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夏衍一行数人登上客轮，从上海起程前往樱花之国日本，寻求新的人生篇章。夏衍他们所乘坐的是三等舱，舱小人多，空气污浊不堪，后来夏衍曾在其散文《船上》一文中描写舱中情形道：“三等舱被一层铁板，分作两部，但是两边同样的充满了使人难受的空气，外边的一间，比较的小，但是已经挤满了五六十个劳动者，他们所占的地位，实在不到普通舱位的二分之一，九月间天气，还很热，在这么小的地方，装了这许多人！那茶房屡次骂他们猪猡，虽太刻薄了，但是看了这种样子，实在很容易引起猪猡的感想。”加之夏衍初次乘船出海，因而晕船反映极为强烈，呕吐不止。好在同行的蔡昕涛等人对海上旅行已有经验，对夏衍亦照料有加，所以他还算没吃什么大苦头。不过沿途迷人的海上风光就白白浪费掉了。海上航行三天后，船抵达长畸。按照行程计划，夏衍他们本该在这里下船，然后转乘火车去东京，但在海关检查口却遭遇到了意外的麻烦。海关以上海有时疫为理由，不允许这批人上岸，令其在隔离所观察一夜，待确定无碍后，方允许他们入境。但就在他们被带往隔离所接受所谓的观察时，夏衍却分明看到住一、二等舱的西洋人、日本人和高级华人，径直上岸而去。原来，这“隔离”只针对住三等舱的客人！对此，夏衍愤然问道：
——为什么单有三等舱要隔离呢？坐了一二等，便不至于染疫了吗？
——为什么朝鲜人，可任意地逮捕呢？他亡了国了！那么我们能够不被逮捕，是不是还感谢我们那残破不全、干戈遍地的祖国呢？
——为什么日本人可以使唤茶房；宁波人可以使唤茶房；劳动者不能使唤茶房呢？
就这样，带着愤懑的心情，夏衍踏上了异国的土地。1920年9月下旬，夏衍与好友蔡经铭一同到达东京，先进入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预备学校攻习日语，为时三个月。之后，他们便面临择校的问题。一番考虑后，二人都填报了明治专门学校。明治专门学校是一家私立学校，原本不接收官费留学生，但学校的创始人安川敬一郎和松本健次郎对中国都很友好，据说安川和满清大员张之洞还有过往来，因此同各地帝国大学直属的高等学校和少数公立专科学校一样，明治专门学校也接收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只是明治专门学校每年的招生名额极少，考题难度也很大，考中的机会很小。不过，夏、蔡二人的运气尚佳，那一年明治专门学校的招生名额有所扩大，共招七名全额官费留学生，夏衍以总分四百七十三、平均七十九分的成绩中榜，被分入电气工学科，好友蔡经铭则考中了应用化学科。留学的第一步还算顺畅地迈出了。
明治专门学校位于日本北九州户町，在历史上北九州一直是日本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自隋唐至明清，日本的遣华使节都是从北九州的门司和下关港出发的。基于这种深厚的历史渊源，北九州的百姓对中国留学生很友好，不似日本其他地方弥漫着军国主义者趾高气扬的氛围。1921年3月，夏衍与蔡经铭结伴来到明治专门学校，开始了他们一年预科、四年本科的异国求学生涯。明治专门学校以办学目标明确（培养精通技术的君子）和校风严谨而著称，学校设有四处学生宿舍，分别命名为“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名字取自《汉书·贾谊传》中的章句，所谓“国耳忘家，公耳忘私”，而且八个字都是从颜真卿的帖中集录下来的，可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之深。此外，北九州一带还一度是舜水学说盛行的地方，明末朱之瑜的“经世致用”思想在这里颇有市场，所有这些都令夏衍感受到了异域中的熟悉，因而隔阂感很快便被克服。同时，明治专门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分开来与日本学生同住，一般六人一间的宿舍只允许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这种看似“民族孤立”的校规却对中国留学生的外语学习有极大的帮助，身处日本学生的包围下，夏衍不自觉地进行着外语强化训练，因而很快便过了语言关。
明治专门学校的特色并不仅止于此。除了专业课程外，学校还开设了军事训练课，学生每人配发一枝三八式步枪、背囊、绑腿、水壶等正规步兵的装备，每天修习体操和步兵操典、筑城教范等军事课程，由一名退役的佐（校）级军官任教，稍有差错，便会被严厉叱责。若干年后，当夏衍回忆起这段生活时，他概括说：
现在回过头来想，尽管这种训练也许可以说有点捉弄人的味道，但是对我来说，不论在体力上，心理上，都还是有好处的。我从小身体很弱，在国内也没有受过严格锻炼，通过这种强迫训练，总算把松垮的、不守时间的习性改过来了。我后来经得住吃苦，不怕困难，做事不苟且的性格，都是从这时候形成的……我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两个字，就是“顽张”。顽张这个日本特有的词很难译，Canbaru就是坚持，不松劲的意思。
入学不久，夏衍发现课堂所讲授的主要科目如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已经学过，学业并不需要花费他太多的精力，因而他便在学业上采取了“七十分主义”，即既不求名列前茅，也不愿远落人后，而是保持在第十名左右的中间位置，如此既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也免得成绩太差而遭人非议。夏衍把盈余出来的时间大多用在了学外语上面，几年的留学生活使得他的德语、英语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阅读、翻译已不算难事，甚至可以以外语进行写作，这些为他回国后从事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他也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与明治专门学校的现实格格不入，恰如他在《圣诞之夜》中所感叹过的：“力率能率、正弦曲线，做了我的终生伴侣，是何等可悲的不幸！”“我现在从事着的学问，实在和我的天性相去太远。”苦闷之中，夏衍发现了文学这块芳草地。明治专门学校的图书馆藏书很丰富，在那里夏衍饱览了斯蒂文森、易卜生、沁孤、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在缤纷的艺术殿堂里，他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安宁。然而，外面的世界依然动荡，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已将入侵的魔爪伸向了中国的东北，民族危机的阴云笼罩着中华大地，1923年暑假的一次远游使夏衍对这种阴云有了切肤的感受。
按照明治专门学校的规定，留学生每隔三年可以领到一百元左右的参观旅游费，拿着这笔钱，夏衍于1923年暑假做了一次关东之行，他从日本下关动身去朝鲜的釜山，然后由釜山经平壤进入东北境内。当时朝鲜也已被日本侵占，朝鲜人民对日本人有着深深的憎厌，而夏衍既不会讲朝鲜语，又身穿明治专门学校的校服，朝鲜人便以为他是日本人，不免对之侧目而视，发生在釜山至平壤的火车上的一件不乏戏剧性的事，尤其令他感慨难忘。火车上与夏衍邻座的是一位十几岁的朝鲜女学生，一路之上一直不屑与夏衍交谈，且含有敌意。直到将至平壤时，她从夏衍行李的名刺发现他是一个中国人，态度才转为友好，且不时主动与他攀谈。女学生在平壤下车离去，临行前还热情地留下她在平壤的地址，邀请夏衍去游玩。其后的几天里，夏衍在朝鲜依然处处受到歧视，他们与他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年轻而率直的朝鲜少女一道让夏衍领悟到了朝鲜民族的民心。但紧接着在东北，在自己的国土上，他却感受到了另一种使他压抑的民心。走在东北的街道上，满眼是日本侵略者的横行：宪兵纵马践踏菜市，日本路警无缘由地将一个中国苦力推下火车疾驶的轨道……暴行令人恐怖，更令人恐怖的是国民面对暴行的麻木与冷漠。在奉天（今沈阳）街头，夏衍随处可以听到小商贩们吆喝着“Hakusai喔白菜，Kuyri喔黄瓜”。为了生计，小商贩们不得不学说几句日本话，忍耐与顺应固然源自残酷的殖民统治，然而国民那无声的、麻木的沉默状态压迫着夏衍的神经，令他生发出强烈的不安。
暑假结束后，夏衍回到学校，找到了同是学电机专业的好友郑汉先，向他倾吐了内心的郁闷。那时郑汉先已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安排和介绍下，夏衍加入了九州帝国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为读书会的性质，每周聚会一次，交流读书心得，是一个松散的、研究学问的同人组织，并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但也不讳言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当时该研究会正准备在户町成立一个小组，夏衍恰于此时加入进去。在这个小组中，夏衍阅读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等著作，社会主义、阶级革命等观念开始进入夏衍的思维范畴，尽管这些对他来说仍然只是抽象的概念，夏衍却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一个新的天地在眼前展开。夏衍在日本的生活历程中，1924年是值得记忆的一年，这一年，他会见了两位名人。
1924年春天，夏衍与蔡经铭一道拜访了当时寓居博多的郭沫若。郭沫若于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便偕日籍夫人安娜及孩子返回上海，并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出版《创造周报》。后来因幼子和生生病付不起医药费，安娜先行返回日本，归后生计无着落，郭沫若也只得随之回日本以笔耕维持生计。郭沫若一家居住在福冈市博多湾海边的一所房子里，屋前是大海，房后则有成片的松林。夏衍与蔡经铭是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来拜访郭沫若的，但郭沫若却很少与他们谈文艺，他说的更多的是国内军阀之间的混战的、战祸造成的惨象以及江南农村的凋敝等社会情形。并且，不拘小节的郭沫若亦不避讳地谈及自己生活的困顿。其时郭沫若一家五口的生活费用在一百元以上，而他们所依靠的则是一笔意外财源，即他归国时未曾领取的留学生归国费，数目大约是三百元，但必须本人亲自去领，而他到东京的路费花销就要五十元，此外支付房租也是一大难关。邀请客人吃完日式午饭后，郭沫若依旧兴致不减，又邀夏衍他们去屋后的松林散步，长子博生及幼子和生都一同前往，父子三人还曾在小路上竞走。于《童心颂赞》一文中，夏衍记述了对这一场景的感受：“读过郭译的werther的总能记忆得沫若在序里所引用的一句Hall的儿童时期人类的天国，成人生活是从此而堕落者的话吧！——（偶然令我回忆到今春到博多夫去看沫若的时候，和博生在松林的竞走，令我深深印着沫若还是一个孩子的印象！）”
就在这年的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将贿选总统曹锟囚禁，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议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后于11月13日从广州启程前往香港、再至上海。11月22日，孙中山一行离开上海驶赴日本，期间在日本的门司稍作停留。此时的孙中山先生，已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发布的“北上宣言”明确揭示了国民革命的目的，指出了人民掌握武装、结束军阀混战局面的重要性，一时间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拥护。得知孙先生即将抵达的消息，中国留学生非常兴奋，他们选派代表专程赶往门司谒见，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先驱者的崇敬与支持。作为明治专门学校的代表，年轻的夏衍有幸经历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孙中山先生坐在一把摇椅上接见了这些朝气蓬勃的学生代表，陪同接见的还有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和李烈钧将军。见面之后，夏衍呈给孙先生一大叠近日的报刊，报刊上刊载有英、美、日各国通讯社关于冯玉祥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北上消息的报道及相关评论。因为当时国内的形势极为复杂，发动政变的冯玉祥已经处于从属地位，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控制着政局。而世界各国对孙先生此次北上的态度也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孙先生不宜即刻北上，而应当在上海观望；有的坚决反对孙中山北行，甚至出言相胁。凡此种种反映，正是孙中山所关心、想了解的，而今夏衍适时地将信息传递过来，不由得对这个头戴八角学生帽的后生生出几分好感。于是，孙先生便询问夏衍是否为党员，夏衍回答说还不是。孙中山先生当即指定身边陪同的李烈钧将军为夏衍的入党介绍人，这样，夏衍便在这位革命先驱者的亲自安排下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不过加入国民党并没有对夏衍的生活造成深刻的改变，他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只不过对社会活动有着较多的热情而已。实际上他对自己刚刚获得的这个党员身份并没有给予特别的理解，因而当1925年4-5月间东京国民党驻日支部特派员何兆芳致信邀他去东京接上组织关系时，夏衍并没有应邀前往，他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学业，因为临近毕业，他需要更充分的时间来准备毕业论文的撰写。同时，夏衍的个人生活也有了新内容。
据《懒寻旧梦录》记载，夏衍在日本期间（1920年9月至1927年5月）共有三次暑假回国探亲的经历，时间分别是1923年、1924年和1925年。1923年的归国之旅让夏衍尝受到了失恋的苦涩。当时杭州城有一所名媛荟萃的女子学校，即创办于1904年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初名为“杭州女学堂”，即今杭州市第十四中学的前身）。该校以倡导男女平等、争取妇女解放为宗旨，在此就读的女学生大多思想开放、具有独立意识，不乏才华出众之辈。一个偶然的机会，夏衍结识了在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钱青，并通过钱青认识了她的同学符竹因。符竹因擅弹琵琶、曼陀铃等乐器，且能歌能诗，是位难得的才女。只是当夏衍得以结识她时，符竹因已经有了令她倾心的恋人，此人即以出版诗集《蕙的风》而名噪一时的青年诗人汪静之。因此，夏衍的这次感情经历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一次单相思，是无果而终。不过，这次经历却也牵动了母亲徐绣笙的心思，她开始物色未来儿媳妇的人选。几经努力，她在德清老家选中了蔡家的女儿蔡淑馨。
蔡淑馨的父亲为杭州纬成丝织公司驻沪总帐房，较为开明，蔡淑馨是其长女。蔡淑馨生母早亡，后母待她却也并不坏。蔡淑馨原本在杭州省立蚕桑女子学校读书，后来转到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插班入师范本科1921级酉级班就读，与钱青、符竹因恰巧在同一个班，对夏衍也有所耳闻。1924年暑假，夏衍第二次回国。此番归乡，他不仅仅是探望母亲，也是为相亲而来。在双方家长的安排下，在征得两位当事人的同意后，婚事便议定了。1925年夏，蔡淑馨从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遵从杭州的习俗，她应该与夏衍成婚，然后安安稳稳地做一个家庭主妇。蔡淑馨不愿如此，她准备赴日深造，有此意向的还有叶雅棣、程敭、陈稹、高耐玉和钱青等同学。校长叶墨君先生对这些青年的志向深表嘉许，便为他们向浙江省教育厅申请。当时教育厅的秘书长是叶校长的同学，因此出国手续办得很顺利，几位十六、七岁的少女，整装待发。那年暑假，夏衍再次回国探亲，顺便护送蔡淑馨一行赴日留学。临出发前，蔡淑馨的好友程敭却迫于父命，将与一个不相识的男子成亲，程敭急得终日哭泣，卧病不起。夏衍得知此事后，深感气愤，“便与蔡淑馨即日赶赴程家，多方规劝、交涉，将程敭接到杭州治病，为此程敭才得与我们同行。”
1925年8月15日，蔡淑馨、钱青等同学六人随同夏衍乘长崎丸赴日，前往送行的有孔德沚（茅盾夫人，钱青的同学）、张琴秋（沈泽民夫人，后为红军女将领）等人。船上的远行者和岸上的送行人拉着红绿纸条，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到了船上，他们又遇到了张健尔（张闻天之弟）、张屏南（杭州画家）、沈西苓（后成为名导演），他们写文、作画、唱歌，气氛热烈而融洽。不过，女同学多数晕船，对此已有经验的夏衍便充当起了临时看护，他端水送药，多方照料。为了分散对晕船的心理负担，夏衍将他们带到甲板上并向他们讲述日本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以及日本的妇女状况。钱青记得当时夏衍还讲到了日本侵华的野心，“他说日本的孩子要求家长购买零食、糖果，父母总说：你长大了到‘支那满洲’去，那里什么都有。”船到神户，大家上岸步行，女同学手中的小包零物都推给了夏衍，他肩上手中全挂满了。钱青笑着打趣说他像一头骆驼，这句戏言夏衍直到解放后还记得，当钱青去他家访问时，夏衍意味深长地说“你以前叫我骆驼是不是？我就是要做骆驼，哈哈……”
在神户，夏衍陪同他们转乘火车去日本古都奈良，进入早已联系好的日本国立奈良女子大学特设的预科。1925年前后，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币原喜重郎主张“协调外交”，积极鼓励中国留学生赴日，甚至可以由外务省提供经费，因而奈良女子大学为中国留学生新设了特别预科，它是专为中国人和朝鲜人而设立的，入学很方便。预科时限为一年，每周的学习任务是：道德课一节，国语十六节，数学六节，英语四节，体操二节，音乐一节，合计三十课时，修完全部课程后便可以作为本科生或旁听生进入奈良女子大学学习。蔡淑馨于1925年9月中旬正式入读奈良女子大学，1927年下半年又前往东京学习油画，此时她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沈兹九（胡愈之夫人）也来到东京，相伴求学。在这段时期，蔡淑馨与沈西苓、司徒慧敏、周起应（周扬）、蒋光慈等都有过来往，还曾加入“艺术家联盟”。
1925年夏季，夏衍安顿好蔡淑馨便赶回福冈。他的毕业论文是用英文撰写的《变压器用绝缘油》，在顺利通过毕业考试后，于1926年3月拿到了明治专门学校的毕业证书及工学士学位。毕业证书由校长大场成实签署，写明“沈乃熙，大正十一年四月，电气工学科第一学年入学，大正十五年三月卒业”。为继续获得官费，夏衍又与蔡经铭一道，经中国留学生监督处的推荐，考取了九州帝国大学工业部冶金学科，现今仍然可以看到当年沈乃熙的入学志愿书及校方的入学许可书等文件。1926年4月，夏衍搬到博多郊区，租住了一间四席半的渔民房子，为入九州帝国大学读书做准备。在博多的时期，也是夏衍犹豫徘徊的时期：文学只是一个飘忽的梦想，难以把握，浙江甲种工业学校许校长“实业救国”的谆谆教导也早已失去了驱动力，但书香门第的出身和长期扮演的勤奋的好学生的角色又阻止了他完全投身革命的冲动。因而，尽管东京的何兆芳不时催促他赴东京工作，夏衍仍旧迟迟未行。直到这年的9月间，在再一次接到何兆芳的信后，他才终于下定决心，打点行装、奔赴东京，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当时国内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受到国内乐观形势的鼓舞，日本的国民党组织也在积极活动。虽然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两党之间的裂痕却已渐趋明显化。那时东京有两个国民党的支部，一个为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国民党海外部直属驻日总支部，是左派组织，另一个为右派组织，即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支部，他们在东京巢鸭设立了一个伪总支部与左派相对抗。两派在留学生和华侨中间都拥有一定影响力，彼此间的争斗也相当激烈。夏衍到达东京后，被委任为总支部的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具体分管日本各地的留学生和华侨的组织工作。此时，“实业救国”的梦想已被他彻底抛弃，凭借着九州帝国大学那笔留学官费，维持生活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此奔走革命成为夏衍此时的正业，而九州帝国大学则成了他获取经济来源的财政支撑。11月上旬，夏衍奉命去神户、大阪等地宣扬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是在这次活动中，他结识了冯乃超、彭康等“左翼”知识分子，这段交往也便成为他们回国后合作的源头。
在日本的国民党支部从事社会活动期间，夏衍不仅与中国留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建立了联系，还和日本共产党、日本劳工党有许多接触。1926年12月下旬，夏衍遵照国民党旅日总支部的指令，来到东京参加了与日本劳工党领袖大山郁夫的会晤。大山郁夫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但对普通劳动者充满了同情，对共产党的许多主张也深以为是，不过对其具体的路线方针尚未明了，因此他要求与中国国民党旅日支部进行一次会晤，意在吸取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经验，作为劳工党与日本共产党合作的借鉴。会见于圣诞节后的一天在神田的一家茶室进行，夏衍与何兆芳、何恐一起参加。会晤过程中，大山提出了许多问题，何恐与何兆芳则一一进行解答。何恐阐明国共合作的目的是民族民主革命，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而两党是合作而非合并，同时他表示国共两党的团结精神十分牢固，不会分裂的，但一旦国民党一方破坏共同纲领，则中共必将采取相应的策略应对。夏衍在此次会晤中主要承担翻译工作。会晤进行得很成功，大山郁夫对中国人民诚恳的态度尤其给夏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山郁夫说：“中国同志应加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从容地吸收中国的膏脂，来维持对日本劳苦大众的统治，这是中国同志的责任；日本的同志不加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这是日本同志的羞耻。”对于大山郁夫这种深厚的国际情怀，夏衍许多年后仍感念于心，抗战时当听到大山去世的消息时（实际为误传，大山郁夫那时并没有去世），他还做了一篇文章来悼念。
继与大山郁夫会晤后，夏衍在东京又接触到了另一位政界知名人士，即国民党右派的智囊人物戴季陶。1927年2月，戴季陶抵达日本，时值国共两党分歧日益公开化时期，而戴季陶又是著名的反共人物，因而他的到来引起了旅日支部的重视。因为精通日语，支部指派夏衍做戴季陶的陪同工作，借此机会观察一下他的企图。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其夫人钮有恒则讲一口流利的湖州话，夏衍用德清话与他们交谈，他们亦将夏衍视为同乡相待，这对他工作的开展可以说是非常有利的。戴季陶抵达东京的时候，发生了一桩意外事件。当时日本“大正法制”时代已经结束，极右翼军国势力急速膨胀，即便是戴季陶这样的人物，他们也不放在眼里。于是一群极右翼分子拿了一个黑飘带的画圈，想趁他下车时给他戴上。由于警察的阻止，这一预谋未能实现。尽管逃过一劫，戴季陶却从中感觉到此次日本之行在政治上已无大作为的可能，便宣布自己此番来日只是“静养身体”而已，并让夏衍作为代表会见记者，替他抵挡了一阵。在戴季陶逗留日本期间，夏衍以临时秘书的身份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每天早上，他到戴季陶下榻的帝国旅馆履行其陪同职责，晚上便向总支部常委作汇报。两周后，戴季陶准备动身到辽养胜地箱根静养，夏衍感觉已再无跟随他作随员的必要，便向他告辞。
关于那一时期夏衍的思想状况，我们可以从他当时的通讯、杂感、政论等文章中窥知一二。《从日本来的消息》写作于1926年5月，刊发在《洪水》第2卷第19期，此文为与编者周全平的一则通讯。文章既包含对留日中国学生“家丑”的揭露——他们标举“明哲保身”，于国家大事麻木不仁，却对咖啡店的下女热情高涨；也对全盘反对一切的“骑墙派”表示了不屑，当然更有对反动政客的愤怒。作者说：“糊涂种子被人当作觉悟分子，东北方面的华人头脑，可不用我来介绍了。京都呢，不用说，是独立青年党的大本营，人物是国家主义者，反共产派，国粹主义者，富国强兵的梦想家……和自命超然派的大器晚成的英雄，群而不党的君子，特产是中国料理店，京腔，胡琴。”言辞间流露出对当时现状的极为不满。而载于同期的周全平的复信里，对于夏衍所用的笔名进行了一番颇有意味的“曲解”：“名字取得实在不甚高妙，要不是我还略略有些微勇气，真不敢把这封信公开呢！吓！宰白！宰了白的岂不是等于助长了赤的么？该打，该打，打死你这个不顾体面，自暴家丑的赤化党！”语气诙谐、幽默，却抓住了夏衍文章的思想立场和战斗的精神实质。
同年，夏衍还在《语丝》上发表了《从死老鼠说到日本的路政》一文。《从死老鼠说到日本的路政》是一篇小杂文，寥寥只有几百字，文章由路上见到的一只死老鼠引发到日本的路政，再由此揭示日本人和中国留学生中存在的不良风气——“示奢运动”，最后讲到日本人的随地小便而不自责却又以此讥笑中国人的行径。全文随意点染，在批评国人的同时，亦对大和民族的民族性进行了鞭挞，是在中外对比中探讨国民性的一篇杂文。文章的结尾极其精炼：“哦！知道你自己，知道我自己！”短短的十一个字显示了作者警人、律己的意图，也表现了他对国民素质提高的殷殷期待。
1927年6月，夏衍发表了《田中内阁与立宪民政党》，这是一篇专门论述日本政治的政论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夏衍评述了日本各政党明争暗斗的内幕及政治环境，点评了日本当前动荡不安的政局，并明确指出：“我们旁观这种迥绕于政权的人们的活跃和苦闷，只能认为既成政党没落期的狂乱！这种结党不能给日本政界以任何清新的刺激。”因此，他号召：“晓钟已经响了，新的政治势力，已经在新的选举权的一千万无产阶级中产生！”“一切革命的民众应该奋斗”以便在“来年的总选举中，各新兴政党能够给日本政治以清新的刺激与有力的改革！”此时的夏衍已投身于社会革命，因而这篇文章的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充满了对社会革命、对无产阶级民众崛起的渴望。
当夏衍的视野日益向着更广大的社会转移的时候，他的文学兴趣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夏衍首先经历了一段感伤、浪漫的文学旅程。明治专门学校的图书馆有许多外文书籍，夏衍深厚的外语基础使他能够流畅地进行阅读，斯蒂文生首先映入了他的阅读视野，他赞扬斯蒂文生是个“文坛空前的作家”，是一个献身于virginibus的人”。夏衍之所以对斯蒂文生感兴趣是由于“对他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有好感，特别是他为了同情麻风病人，举家远离故园，到英国放逐麻风病人的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西萨莫亚去定居那一壮举。”在斯蒂文生作品的指引下，浪漫主义挟裹着人道主义印刻在夏衍的心头，因此他一面加深对现实中下层民众命运的思考，一面又向非现实的、灵的飘渺世界探询。所以，此时的夏衍，尽管也欣赏狄更斯、左拉、托尔斯泰等人的写实风格，但他依旧宣称自己爱歌德、爱华滋华斯和白朗宁，最能打动他的仍然是那些溜光溢彩的浪漫主义篇章。在其早期散文作品《童心颂赞》中，这一倾向的流露极为鲜明。
当现世的痛苦和生的执着相冲突的时候，道德不能救我，宗教不能救我，我只是哭，超脱生死观念的慰安，想必不仅是我一人的渴望！近来我读了Wordsworth的Weare Seven，才恍然知道超越生死观念的可能，只是童年的刹那，已经死了葬在礼拜堂后面的弟妹，在天真的孩子心里，还不知道是不归之旅，真真灵肉合一的Greeksoul只存在‘Nay，weareseven。’的小天使的心里。
在中英夹杂的表述中，夏衍倾述着他对生命、死亡、童心等问题的感怀，他向往着天真和纯洁，醉心于童话王国，体现出敏感、多思，诗一般的青春气息，而非他后来客观、冷静的现实主义风格。《圣诞之夜》的感伤色彩更加明显：“我这几年来，既没有病痛，更没有重大的不幸，我尽怪自身为什么消瘦到这种地步，本来呢，像我这般平庸的人的生死，值不得世人的注意。死了，只当是园子里少开了一朵野花，墙角下多烂了一枚钉子。但是，再一想，假使这一朵野花真个美了的时候，你必能为之一掬同情泪，能够博得处女的眼泪的‘萎谢’，我何必当作畏途呢！”自怜自艾的格调，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极为类似。夏衍留日期间还作有《残樱》（署名宰白，发表于1923年3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平民》周刊。）一诗，此诗作于户町，于1922年4月1日写成，一直鲜为人知，连夏衍本人写回忆录时也把它遗忘了。诗道：
残樱
短命的樱花！
才报含葩
便匆匆地谢去！
一片片的残樱，
蝶儿般地向春泥去。
被时光逼走的么，
还是伊自己不愿长存？我问。
太乱暴了呀！
观花的士女！
樱花真个有知，
哪肯和泥醉了的人们同处！
留恋不得了，
不如归去。
也让已谢了的花魂，
向大自然诉个畅畅的！
若不经许多木屐的蹂躏，
春雨的灌溉；
和花片的归依，
春泥怎能引诗人的怜爱如许！
假使有不谢的樱花，
那么灿烂的花片儿，
也不过当作叶儿看吧，
有什么稀奇！
对美丽的神往以及美丽被毁灭的痛苦泻于笔端，却也有着不肯同流合污的高杰与自傲，诗中凄艳的的唯美色调是夏衍以后的作品中少见的。当时日本文坛浪漫主义风气正盛，在此氛围中受其影响亦属正常。不过夏衍在感伤、浪漫的文学旅途上并未走多远。
经历过浪漫主义文学的浸润后，夏衍也曾一度沉迷于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对他们笔下软弱、懒散而又充满哀愁的小人物充满了热爱，这种热爱在他走向革命生涯后依然保持着。但这些不明朗的小人物并不能令他完全满足，于是他开始寻找足以振奋其精神的传奇英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苏联革命文学，搜寻大革命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夜店》、《太阳儿》、《母亲》，一部部的作品让他流连忘返，高尔基的魅力令他仰慕不已。夏衍对高尔基的热情持续了好多年，从日本回国时特意将《母亲》一书放入行李中带回，此后还首次将《母亲》译成中文。就这样，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夏衍都日渐对社会革命这一话题发生了兴趣。
旅日期间的夏衍虽然尚未进行戏剧创作，却已积累起一些相关的知识，并初步表现出对戏剧的好恶取舍，其取舍由《关于《狂言》及其他》这篇文章可见一斑。《关于《狂言》及其他》有感于《语丝》上所发表的周作人所译的《狂言十番》而作，是评述日本戏剧的一篇短文。文章将日本戏曲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能（NO），操（Ayatsuri——即傀儡戏，或称人形芝居）和歌舞伎（Kabuki），而狂言为“能”的一种。夏衍简略介绍了三种戏曲形态的发展过程和目前的状况，认为“能”发达得最早，大约可算是日本戏曲的开祖。其次是人形芝居，即‘操’，“‘操’是傀儡戏，当然不能开口，须得操傀儡者代做，而另外合以所谓‘净琉璃者’”。歌舞伎发达得最晚，“已经是一种完全成形的歌剧，所以戏子既扮装，又打脸，剧中的叙事和对话，也由戏子口中说出，而不假乎于合唱团，——虽然有一二例外。”夏衍也指出，日本的这三种戏曲形态虽有发达的先后关系，前面的两种，并不是消灭了，而是至今仍然还上演着，譬如东京九段上的能舞台和大阪的文乐座多是。对“能”这一戏曲形态，夏衍将其分为两种类别——“谣”和“狂言”，并进行了具体论述：
“能”可以区别作“谣”和“狂言”两种，“谣”是“能”的本曲，而“狂言”是“谣”在甲曲终而乙曲始的中间演的。“谣”的主题，大多是历史上的大事，而“狂言”所演则不过是民间琐事；一方面“谣”是用音乐伴奏着大家合唱的，而“狂言”师所说的却是散文的科白而非韵文的歌曲。题材方面，也有点不同，“谣”所唱的大部是庄严悲壮的故事，而“狂言”所演的和岂明所说一般，是轻快的喜剧；所以我们综合起来，可以说“谣”是歌剧，史剧，悲剧，“狂言”是科白剧，社会剧，喜剧。我喜欢“狂言”的原故，是“狂言”和“现代”剧的距离，非常接近，有许多地方，令我们惊异，这种古时的戏曲，竟能适合近代剧的规范。
在舞台上说来，有趣味的是“能”的戏子，只打扮衣装而不“打脸”，而用假面具代之，演时俳优和叫“地谣”的合唱团交互的唱，所唱的词句中，也有对话，也有叙事。
文章不仅将“能”的发生、内容、表演方式、风格特征进行了精当的概括，对此种古时的戏曲竟然能适合于现代戏剧的规范尤其加以赞叹。这篇短小、浅近的论文也反映着夏衍的戏剧趣味，他倾心于现代的，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民间生活的社会剧，在戏剧风格上则偏爱于喜剧。此种趣味，贯穿于他日后的戏剧创作和戏剧评论当中，因而可以说《关于《狂言》及其他》这篇短文是研究作为戏剧家的夏衍的一份重要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夏衍此时除了写作这篇关于戏剧的短文外，还翻译了菊池宽的《戏曲论》。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的回忆，他于1923年间沉溺在图书馆读书时便被易卜生、沁孤、契诃夫等人的剧本“迷住”了，与夏衍夫人一同赴日的留学生钱青也回忆说夏衍在东京参加社会活动之余，经常光顾东京的小剧场，与日本的进步剧作家、导演和演员研讨戏剧问题，并认为他“后来能对文学、编剧、导演等事业作出杰出贡献，固然有他自己的聪明才华，但与他那一段生活锻炼不无关系。”
1927年4月，大革命的形势变得有些风雨飘摇：继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后，蒋介石发动了“清党”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国内的动乱影响到了东京。4月17日，巢鸭总支部纠集起一伙人袭击和捣毁了神田总支部。左派常委们在何恐寓所开会，决议派夏衍先行返回上海，何兆芳则带领总支部所属党员名单和空白党证隐匿起来，待了解到更为确切的信息后再决定行动方案。于是，1927年4月下旬，夏衍离开东京，准备由长崎乘船归国。由于此时的夏衍已经是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了，故而日本特高科及一般警察都对其行踪严加监视，从东京经神户到长崎，直到他登上“上海丸”。一声长笛鸣响，“上海丸”缓缓驶离长崎港，六年多的留学生涯结束了，实业救国的梦想亦已成为昨日烟云，夏衍带着新的蓝图向东方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