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0年10月30日（农历9月8日），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27号）沈家，一个男婴降生了。这是沈家的第八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夭折），其时父亲沈学诗已年过不惑，他为这个“老来子”取名乃熙，字端轩，这就是日后在现代中国的戏剧、电影和新闻领域都成绩斐然的夏衍。夏衍出生之时，正是中国饱受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那一年八国联军一路攻入京城，给现代中国史重重地抹上了一个耻辱的印记，更令诸多有识之士对满清政府彻底绝望。就在这耻辱和绝望中，一股新的、革命的力量正在悄然崛起，它将引导着中国进入一个别样的天地。历史在那样一个灾难之年行进到了它关键的转折点，只是身处其中的人们未必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刚刚降临人世的夏衍自不待言，不过生于如此艰难时世，却注定了他与时代、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命运。
关于夏衍的出生地，据其孙女沈芸介绍应为浙江仁和县，仁和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由原钱江县更名而来，在宋、明、清三代都是杭州的发展中心，辛亥革命后上城钱塘、下城仁和合并为杭县。夏衍有一枚收藏章，上面所刻便为“仁和沈氏曾藏”。此印章为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1976年去世前的绝作，原设计的印文是“仁和沈氏珍藏”，夏衍请他将“珍”字改为“曾”，并解释说此字意味那些珍品只“曾”在他的画柜里收藏过，但不会永远归他所有，总有一天会捐献给国家的。
沈家祖籍河南，宋室南渡时移居江南，“经南宋、元、明、清王朝，至清朝末期，已成为相当富裕的中产地主阶级”并兼有中层官吏的身份，在当地可以说是很有影响的大户人家。沈家在仁和广置田产，还出资在严家弄西面修建了一个寺庙，名为“月塘寺”。但经太平天国战争后，沈家迅速衰败：城内骆驼桥的房产被焚毁，严家弄的房子则一度被太平军陈玉成部属作为指挥所征用，夏衍祖父沈文远也在混乱中被太平军俘去，因其知书识字而成为陈玉成的记室（秘书）。太平天国失败后，陈玉成派了一个“小把戏”（小鬼）护送沈文远回到杭州，归乡后的沈文远不久也曾考中过举人，但未曾为官。沈文远娶妻余杭章氏，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堂妹。沈文远生有三子三女，长子沈学诗，次子及一个女儿夭折，所以童年夏衍的记忆中只有大姑母、二姑母和四叔父。大姑母嫁樊家，住在杭州斗富三桥；二姑母嫁李家，安徽人氏。樊、李两家都为官宦人家，夏衍回忆大概是道台、学台或是抚台一类的官员。夏衍十二岁时，大姑母过世，但樊家仍与沈家相往来；二姑母死于安徽，姑丈续娶了一位安徽籍的女子，但这位女子对沈家一直颇多照顾，直到夏衍赴日留学，沈、李两家仍交往不绝。四叔父在苏州衙门做事，家境并不宽裕。至于祖母的娘家章氏一族，在夏衍童年时已无直接来往，不过逢婚丧大事互相通知、致送一份礼仪而已。
沈学诗，字雅言（用杭州话来读即为“夏衍”），是一个迂阔而比较恬澹的人，秀才出身，曾去应试而未中举，从此放弃功名，在家中读书自娱。他的书柜中摆满了各类书籍，除经史子集外，还有《七侠五义》、《天雨花》、《再生缘》等杂书，这些杂书顺理成章地成为夏衍的幼年读物，也为他将来走向文学之路铺就了第一块基石。沈学诗对医道颇多理解，且收集了许多民间验方，但并未正式行医，只在乡间为熟悉的乡亲治病。也有人请他去坐馆（即当私塾的教师），他婉谢不就，如此坐吃山空，家境没落之势更甚。夏衍三岁时，父亲沈学诗于除夕之夜突然中风身亡，终年四十八岁。和现代文学的许多作家一样，夏衍也遭受到了幼年丧亲之痛。
沈学诗过世后，家庭的重担便压到了夏衍母亲徐绣笙的肩上。
徐绣笙是德清人氏，夏衍称她为“性格奇特的人”，当然并非意指其性格有何怪异之处，而是对其非同一般的坚强表示惊讶。徐绣笙不信佛，也不敬奉耶稣，她以自己的辛勤劳作支撑着七口之家，以直面现实的态度为儿女们提供精神动力，夏衍宽厚而坚韧的个性的形成，与母亲的影响密不可分。徐绣笙是养蚕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二蚕”，此外她还种菜、种豆，饲养鸡、鸭以贴补家用。尽管她苦苦支撑，终难维持一家的生计，长子乃雍早已去德清做了学徒，不得已又将三女儿琴轩送给苏州的四叔父扶养，同时仍然还需接受亲戚的周济方可维持。常给予周济的便是夏衍的大姑母和二姑母及母舅徐家，而所谓周济，也不过送一些衣物或借十元、五元的现金，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沈家的困境，却也可解其燃眉之急。徐绣笙识字不多，但熟知许多掌故和三国、水浒等故事，尤其酷爱戏剧，不论京剧、绍兴大班，她都一定要看，而且要看到最后一出，夏衍对童年时母亲带他和四姐到杭州城站的戏院看京戏的经历多年以后仍记忆犹新，这或许便是他与舞台的最初结缘吧。
除去母亲徐绣笙，二姐云轩也对年幼的夏衍疼爱有加，姐弟深情一直维系到晚年，倒是大哥沈乃雍（字霞轩）对夏衍不甚爱护，也许是年龄相差过大（他长夏衍十八岁），或许是长子身份使他过早地承受了生活的压力而磨损了对弟弟的温情，总之，在乃雍那里夏衍未曾领受到多少手足之亲。这于夏衍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或许是自幼生活在女性关爱中的缘故，夏衍气质中多了几分温婉、阴柔，由人至文，其戏剧、其散文都不乏此特点。
当时的严家弄是一个小村子，除了街头两端的两座寺庙有时还显得热闹外，街上并无店铺，甚至连一家豆腐坊也没有。严家弄一带的居民多是手工织绸的工人和种菜的农民，因而夏衍结交了许多农家伙伴。严家弄向东四五里，便是奔腾的钱塘江。滔滔江流，配以青山秀水，加上河塘、山野中一群朴素无华的农家伢子，构成了夏衍的童年世界。
作为母亲最疼爱的幼子，夏衍的教育得到了徐绣笙极大的关注，但其少年求学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六岁时他先入村中的私塾念《三字经》《论语》《孟子》等书，一年多后因大姑母的干预而转入杭州城里正式的学堂“正蒙小学”，课程除去旧学外又新加了算术、修身、体操等。正蒙小学的学习生活持续了一年多，因姑母的夫家与夏衍家境相距悬殊，一方面唯恐引起不必要的闲话，一方面担心与阔绰的表兄弟相处令孩子产生自卑心理，徐绣笙断然决定让夏衍退学，回到家里以一本《幼学琼林》作为自学读物。年事渐长的夏衍开始学着帮助母亲做农活，采桑、养蚕、种蔬菜，还养了几口猪，尤其养蚕的经历对夏衍影响至深，为其后来改编茅盾的《春蚕》提供了鲜活的切身体验。同时他的心灵世界也在日渐丰富。那时沈家虽已破落，仍居住着一座大宅子，即先前兴盛时下乡祭祖的临时公馆——“八咏堂”，那是五开间七进深的大院，除天井花坛外，宅后还有一座花园，空房尘封，狐狸不时出游，它们与祖坟墓地几人方可合抱的大香樟树共同组成了一副残败、幽暗的图景。后来长兄乃熙在这座宅子开办过一个现代式的工厂，用新式机器织杭纺，浙江丝绸业凋落之后，机子也便停止了转动。对于衰败的故园，夏衍一直怀有一种类似“樱桃园”的情感，1939年他还拟就了一个三幕剧的提纲试图将此感受展现于舞台，终因故未能如愿，但在散文《旧家的火葬》中这一遗憾得以补偿：“那一年，哥哥要把母亲卧房侧面的果园改作屯茧的仓库，要把‘果园’的枣树或桔子树砍掉，他们之间曾起过一次很大的冲突，但是结果是母亲失败了，我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青葱的枣树园已经变成了煞风景的‘茧灶’了，我虽则不曾亲耳听见丁丁的伐木声音，但是《樱桃园》最后一场的主人公们的心境，我是感受得到的。”在“文革”中被“监护”时期，夏衍仍常常梦到他出生的这座旧屋，不仅房子结构和陈设，连某一快地板已经朽折，某一处墙壁已经剥落，甚至幼年在后院的一棵桔子树上捉金龟子的情景也历历在目，可见其故园情深。抗战时期，“八咏堂”被日伪征用，并在那里开办了“正大茧厂”，后被游击队烧毁，“八咏堂”就此不复存在。
与“八咏堂”的幽索和衰败相映衬的是时代大潮的涌起。1909年，浙江杭嘉铁路通车，杭嘉铁路是浙江著名立宪党人汤寿潜等策划建造的沪杭铁路的一段。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铁路之传入中国社会，不仅仅是交通方式的一大改善，更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吸纳、接受，是“实业救国”思潮中的一个典型事件。随着铁路线的延伸，中国公民的视野被引向了广阔的现代世界，它带给国人的震撼是强烈的，对此夏衍在其自传《懒寻旧梦录》中描述到：“通车的那一天，整个杭州——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我母亲也很高兴地带来二姐、四姐和我，背了长条板凳，带了干粮（南瓜团子），走了两里路，到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的空地，排着队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晒了两个多钟头，好容易看到一列火车从北面开来，隆隆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融成了一片，这个大场面，尽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现在依旧记忆犹新。”幼小的夏衍对铁路除了新鲜、好玩外，不可能有其他更深刻的领悟，但铁路的确正和其他力量一道，承载着杭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朝向现代社会迈进，夏衍个人的成长也被裹胁入这一潮流中。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其时夏衍和母亲正暂住于德清舅父家中，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呼应了这一划时代的事件，这便是夏衍的“剪辫风波”。其实夏衍的剪辫，多半是出于表兄的怂恿和激将，是少年人的一时冲动之举，谈不上什么自觉性、意义之类，却为我们理解夏衍的个性提供了一个例证。母亲称夏衍为“洞里猫”，大概指其拘谨、内向，但其内核却也相当果敢、刚烈。莽撞之举引来慈母的暴怒，舅舅痛责了儿子，夏衍也被禁闭在家，闭门思过。此后夏衍便在舅父的安排下进德清县高等小学读书。
夏衍的舅父徐士骏，也是一个不第秀才，中年经营商业，是德清的地主兼工商业主，开有酱园，并在一家当铺拥有股本，与胡、俞、蔡四姓并称为德清的“四大家族”。德清是浙西北的文风鼎盛之地，常开风气之先，1901年许炳堃和蔡焕文便在德清城关镇内创办了一家用新法教授的“务本学塾”，1904年在当地士绅蔡焕文、程森、施涵、徐士骏的呈请下，“务本学塾”正式改为官立小学堂，这一学堂后来演变为现在的德清城关镇第一完全小学。夏衍的入德清县高小就读，可以说是其人生道路的一个关键之点，正是在这里，夏衍不仅得以进一步接受正规教育，而且得遇他的第一位恩师曹绪庄先生。曹先生是德清高小的校长兼国文教师，为人严肃，但对聪慧好读的夏衍青睐有加，其后夏衍能够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就读也与曹先生的大力推介相关，并且曾给予夏衍以相当的经济资助。德清高小左侧有一座“明伦堂”，是当地祭孔的地方，凡德清出身考中科举的人，在这里都有一块匾额，写有状元及第或某某人在某年中试之类的字样，曹先生经常带学生来这里参观，以资鼓励。在德清高小就读期间，夏衍的住食由舅舅供应，学费则由两个姐姐分担（夏衍大姐嫁给母舅的长子徐梦兰，四姐嫁母舅第五子），生活依然是清苦的。并且少年离家的孩童内心也难免凄凄惶惶，此时养猫便成为夏衍的一大寄托，终其一生，只要有可能，夏衍都与猫时时相伴，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1914年夏季，夏衍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完成了德清高小的学业，也结束了寄居母舅家的三年多生活，重新回到杭州，回到母亲的身边。但亲人的团聚弥补不了经济的困顿和对个人前途、国家命运的茫然感。是时国际风云变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国也正在经受着新的动荡和磨难：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日本乘机提出了意在吞灭中国的二十一条……那时的夏衍经过三个阶段的学习，已经不再是不谙世事、懵懂无知的小儿了，他从老师、同学、表兄弟等处陆续了解到“明治维新”、“戊戌变法”等事件，开始关注欧战以及中国的情势。但这些毕竟与尚未成年的夏衍有一些距离，更为切近的仍然是生计问题。暑去冬来，半年的时间悠悠而过，一个寒夜的思考后，年仅十四岁的夏衍决定进城去找工作。那时由于欧战的刺激，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发展的机会，浙江又是丝绸之府，丝纺染织业较为兴旺。不久，夏衍便在太平桥附近的泰兴染坊找到了做学徒的活计，虽然没有薪水，但总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也算是一个存身之所吧。母亲徐绣笙默默地接受了夏衍的决定，却又独自在黑夜里黯然神伤，为一代书香门第在自己手中的完结而伤感不已。此时年轻的夏衍早已跨越了伤感，怀着一种新鲜感投入到新生活中去了。
泰兴染坊包括老板、帐房在内共十四个人，分为练、染两部。夏衍凭其忠厚勤恳而获得了人们的好感，加之他受过正式的教育，老板和帐房更是另眼相看。但夏衍并未就此感到些许轻松，相反的，他看到了更多的苦难与愁闷。当时染坊尚无机器，全靠工人的手工操作，十分辛苦。工人的手因为长期与高温碱水接触，整个手掌都结成了一块大趼，再加上碱的腐蚀，厚趼上就出现了许多发了蜂窝似的孔点。这些挥之不去的孔点一再显现于夏衍的脑际，所以五年后已入浙江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他旧地重访，对泰兴染坊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详尽调查并写成《泰兴染坊的调查》一文阐发自己对民间染织业的见解。在泰兴染坊，夏衍安分守己地做着学徒，期望做到“满师”便可领到微薄的薪水以奉养老母，而不敢奢望其他。就在此时，幸运之神眷顾了他。
1915年，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被晋格为公立学校，省内每个县都有选送两名公费学生的机会，学费由各县政府支付。夏衍在德清高小时品学兼优，加之母舅徐家的影响，夏衍便被幸运地选为德清县的一名保送生。短短半年多的学徒生涯结束了，夏衍向泰兴染坊的工友们告别，一向不苟言笑的老板也为这个孩子的幸运而兴奋，他甚至包了四角小洋的红包给他这个学徒作为贺礼。可见读书对当时人仍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读书人也因此而受到格外的礼遇。泰兴染坊的生活是夏衍真正走向社会的起点，在这里他不仅了解到下层人的众生态，更对中国的工业、经济等社会状况有了初步的印象，是其人生的一大积累。
1915年9月，夏衍入读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开始了他五年的中学生活。
“甲工”最早创办于1911年，其前身为浙江中等工业学堂，设有机械、纺织两科，学习期限为三年，辛亥革命期间学校一度因经费断绝而停课，1912年恢复课业，改名为浙江公立中等学校，1913年再次更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增设了染色、化学等专科，学习期限延至四年，另外还设有一年预科。“甲工”的创办人为许炳堃，德清人氏，亦是夏衍就读的德清高小创始人之一。许炳堃是清末最早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曾任学务公所专门委员兼劝业公所科长，一次在验收设于原铜元局的劝工场时，发现那里贮存着铜元二十余万，并且房屋、动力、金工、铸工、锻工各工场俱全，于是呈请开办工业学堂。当时的浙江省是全国工业发展较快的几个省份之一，民族经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经济的起步，带动了省内民族资产阶级与外来入侵势力抗争的信念，加以濒临上海这个大都会，使浙江时常得以率先领略时代风气。许炳堃笃信实业救国，对工业教育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甲工”不独成为浙江省实业救国思想的发源地，更是实业人才的输送地。
“甲工”坐落于浦场巷场官弄报国寺（今大学路），学校四面被护城河环绕，河畔伴有青山，还有一面与旧城墙相连，清幽、古朴，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办学之处。“甲工”设有教师和学生宿舍以及学校工厂以备学生实习之用。“甲工”办学课堂讲授与实践并重，每周授课十四小时（包括体操、图画），实习则有十八时，较之一般中学，“甲工”的课业相当繁重，且多用原版的外文教科书，故而令许多学生吃不消。不过从中亦可见许炳堃等一批“事业救国”人士对民族振兴、赶超西方列强的急迫心态。许炳堃看重实业，不过他并不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而是立志培养“有见解有技术的工业人才”，同时他要求学生应该有“坚强之体魄，健全之道德，正确之知识，果敢之精神，敏治之动作，娴习之技能”并敦促学生七戒（戒欺、戒妄、戒虚、戒浮、戒骄、戒奢、戒惰）。从这些规章、戒律中可知许炳堃重人尤甚于重技术，他试图培养的是既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又有胆识、德行且体魄强健的人才，其办学之道既承继古人修身之遗风，又接受了现代科学的洗礼，因而卓富成就，也正因此几十年后夏衍对“甲工”依然心怀感念。
许炳堃为“甲工”聘请了一批名师，如关振然、陈建功、谢迺绩、徐守祯、杨杏佛等，其中国文教员谢迺绩对夏衍影响极大。谢迺绩，字印三，书香子弟，绍兴人，1904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07年回国，1915年经人介绍到“甲工”任教。谢迺绩早年参加过光复会，对革命抱有同情心，对革命领袖徐锡麟、秋瑾等人更是钦佩，他公开宣称徐锡麟为“吾师”并在课堂上宣讲秋瑾的事迹，评赞秋瑾是“女界豪杰，千古一人”，认为应该在中国历史上给以大书特书，尤其为故乡绍兴拥有如此一位女中精英而觉荣耀。对于夏衍这些青年学子们来说，此番言论可以说得上是振聋发聩，夏衍一生敬仰秋瑾，三十年代更以其事迹为题材写成《自由魂》一剧，其发源多半便在此处。谢迺绩对夏衍的影响不止于革命思想的熏染，亦有为人为文的教诲。谢迺绩以文章的平实明确为要义，注重实用，对“纯尚辞华及以翻腾架空见长而按实际无甚意义者，或文字虽美丽而陈义过于陈腐者皆所不取”，对于他所钟爱的夏衍，谢迺绩亦以此为原则。1916年冬，黄兴、蔡锷相继去世，杭州举行了隆重的联合追悼大会。全市学生都去参加。事后夏衍写了一篇名为悼念、实为反对专制政治的文章，文章慷慨激昂，夏衍也自觉痛快，但谢迺绩先生的评论却是“冰雪聪明，惜锋芒太露”并特别找来夏衍谈话，询问他是否读过《东莱博议》之类的书籍，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谢迺绩师语重心长地告诫夏衍还是先读《古文观止》这类书打基础为要。1980年2月12日夏衍致谢谷沛的信中对此事颇有感慨，感激先生的“诲人不倦”。夏衍多年在白区从事革命工作，不可“锋芒太露”的教导对他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于“甲工”的生活，夏衍自我感觉是比较幸福的时期，当然其中也不乏阴影，阴影依然来自贫困。他常常因为不能按时交纳学杂费而被公榜催促，同时他也因成绩优秀而时时上榜受到表扬，同学戏称他为“两榜进士”，内中几多辛酸，也有小小的得意。但此时的夏衍已不再过多地纠缠于这些，他的视线被更精彩的世界所吸引。
“甲工”图书室的报刊有限，只《之江日报》《浙江民报》《申报》等几种，不过学生中间已经在悄悄流传《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刊物，宣传新思潮的文章也常可读到，因此夏衍他们亦逐渐接触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新名词。1918年夏季后，夏衍更从“甲工”已毕业的学长汪馥泉和褚保时那里看到了《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刊物，随着新文化运动视野的介入，明伦堂、状元及第、光耀门庭等黯然失色，许炳堃校长只问实业、不论时政的训诫也被冲破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5月6日，消息传到杭州，之江大学、工业学校、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一中学等校积极行动起来，酝酿成立学联，这之前举行了预备会议，夏衍亦积极参与。5月8日和12日，杭州学界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其后又发起了坚持日货活动。学生激烈的行为激怒了官方，决定对学生结社集会一律禁止，对行为突出的工校学生更是要严加制裁。学潮也惊动了“甲工”校长许炳堃。他紧急召集学生开会，以自己日本留学生的身份殷殷告诫大家不要采取过激行为，而应该努力学习制造出国货，只有有了国货，才可能不用日货，这才是最根本的抵制。作为一校之长，许炳堃对学生是爱护的，故而他虽不赞同学潮，却也并未过多追究参加者的责任，只是群情激奋的年轻人，未必能体悟到先生的良苦用心。
运动的激情过去后，夏衍于暑假中做了一件扎扎实实的工作，即重返泰兴染坊进行社会调查，此次调查的成果便是前文已提及的《泰兴染坊的调查》一文（该文发表于1920年出版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会刊》）。夏衍认为此文是他一生中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夏衍最早的散文著作，只是文章凸显的不是文学性，而是重点表达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文章对染坊的设备、染料、操作程序等一一进行了具体描述，对中国传统的“染色”工艺做了精当的剖析，并得出结论说：
他们虽则没有相当的学识，却有极经济的方法，和极熟练的技艺。种种工作含有科学的意味，但是因为没有学识，所以只有死守旧法，没有积极的进步。
当时西方新式的染色工艺已风卷中国，对旧式染坊构成了相当的威胁，夏衍此论，既道出了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的特色和缺憾，亦不乏对其命运的忧虑。虽然尚未明确指出，他已感觉到了西方这一强大的压力，后来改编茅盾的《春蚕》时，这一压力则得到他有意识的强化，而中西方的二元对立及对中国民族独立的追求则始终是夏衍关注社会、投身革命的精神动力源。但夏衍也一再提及中国旧式染织业的“物美价廉”，赞叹中留恋之情溢于言表，一面迎着新时代前行，一面又向已经逝去的旧传统频频顾念，这也是夏衍的一种特色，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瞻前顾后”增加了其人其文的魅力。
染坊调查结束后，新学期也便开始，新的行动也在酝酿中。9月起始，浙江省立一中的查猛济、阮毅成与“甲工”的汪馥泉、蔡经铭、夏衍等十几人筹备编辑一份刊物，10月10日刊物正式出版，取名为《双十》。《双十》是一张八开的铅印小报，主旨为传播新思潮。刊物一出，便引起了此前也参与过学生运动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们的注意，施存统、傅彬然等人相继加入进来。后来，他们感觉到刊物名称与其宗旨不符，便将《双十》更名为《浙江新潮》，于1919年11月1日正式发刊，印刷经费由同学们和“一师”的教员自由捐助。在发刊词中，《浙江新潮》宣布了刊物的四种旨趣：“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东西，建设自由的、互助的、劳动的社会……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由其发刊词可见《浙江新潮》主要关注的是社会改造、思想批评等问题，在伦理道德上则反对祭礼、反对封建的孝道，反对买买婚姻。总之，在政治、法律、风俗、习惯、宗教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批判的立场，而这种姿态与当时正如火如荼展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相一致的。夏衍是编辑队伍中的小兄弟，他的职责是将出版的刊物装信封、写地址、贴邮票，然后分发，他常常同伙伴工作到深夜才离开。同时他也是热心的撰稿人，曾经在《双十》创刊号（1919年10月）上发表过《评杭州的四家日报》（指《之江日报》《全浙民报》《浙江民报》《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这四家报纸）并因之受到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点名褒扬。为瞒过校方的监察，夏衍用了笔名“宰白”，在此后的文字生涯中，夏衍的笔名更换频繁，固然助他顺利地逃脱了检查，却也为后人整理其文献留下了许多麻烦。此时的夏衍年轻气盛，行文亦简洁痛快，且以他发表在《浙江新潮》的“随感录”专栏中的两段文字为例：
印刷物也要管理么？我今天在报纸上，看见北京通信，说什么内务部定了一种印刷管理规则。他的规则，对于报纸杂志，统统监视的非常严厉，说出版物在排印之前，必定要把原稿交给警察厅查阅，他准你印，你才可去印，否则照章处罚。咳！中国究竟是什么政体？在清朝专制时代，尚且没有这种办法。中华民国约法上说明人民的言论自由，莫非已经消失了么？咳！你们要是卖国，少不得有人要骂的。怕人家骂，那么也不必卖国了。又要卖国，又要不准人家骂，你也想得太便宜了呢。
你没有看见么？我对于杭州的报纸曾经有点意见，在第一号上发表。后来傅彬然君也有一封信讨论这件事体，对待这种不要脸的主笔先生，用极和缓的论调批评他，但是十天半个月，依旧一点影响没有，仍旧用龌龊的骑墙的说话，在报纸上发表。咳！做主笔的，总读过几年书的，莫非这一点都不能悟会吗？我想总不至于此，不过是本刊新出版，你没有看见罢，如今你总可以看见了，我们希望你看了之后，赶快觉悟，否则，“口诛笔伐”，我们“义不容辞”了呢！
文章所针对的主要是政体、新闻出版、报纸言论等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毕竟是涉事未深的中学生，对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更为复杂的诸多事件还未能捕捉或详加阐释，其论述也带有初出茅庐的新人难免的稚气，不过夏衍杂文的一些特色已现端倪，比如以戏谑的口吻模拟论敌腔调的“拟态”手法、对敌方概念的巧妙置换等，日渐成为其杂文写作的一种固定的风格。
除夏衍外，施存统、褚保时等人也都踊跃在《浙江新潮》上发表言论，施存统的《非孝》、褚保时的《为什么反对资本家》都是名噪一时的篇章，尤其《非孝》一文对封建伦理中的“孝道”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不仅在浙江文化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也为守旧派的攻击、当局的查禁提供了口实。1919年12月15日，《浙江新潮》被政府通电查禁，罪名为“主张社会改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因《浙江新潮》的骨干人员多为“一师”学生，“一师”的教师也对刊物多有支持（如号称“一师”四大金刚之一的陈望道先生），故而《浙江新潮》的被查禁亦牵连到“一师”校长经亨颐先生。1920年2月9日，浙江省教育厅宣布解除经亨颐“一师”校长一职，施存统等人也先后离校去京，一时间群龙无首，夏衍第一次短暂的编辑生涯也就此结束，重新回到“甲工”的课堂过起书斋生活。
1920年夏季，夏衍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其学业成绩为“甲”，品行却被列入“丁”，想来与其参加学生运动有关。走出校门的夏衍再一次尝到了歧路彷徨的滋味：无财力继续攻读大学，欲去法国勤工俭学亦无门路，就此放弃学业求职又有所不甘。在此期间，夏衍曾在表兄的资助下去上海寻找从前“一师”的教师陈望道和同学俞秀松，期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帮助，但都以寻人不得而终。沮丧的夏衍从报上看到文化名人吴稚晖的地址，便贸然写信求助。吴稚晖接信后亲自登门看望夏衍，令他感动不已。虽然吴稚晖对夏衍颇加爱护，但苦无良策，不得已夏衍失望地返回了杭州。恰在此时，他的命运出现了另一次转机。“甲工”校长许炳堃派人找到夏衍，通知他已被校方保送到日本留学，费用由学校供给，直到他改为官费为止。临行前，许炳堃先生再次谆谆告诫夏衍：“学校保送，钱是国家出的，为的是培养人才，培养工业人才……要好好用功，不要再干那些与学业无关的事了。”看来这位执着于“实业救国”的校长虽不肯过问时政，但对于人才却是相当爱惜的，可谓是不拘一格，其人、其心胸可见一斑。也幸亏了许先生的不拘一格，夏衍才得以将其人生道路推进到另一个新阶段。对于这一意外的消息，夏衍可谓又惊又喜，但校长最后的几句话又似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了他的手脚。成长为一个工业人才，并非夏衍所排斥的事情，但他也并不就此认为以前在学运中所为便是无关宏旨的、甚至大逆不道的。于是他“下了一个幼稚的决心，熊掌与鱼，都要，试试看吧！”
幼子即将远游，母亲徐绣笙难免伤感，不过亦甚觉欣慰，夏衍更是抑制不住的兴奋，何况还有好友蔡经铭及其哥哥蔡昕涛同行。钱塘潮声渐渐隐去，前面一个异样的世界在召唤，人生新的一页即将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