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于1966年12月4日深夜被抓后，最初由造反派监管，为表明自己的“革命”热情，各造反派别之间经常争抢“黑帮分子”进行批斗，后来周恩来直接下令干预，将“黑帮分子”统一交北京卫戍区管理。12月7日，夏衍被移交军队监护。在卫戍区，依旧批斗连连，夏衍的罪行被定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安插在电影部门的总代理人，是电影艺术反党黒纲领的炮制者，是炮制大批毒草影片的大老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同时，鲁迅曾经提到的“四条汉子”一说也被翻出，加在夏衍、阳翰笙、周扬、田汉的头上，成为夏衍反革命的又一大罪证。批斗之外，便是写检查材料。1967年5月，专案组要夏衍写“自传”，重新交待历史。夏衍一直习惯竖行写文章，因此而遭到造反派的毒打，要他改为横行。据夏衍的记忆，7月起武斗、逼供讯开始，至9月29日达到高潮。由于非人的虐待，加之恶劣的生活条件，夏衍的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病再次发作，同时伴有浮肿，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但残忍并不止于此。1967年12月，在一次提审中夏衍因走路太慢而被看押他的一个年轻的军人踢断了右腿，又因没有及时医治而从此落下了残疾。1969年2月初，夏衍被转移到卫戍区交通干校，不久他十二指肠溃疡病急性发作，胃大量出血，因而被送至空军医院救治。在那所空军医院，夏衍曾两次输血，一年多后病情有所好转，便于1970年3月被转出医院，回交通干校继续接受审查。这番回来，专案组人员对夏衍的态度有了一些好转，至少不再随心所欲地殴打这位年已七十的老人。此时，夏衍的视力已经大大减退，耳朵却变得异常机敏，夜幕沉沉中他能凭呻吟声分辨出是哪一位战友在受难，同时，他的思绪也多次回返到腥风血雨的战争岁月，还有更遥远的严家弄、沈家“墙里”。
林彪集团覆灭前后，夏衍的处境稍微好转，可以与家人联系，家人也被准许送衣物给他。1972年，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的传达，卫戍区将夏衍从南楼迁至北楼，伙食也得到了改善，但逼供依旧继续。9月7日，已经失去自由五年多的夏衍终于获得了一次同家人见面的机会。夏衍记得那天是旧历7月30日，即沈宁的生日。会见的地点是公安部设在府学胡同卫戍区的接待室，夏衍的夫人蔡淑馨、女儿沈宁、儿子沈旦华、儿媳丁嘉露、外孙赵欣、孙女沈芸等候在那里。当夏衍拄着双拐走进去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位瘦弱、衰老而又身有残疾的老人。望着一家人，夏衍的心得到了些许宽慰。会见将要结束时，他趁看守不备将一张叠起来的手纸悄悄地塞给了沈宁，上面用烧焦的火柴棍写着“不白之冤”四个字！这大概是当时他唯一的申诉渠道了。此后，夏衍又分别于1973年的2月、9月和1974年的6月、1975年2月四次得到会见家属的机会。1974年12月，夏衍被专案组责令写“综合性检查”，三易其稿才得以过关。1975年2月15日，专案组又要他写“总结交待”，同年6月3日他被送往秦城监狱，其时周扬也被关押在那里，只是二人放风的时间错开了，他们便未曾有见面的机会。7月，毛泽东作出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轻处理”，7月12日，夏衍得到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的通知：监护解除，他可以出狱了。出狱前夏衍没有忘记向狱方要审查结论，得到的回答是暂时无结论，只被告知他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宽大。当天中午，夏衍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周扬也在同一天接到了出狱通知，但他说自己写给毛主席的一份检查材料还未完成，要求写完再走，于是他便在秦城多住了一个星期。
八年半的囚禁生涯结束了，夏衍回到南竹杆胡同113号的家。南竹杆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南小街路东，这条街道路面狭窄，交通时常很拥挤、很混乱，但夏衍的家却是一座关起门来便可闹中取静的院落。当他就任文化部副部长一职后，曾经看中一座带有小花园的院子，本准备以稿费买下居住，后来组织分配住房，他便选中了这里。那是京城常见的一进三开间的小院，里外院间有一隔墙，样式简朴，但却是标准的四合院结构，正是在这里，夏衍开始了他十年的“仕途走钢丝”生涯。五、六十年代夏衍“苦中作乐”，时常出入于“荣宝斋”用稿费买字画，家中墙上挂的都是郑板桥等人的真迹。被抓走前夏衍住在北房西边的房间，卧室兼书房，每天以飞快的速度披阅大量文件，通常是秘书前一天双手捧着一摞两尺高的文件送来，第二天便可原样捧回，有时周恩来的红机电话也会在凌晨响起。夏衍在文化部时曾经主管过出版，所以院里的一排南房中摆放了大量的图书。夏衍喜欢把朋友们请到家里打“百分”，夫人蔡淑馨做的红烧牛肉是留客人吃饭的一道佳肴。而今，一切都已面目全非。小四合院中又搬进几户人家，留给夏衍家的只是原来的客厅和北边的两间平房，“文革”中这个小院被抄了不下30次，两三间房子的书籍全部被抄走，四壁空空，只未刮净的“文革”标语还残留在墙上。对于出狱，夏衍本人和家人都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回到家的那一刻也缺乏我们所想象的百感交集、惊心动魄，夏衍悄然而归，平静的一如他一生处世不惊的风格。家人仍然忍不住流泪，夏衍以杜甫的诗句“乱世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来宽慰他们。这时一只老黄猫悄悄蛰到他的脚边，那是只被叫做“博博”的猫，是只非常聪明的猫。当初它是被放在草帽里送到夏衍家中的，身上正患皮炎，毛一块一块地剥落，所以被命名为“博博”“老博狗”。博博雄霸一方，子孙遍布南小街一带，它常常夜里出去游玩，天亮前回家钻进夏衍的被窝，冬天时一身冷气、鼻子冰凉，夏衍称之为“冷鼻钻被”。“文革”中造反派一来抄家，博博便爬上房顶躲避，等人散尽再回来，因而它能够活过八年多的光阴等候老主人的归来，而同时的另一只白猫却未能免于劫难。沈宁说自从夏衍被抓走后博博便四处流浪、很少回家了，不知为何它居然知道老主人今天回来。第二天，博博便死掉了，夏衍让儿子把它埋在庭院的树下并尊其为“义猫”，从此夏衍只养黄猫。
夏衍虽然已经获得人身自由，但“黑帮分子”“四条汉子”的帽子还戴着，因而监视并未真正解除，门外依然不时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出现。但得知他回来的消息后，仍然有许多老朋友、老部下跑来探望，比如廖承志、姜椿芳、丁波、程季华等等。1975年8月25日，夏衍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犯有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组织生活，补发监护、审查时期停发的工资。”对此结论夏衍极为不满，开始时拒绝在上面签字，其后在廖承志的劝说下于8月26日签了字。但是实际上夏衍的组织关系并没有立即恢复，所以很多重要的活动他依旧无法参加。那一段时间他闭门读书，天气好时便抱着两只肥硕的大黄猫在院子里晒太阳，过着再平常不过的老百姓的生活。他也曾在北房外的花坛里种过花生和蚕豆，只是果实又小又扁，不过沈芸回忆说他们还是把那样的果实吃到了嘴里。在饮食上夏衍依旧保持着南方风格，春节家人按北方习俗包饺子，他则吃馄饨，还“讽刺”他们刚到第二代就北方化了。偶尔有人送来南方的菜肴，夏衍会兴致勃勃地亲自下厨，那时家人便感觉那间简陋的厨房简直也可因此而“蓬荜生辉”。其时沈芸辍学在家，夏衍便辅导她小学语文课文。与学校教法不同的是他从后往前教，让沈芸感觉字越写越容易，书越读越简单，可惜这种教法一经发现，立即被“纠正”了。夏衍当时还担负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即做每日的猫食，用玉米面和鱼混在一起烧成糊糊，他在炉子上烧猫饭时会让沈芸站在一边观看，有时还会手把手地教她，夏衍不愿养猫、爱猫的传统在第三代人身上失传。夏衍喜欢的猫的颜色依次是黄、黒、花、白，与他相交的画家们无论擅画什么，都会纷纷为他画猫，那些画挂满了夏衍靠床的一面墙，对于他来说，真的是不可一日无猫。1978年冬天，应刚刚复出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的邀请，周扬及其夫人苏灵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沈宁、露非等人出席广东省文联成立大会，并游玩了附近的风景名胜。他们聚集在由陶铸命名的波海楼大厅里，众人纷纷吟诗题字，夏衍也留下了这样一段话：“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余与林林、钢鸣、华嘉等同志经三水肇庆去桂林，哀鸿遍野，未能尽览七峰六湖三洞之胜，今日重游已匆匆四十年矣。同游者周扬伉俪、光年、杜埃诸同志，虽饱尝忧患，然而老而益坚，豪情胜昔，为可慰也。1978年2月夏衍记于波海楼。”只百余字，也无华美的文采，却于轻松、随意间概括了一段沉甸甸的历史。就在众人游兴正浓时，夏衍却悄悄地对周扬秘书露菲流露了回去的念头，原因是他想自己的猫了，后来还是在周扬的劝说下才留下来继续游程。
当然，复出前的夏衍也并非全然系身于生活琐事，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同样与他相关涉、牵动着他的心弦。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这一消息对夏衍的打击是巨大的，自抗战爆发以来，他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奋斗了三十年，几次大的风波中更是得其关爱、保护，而今故人仙去，不能不令这个九死一生的七询老人动容。由于邓颖超的关照，夏衍得以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作最后的告别。那是向遗体告别的最后一日，工作人员已经在收拾灵堂，准备将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夏衍拄着双拐，由儿子沈旦华搀扶着走进灵堂，在那里他并没有流泪，但回到车上却止不住热泪纵流，回到家后依旧难以抑制地大哭。夏衍是个性格坚强的人，他常常对沈芸说自己一生只哭过三次：第一次是1937年母亲去世，第二次便是参加完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第三次则是在1983年得知廖承志去世的那天夜里。浩劫过后，夏衍从不主动和家人提及“抄家”一类的话题，但有一次却忿忿地说：“我和总理的照片是很多的，红卫兵抄家时，我亲眼看着他们在院子里当众把这些照片撕毁、烧掉。”当对夏衍的监视尚未真正解除时，他的行动还依然受到限制。当时夏衍离乡几十年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从美国回来探亲，家人可以去华侨大厦探望，他本人却不能同他们见面。1976年7月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到了北京，夏衍家院子的空地上也搭起了抗震棚，沈宁带着孩子们去上海“避难”，夏衍则不能离开北京，更不准去上海那个是非之地。1977年春天，何其芳去世，参加何其芳的追悼会是“文革”后夏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许多人仍然不敢和他有接触，只有李健吾从人群中挤出来，握着他的手，凝视半晌后说：“见到你，太高兴了。”李健吾同夏衍的交情并不见得如何深厚，大难之后却是他最先在公共场合向自己问候，这不能不令人有所感慨。
1977年年7月，邓小平复出。经过廖承志等人的奔走，夏衍的申诉信通过万里转交到邓小平手中，再经邓小平转给了华国锋、叶剑英，在高层领导人的过问下，夏衍的问题很快得以解决。1977年8月8日，对外文委通知他的组织关系正式恢复，对此夏衍的反应是兴奋的，因为那一年恰好是他入党五十年。只是“四条汉子”的“尾巴”还留着。一日，白桦、吴雪和欧阳山尊邀请夏衍去看白桦的新作——话剧《曙光》的内部演出。幕间休息时，一位锅炉工却在院子里大声叫嚷起来，抗议剧院敌我不分，竟然把“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请来看戏，他甚至要冲进去驱逐这个黑帮分子！1977年9月份，夏衍去了上海，住在瑞金一路的二姐沈云轩家，在上海他特意定做了一只后跟两寸高的“高跟鞋”，这样他便可以丢掉双拐、拄着拐杖行走了，在给友人的信中他称自己是“用一根stick走路”。9月28日，夏衍由上海返回北京，30日出席了国庆招待会，此后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重大的公开场合。
历史行进到了1978年2月，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召开，夏衍当选为政协常委。由于廖承志、李一氓等人的努力，夏衍于4月份被委任为对外友协副会长、党组书记。对此职衔，夏衍曾有过犹豫，终究他年事已高，且身体有残疾，但最终还是在朋友的劝说下就任了。是年5月，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开幕，夏衍在会上作了题为《生活知识技巧》的发言。发言中他谈到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存在的差距，并且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包括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对阶级斗争也许还有一定的生活，但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方面，我们的知识和生活，除少数人外，几乎可以说知道的不多，或者很少，也就是说我们缺少这方面的生活体验。”1956年夏衍曾经因在青年作家进修班上作的一次题为《知识就是力量》的发言而受到过批判，而今复出，他依然初衷不改，强调科学的重要性。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陈云、王震、邓颖超等纷纷复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大计已定，对“文革”错误的纠正工作也在各界各行业相继展开。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词，他在讲话中肯定了“文革”前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成绩，“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的‘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11月16日，夏衍为大会致闭幕词，在文艺界，思想解放不是过了头，而只是露了一点头，离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文艺民主还有一段距离……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五四运动虽然也反对孔孟礼教，提倡个性解放，但并没有把整个盘根错节的封建思想体系彻底摧毁。实践证明，由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在中国还有广泛的影响，加上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长期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和新旧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文艺界要真正思想解放，决不是一个短时期所能解决的事情。
夏衍所言并非危言耸听，作为一位从世纪初走过来的老人，他对封建思想既有理性认识，亦不乏感性的体验，正因为如此，他才对这一阴影对文艺发展的阻碍格外敏感，尤其当它有了各种变体的时候，过去我们往往把“百家争鸣”实际只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的争鸣。但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两家之外的封建主义这一家，却一直在顽固地妨碍着我国社会的前进。因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扫清道路，我认为，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如家长制、特殊化、一言堂、裙带风、官僚主义等等，同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派性一样，都应该归入我们文艺创作的重要任务之列。
除了封建主义这个障碍，夏衍还意识到文艺立法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尽快制定出版法和著作权法。总要有一个法律可循，现在没有一个法律，只要有人一讲好就好，甚至于干涉到无理的程度，连反面人物姓什么也会受到无理指责。”“总之，目前文艺上存在的许多问题，很需要制定一些法律保证。有了法律还必须做到‘言必行，行必果’，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其实，反封建主义也好，立法也好，所呼唤的都是文艺民主，是对尊重艺术规律的渴望，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道理，执行起来则很难很难。
随着一系列拨乱反正的会议的召开，“四条汉子”“文艺黑线”等冤案相继平反，陈荒煤、廖沫沙、丁玲、阳翰笙等人都相继恢复了名誉，但有些人却已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夏衍感觉到需要把被遮蔽的历史重新澄清，还那些未能亲眼见云开日出的人们一个清白。于是，大量的纪念文章、回忆录问世了：《忆阿英同志》、《忆谷柳》、《忆达夫》、《不能忘却的纪念》、《杨度同志二三事》、《悼念田汉》……李子云回忆说1978年夏天她到北京去看望夏衍，当时他正伏在小几上艰难地写着那篇回忆杨度的文章，那些天他似乎很忙，来人、电话、外事活动接连不断。李子云劝他自己保重身体，有些应景文章就不要写了，夏衍则回答说有些话得赶快帮人家说清楚，不然以后查考起来就麻烦了，杨度入党的事，周总理已不在，知道的人已很少了，这些事得对人家负责。1982年，潘汉年的冤案终于正式被平反（潘汉年于1977年4月在湖南去世，他的妻子董慧也于1979年撒手人寰），在此之前，陈云曾找到夏衍要他写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1982年11月23日，夏衍的《纪念潘汉年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也是严守秘密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1951年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了一点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斯人已西归，夏衍惟有在言语的叙说中缅怀这位知交了。这些文字不仅寄予着夏衍对友人的一片怀念之情，更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下一代人的足迹，为后人整理、认识历史提供了一份可供参考的佐证。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逝世，夏衍撰文《哭承志同志》，9月份，乔冠华病重的消息又传来。乔冠华去世后，夏衍并没有写悼文，但在《懒寻旧梦录》里多次提及。老友接连离去，令夏衍难以释怀，而夫人蔡淑馨的病故对他的打击更是深重。
建国后蔡淑馨也曾参加过社会活动，还作过中学校长，后来便一直在家照料子女、操持家务。空闲时练习绘画，作品也曾在美术作品展览会上参展过。她平日与外界接触很少，只同中学时代的朋友沈兹九（胡愈之夫人）、胡子婴（章乃器夫人）、陈宣昭（吴觉农夫人）及上海同济大学教师钱青等时有交往。“文革”中夏衍被抓、家被查抄，极度的忧虑、恐惧严重地摧残了她的身心，久之其性格变得喜怒无常，有时出现幻听幻视，80年代后渐呈精神病症状。1984年10月1日，夏衍应邀登上天安门出席国庆三十五周年典礼，回到朝内北小街的家中才知道蔡淑馨已于睡梦中平静地辞世了。后来在给夫人好友钱青的回信中夏衍写道：“淑馨已于1984年10月去世，时年八十。她受‘文革’刺激，1982年以后即神志失常，时有幻听幻视，去世前已成植物人，所以临终前没有什么苦痛。”“临终前没有什么苦痛”，这大概是老伴的离去给予夏衍的唯一的宽慰。
夏衍一生乡音不改，乡情也是愈老愈浓。1954年随谭震林到浙江视察时，他曾在杭州停留过一个星期，还去艮山门外严家弄寻找自己的故居，也曾到市内和湖滨追忆青年时代的旧游之地，那时除了大街上的石板路变成了柏油马路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60年，夏衍再次回杭时，从市容到工业建设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连“方裕和”“孔凤春”之类百年老店的招牌也不见了。二十年过去，晚年复出后的夏衍更是多次寻机回乡探访。1981年5月23日，夏衍赴杭州主持中国电影第一届金鸡奖、第四届百花奖的颁奖大会，颁奖、座谈、记者招待会……一系列的公务忙完后，他乘车悄然驶出了庆春门。严家弄已经由狭长的街弄变成了杭州近郊的集镇，一切都变得新鲜而又有些陌生，依旧的是旧日情怀。得知夏衍归乡的消息，他儿时的伙伴、现已年近八十的春芳老人特地赶来向昔日的“和尚哥”问候，夏衍一口乡音，回忆起两人从前一同钓鱼、捉麻雀的时光。为父母扫墓，是夏衍此次返乡的一个重要环节。南山公墓，一如平常的肃穆，在儿子旦华、侄孙沈之雄夫妇的陪同下，夏衍缓步登山，父母、兄嫂都葬在这里，只是父母的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破坏，后由沈之雄将其拼接起来，但已不那么平坦光滑了。夏衍曾说：“我想尽管离乡日久，故园之情恐怕是终生难以切断的。”的确如此，1982年4月，夏衍重返杭州。那次他与浙江的戏曲工作者座谈，讨论戏曲改革的问题，还应邀为《戏文》杂志撰稿。那些天清河坊一带的杭州市民有时会看到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在羊坝头附近驻足沉思，那就是夏衍，他在想“孔凤春胭脂店现在到哪里去了？高义泰布庄呢？”1986年5月，在上海为二姐沈云轩做完百岁生日后，夏衍再次回乡，那次他被安排在玉皇山下的汪庄西子宾馆，还同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师生进行了一次座谈。1992年，已过90高龄的夏衍在家乡杭州过国庆，巴金恰好由沪来杭，下榻于杭州创作之家，得知此信息夏衍便在沈宁陪同下驱车前往灵隐寺，因道路施工汽车无法直达，夏衍便坐上创作之家的员工们给他准备的“土滑竿”去见巴金。后数日，获悉夏衍即将返京，巴金在女儿小林陪同下去汪庄回访他，两位文坛老人相聚于西子湖畔，话百年沧桑，也谈到他们共同的老大姐冰心，夏衍还以“熊猫”自谑。那是夏衍最后一次远行，也是同巴金相交六十年的最后一次相会。
不过，晚年夏衍的生活并非仅仅是忆旧、怀乡这些内容，他依然活跃在文艺的各条战线上。第四次文代会上，夏衍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随后举行的全国电影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夏衍当主席，并非只挂空名，他在为中国文艺事业的复苏做着实实在在的工作。鉴于新时期电影剧本的创作在“直、露、粗、多”四大弊病之外又增添了“假”的现象，他不由得再次拿起了改剧的笔。1980年12月，话剧《孙中山伦敦蒙难记》的作者李培健将刚刚完成的剧本寄给了夏衍，夏衍在上面圈圈点点，加了许多批注，还增加了一场戏，随后他将剧本推荐给了中央实验话剧院，作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剧目。由鲁彦周执笔的《廖仲恺》是一部长达十万字的剧作，夏衍为其删去50处，新增内容有460处之多。改剧、扶植新生文艺力量外，夏衍写文章的笔依然没有停，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戏改”，他评论道：
现在一谈京剧改革，开口就是演现代戏，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慎重而仔细地讨论。我赞成京剧可以实验演现代戏，但是艺术上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走极端——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千万不能改掉他的本色和特点。这里也有一个“扬长避短”的问题。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它的长，也都有它的短，唱做念打，用简单的程式来表达最复杂的剧情。
这些都是京剧之“长”，该“扬”而不该“避”……从政治上说，我不反对——甚至赞成你们演一些现代戏，但是我不赞成你们“改”掉京剧的主要特性、个性——这也就是在“扬长避短”之间的一个抉择的问题……京剧不像京剧，评弹不像评弹，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夏衍对戏曲原本并不感兴趣，他说自己一听到锣鼓响就想走开，建国后田汉曾试图培养他这方面的感觉，却收效不大。但一次马彦祥与人谈戏时夏衍不恰当地插了一句外行话，被马彦祥不客气地批了一下，受此“刺激”他才逐渐注意起戏曲的问题。1958年，他写作《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一书时，便涉及了诸多的戏曲理论。新形势下，由于其他文艺样式的冲击，戏曲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因而改革的呼声很高，但改革中也有许多比较激烈的行为，比如将戏曲同现代舞、流行音乐融合，更多地渗入话剧因素等等，对此，夏衍提醒改革者要注意最关键的所在——保持戏曲的个性。
相对于对戏曲改革的语重心长，夏衍的电影评论便显得凌厉了许多。新时期以来，电影创作固然活跃起来了，但佳作不多，尤其是影评，虽然不再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却变得“温良恭俭”。于是夏衍呼吁电影界要多听逆耳之言，而他自己也不吝笔墨，不时抨击影坛恶俗现象：
讲到虚假，演员有个演技问题，如“装腔作势”，故意卖弄之类，但导演和剧本首先规定了演员的表演。张瑜在《庐山恋》中换了多少套衣服，是她自己要换的？她在《巴山夜雨》、《小街》中的表演不是很好吗？但是要她演小凤仙，就难为她了。李仁堂演农民、干部都演得不错，可要他在《子夜》里演资本家，我看就不算出色行当。张金玲、刘晓庆都是很有前途的演员，但张金玲在《黄英姑》中，刘晓庆在《神秘的大佛》中就演得不好。
对于电影改编，夏衍始终抱有很大的热诚，1989年曾就改编《三国演义》一事同徐桑楚交换了意见，夏衍认为这种改编“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不仅要花大本钱，而且要对《三国》作认认真真的研究”，而当时的改编者似乎把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夏衍指出：“拍电影当然要考虑观众的接受能力和欣赏习惯。但今天由我们这一辈人来拍，也不能不研究一下历史——也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和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除了认真对待历史、摆正历史观外，夏衍还就人物、服装、背景、甚至当时的战争法等方面提供了意见，对该片的女性人物设置他还建议除了貂禅、孙夫人、二乔外，还可以加上洛神的戏，总之，他规劝改编者“一要认真，二要考虑到原作的历史局限性，就是要有见解，三要全力以赴，千万不要匆促上马。”
不过，夏衍的批评有时也会招致一些“反批评”。至1985年前后，随着文艺界创新、探索步伐的加大，夏衍感觉到了一些不适应，他始终坚持创新应该鼓励，封建的传统要反对，但优秀的传统要继承。在他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代表的入世的、关心政治和社会的态度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传统的表现，都是应该继承的，而抛弃社会责任感、脱离群众的创新只能是孤芳自赏，对于撇开主题的、单纯的形式探索，他也持保留态度，因此，他欣赏谢晋的导演风格，而对探索片《黄土地》《青春祭》则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黄土地》中去采风的解放军对那个女孩子一点革命道理都不宣传是不现实的，而张暖忻的《青春祭》画面的确够漂亮，但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欣赏。夏衍一向把电影视为“俗文学“是大众化的，孤芳自赏对于电影并不恰当，应该多考虑“下里巴人”的需求。夏衍此论一出，引来诸多非议，有人甚至把“顽固僵化”之类的定性语也使用上了。这令夏衍极为不快，他的不快并非仅只因为自己的言论被人反驳，更是感觉到乱扣“帽子”的遗风犹存。原本他的评论也不过是一家之言，并非将其当作金科玉律强迫大家接受，而反对者却动辄“扣帽子”，人们口诛笔伐声讨“文革”，但对“文革”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并未真正摆脱，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1988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原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致夏衍的一封信，该信起源于夏衍的一次探望。晚年夏衍是医院的常客，一次得知宋振庭住院治疗便前去探望。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对一位文艺工作者的问候，但宋振庭却感慨良久，因“文革“之前他也算是周扬、夏衍的对立面，对于夏衍的来访他是有些诧异的，于是便致函夏衍道：
1957年反右，庭在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文教、电影。在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三中全会之后，痛定思痛，顿然彻悟。对此往事，庭逢人即讲，逢文即写，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是整得两败俱伤，真是一场惨痛教训。对所谓“四条汉子”，庭本不知实情，但以人言喁喁，乃轻率应和，盲目放失。“文革”前庭对周扬同志及我公，亦因浮言障目，轻率行文，伤及长者，午夜思之，恨恨不已……我公高龄八十有四，庭亦六十三矣，病废之余，黄泉在即，惟此一念在怀，吐之而后快，此信上达，庭之心事毕矣……
此信同样给予夏衍以震动，他与宋振庭私交非厚，宋振庭对自己的伤害亦不算最深重，然而恰恰是这位关联不甚密切的人做出了深深的忏悔。1984年9月30日，夏衍在回复宋振庭的信中道：
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我们这一辈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一百年的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知人不易，知己更难……我解放后一直被认为“右倾”，但在30年代王明当权时期，我不是没有“左”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都有。1958年大跃进，我也一度头脑发热，文化部大炼钢铁的总指挥就是我。吃了苦，长了智，“觉今是而昨非”即可，没有忏悔的必要。我在文化部工作了整整十年，回想起来，对电影、外事，由于比较熟悉，所以犯的错误较少，但对戏曲、文物等等则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急于求成，而容易急躁“左”倾。这就是说“外行领导内行”，一定要特别审慎。
夏衍不拒绝反思，比如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他便在其晚年著作《“武训传”事件始末》的结尾他询问道：“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答案，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对于“文革”，他也自有其想法，一次同柯灵的通信中他写道：“当然，经过十年的‘文革’，我确实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是会变的，‘人心’是复杂的。有好几个我几十年的‘老友’，居然为了做官而上了贼船。而另外一些人，却经受住炼狱而保持了坚贞。”对于“文革”，夏衍认为不能将“文革”简单地看作是几个人的问题，而应该从体制的角度考虑。1949年后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人口过多，并且在没有彻底的民主改革和反封建主义的前提下便进行了资本主义的三大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这之后又总是想方设法把社会主义搞得纯而又纯，于是一次次的发动政治运动，甚至希望将血液全部换过，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但夏衍对忏悔却不以为然，他坦称自己是自反而索、九死无悔，这一态度在其自传体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也有所体现。《懒寻旧梦录》一书198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自作者本人的童年、家世讲起，回顾了他从“辛亥”、“五四”至“左翼”十年、抗战及建国后大半个世纪的经历，全书汇集了大量的史料，披露了诸多的历史内幕，共三十余万字，是晚年夏衍回顾、总结其大半生的结晶。《懒寻旧梦录》出版后获得了许多好评，但也有人持批评立场，如李何林便就此书对“革命文学论战”、“两个口号论争”、解散“左联”等问题的叙述提出了置疑，对冯雪峰的看法李何林认为也值得商榷。应该说这场商榷是属于文艺界一次正常的争鸣，双方各自有其出发点和立场。在回忆录的结束，夏衍道：“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当然，能够在暮年‘觉今是而昨非’，开始清醒过来，总比浑浑噩噩地活下去要好一点。我还是以屈原的一句话来作为这本书的结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求索，坚持自己，这是夏衍的个性所在，或许也是他的偏执所在。
1988年11月15日，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夏衍为大会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他再次阐述了思想解放和文艺创作自由的重要性，但对于全然的自我表现、乃至于全盘西化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艺创作是一项极其细致而又复杂的最富个性色彩的精神劳动，创作自由是尊重艺术规律的表现。创作自由和尊重艺术个性，又是建立在文学家艺术家的良知的基础上的。文艺不能从属于政治，但又不能超脱于政治之外。那种脱离生活、游离现实、淡化矛盾的倾向是偏颇的；那种片面强调民族性而泥古不化，反对吸收借鉴外来的文化观念是偏狭的；当然，那种主张全盘西化、生吞活剥、东施效颦的做法是有害的。”现实、社会、民族依然是夏衍所强调的，自然，处于80年代后期的文化语境中这样的观点似乎已经有“过时”之嫌，但对以追求创新为能事的一族也自有其警醒之意义。此次文代会上，夏衍辞去了担任多年的文联副主席之职，此前他也曾经于1985年的第五次电影代表大会上辞其电影家协会主席之职，却未能如愿。不过，夏衍至此已基本无社会职务，一个纯粹的老人，正准备悄然退场。在此之前，他已经开始了谢幕的准备。
廖承志逝世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便由夏衍担任，1984年10月，他应日本九州工业大学（即原明治专门学校）的邀请赴日参加七十五周年校庆。1988年10月，夏衍同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一起获得了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颁发的该年度的“国际交流大奖”，这一奖项设立于1973年，每年对在国际交流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进行奖励，此前已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亚洲协会、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日本著名导演黒泽明等获奖，夏衍是获此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得到这个有些意外的奖后，夏衍连续两次给当时的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罗东写信表示向浙江省捐赠教育基金的想法。在第二封信中（即1988年11月30日的那封），夏衍写道：“嘱沈旦华送上人民币五万元，作为农村中小学——也可以包括学龄前的幼托教师的资助，千里鹅毛，聊表心意。我幼年家贫失学，后来能受到中学、大学的正规教育，完全得力于浙江省人民的资助，十四岁入甲种工业学校，学费是德清县政府支付的，二十岁赴日本，经费是‘甲工’供给的，考取了‘九州工大’，用的也是浙江省的公费，所以这一点钱不能说是奉献，而只能说是还债。”夏衍所还的“债”，并不止这些。
1989年4月，夏衍亲自致信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方行提出要捐献所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我所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打算捐赠上海博物馆。因此公书简，除我的二十几道外，国内只有上博尚有数道也……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也。”夏衍是在文化部任职后逐渐对文物、字画发生兴趣的，《纳兰性德手卷》是他于1960年在琉璃场厂偶然发现的，“文革”中手卷同其他字画一起被抄走，后又在一次举办林彪罪行展览时重新觅回。早在1988年11月30日，夏衍已在致罗东的信中提及捐赠字画之事：
50年代我在文化部时，忽然对文物发生了兴趣，当时运动频繁，我为了“苦中作乐”，迷上了“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的作品，当然，说得好听一点，也有防止若干文物外流的意思，于是我把稿费、版税乃至工资都用到这方面去了……这些书画在“文革”中被全部抄走。三中全会后几经周折，总算收回了百分之八十，点了一下，还有齐白石二三十幅，“扬州八怪”的字画二十九幅……这些东西我的子女没有兴趣，留给他们不仅没有用处，而且可能会流失，所以我也决定捐献给浙江博物馆。
50年代后期夏衍与齐白石相交甚多，齐白石喜欢现金交易，而且尤爱新钞票。当夏衍带着崭新的人民币向他求购时，甚至乐于为他题以“夏衍老弟”的上款。1989年10月，夏衍将包括“扬州八怪”、齐白石、吴昌硕、黄宾虹、张大千等人在内的九十四件字画作品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夏衍声明捐赠不要奖金、不要奖状，只希望能在收藏过的作品上盖上“仁和沈氏曾藏”的印章。1990年底，夏衍又决定将一批珍藏了多年的邮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夏衍集邮的历史很长，早在日本留学时代就已开始。解放初进上海时，还同邵洵美的“新光邮票会”打过交道。那一次他共捐出清代邮票332枚，日本邮品106件，其中有发行于1878（光绪四年）的红、黄、绿3枚大龙大龙邮票，那是中国的第一套邮票。对于夏衍的从容散物，柯灵在一篇纪念文章中颇有感触，并由此联想到了另一位浙江文人李叔同。李叔同在剃度之前将书籍物品分赠给朋友、学生和工友，此后他以弘一法师的身份圆寂，圆寂前他曾留下一偈，言“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对此柯灵评说道：“夏衍是革命艺术家，弘一是艺术家而演化为佛教徒，人生趋向，如南北极，而异途同归。”
处理完身外之物，夏衍还惦记着一件事——继续写回忆录第二部。1986年秋，夏衍的家从原来的朝阳门内北小街迁到西城区六部口一条僻静的胡同里，每天，他坐在一张矮矮的旧藤椅上，借助放大镜吃力地写着，但终究年事已高，只写出了开头的两个章节：《新的跋涉》和《《武训传》事件的始末》。
在度过了94岁生日后，夏衍的身体日渐衰弱，很少抱怨的他也不时发起了牢骚。1994年10月30日是夏衍的95华诞，为此在北京医院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生日庆典，仪式由广电部部长孙家正主持，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到场祝贺并宣布夏衍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生日庆典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夏衍的身体比此前有所好转，但他自己似乎已经感觉到了极限的临近。1994年12月9日深夜，状况尚好的夏衍叫醒了保姆小方，对她说自己要回杭州去了，这一次要一个人去，不要人陪，年轻的小保姆并不知道老人话中的涵义。元旦过后，夏衍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1995年1月20日，他接受了膀胱手术，之后他乘精神尚好时立下了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不搞土葬，不留骨灰，将骨灰撒入钱塘江，他甚至为自己选好了用作遗像的照片。那天下午刚刚从台湾返回的吴祖光前来探望夏衍，他们聊了台湾的景观，夏衍还问及卜少夫（30年代后期曾经在上海中华艺大读书，抗战后在重庆主办《新闻天地》，同夏衍有交往，后去台湾任立法委员。）的情况，他是夏衍在台湾唯一的一个朋友了。与吴祖光的交谈，是夏衍同友人的最后诀别，自1月21日下午5时，他便陷入昏迷状态。2月6日凌晨，夏衍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与世长辞。2月17日，夏衍的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第一告别室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等领导人及各界人士数千人参加。丧仪摒除了习俗中的悲悼成分，灵堂内外没有出现黑黄颜色的纱幔，而是鲜花铺地、满室飘香。正房墙面用30米白绫覆盖衬托着遗照，遗照周围是家人及工作人员用粉白两色相间的玫瑰绢花编成的花环，遗体亦以白菊、红玫瑰两色花瓣铺满全身。他的骨灰盒没有选用出售的那种，而是专门请人设计了锦盒，盒面用白色素花的织锦缎糊裱。送别仪式选用的曲子不是哀乐，而是亨德尔的《广板》，此曲又名《绿叶青葱》，是赞美大树的，旋律凝重、飘逸。
夏衍去世后，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进行了相关的报道，台湾、香港的一些报纸也发表了消息，台湾的《世界日报》报道说：“高龄九十五岁的中国名作家夏衍昨日凌晨4时55分病逝北京医院，遗体送别仪式将于本月中在八宝山举行，家人稍后将尊其遗愿把其骨灰撒落于他家乡浙江杭州钱塘江。夏衍毕生以为人清廉正派受文化界尊崇，他离世前已将自己的所有藏书藏画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家乡浙江省博物馆，所获奖金捐给家乡教育事业，两袖清风地与世长辞。而其名作如《包身工》以及晚年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等将长存世间。”
1995年10月31日，杭州钱塘江面风平浪静，夏衍的骨灰撒放仪式在这里举行。下午2时，灵船驶离浙江第一码头向西徐徐行去，在钱塘江大桥六和塔附近、周浦和富春江江心岛曾作三次停留。菊花、玫瑰、洁白的纸花，一壶黄酒、一包“中华”牌香烟伴着夏衍的骨灰纷纷撒落江中，陪伴他回归故里的还有老伴蔡淑馨的骨灰。
当《懒寻旧梦录》受到批评时，夏衍曾道：“在目前的情况下，盖棺尚不能定论”，学者李辉也概括道：“不管如何，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老头。你可以不解，可以疑惑，或者可以不赞同，但你却不能不惊叹于他的精神的丰富，不能不感慨于一个独特个性的存在，并为这样一个存在而更加敬重他。”郁风在怀念文章中则说：“一个世纪，太疲劳了，他的年轮一圈一圈，刻画着历史的记忆，好梦和恶梦，胜利和遗憾。”
斯人已去，未尽之事且留与后人评说，我们谨以上述几段话结束此传的书写。
综论：时代之子，文化巨匠
“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年代，这又是一个晨光初展的年代；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这又是一个英豪辈出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代，这又是一个积习难改的年代”！在《风雨故人情——廖沫沙的风雨岁月》这篇怀念文章中，夏衍如是感慨道。在《懒寻旧梦录》中，他也曾感叹他所处时代的伟大，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中，他自身也留下了不平凡的人生轨迹。与20世纪同龄的夏衍曾目睹帝制的废黜，“五四”运动激励着他年轻的心，共和国的建立使他信心满怀，“文革”中的磨难也并未能摧垮他，近百年的世事沧桑不仅铸炼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也造就了他睿智的头脑和敏捷的思维，他的一生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紧密相联，“就仿佛是一幅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他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而且“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曲折坎坷、沉浮跌宕的命运折射出中国二十世纪的历程。他是一位革命者，以拳拳赤子心一生报效祖国和人民，虽九死然犹未悔；他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优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是享有盛誉的戏剧作家、报刊专栏评论家、报告文学和杂文作家、外国文学翻译家，他是人民电影事业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他以其营构的独特的艺术世界给世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夏衍谦称自己是文艺园地里的一个杂工，只是干了一些碎活，然而从某个角度来看，他又的确堪称一代文化巨匠，他以其闪烁着华彩的文字构建出一个又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为现代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添加了多彩多姿的一页。
一
夏衍的文字总是积极回应时代、搏击现实，折射出鲜明的时代性和革命斗争精神。
夏衍与那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文学走向革命的作家不同，他是由革命走向文学、为了革命斗争而从事文化工作，他一生的文化活动始终与中国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夏衍在《生活、题材、创作——和九位青年剧作家的谈话》一文中说：“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先是为革命的利益，用文艺作为革命的武器，进行创作活动”。他就是这样一个革命文化人，对于夏衍来说革命是内在自发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他的人生追求和革命追求是统一的，为了革命的需要他拿起了笔，笔是他革命的武器，他以笔为剑进行了七十余年的文化征程。
夏衍象时代的歌者和鼓手，他的作品总是紧紧地拥抱时代的脉搏，他从来不对作品中的人物做静态的描写，从不把人物从时代中疏离出来，不以写人物的一己悲欢为己任，他的大部分剧作如《一年间》、《上海屋檐下》、《心防》《愁城记》等都注目于抗日战争风云下普通民众的生存景观和心路历程，描写在激变的时代中他们最真实的喜悦、愤怒和哀愁；电影《狂流》描写“九·一八”事变后长江流域波及十六省的大水灾；《春蚕》、《林家铺子》表现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经济的破坏；大量的时评通讯就是一份二十世纪的时代风云画卷，《广州在轰炸中》、《粤北的春天》、《香港沦陷前后》、《上海还在战斗》等文字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对战争年代民族苦难的最真实记录。
夏衍创作的时代性特点最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杂文上。夏衍一生写得最多并念念不忘的是杂文，杂文是他文学之旅中一个华彩的乐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辗转上海、广州、桂林主办《救亡日报》，开始他十二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他先后在《华商报》、《大众生活》、《新华日报》等报刊或作评论员，或作专栏作家，发表了大量杂文，建国后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依然为《新民晚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馔写杂文。他是三十年代“最有成绩的杂文阵地的开拓者和杂文创作的组织者之一”，“前后用了数十个笔名，创作了三千篇以上的作品。这在现代杂文史上是罕见的。”杂文以对社会事变做出迅速反应见长，它既有文学的审美内涵又有对现实犀利的剖析和尖锐的思想锋芒，这一特色使得杂文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可以短兵相接的方式直接做出反应，因此鲁迅称它为“匕首”和“投枪”，可以说杂文是意识形态性最强的一种文体。它一方面颠覆和解构意识形态霸权，另一方面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这种颠覆的力量使杂文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并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战斗性和社会性，作为一名革命作家，处于一个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的大时代，面对大多数人民遭受政治经济的双重压迫，夏衍不能不呐喊嚎呼，他需要用一种最直接、最迅速锋利的话语来展现一名革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并且，杂文应现代新闻报刊的涌现而兴，夏衍从事新闻工作使他有近水楼台之利，因此他与杂文走到一起是历史的必然，是一种精神上的链接。夏衍才思敏捷，在长期做地下工作环境艰苦的情况下，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在抗日时期开办了“司马牛”专栏，1946年在《世界晨报》开办了“蚯蚓眼”专栏，所发文章皆针砭时弊，短小精悍，妙语警句传诵一时。
不过杂文与时弊同在，时过境迁，有一些文章现在读来似乎已经失去了作用，但杂文能够速朽却正是夏衍这样的杂文作家的愿望。鲁迅曾在《华盖集·题记》中说：“我知道中国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们作文，绝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因为他知道，这样写起来，与大家有益”，夏衍便是抱定一种旋生旋灭的心态进行杂文创作的，其主旨在于“只要写下来多多少少能代表一点人民的意见”，“会给反动统治者一点伤害”，他并不忧虑自己的作品与被鞭挞的对象一同速朽。
二
夏衍以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贯穿他的艺术世界，他是一位清醒、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
夏衍对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探询是逐步深入的。作为左翼作家，政治信仰使他首先关注作品的意识形态，“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总觉得能在什么地方塞进一点政治去，就表示革命了”，因此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将政治、进步、爱国、抗日等内容塞进作品中，很显然这些勉强掺进去的革命话语很容易游离于文本的内在结构，人物成为作家的政治传声筒，损害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如电影《狂流》、《上海二十四小时》和历史剧《赛金花》、《秋瑾》等，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都被政治的怒涛所淹没。夏衍为此作过深刻的反思：“一方面企图用写实的方法来描写人物的个性和戏剧的环境，而他方面却又不能割舍利用一切可能来象征、影射，乃至讽刺眼前时事的机会，这样手法的不统一，结果是削弱了作品真实感，和破坏了人物的个性”，“这些发挥有时很可能博得观众的欢呼，但在这儿我们眼注意的是剧作家的本领应该是艺术的感激，而不是表面的爱国观念的廉卖”，长期的艺术实践最终使夏衍意识到文学不只是宣传手段，艺术创作必须遵循艺术本身的规律，只有符合艺术规律的作品才真正具有意识形态性。艺术审美意识的自觉，使夏衍成为较早摆脱公式化、标签化束缚的“左翼”作家之一，《上海屋檐下》是其转折点。《上海屋檐下》是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探索的开始，这部现实主义杰作既有政治的骨架、又有平凡生活的血肉，是夏衍对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思想性、艺术性的双重觉悟，此后，他的一系列写实剧作将中国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夏衍现实主义创作追求首先表现为写真实。真实是现实主义作家的生命，只有真实的作品才可以抵御时间之河的侵袭，否则都将随风而逝，夏衍在《卖膏药的必须休息》中明确反对公式主义，因为公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的幽灵在文艺创作中的显现，这与现实主义写真实的创作精神背道而驰；《谈真》一文则认为要写得真实就必须选择熟悉的、关心的题材来写。夏衍主张在尊重唯物主义客观真实的前提下，艺术的、独创地将富有鲜明倾向的思想内容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和典型化的环境、情节、人物性格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而非一味地贩卖政治标语口号。在创作实践中，夏衍不懈地履行着他的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理论主张，李健吾便曾指出“《上海屋檐下》的尝试是成功的”，因为“夏衍先生站在现实这边”，作品是从生活中“打了一个滚儿”，观众“看到一个生活片段面，天天在演悲剧，似乎没有力量成为悲剧，如今一个作家自然而又艺术的把平凡琐碎的淤水聚成一股强烈的情感的主流。”这之后的《水乡吟》、《愁城记》、《一年间》、《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电影《林家铺子》、《祝福》都选择他熟悉的人物和环境作为描写对象，书写时代背景下真实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精神世界，于生活的真实性中溶解了政治倾向性，连对“左翼”话语并不认同的现代文学史家司马长风也认为夏衍的政治性“从表面不容易看出来”，因为“在左翼剧作家中，夏衍是颇能谨守现实主义原则的人……他较能照顾实际生活的土壤，尽量给剧中人以个性和血肉，包住政治的骨骼。”
夏衍现实主义创作的另一个表现特色是对底层人民，尤其是普通知识分子与小市民生存状态的人道主义关怀。他关心这些人在现实重负下的艰难挣扎，关心他们最基本的生存境况。人必须以“活者”为基础，离开这一基础，一切都是空洞玄虚，夏衍自己“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负和奚落”，深知在那样一种社会条件下，一般平民百姓要艰难求生是多么困难，因此他在作品中就不能不倾心描写这些人平淡而灰暗的人生，不能不打心眼儿里同情他们为求生而做出的看似卑微但性命攸关的生存努力。正是基于对人的求生意识的高度尊重，他描写那些在社会凌辱贱视下象张曼曼（《都会的一角》）、施小宝（《上海屋檐下》）那样不得不出卖肉体的女性，描写那些在生活捆扰下象石咏芬（《芳草天涯》）、杨彩玉、桂芬（《上海屋檐下》）一样苦恼无助的家庭主妇，向李陵碑、林志成、赵振宇等一群小人物报以同情的鞭挞。他的同情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他书写真实的情感没有被机械的阶级论束缚，他对“人”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体现着“五四”精神的传承，而情感与理性所形成的张力恰又成为夏衍作品的魅力所在。人道主义赋予夏衍作品以思想的穿透力，有些在当时被认为是失败的（如《芳草天涯》），但它们却承受住了时间的洗刷，时间是炼金石，它终究宣告了真实的生活与情感的胜利，宣告了夏衍现实主义的胜利。
三
夏衍在《卖膏药的必须休息》一文中说：“是艺术，所以要创造！”他反对象卖膏药和留声机一样的公式化的、人云亦云的文学，强调艺术的独创性。作为一位革命文学家，他敢于探索，勇于创新，他独具魅力的艺术世界是斑斓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绚丽的一笔。
艺术要具有独创性，作为艺术家就必须具备创新精神，这种精神时时体现在夏衍的艺术创作和工作中。电影传入中国后一直被资本家把持，资本家将其作为赚钱的工具，一味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使得电影一度成为与新文化现代意识隔绝的“化外之域”。但是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影在大众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宣传先进文化的有力武器，因为：“一部小说看的人最多不过几百万，一出舞台剧演一年也不过几十万观众，一部电影首轮上映就可以有上千万观众”。因此，在上一个世纪三十年代，夏衍义无返顾地执行党的任务，进入了电影圈，他以创新精神，披荆斩棘，从一个外行成为电影剧作家、“左翼”电影领导人和组织者，推动了中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并在使鲜明的政治倾向与民族化、大众化融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所积累的经验对当今的电影事业依然有借鉴作用。
夏衍在明星电影公司作编剧顾问是一次政治行为，因而他的一系列电影剧本都是配合当时政治斗争的“左翼话语”而创作的。“左翼”文艺在三十年代的发展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因为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潜藏在这个古老民族心中的“民族意识”觉醒，在这种救亡图存以及对国家前途充满政治焦虑的文化语境中，人民需要斗争的激情，作为新文化的延伸的“左翼”文艺，它所蕴涵的蓬勃的斗争精神恰和当时的语境相吻合。无疑这种文化语境为电影的“左”转提供了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仅凭赤裸裸的政治宣传和直接意识形态的灌输就可以吸引观众，电影的大众传媒特性要求这一艺术形式必须具备一定的通俗性，必须能够为大多数观众所喜闻乐见；同时“左翼”电影的政治表达并不自由，它不仅要经过国民党严格的政治审查，而且必须为资本家带来商业利润。夏衍在三十年代创作的十余部电影中，不仅充分表达了左翼无产阶级革命话语，而且为适应环境、满足资本家的要求，在话语表达的商业化包装方面也做得很成功，他借鉴“好莱坞”电影的商业手段，将“左翼”革命话语包裹在娱乐的表象下，如《狂流》中阶级矛盾外便夹杂着一条很具商业卖点的爱情线：刘铁生与富家小姐秀娟的自由恋爱，两者间的情感坎坷既可以表现情感的阶级性并且符合中国传统的“穷书生与富家女”的传统叙事模式。作者在这条恋爱线索上还加入多角恋爱的纠葛，这样不仅可以躲过国民党的政治审查而且与观众的民族审美心理相吻合，使之在美国电影称霸的上海滩获得了成功。夏衍在“左翼”电影和商业化的合作中成功地解决了政治先进性与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之间的问题，当下民族电影在全球化、商业化的语境中面临外来文化和商业利益的双重挤压，因而困境丛生，夏衍当年所开创的思路对其应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夏衍不仅注重艺术的政治性，他同样注重政治性话语的表达方式，尊重艺术自身规律，他努力探询不同艺术类型本体的规律。在夏衍之前拍摄电影没有脚本，一般只是一个故事梗概，拍摄时现场发挥，因此拍成的电影很难有完整的文学构思，人物的刻画及故事情节往往是断裂的、甚至是矛盾的。夏衍认识到“一部剧的成败，大部分系于剧本，剧本实在是电影的基石”，他创作的《狂流》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较完备的电影脚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意义。夏衍还通过对蒙太奇、闪回、剪切等电影技巧的研究，最先探讨了在叙事上电影与小说的内在联系，因为戏剧受时空严格的限制，而电影则可以运用回想的方法来进行时空的转换，这样就打破了亘古不变的线性叙述方式，为制造更精巧的电影世界开辟了道路。
凭借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和遵循，夏衍在艺术创作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冷静客观，蕴而不露，洗练、含蓄、素雅，表面上象生活一样平淡，骨子里隐藏着深沉的时代底蕴和民族的心理潜流，“有如龙井茶中加上一颗橄榄，喝起来是淡淡的香甜，微微的苦涩，清芬、隽永，余味无穷”、“淡而有味”。他很少写英雄人物，而更多地注目于小人物；在情节设置上，他喜欢“冷戏”，屏弃离奇的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不作奇巧和偶合的追求；在矛盾冲突设置上，他不采用人为的戏剧化，很少悬念、突转、巧合等技术手段，只将小人物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将生活的原生态一一道来，在这些最真实的生活中寻找诗意。同时夏衍以严肃的心理写实手法，倾心挖掘人物的心灵，为我们描绘出时代激变下平民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通过行为细节、停顿等暗示他们内心的悸动，加之他擅长景物描写，为其作品笼上了别具一格的抒情风格。
四
在《乐水》这篇散文随笔中，夏衍曾详细的谈到作为二十世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内涵。他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性，知识者不能遗世要入世，要成为“一个有实行力的作者和斗士”，并且他认为知识分子要象水一样能够适应环境，在任何情况下都够存在；但适应环境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主张，改变自己的本心，而是“信仰要坚固，生活要圆转”，就象水一样“质要硬，形要软”，质硬因此“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够作坚韧的奋斗，形软则在任何环境都可存在和深入，夏衍一生就是按照他所诉求的这种精神去身体力行的。
夏衍是一位革命文学家，革命是第一位的，但本质上他依然是一位知识者，文化人，他身上体现着知识者和革命者交融的人格特征。知识分子精神品格一般被分为两部分，一是公共性、社会性，一是独立性和批判性。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公众的代表，他们必须超越个人，深切关怀国家、社会甚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他们必须具有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因而夏衍认为知识者要勇敢地参加社会活动，而不能孤高自赏。在《历史剧所感》一文中，夏衍将社会比作一头巨兽，处在猛兽群中，知识分子必须维护真理、正义，哪怕冒着被裂为齑粉的危险。同时知识分子还应该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作为人类精神的代言人，他必须具备理性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这种独立的人格特征就是夏衍提到的“质硬”，一种坚定的人格操守。三、四十年代当许多作品成为政治讽喻的工具时，夏衍坚守自己的民间视角，从小人物、小市民的生活与精神中折射时代风云变迁；建国后一度异常的政治氛围也未能阻止他独立的思考，对于题材要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文艺的作用是感人而不是训人、要重视技巧等文艺主张他坚守如一。但另一方面，夏衍也有他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左倾”盲动主义、教条主义给他以束缚，在工作和文艺创作中或多或少地留有“左”的印痕，在他的身上，充满了矛盾。晚年的夏衍曾对此进行过痛苦的思考，他说：“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者，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这是何等辛辣的批判啊！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三十年代的那一段历史，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批评吗……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这种思考是艰难的，但夏衍还是迈出了这一步，反思和自审贯穿着夏衍晚年的时光，这也是他知识分子身份的自觉。
回望夏衍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人生的坎坷、命运的曲折他都坦然面对，对荣辱得失一笑置之；他坚韧理性，是生活和革命的强者，就象他所说的水一样，虽历经千折百曲但方向不变。他承传“五四”精神，深刻剖析中国千年的封建思想，呼吁民主与科学，同时他也冷峻地剖析自己，他坦言自己在“左”风压人的时候，有违心之作、歌德之词，写的东西大部分是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但他不粉饰和掩盖这些作品，而是把它们收入集中，让这些历史的斑痕以其原生态呈现于世人面前。他发现了自我也超越了自我，他以自己漫长的人生之旅向世人展现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所达到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