗、王昆仑，这些人可以谈出很多东西来，不一定请他们动手，只要他们介绍材料，提供线索，他们东西多得很……总之，要增加新品种，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工作。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和“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的。我今天的发言就是离“经”叛“道”之言。为了要大家思想解放，要贯彻百花齐放，要有意识地增加新品种。
在夏衍比较开放的思想指导下，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于五十年代末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仅1959年便摄制了82部故事片、19部长纪录片、1148部新闻纪录片、86部科学教育片、16部美术片，全年的观众达41.5亿人次。其中为庆祝建国10周年而举行的国产新片展览月展出的《林家铺子》、《青春之歌》、《林则徐》、《老兵新传》、《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万水千山》等17部故事片更是脍炙人口，因而周恩来在祝贺此次新片展览时说：“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创了一个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罗艺军也针对电影出现的高峰评说道：“首先要归功于电影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但如果没有夏衍、荒煤的精心培植和对错误的抵制，也难有如此光彩夺目的成果。”
夏衍培植电影的努力之一便是影片《五朵金花》的摄制。1959年4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家乙和摄影师王春全应夏衍之邀来到了北京，夏衍对他们说为国庆10周年而拍摄的影片有意义、有分量的已经很多，但轻松的、政治色彩不浓厚、能在更多国家发行的影片还很少，希望长春电影制片厂能拍摄出一部这样的片子，并且夏衍向他们提议可以以云南为背景。接受任务后的王家乙即刻赶往云南，但剧本初稿出来后夏衍并不满意，要求将剧本压缩，并且一定要突出情节与人物。夏衍对这位解放区出身的导演说不要只搞说教，要用形象来打动人、感染人，他甚至向王家乙建议说是否可以考虑影片里不出现政治标语口号，不要提共产党、毛主席、共青团、人民公社，不要出现政治性语言。对拍摄这种所谓“三无”的影片王家乙颇有疑虑，不过在夏衍的支持下还是拍了出来。王家乙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五朵金花》摄制完成后交中宣部审查，中宣部三天未表态，后来在周恩来和陈毅的努力下，影片才得以上映。但是就在这年年底，由于庐山会议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而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股“反右倾”风潮，夏衍被拉上了批判榜。夏衍曾经说他准备挨骂五年，以争取电影翻身，可是，夏衍已经没有为电影翻身而奋斗的机会了。那次的批判，他虽由于陈毅、周恩来的庇护而幸运地未受到大的冲击，其职务却于此后被架空了，1960年的一整年当中，他只参加了一些外事访问活动而已，1961年初春，夏衍因患病去苏州疗养。其实1956年7月时夏衍便曾生过一场大病——胃出血，住院很久才痊愈，为此吴祖光曾言道：“我总感觉让夏衍同志这样的作家来作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是一个损失，尽管他和别的部长一样也能作一个好部长。”吴祖光并非妄言，自1955年进入文化部工作至1961年疗养，五年多时间夏衍的个人创作不丰，只改编了《祝福》和《林家铺子》等几部电影剧本。
《祝福》改编于1956年，那一年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对于改编，夏衍有许多精到的观点，他认为可以改编为电影剧本的文学作品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条件：有好的思想内容，有完整而紧凑的故事情节，有一个或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但严格来说《祝福》的原作这几个特征并不十分明显，但经过了《武训传》的教训，夏衍对电影题材的选择确实顾忌很多，而选择鲁迅的作品自然是比较安全的，并且夏衍凭借他对电影技巧的娴熟掌握，经过一番处理而令《祝福》具备了他所期望的特色。首先夏衍将原作的第一人称叙述方法应银幕表现的需要改为客观叙述，让人物自己出场，在情节的进展中自然地展现其性格、命运，并且加了一段旁白。其次把原作的倒叙改为顺序，适应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将事件的前因后果按其发生的自然顺序一一到来，因而在影片的开头我们便看到戴着孝的祥林嫂背着一捆柴从山坳里走出，神情郁郁。此后卫老二上门提亲，婆婆同意将祥林嫂卖到山里去。幸好善良的小叔子偷偷告诉了祥林嫂这一消息，她不得不连夜出逃。剧本新增加并强化了卫老二这个人物，作为祥林嫂被卖、被抓事件的主谋，卫老二贪财、好利，毫无同情心，可以看作是农村邪恶势力的代表，他的活动对祥林嫂的命运有直接的影响。《祝福》改编体现了夏衍一贯的抒情风格，如祥林嫂出逃一段，已经出了家门的她又回过头来凝望茅屋，充满了依恋不舍和对前途未卜的迷惘。同时夏衍也注意加强情节的冲突性，原作贺老六病死与阿毛被狼叼走之间有时间差，但电影剧本将两个悲剧事件紧紧连在了一起以营造祸不单行的氛围，使得祥林嫂的命运更急剧地发生转折。《祝福》的改编有两点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一点是祥林嫂捐了门槛之后依旧受到鲁家的歧视，再度被打发出来，在这之后改编本加了一场戏，就是祥林嫂疯狂似地奔到土地庙去砍掉了用血汗钱捐献的门槛；第二，祥林嫂被‘抢亲’之后，从反抗到与贺老六和解的那一场描写，原作是在祥林嫂和柳妈的谈话中提到的，说明祥林嫂顺服贺老六的理由是“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夏衍把它改写为由于祥林嫂从笨拙而善良的贺老六对她的态度中，感到了同是被压迫、被作践者之间的同情。有人指责夏衍的这种处理加强了政治因素，减少了现实主义因素，的确，改编后的《祝福》带有诸多那个时代的烙印，比如祥林嫂的反抗行为，她与贺老六之间阶级同情意识等。夏衍的改编本意在突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要创造出人民形象，而非鲁迅先生的启发国民性，不同的艺术追求、加之炯异的时代氛围共同促生了《祝福》的改编本。不过，夏衍本人对自己的作法持坚决的态度，他认为：“表面上看，祥林嫂是安分的、怯弱的、相信鬼神的，但决不能因为有这种情况而就断定一个怯弱的灵魂永远不会发生反抗的意见和行动。事实上，我倒认为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是一个反抗性颇为鲜明的人物。卫老婆子要出卖她，她用逃走来反抗，用‘抢亲’的办法来强制她，她顽强的抗拒使一般人都觉得‘异乎寻常’和‘出格’。这反抗是有决心的，这是决绝的、拼死的行动，这也就是深深地埋在‘弱者’灵魂深处的反抗的性格。祥林嫂有决心用死来反抗现实的吃人社会的迫害，就是这个祥林嫂，难道永远会是神权下面的不抵抗的奴隶么？”当然，夏衍也意识到砍门槛这一举动，“按情理也只能是祥林嫂处身在失望、痛苦之极而爆发出来的一种感情上的激动，而感性的突发行动并不等于理性上的彻底认识。”因此，影片结尾时祥林嫂怀疑灵魂的有无与前面的砍门槛之举并不矛盾。
195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祝福》拍摄成了彩色故事影片，由桑弧执导，白杨、魏鹤龄主演，公映后大多数的声音还是肯定的。继《祝福》之后，夏衍又于1958年改编了茅盾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
改编茅盾的作品，夏衍并不是第一次了，早在30年代便有了《春蚕》这个成功的先例。不过，仍然有人担心在已经进行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运动后，改编这样一部描写中小工商业主的作品是否恰当。对此，夏衍颇有信心，他认为把“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搬上银幕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也可以教育广大观众增加对过去苦难时代的认识，尤其对于一些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把《林家铺子》作为一面镜子，让今天正在接受改造的工商业者回忆一下过去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可以增加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也是有益处的。改编中的难题是如何缩小原作所表现的时代与今天的观众心里上的差距感、隔阂感，如何对原作的主题思想进行新的而又合情合理的阐发，如何对主人公林老板进行定位。经过慎重考虑，夏衍保留了原作暴露帝国主义经济入侵及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这一主题，并有意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一社会现实。由此，对林老板的处理便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反动派，在军阀、商会会长、官僚等人面前他也是被损害者，是条“小鱼”；而在面对小商贩、孤寡无依的朱三太、张寡妇等人时，他又是损人者，无情地吞掉那些“虾米”。林老板这一形象，恰如鲁迅先生所言在狼面前显羊相，在羊面前又是凶狠的狼。经此处理，夏衍一方面通过林家铺子的兴衰表达了“国民党统治下，农村破产，工商业凋敝，连小资本家也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无路可走”这一政治主题，应和了当时政治氛围的需求，又借助林老板这个形象的塑造，剖析了人性的复杂。夏衍对扮演林老板的谢添说：“对于林老板这个人物，既不能演成十足的正派，也不能演成十足的反派。他的反派的性格、狡猾性，以及损人利己的行为，并不是外露在表面上的。表面看来他很客气，做人很巴结，对于老婆孩子，他还是很好的，但一有机会欺骗别人，他的手段也还是毒辣的。”
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林家铺子》摄制成彩色影片，影片长时间内获得了好评，哀今人道：“原著好，改编同样好，因为小说的精华都全部被保存在电影里面。而且由于电影能通过画面表现人物的形象和动作，又能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而把情节突出表现出来，所以改编后的《林家铺子》就能具体地、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比原著更要来得动人。”1982年2月25日至3月8日，由马尔科·穆勒策划在意大利都灵举办了“中国电影五十年回顾展”，《马路天使》、《十字街头》与《林家铺子》等影片纷纷亮相，它们以其新写实主义的风格和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而受到了人们的瞩目。
成功地改编了《祝福》和《林家铺子》这两部影片后，夏衍又应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要求同水华合作于1959年将陶承的自传体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为电影剧本《革命家庭》。影片所反映的背景为192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十几年间，主人公陶珍的丈夫、儿子先后为革命牺牲，她忍着悲痛继续前进，终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剧本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影片一开始便是陶珍一家欢聚的热闹场景，随后是特写镜头：墙上挂着的一幅全家福。然后，已是子孙绕膝的陶珍给孩子们讲起了革命家史。回忆是影片的主体成分，不时有“旁白”加入，介绍、点评相关的背景及人物的心理活动。影片结束于一篇欢呼声中，孩子们拥在陶珍身旁，又一张全家福被摄入了镜头。该片在技巧上显示了夏衍对传统艺术手段的借鉴，比如首尾呼应的“圆形”结构，但政治色彩过于鲜明，人物性格也很单一。影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60年拍摄完成，水华任导演，于蓝、孙道临主演。康生曾经想借此片做点文章，后因毛泽东拍板说是一部好片子才未能得手。在1962年举行的第一届电影“百花奖”评选中，夏衍与水华因《革命家庭》这一剧本而获得最佳编剧奖。
195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夏衍的《杂文与政论》一书，内中收有二十五篇文章，其中《论《十五贯》的改编》和《读《关汉卿》杂谈历史剧》、《关汉卿不朽》就古典戏曲的整理、改编及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见解。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昆曲《十五贯》1956年在北京演出引起了轰动，周恩来也高度评价了这出戏，认为它尖锐地讽刺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既有着强烈的人民性，有具备相当高的艺术性，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好样板。夏衍的文章则偏重评述《十五贯》经改编后在内容、形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内容上反官僚主义、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的主题得到突出、强化，况钟、过于执、周忱三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同时原本中的糟粕被剔除，根据这些方面的成功，夏衍评价改编本的《十五贯》是“戏曲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成功的例子。”通过这些文章，可以更好地了解夏衍关于改编的一些见解。
这期间，夏衍还写出了一部电影理论性质的著作《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自1958年春天起，夏衍曾在北京电影学院讲了半年的剧本写作课，其后便将所用的讲稿整理、补充，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在这部著作中，夏衍集中谈到了电影的目的性、结构与节奏、电影的“一次过”特性、蒙太奇等关于电影的基本问题，欧阳予倩在为该书作序时称它是“写剧本的一把钥匙。”
就在夏衍去苏州疗养的时候，中央也开始了政策调整。自1961年上半年始，在中宣部的主持下，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也开始起草《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共十条），该意见于1962年4月底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发，简称《文艺八条》。1961年6月初，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心议题为文艺领导工作和文艺十条，后来会议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合并进行。6月19日，周恩来向会议作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心是要尊重知识分子、尊重文艺规律。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夏衍在故事片会议上尖锐批评了“左倾”路线，并就人性论、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等问题进行了阐发，同时夏衍还在《红旗》杂志发表了《把我国电影艺术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一文，批评了电影生产中存在的“直、露、粗、多”倾向，希望电影创作界能够加以改进。自1959年反右倾以来，电影创作人员“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不过”，夏衍的上述发言和文章正是试图要大家放下思想包袱。196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纪念，夏衍、陈荒煤邀柯灵、张骏祥、瞿白音等电影艺术家进行座谈，商议撰写纪念文章，之后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写作了《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倡去除电影界的陈言，大胆创新，文章还涉及电影生产体制改革问题，揭示了照搬苏联电影生产模式的弊端。文章经夏衍审阅、修改后，发表于1962年第三期的《电影艺术》上。在此短暂的文艺调整期，夏衍、陈荒煤还着手清理几年前“反右”“反右倾”时遗留的问题，经过细致的甄别，将《青春的脚步》《青春之歌》《洞箫横吹》等被禁的影片恢复上演。这一时期，夏衍主持电影界调整的一个实践结晶是影片《早春二月》。对于《早春二月》的拍摄，夏衍的确给予了很多关注，当谢铁骊将分镜头剧本呈交上来时，他一口气批改了143个镜头，如果加上有关音响效果的批注，大约共修改了160多个镜头。不过，这些努力连同支持瞿白音写那篇《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日后在“文革”中都成为罪证。这时，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吴祖光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调回了北京，夏衍便积极奔走为他安排工作，战争年代的夏衍曾经不止一次去吴祖光家躲避政治风险，几年前老友蒙冤时他却无力挽回，而今老友回归，他始能为其稍尽绵力，但这同样为日后的攻击留下了口实。
1961、1962年之交，夏衍还为电影做出了一个一度鲜为人知的贡献，即将巴金的小说《憩园》改编为电影剧本。由于当时香港的进步电影也在闹“剧本荒”，主持侨委工作的廖承志便“逼”夏衍为著名影星夏梦写一部适合她演的剧本，当时兼任“侨委”委员的夏衍不好推脱，便选中了《憩园》来改编。之所以改编《憩园》，一则夏衍喜欢巴金这部小说的风格，二来他认为作品女主人公万韶华的气质很适宜由夏梦演绎，同时夏衍“同情这部小说中的那几个平凡而善良的人物”，希望能够“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这部小说的民族性打动了夏衍，他说：“《憩园》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万韶华，不可能有寒儿，也不可能有姚国栋这样的人物的。这就是民族性，这就是《憩园》动人心弦的力量。”为了适应香港的文化氛围，夏衍对原著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将贯穿全部线索的小男孩改为女孩寒儿，删去了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叙述人“黎先生”。《憩园》一片由朱石麟导演，夏梦、鲍方主演，香港凤凰影业公司于1963年出品，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该片未曾在内陆公开上映，片头也没有署夏衍的名字，影片的名字也改成了《故园春梦》。1981年，夏衍到杭州出席“百花奖”颁奖仪式，见到了香港电影研究者林年同先生。林先生在同夏衍交谈名著改编的问题时提及了这部多年前的作品，并热情地承诺要为夏衍复印一份改编本的原件。拿到剧本后，夏衍感觉象找到了一个被遗弃了多年的孤儿。1983年，内地同香港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恰好四川人民出版社向他约稿，经商量后同意让这部埋藏了二十年之久的剧作与读者见面，在后记中夏衍特别强调了民族性的问题，他认为民族化不应该单从形式上去花工夫，最主要的还是要写出有中国特色的人物，有中国特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伦理、道德。
根据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改编而成的电影剧本《烈火中永生》是夏衍在文化部工作后期的另一部改编作品。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打算将当时很有影响的《红岩》搬上银幕，最初由导演水华与小说作者各自写出一稿，后又综合出第三稿，始终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制片厂方面便向夏衍“求援”。夏衍的改编本突出了女主人公江姐的事迹，将她和许云峰的活动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在情节上顺序直下、自然发展，在刻画江姐、许云峰等英雄人物的同时强化了革命性主题。影片仍然由水华执导，赵丹、于蓝主演，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65年摄制完成，其时夏衍已经受到批判，故而编剧一栏署的是“周皓”这个陌生的名字。在此之前，江青曾经于1964年12月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审看该片的工作样片并表现出极为不满的姿态，她要求影片不要修改，按此样片上映后再展开批判，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影片得以在修改后公映，但很快“文革”开始，该片终究被打入“毒草”之列。
尽管“左”的阴影未散，但文艺在1961、1962年间的纠正、调整期依然恢复了一些生机，沉寂了许久的杂文创作也繁兴起来。1962年4月，《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姜德明约夏衍为新开辟的杂文专栏“长短录”写稿，夏衍欣然应约，得知已经约请了廖沫沙、吴晗、孟超后，他便建议把唐弢也请进来。在“长短录”上，夏衍以“黄似”为笔名发表了九篇杂文，涉及文艺、自然科学诸领域，其中《从点戏说起》对比了军阀韩复榘的老太爷与贾元春两种不同的点戏作风，表达了对文艺民主的呼唤；《联想》通过赞扬吴其浚做学问重视考证和实际调查，得出“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这一结论，显示了作者对当时乱扣帽子、教条主义作法的不满。开辟“长短录”专栏的本来意图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夏衍等人热心撰稿自然也是被这一期望所推动，不料后来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当年该专栏见报后夏衍曾给编者写过一个风趣的便条“长短宝号已顺利开张”以示祝贺，便条被偶然地保存了下来，却恰好成为“反党黑店”的罪证！由于夏衍的推荐参与写稿的唐弢也受到了株连，因而当夏衍恢复自由后，曾让女儿沈宁去看望唐弢并向他致歉。
正当进行“纠左”调整时，毛泽东又于1962年8月至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会议期间康生向毛泽东告状说有人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一时间文艺界的空气再度紧张起来。此时上海又在张春桥、柯庆施的领头下提出了所谓“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柯庆施当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同张春桥搞的这一套理论不仅影响了华东地区，其泛滥趋势使得整个文艺界局势都很难控制。在这样严酷的氛围中，夏衍还是“抵抗”了一下，他在1962年1月26日发给陈荒煤的电报中说“但在讨论选题计划时，除积极安排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外，对描写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也要同样重视，这类作品除国内进行忆苦思甜的社会主义教育有作用外，对亚非拉输出，介绍中国革命经验，也十分必要。”或许此时夏衍仍以为这不过是一小撮人的个人行为，还以国际交流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理由“顶风作案”，但其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他的政治天真。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转了中宣部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该汇报刊有《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这篇文章。毛泽东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
毛泽东这个批示下达后，文化部党组于1964年3月开始整风，夏衍、陈荒煤被列为重点对象，已经平反的“题材广阔论”再度被揪出，连同《早春二月》等一批“坏”电影都成为夏衍的罪证，5月，他被文化部宣布停职审查。5月8日，根据文化部的整风情况，中宣部呈递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6月27日毛泽东对此报告如此批示道：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此批示一下，作为“罪魁祸首”的夏衍的命运便注定了。1965年初，文化部整风结束，夏衍被正式免除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之后，他的心脏病发作，还患了一种很奇怪的神经性皮炎，全身皮肤发痒，后来还是服用中药得以治愈。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一职后，夏衍也曾被安排到对外文委亚非拉研究所任研究员，但未曾到任。对于文化部十年的历程，夏衍曾经总结说：“我在文化部呆了十年，从来没有游山玩水，我连黄山、庐山也没去过。我就是事情做得太多，‘文化大革命’才整得厉害。”同夏衍私交颇深的柯灵也曾评价说他数十年“兢兢业业，临深履薄，为人所共见。”虽然早已时过境迁，咀嚼二人的言论仍令人唏嘘不已。
1965年4月下旬，金山将要到远在大庆的妻子孙维世那里养病，行前他来到南竹竿巷夏衍家同他告别。一位清瘦的老人孤独而平静地坐在那里，琳琅满目的书籍、墙上挂的名人字画、电话机都没有了，甚至连一张报纸也看不到。两位老友的谈话是简短的，除了互道保重外夏衍请金山去找廖承志反映一下他的工作问题。1966年2月，年已六十六岁的夏衍被安排到山西介休参加农村的“四清”（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工作，1966年5月，夏衍从报纸上看到了由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再之后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下发，通知说：“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久经风浪的夏衍从这样的表述中体悟到大局已定，无需再存任何期望，于是打点行李于5月20日返回北京，他自称这是“主动投案”。
1966年6月16日，夏衍与被称为“阎王殿”的中宣部其他“阎王”们一道被集中于社会主义学院，8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展开了针对他们的第一次万人批斗大会。夏衍胸前挂着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文艺黑线大头目”、“电影界祖师爷”的字样，那是他战斗几十年获得的“功名”，他的名字则被打上了大大的红色的叉。8月14日，夏衍、齐燕铭、陈荒煤、林默涵等人被关押到文化部旁边的“大庙”内，名为“学习班”，实际是接受各种各样的批斗、示众、检查。他们这批“黑帮分子”都被剃光了头，跪在地上，遭受造反派的拳打脚踢。除去肉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灵上的煎熬，他们必须在批斗时念唱“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夏衍唱不出，因而遭受到的毒打便更多。还有更残酷的便是逼供，交待莫须有的历史罪行。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第一批红卫兵后，夏衍等人所受的迫害迅速升级，不过，这段时期内他们还被准许每周回一次家，自然，家已被抄得面目全非，封条贴得到处都是。相对于以后漫长的监管生活，在学习班的这段时间还算是“好日子”，夏衍习惯抽“中华”牌烟，沈宁便把中华烟装在“恒大”牌烟盒里给他送进去，因为造反派认为黑帮分子没有资格抽那么好的烟，只好如此乔装改扮一下。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1966年12月4日，这一天夏衍回家，深夜一群红卫兵突然闯入要把夏衍带走。斗争经验丰富的夏衍感觉到大的风波到了，他借口上卫生间，乘机偷偷地从沈宁手里拿了五元钱，沈宁身上只有那些财产了。事后夏衍说那五元钱很派用场，他用它来买牙刷、牙膏、毛巾、香烟之类的生活用品。自那天深夜被抓走，夏衍便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监管、监护直至监狱生涯，时间长达八年半多，比全民抗战的时间还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