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在河南境内你随手抓把土，都能闻到古文化的幽香。从那弥漫着神秘占卜结果的甲骨文，从那幽丽纹饰遍布的青铜器，让我们掂出了这片土地非凡的文化重量。
1.中原文化的滥觞
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历史的演进有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地理，民族精神的许多可能性从中滋生、蔓延出来。同时，地理并不是历史和民族精神的惟一基础，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程度，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他指出，人类历史的真正舞台在温带，而且是北温带。
如此而来，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我们不难推出，处于北温带大陆的中原大地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舞台。历史的经验确实如此，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它就一直是产生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地区。如果不恰当地把中国比作一个巨人，那么显而易见中原大地就是他宽阔的胸膛，也就是心脏的所在地。这样的地区必然是一个文明所有内在关系的枢纽地带，是王者和霸者必然谋求的领地。
我们不难顺藤摸瓜，理出一些头绪以接近历史的真实。早在商朝末年，河南就发生了著名的牧野之战，当时，周朝武王率军直捣都朝歌，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
商朝末年，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商纣王（帝辛）即位后更是横行暴敛，严刑酷法，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从而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而商的属国——周却在文王姬昌“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的政策下广罗人才，发展生产，国势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采纳吕尚建议，乘商纣王大部分军队用于平定东夷族反叛之机，统率大军东进伐商。在孟津与反商的其他的诸侯部落的部队会合后，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于二月初抵达牧野。
由于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平叛，无法立即调回，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亲自率领守卫国都的商军，连同仓促武装起来的大批奴隶共约17万人，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次日凌晨，周军布阵完毕，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庄严誓师（史称“牧誓”）。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倒戈，掉转戈矛，帮助周军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皇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了商朝。随后，武王又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建立了周王朝。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长达八百年的统治秩序，为西周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使得华夏文明第一次领先于人类文明。神奇的《周易》，不朽的《诗经》，星河般璀璨的诸子百家，这些都对后世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那时候开始，连绵的战争在中原大地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停止过。孟子说：“二百年有一王者兴”，王者常常是从战争中分娩出来的。战争摧毁了原有的一切，使一切面临重新洗牌，开始新的重塑。
从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到封建社会昌盛时期北宋，3000多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代的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这里长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七大古都河南占其三——九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殷商古都安阳。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创造了文明，然后又毁弃它，像中原大地这样黄钟大吕的瓦釜雷鸣之地，是不得不产生无数英雄好汉的。林语堂称河南的地盘上多拳匪。历史上河南人承受了太多战争带来的罪，他们是中国深受战争苦难的一个群体，经常在战火纷飞的土地上滚打，没有点自我保护的匪气是不行的。何况，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寺就在河南的山头上，河南人耳濡目染久了，许多人也就学了那么三招两式。
张潮说：“心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胸中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血气旺盛的中原大地大地飘满了血腥，那里的人们被迫接受尚武精神。尽管圣明的耶稣在《圣经》中警告说：“血气的东西必亡。”但是中原大地的人却只能在血气中谋求一片适合自己生存的夹缝，他们必须使自己的力量更强大，斗志更坚韧；如果不如此的话，他们将很难存在下去。事实上古代土生土长的中原大地人大都在战乱中死于非命，而每一次大灾难都对人口形成了强有力的“自然淘汰”。
从遥远的战国甚至更早的时代起，到近现代，我们已经数不清中原大地这块土地到底有多少次成为弥漫硝烟的战场。没完没了的折腾，直到这片辽阔而丰厚的大地以一种张力，将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驯化成了战争后遗症的产物。
另外，中原大地的土地是辽阔的，但也是相对贫瘠的，这个地方的农业在汉代黄河未改道之前曾经一度繁荣，但比不上山东、关中，南北朝以后便不得不依靠运河把南方大量的粮食运过来。五代以后它的经济与南方相比已大为逊色。到了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用“简单的思想和艰苦的生活”来描绘这里的百姓。
在历史上，要适应中原大地相对艰险的生存环境，人们就必须具备坚强的体魄和坚毅的品质，正如孟德斯鸠在1748年所指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不给与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肥沃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懒惰，贪生怕死。”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同南方的战争中南方人常遭失败呢？孟氏的话提醒了我们。
2.国色天香亦河南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河南是中华民族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为河南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地上文物居全国第二，地下文物居全国第一，馆藏文物逾百万件，占全国八分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河南境内你随手抓把土，都能闻到古文化的幽香。
从那弥漫着神秘占卜结果的甲骨文，从那幽丽纹饰遍布的青铜彝器，我们掂出了这片土地非凡的文化重量。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到1127年北宋帝国覆灭的3000年里，河南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显赫灿烂的地区，那时，它以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文化著称，层出不穷的英才有如雄阔磅礴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在今天，当我们翻开《辞海》及各种历史名人辞典，竟发现中国这艘大船在南宋之前的舵手有着那么多的河南人，没有哪个地方出现了那么多的重要人物，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了河南人的那份荣光。
从远古时起，河南人就通过不停的辛勤劳作和聪明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是在这里形成的，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史记》到《资治通鉴》，许多不朽的辞章典籍在这里诞生，并创造出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
南方出才子，北方出圣人。河南圣人荟萃，有科圣张衡、画圣吴道子、医圣张仲景、药圣孙思邈、诗圣杜甫，著名文学家白居易、韩愈、欧阳修，武将岳飞等。现代人物出了许世友、杨靖宇、彭雪枫等威风凛凛的战将，出了二月河、魏巍等文坛高手，出了邓亚萍、郑海霞等体坛国手，出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优秀干部。
河南也是华夏子孙的大家谱，源于河南的姓氏有1500多个，百家姓中有73家姓氏的根祖都在河南，其中包括有“陈林半天下，黄郑满排街”之称的海外四大姓氏。
河南还孕育了河图、洛书、周易、八卦、太极、少林的神秘文化，塑造了“儒骨道风，忠义为本，厚道古朴”的中原人格。
说到河南，想起国色天香的千瓣牡丹来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王者之姿的牡丹是河南旧时代的象征之物，它向人们展现了中原文化雍容华贵的一面。只要看看精细繁丽的《清明上河图》长卷，就会让人感慨历史上河南空前繁荣的人文景况。
3.要知河南古今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洛阳位于河南省的西部，古称豫州，因地处洛水之北而得名。“洛阳”之称，始见于战国文献，《战国策》中有“苏秦过洛阳”的记载。洛阳另有“天中”、“京洛”等别称。
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北依邙山、黄河，南临洛河、伊河，西据秦岭，潼关，东握虎牢、黑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黄河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古人称洛阳“河山共载，形胜甲天下”。正是洛阳的“河山共载”引来无数皇帝的青睐。事实上，洛阳也的确具备建都的条件。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的精华所在，它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派生出了“天人感应”和“地人感应”思想，也派生出了极具中国传统色彩的风水术，风水术就是这些思想最为直接的体现。在古代，“风水”的幽灵游荡在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莫不趋之若鹜。古代风水学认为作为帝都必须有天然屏障可以依靠，既能控扼天下，又不局促偏安于一隅，在地理上要“控制六合，宰割山河”。因此一个政权的建立，选择什么地方作为都城往往是决定一个政权兴衰成败的关键。如果把中国看作一个巨大的实体，那么洛阳无疑就是它的正中心腹，不但便于拓展，而且也是四方朝宗之地。
如此得天独厚的洛阳城，它的建城史竟然令人哑然失笑，它的出现竟然是西周初年一次大规模占卜和风水测试的结果。
周成王五年，年轻的周天子姬诵镇压了两个叔父管叔、蔡叔发动的叛乱，这件事促使他决定在中原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以便于加强对东方众多诸侯国的管辖。
大臣召公受命于这项重要任务，建都是大事，丝毫不敢怠慢，他经过一系列严密的占卜和风水测试之后，向天子汇报说：“占卜显示，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洛水之滨营建新的城市是大吉大利的。”天子听了大喜，下令动工兴建成周（即洛阳）。
经过几年的修建，一座宏丽庞大的城市矗立在了洛水北岸。为了表示对成周的重视程度，象征国家权威的九鼎重器也被搬到了这里。到周平王时，正式将都城迁到此地。
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洛阳带着风水的诡秘，一开始就以帝王之都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而洛阳历史上又一繁华时期，要算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公元25年正式定都之后。
东汉时期，洛阳作为首都，其规模极其宏大，南起大郊村，北接邙山，东起寺里碑，西至白马寺，城墙逶迤相连，洛河穿城而过。据载当年城内有主干街道8条，宽达40余米。仅以宫城论，“南宫太极殿，高十余丈，建翔凤于其上”，“北宫德阳殿，可容万人……有珠帘玉户如桂宫之称”。由此可以想见当年城市的宏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雨之后，现在城墙还保存有东西北三面。其上有缺口14个，是当年城门所在地。
汉代洛阳城写满了沧桑，其中最主要是战乱兵祸所致，其中尤以东汉末年董卓之害为甚。当时董卓废汉灵帝之后，引起各方豪杰不满，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而久居洛阳也对他不利，于是，他便胁迫汉献帝和众大臣迁都长安，可是群臣都不肯走，老百姓也留恋故土，不愿西行。一怒之下，董卓在洛阳“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使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汉书》）。同时又趁乱派吕布率人发掘皇帝陵墓，盗取珍宝。经过此番劫难，盛极一时的都城洛阳瞬间化为一片废墟。曹魏、西晋不得不重建洛阳。但好景不长，随着西晋的灭亡，洛阳在战乱中再次被毁。直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重新命司空穆亮等人才规划、营建古都洛阳。
北魏洛阳城基本沿袭了东汉以来的洛阳都城格局。内为宫城，是皇室居住区，也是皇帝理事区；宫城外为大城。随着城市的发展，北魏政权又在大城之外扩展建设了外郭城。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全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规模空前。
北魏时代，首都洛阳再次繁荣起来。当时城内佛寺多达一千余所，其中最宏伟者即皇家首刹永宁寺。永宁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建筑规模极为宏伟。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达摩法师见到如此宏伟的永宁寺，大为惊讶：“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此。”可是，远离红尘是非的永宁寺并不安宁。传说北魏孝明帝之母胡太后垂帘听政，曾请和尚宝公占卜，宝公只有一句话“把粟与鸡呼朱朱”，当时无人能解其意。后来，太原王尔朱荣发动政变，杀进洛阳，胡太后削发为尼，逃进永宁寺躲避。尔朱荣包围寺院，搜出胡太后，并将她活活勒死。当年预言中所谓“朱朱”，正是指尔朱荣。今寺、塔俱毁，僧房楼观化为砖瓦堆积层，巨塔也只剩一座正方形土台和塔底残骸。
唐代诗人杜牧曾感慨而赋《故洛阳城有感》：“一片宫墙当道危，行人为尔去迟迟。筚圭苑里秋风后，平乐馆前斜月时。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千烧万战坤灵死，惨惨终年鸟雀悲。”
《逸周书·度邑解》载：“自洛油延于伊油，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此后，隋、唐及后梁、后唐、后晋等又先后建都洛阳，遂使洛阳有“九朝古都”的美誉。汉唐时，“城池雄伟，宫苑壮丽，为天下之冠”。那时的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东都”、“诗都”、“花都”等美称，“洛阳纸贵”的成语也折射出洛阳历史上留下的了丰厚文化积淀，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为此而感慨“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实在是极精妙的概括。
古都的魅力吸引了帝王来此寻游。隋炀帝感叹于洛阳帝王之势，命杨素、杨达、宇文恺等人营建东京洛阳。
此城完工后，隋炀帝迁豫州城内外居民及各地豪富数万户充实洛阳，使城中居民激增至百万以上。605年，隋炀帝又征发百万民工开凿大运河，从洛阳乘船可直达扬州。洛阳城又重新繁荣，一直延续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唐代诗人韦应物《登高望洛阳城作》诗云：“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河岳出云雨，土圭酌乾坤。舟通南越贡，城背北邙原。帝宅夹清洛，丹霞捧朝暾。”盛赞东都繁华。当时洛阳生产的唐三彩名重海内外。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先后两次攻占洛阳。安禄山曾把被俘唐室官员及反对叛军的士绅民众大肆屠杀于天津桥，惨不忍睹。李白《扶风豪士歌》即写此事：“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乱如麻。”
安史之乱以后，洛阳开始衰败。北宋末，金兵攻陷洛阳，尽毁宫阙；南宋初，宋金又反复鏖兵于此。于是，曾经极度繁华的隋唐东都洛阳城便化为一片焦土。若干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只能透过一些残垣断壁觅得昔日洛阳城的辉煌。
4.美轮美奂的佛教艺术
商人敬鬼神，周人畏天。河南这个地方的许多人笃信宗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上他们一直对自然充满了敬畏之情，尤其是对黄河的敬畏之情，这种敬畏之情很容易使人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河南人被战争和自然灾害折磨惨了，冥冥之中，他们脆弱而敏感的心灵需要获得宗教的救济。
一、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
“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北依邙山、南望洛阳，青瓦覆盖、飞檐高翘、殿宇古色古香，寺内宏大的钟声声闻数里。香火最盛时这里的僧人多达数千人。该寺创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因而被后世佛教徒们尊为“释源”。
关于白马寺的来历，还有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传说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怪梦，他梦见一位金光闪闪的巨人在皇宫上空飞行，第二天醒来，他遂召集众臣为他解梦。这时，有一个叫傅毅的大臣说：“周昭王二十四年大地震动，河海泛滥。夜空中有五色光华，把大地照得像白天一样。太史苏由占卜之后说这是有大圣人在西方诞生。这位圣人降生是为了救苦救难，他所倡导的教义要过一千年才能传入我中华大国。如今距那时正好一千年，陛下梦见的金色巨人就是当年降生在西方天竺国的大圣人，尊号是‘佛’。这是佛法将传入中原的征兆。”傅毅一番引经据典的陈述，惹得汉明帝心花怒放，于是立即派了蔡倍、秦景等十二人去西方寻求佛法。二人历尽艰辛，到了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正好遇见正在那里传播佛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便邀请二高僧到中华传法，二高僧欣然应允，先交给二人一份《四十二章经》叫其抄录。当时还没有纸，全抄在竹简上，就用一匹白马把这些竹简驮了回去。汉明帝大喜，下令在洛阳建造了一所寺院，为了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
在白马寺东南不远处有座高出地面的小院，院中屹立着一座24米高的砖塔。该塔四四方方，共有十三层檐。创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据《三宝记》记载，当时此地忽有土丘隆起，时有光芒。汉明帝向摄摩腾询问其中原委，摄摩腾解释道，天竺国阿育王葬释迦牟尼舍利于天下，共四万八千处，此为其一也。明帝命人在土丘上建塔九层，高500尺，取名齐云塔，又称“释迦舍利塔”。现在看到的塔为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重建。当地民谣称赞此塔：“洛阳有座齐云塔，离天只有一丈八。”关于齐云塔，也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版本是说这里原是个清水潭，被一只蛤蟆精占据，每年都要发一次大水，祸害百姓。后来，有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路过此地，正遇蛤蟆精兴风作浪，便抛出金镯子，把它打翻在地。蛤蟆向僧人求饶，僧人命它造一座宝塔赎罪。从此蛤蟆精苦干十三年，建成了齐云宝塔，并住在塔里，看护宝塔。后来，它终于变成了金蛤蟆。为了赎罪，每逢干旱时，就叫个不停，使甘霖普降。所以，如果站在塔前20米击掌，就会听到金蛤蟆“哇哇哇”的应声。
二、佛雕瑰宝——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是河南地盘上佛教事业兴旺发达的又一历史见证。从北魏景明元年一直到北宋初年的五百年间里，人们耗尽心力在伊水两岸的石壁上开凿了难以计数的佛教石窟及浮雕。仅北魏开始开凿的宾阳三大洞，用时达24年，费工82万人次，才将中洞完成，另外的南北两洞直到唐朝初年才全部竣工。整个龙门石窟的规模之大由此可以想象。这些场面恢宏、构图周密、刻工精致的石窟像马蜂窝一样密布在一公里多的山壁上。其中保存至今的窟龛有2137多个，佛塔40余座，碑刻题记3600多块，造像10万余尊。著名的窟龛有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药方洞、潜溪寺、万佛洞、看经寺、奉先寺等等。
龙门佛雕大都是褒衣薄带的“秀骨清像”，大都面相清秀、颈项修长、体态瘦削、风度清逸，给人以清新脱俗之感。浮雕画面不仅富丽宏大、纷繁精细，且富于变化，装饰图案由各种尖拱、楣拱、屋檐拱、帷幕、缨珞、流苏、云纹、几何纹、卷草纹、宝相纹、莲花纹、华绳纹等组成。在这法相庄严、千姿百态的佛像国度里，充斥着轻柔飘逸的飞天、娴雅美丽的供养天人、端庄忠厚的胁侍菩萨、纯真无邪的化生童子、剽悍勇猛的力士金刚、婀娜轻盈的伎乐天以及多姿多彩的祥云琼花、瑞鸟吉兽……无不栩栩如生、神秘莫测。
龙门石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艺术想象力，引出了无数个动人的传说。传说古时候龙门山是东西连贯的，中间并没有伊水，龙门山以南是大湖。不知是在什么朝代，有个每天在山上放羊的放羊娃，一日在疲惫中睡着了。朦胧中好像看见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问他“龙门开不开？”可睁眼一看眼前又没人。一连几次都如此。于是，回家后他就把这怪事告诉了母亲，他母亲说，这或许是山神显灵，要救山南积水成灾的百姓，如果再梦见那位老人，就让放羊娃答应“开”。次日，放羊娃按母亲指点行事，青石山果然轰然中开，得救的人们就把这山口叫做龙门，山也改名为龙门山。龙门石窟就在龙门山中。而刻在龙门山两岸峭壁上的佛像还真如同真人一般，只是有一些佛像的鼻子眼睛模模糊糊，据说那是因为放羊娃太急了，没等到中午就答应“开”，它们还没有长好。可惜的是，放羊娃没有赶在山门之前跑开，被山南倾泻的积水冲走，化作龙门山上的“童子柏”。
还有一传说是说那白胡子老人即老黄龙。它为救百姓私自收住暴雨，触怒了东海龙王和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罚它在青石山中造佛像十万尊，次年二月二完成，以小惩大戒。老黄龙便用头在山上撞出两千多个洞，然后用利爪在洞里雕像。到二月二还差三尊大佛时，即累垮了，与放羊娃应答的事便由龙女代替。随着放羊娃“开”的应声，山崩地裂，两条龙飞回天庭，东西两山石壁上布满了佛龛、佛像，正好十万，只有西山三尊摩崖佛像未雕完，现仍保持原样。
在龙门西山北端山脚下有个禹王池。禹王池东侧有一石雕蛤蟆嘴，池中泉水由此注入伊河。民间传说称这石雕乃是大禹钉在此处的蛤蟆精所化。池中有2米多高石笋一支竖立其中。传说这石笋是大禹治水时所用的石砭。当年，大禹用它凿开龙门山后，一个蛤蟆精霸占了这里，兴风作浪，无恶不作。大禹归来，带着石砭来收拾蛤蟆精。那石砭是天神之物，既是凿山的好工具，又是法力无边的降妖杵。大禹有了降妖杵的帮助，很快破了蛤蟆精的妖术，并用石砭将妖精钉在了龙门西山下。由于用力过猛，石砭没能拔出来，天长日久即变成现在的石笋。蛤蟆精被钉在地上，满嘴喷水，这就是禹王池里的泉眼。
龙门西山中部的半崖上就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宏伟的大佛群——奉先寺。奉先，即奉祀祖先之意。从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创建，历时四年（一说十五年）竣工。该佛寺由艺术家李君瓒、王七执刀，并把它设计为半露天式（宋代曾加盖保护建筑，今已不存），可以站在东山隔河远望。寺内供奉着卢舍那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十一尊巨型雕像。龙门石窟的精品是奉先寺中高17.4米的卢舍那大佛，这尊大佛体态丰匀传神，线条精妙，袈裟间层层皱褶富于厚重的质感，整个造型被宁静而慈祥的情感所包围，通体散发着静穆的伟大气息，被称誉为“东方的维纳斯”。据造像铭载，建造此寺时武则天曾“助脂粉钱两万贯”，并亲率大臣参加卢舍那佛的“开光”典礼。武则天为什么对奉先寺如此重视？传说卢舍那佛是根据武则天的形象雕成的。据说唐高宗十分迷恋武则天，夸她相貌端庄，有菩萨仪态。不料武则天却哭了，她说：“眼前再好，百年后还是一堆枯骨。”高宗说那就用画像来保存容颜，武则天仍嫌薄纸一张，难以长存。在高宗无可奈何之时，武则天出主意在龙门山开窟造像。高宗唯命是从，立刻派人为武画像，并依据画像雕刻了卢舍那大佛。当地百姓都认为这是武则天像。卢舍那是佛体态饱满，面容丰腴，是唐代美人的理想范型。从现代眼光看，该佛像修眉长目，嘴角微微翘起，脸上浮现着如有似无的微笑，表现出无限的慈爱与超凡的智慧之光，被誉为“说不尽的卢舍那”，一如“蒙娜丽莎”的微笑般留给后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伊河东岸有块巨石，俗称擂鼓石，据说是武则天前来礼佛时擂鼓奏乐的地方。民间认为能抱住天王像、力土像脚脖的人有福气，因此游人到此，都想一试。天长日久，天王像、力士像的脚脖被磨得乌黑发亮。俗语所谓“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在这里竟变成了事实。
龙门石窟的佛雕不愧为佛雕艺术上的珍品，它上承雕饰奇伟、雄健朴实的云冈石窟，下启唐代丰腴圆润的写实手法，处处彰显了古代河南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审美情趣。河南人们花如此大的心血来制作这些佛雕，其根本目的是什么呢？也许他们觉得在人间活得太苦了，他们的心头激荡着一种宗教化的诗意，他们试图把这种诗意描绘出来。
三、“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
俗话说“北少林，南武当”，少林寺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也是武术史上的瑰宝。它是北魏孝文帝为安顿印度高僧跋陀（又名佛陀）于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修建的。山门外石坊的“跋跎开创”题额就是寺庙建成之后所题，标明了建寺的原因。
少林寺具“天下第一名刹”之称。关于少林寺这座“天下第一名刹”的来历，曾有一个传说。相传北魏太和年间，有和尚、阴阳先生与财主等三人同时登上少室山，有位老僧正指点小和尚说人间少室山有少林寺。三人顺着老僧手指方向看，果然在山中看到一座壮丽非凡的寺院，但转眼之间这山中寺院却烟消云散了。这三个人各怀心事下山，暗自都盘算着如何占住那块出现寺院的宝地。和尚睡到半夜，心里着急，赶往宝地，在那里并生的两株翠柏下挖了个坑，将鞋子埋下，这才回去。阴阳先生随后赶来，折了根木棍插在翠柏之间作记号。财主最后赶来，把帽子挂在棍上作记号。三天后，三人各领着一伙人前来破土，各找自己记号，争吵不休。正好孝文帝巡游中岳，便评判道：“帽在棍上戴，理当棍插早，棍在鞋中竖，还归鞋先埋”，遂将此地判归和尚所有。此和尚即佛陀。据说少林寺的面貌，就是佛陀据当日出现的“少林寺”的幻影建造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事实上，少林寺的确与佛陀有关。当年，释迦牟尼创建了佛教，但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被分为了几大流派，其中，禅宗是中国佛教中一个很大的宗派，因为“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禅”即梵文“禅那”之略，意译为“静虑”、“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诸义，即要求“心注一镜”，“系念寂静”，往往和“定”合称“禅定”，通过精神集中、观想特定的对象而得到大彻大悟或功德。
禅宗是印度高僧菩提达摩在少林寺创立，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自五祖弘忍而分为南北二宗，南宗慧能，北宗神秀，即“南能北秀”。中唐以后，南宗成为正统，受朝廷重视，在士大夫和广大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六祖坛经》是其代表作。由于少林寺是为汉传禅宗祖庭，从此奠定了该寺在汉传佛传中的重要地位，故有“天下第一名刹”之称。
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原是天竺（印度）人，乃天竺禅宗第二十八代传人。南北朝时期，达摩从海路历时三载来到中国，想在佛学迅速发展的中国留下自己的印记。他于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在金陵受到虔诚信佛的梁武帝的接见，但二人佛学思想颇有差异。达摩看到南方暂时无自己立身之地，便渡江北上。传说他渡江不是靠船，而是脚踏一管芦苇，颇有法力。现在少林寺里有元代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所制“达摩一苇渡江”画像碑，便是这个传说的再现。
达摩来到少林寺受到盛情款待，而达摩也以传播禅宗为己任，竭心尽力，他一改以往来中国传道的佛教徒们所广泛照搬的小乘佛教的繁杂修行办法，主张以禅定代替佛教的全部修习。所谓禅定，就是面壁静坐，从而达到内心宁静，摒除杂念的目的，在静息养心之下，也能对佛法产生领悟；而一旦有所领悟，便达到了最上乘禅，就是成佛了。达摩言传身教，自己率先面壁静坐在少林寺五乳峰上，一坐便是十年（一说九年），大彻大悟。今五乳峰达摩面壁洞便是当年达摩坐禅的地方。达摩面壁洞洞深3米，宽3.3米，高3.5米，是自然石质水浸风化而成。洞内正中供有达摩石像一尊。周恩来《大江歌罢掉头东》诗中“面壁十年图破壁”，即用达摩面壁这一典故。
达摩的这种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迅速为中国佛教徒广泛接受，因而后世尊达摩为初祖。他从天竺带来的一件棉布袈裟，也就作为禅学历代传授法嗣的凭证。五乳峰下小山丘上的初祖庵，便是后人纪念达摩面壁而建，又称“面壁庵”。现在所见大殿是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修建的，其宋代建筑风格非常明显，虽历代也有修葺，但并未破坏它的整体风格。殿内石柱雕刻精美异常，东、西、北三壁绘有达摩以下三十六位祖师画像。大殿后面有东西对称的两座小亭，东亭内供达摩父母兄弟塑像，西亭供达摩塑像。达摩面壁石曾存殿中，后移法堂，毁于现代军阀石友三焚寺之火。
在跟随达摩学法的人中，慧可是最有悟性的人。慧可，俗名姬光，北魏时虎牢（今河南荥阳）人。据传慧可为了能向达摩学法，立在门外等候达摩，大雪没到膝盖仍然不动。在得到达摩勉励之后，取利刃自断左臂置于师前，以表明自己心志坚定。于是，达摩便立慧可为自己的继承人。从此，慧可就成了禅宗的“二祖”。今少林寺内“立雪亭”，据传即慧可立雪断臂处。
少林寺也是中国碑刻的一座宝库。保存有唐代以来各种碑刻184尊。这些碑刻主要有皇帝赐封、营建重修、告示、佛教宗派世系、经文记录、造像、画像、游人留诗等内容，它们记录着少林寺的历史、佛教的兴衰与寺僧的生活，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同时又是书法艺术的珍品，为少林寺这座古刹增添了浓厚的艺术色彩。少林寺的碑刻主要集中在山门内通道两边的碑林和慈云堂的碑廊两地。
除了众多的碑林外，塔也是为数众多。现存自唐至清各式砖石墓塔229座，散布如林，故称塔林，为中国最大的一处塔林。塔内一般安葬死者骨灰，也有安放死者衣钵的。能安葬此处者，一般为历代住持与素有声誉的寺僧。区分他们生前的地位，则可由塔的高低、大小、级数等评判，而造型则随时代风尚而建，式样繁多，造型各异，是我国古代砖石建筑与雕刻艺术的宝库之一。其中最古老的是法玩禅师塔，建于唐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另外，日本和尚邵元撰文并书写塔铭的菊庵塔（一名照公和尚塔）建于元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是我国对外关系史上重要实物材料之一。著名史学家郭沫若曾题诗云：“邵元撰写照公塔，仿佛唐僧留印年；花落花开沤起灭，何缘哀痛着陈言？”
少林武术又叫少林功夫，是中国武术中一个重要的流派，源远流长。
中国武术出自中原。据传，远古黄帝与蚩尤大战时，黄帝轩辕氏曾在新郑山中练兵。《史记》说他“习用干戈”。蚩尤则善用“角抵五兵”，角抵即是打斗，五兵是五种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见《世本》），可见当时已有了徒手和持械的两大类武术。
而武术的成型则是在北魏太和年间，少林寺住持跋陀在洛阳天街看到十三岁的慧光在井栏上反踢穗子，一连踢了五百下，感到惊奇，即收为弟子。跋陀的另一名弟子僧稠，由瘦弱而练武，练得“筋骨强劲，拳捷骁武”。达摩坐禅，终日面壁静坐，肢体困麻，需要活动筋骨，伸臂踢腿。当时已有“十八罗汉手”之拳术，此乃少林拳之雏形。
除徒手技击对打和套路拳术外，还有兵器武艺，十八般武器全有，但以枪（兵器之王）、刀（兵器之帅）、剑（四大兵器之一）、棍（兵器之本）等为重点。“少林棍”名目繁多，少林武僧均以“棍”名冠天下。
地藏殿画出了“少林棍”的来历。在南二间有《紧那罗王御众巾》的壁画，明代程冲斗《少林棍法阐宗》说少林棍源出自紧那罗王。元至正年间，有一穷和尚来寺，在厨房烧火数年。此人蓬头光背赤脚穿单裤，平时很少说话，常闭目打坐，人皆不知其姓名。后红巾军犯寺，他以火棍迎战，变形数十丈，独立高峰，击退了红巾军，大叫“我就是紧那罗王”，战后即不知去向。后尊他为少林寺伽蓝神（保护神），在大雄殿遗址东南角尚有一紧那罗王殿，香火甚旺。
少林寺的另一特点是寺僧习武。据唐代裴灌《少林寺碑》说，隋末少林寺僧人志操、惠场、昙宗等帮助唐太宗李世民作战有功，太宗即位后，赐地三十顷，并扩大寺院。后来，寺僧便习练武术，代代相传，终于使少林武术闻名天下。其中，少林寺僧救李世民的故事，富于传奇色彩。李世民化装轻骑深入敌后侦察，被王仁则部下捉住。解往洛阳途中，李世民逃跑，少林寺僧觉远和尚等将他藏在水中，以打水仗为戏，躲过了追兵。后又助李活捉王仁则，逼降了其叔王世充，为唐朝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登基后，特许少林寺养兵五百，少林和尚可吃酒肉、开杀戒、参政事，封寺僧昙宗为大将军，觉远和尚为少林寺主教。《唐太宗赐少林寺主教碑》有李世民亲笔署名，嘉奖寺僧战功。此碑现仍树立在原钟楼旧址。现在寺内白衣殿尚存清代壁画《十三棍僧救唐王》，该画保存完好，色彩艳丽，栩栩如生。
明末国难当头，不少仁人志士到少林寺习武传艺，少林武术乃从民间武艺中吸收不少招式。清初为反清复明，“少林派”密传南北各地，但又使少林寺两度被焚。后旗人亦来学拳，同光年间京旗蒙古人庆和甫向少林高手麟石学习武艺，长于技击，能以气功将对手打出丈外。他轻功亦好，发功后，能自城楼之北窗洞出去，在空中将身一横，又由东窗洞跃入，其身之轻，可想而知。
近代辛亥革命等也有寺僧参与，如著名的许世友大将和钱钧上将，童年时都曾在少林寺当杂工，苦练武术。
在当代，少林武术不断得到普及和提高，特别是1983年电影《少林寺》上演后，全国出现了“少林热”。各地男女青年千里迢迢来少林寺习武，仅两年中就已有各省学员五千余人受到了少林武功的训练。少林武术在国外的影响亦颇深远，日本有“少林拳法联盟”，新加坡成立了“少众山国学社”，美国成立了华林寺武术团，瑞士有诺氏少林功夫协会……少林功夫真是神振五洲，发扬光大。
四、让风流雅士迷恋的香山寺
龙门东面有座山，山名为香山。山上有座庙，庙以山名，就叫香山寺。此地风景优美，环境幽雅。香山寺创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唐武则天时又几经修葺，雄居龙门十寺之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修香山寺记》云：“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游观之胜，香山首焉。”女皇也把这里作为召见朝臣之处。有一年春天，石楼重修已毕，女皇命百官赋诗，先成者赐锦袍。东方虬诗先成，本应得锦袍。但宋之问也随即献诗，后四句云“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极尽阿谀之能事。听得武则天心花怒放，竟把锦袍改赐宋之问。香山赋诗夺锦袍，遂成为初唐文坛一段轶事，龙门香山寺也因此而更为著名。
李白临游天下，竟在香山寺流连忘返，遂宿寺中。李白诗《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即咏此地：“朝发汝海东，暮栖龙门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望极九霄回，赏幽万壑通。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风……”
中唐大诗人白居易更是对香山寺钟爱有加，晚年归隐香山寺。当时香山寺已多年失修，毁坏十分严重。白居易捐资六七十万钱用来修葺，并写下一篇《修香山寺记》，记述此事。在香山期间，白居易又召集几位知心好友结成“香山九老诗社”，并将各人姓名、年龄、相貌一一刻于石上，名为“九老图”。平日闲暇，诸诗友赋诗唱和，好不自在。一时间，香山寺又恢复了蓬勃生机。同时，白居易因看破红尘，开始倾向于佛教，思考了一些佛教问题。为此，白居易又专门捐资雕刻了香山高平郡王洞东边的那块“西方净土变”浮雕。“净土”一词，缘自佛教用语，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是当时最吸引广大群众的佛教宗派。白居易为该浮雕题诗云：“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与众苦。愿如我身老病者，同生无量寿佛所。”表达了他对理想世界的向往。他虽然归隐山林脱离了政治旋涡，但并未忘怀芸芸众生。白居易在香山寺的生活，其实是“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冶其心，旁以山水风月诗琴酒乐其志”。此间，白居易潜心编辑、抄录了自己的诗文总集，使后人有幸能读到他的全部作品。
公元846年白居易终仙逝于此，家人据其遗嘱，将他安葬在香山北端的琵琶峰顶。民众们传说这座琵琶峰本来并不像琵琶，白居易安葬此地不久，当年在浔阳江头与他结识的琵琶歌女追寻知音来到香山。她在墓前洒酒一坛，以志怀念，致使白墓之前至今不干。然后她又为白弹琵琶数曲，极度悲痛之下，将琵琶摔碎在墓碑之上。巨响之后，山峰遂化为琵琶形状，歌女则自沉伊水。今墓前有“唐少傅白公之墓”石碑一通。墓顶长满各色花草，周围有柏树十九棵环绕一棵枣树。人们说这象征着白居易的为人，枣刺代表白居易敢于针砭时弊，枣实代表白为民造福。白氏家族今传第五十二代，他们每年二月十五、七月十五均到香山扫墓。白居易以其人品与诗才赢得了世人极大的尊敬，游客、学人拜墓者终年不绝，祭奠时洒酒频频，致使墓前之土常湿不干。郭沫若有凭吊白墓诗云：“满山松影今图画，夹道泉声故管弦。伊水南来康节里，香山西峙乐天阡。”诗中表达了对这位古诗人的极大敬意。
五、佛法西来，于斯为盛
中原经常的灾难，造成中原人民对生命的漠视与坚韧，幸好有宗教的保护，人们在木讷中相对心静了些。东汉时，汉明帝因为做了一个梦，博士傅毅便上奏说去西方取佛法，佛法取回，汉明帝令在洛阳修建僧院，中国佛教祖庭白马寺就这样建成了。
河南人很快就迷上了佛教，他们敬畏自然、乐天知命的天性与佛教的基本教义一拍即合。在以后狼烟滚滚的历史长河里，佛教成了河南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佛教教导命运多舛的河南人从充满宿命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学会在黑暗的世界里施洗自己的灵性，开启心智，并获得救赎。
佛教讲求普救众生，来自印度的两位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宣传教义，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佛教一进入中国就选择了河南这块宗教的沃土。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次明智的选择。
从那遥远的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餮餮纹，以及狰狞可怖的雕饰，流露出早期河南人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以及对生命暗淡的忧郁之感。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河南人的恐惧和忧郁，拓展了他们心灵的领域广度，使他们获得某种神秘的启示和灵性的愉悦。抑或佛法确实是慈悲的，不然河南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信男善女呢？
西晋时全国有180座寺庙，洛阳一地就占去了42座。
南北朝时，洛阳的寺庙竟空前绝后地达到了1367座。这是一个让后人无法置信的数字，据有的史料统计，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北魏僧众竟占全国总人口的1/10左右。佛教使大动荡时代的河南疯狂了。当印度禅宗二十八代祖菩提达摩在洛阳见到永宁寺后惊叹不已，声称走遍世界从未见过这样浩大精丽的寺宇。由著名女强人胡太后兴修的永宁寺僧房多达1000余间，崇丽的殿塔高耸云天，整个工程气势磅礴，装饰华美灿烂之极，浓烈的香火一直飘散到了云霞之外。从当时专门记述寺庙的《洛阳伽蓝记》来看，一系列寺庙霸占去了洛阳近1/3的地盘。
在漫长的历史中，河南人的两大传统思想，一是儒家正统思想，二是佛教思想，正如万历皇帝所说，儒家与佛家犹如一只鸟的两只翅膀，每一支翅膀都需要另外一只翅膀的合作。
谈及河南的佛教，还有一位伟大的高僧玄奘让人们记忆犹新。这位河南人坚贞的精神世所罕见，他只身一人前往印度半岛去学习正宗的佛教理论，历尽千辛万难终于大功告成。玄奘对中国佛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身上，河南人那种坚韧的毅力体现无遗。
河南人对宗教的迷恋，还吸引了其他的教派来此安家落户。几年前，有家报纸报道说在开封发现了许多犹太人的后裔，他们仍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据考证，犹太人是沿着丝绸之路分批进入河南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其中一支于北宋时期来到了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城市东京，在这里，他们为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片繁华之地而惊叹，于是决定在这儿长期定居下来，接受汉族人的文化，同时注意保持自己民族成员的纯洁性及宗教习俗。他们不与外界通婚，遵行割礼和安息日，遵守犹太教一定的饮食禁忌。
犹太人是与吉普赛人、波西米亚人齐名的世界三大流浪民族之一，犹太人体现了一种世界主义，他们以四海为家，靠精明的头脑闯天下，无论环境如何险恶，无论遭受了何等的迫害，也坚韧不拔地生活下来。犹太人从遥远的地方进入河南并不值得奇怪，要知道东京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高丽人、日本人、阿拉伯人、马来人、东非人都曾跑到这里来大发其财。
在开封的犹太人将耶和华视为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惟一真神，而在日常生活中，同其他地方犹太人一样，他们把著名的《摩西十诫》当作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其内容是：1.除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2.不可以为自己树立偶像。3.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4.当守安息日为圣日。5.当孝敬父母。6.不可杀人。7.不可奸淫。8.不可偷盗。9.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10.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及其他一切别人的东西。
到了17世纪，意大利博学多才的传教士利玛窦穿梭往来于北京到广东之间的广大地区，他吃惊地发现河南竟居住着许多犹太人，当他把这则信息传回欧洲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欧洲人听说河南犹太人拥有古老的希伯莱文经书《正经》（共53卷）时，无不渴望把它弄到手，就连大哲学家莱布尼茨也将此事看作是梦寐以求的事。
除犹太教外，其他宗教也纷纷进入河南。例如阿拉伯人在河南的许多地方都建造了伊斯兰清真寺，规模最宏大的是开封东清真寺。而到了明朝末年，在利玛窦的影响下，意大利神父弗尔德在开封延庆观附近建立天主教堂，宣传基督精神，吸引了不少的信徒。至此，中原真成了包罗万“教”的大熔炉。
5.古都地脉正宜花，洛阳牡丹甲天下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是唐代洛阳籍大诗人刘禹锡的名篇诗句。他说的京城，即是洛阳，他说的国色，更是大唐帝国最美的颜色。自古以来这座屹立于洛水岸边、环抱于众多历史名山之中的古都，以它那叠加于十三朝古都的厚重文化名扬四海，更以“洛阳牡丹甲天下”名冠天下。
据史载，北宋中期洛阳培植的花木多达数百种，品种一千多个。每年春日有花市，届时士庶竞相邀游，其情景之热烈，诚如司马光所言：“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十万家。谁道群花似锦织，人将织锦学群花。”后来花业花市虽因战乱而萧条，人们爱花之心未泯。随着国运的昌盛、民族的复兴，洛阳花业又日益兴旺，近年又恢复“花节”，成为居民和中外游人同乐的美好时刻。
牡丹非天下独有，何以“洛阳牡丹甲天下”？据考证，“洛阳居三河间，古善地”，其气候基本与我国“二十四节气”相同，四季分明，很符合牡丹的生长周期。洛阳冬季没有东北寒冷，夏季没有南方湿热，有利于牡丹的冬眠、越夏。洛阳盆地土地肥沃，且黏性较大，这对相对喜爱稍干、怕涝的牡丹生长十分有利。由此可见，“种植好牡丹，必取洛阳土”这一民间谚语确有科学依据，大文豪欧阳修的“洛阳地脉花最宜”也不是一句虚话。更何况洛阳牡丹得宠于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和庶民百姓的千般呵护，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怎么能不生出国色天香、千姿百态来呢？
洛阳多花，那花自然指的是牡丹。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写道：洛阳人称其他的花为“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为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洛阳人偏爱牡丹，不仅因为大自然赋予了牡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国色天姿，更因为牡丹和洛阳结下的一段不解之缘：据《事物纪原》云：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腊月，武则天要游长安上苑赏花，她乘酒兴醉笔写下诏书“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百花慑于此命，一夜之间绽开齐放，惟有牡丹抗旨不开。武则天勃然大怒，遂将牡丹贬至洛阳。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这更激怒了武后，便又下旨烧死牡丹。牡丹的枝干虽然被烧焦，但到了第二年春，牡丹反而开得更盛。还有记载认为，在洛阳栽培牡丹始于隋炀帝。据说移植牡丹的时候隋炀帝还亲自过问并取名为隋朝花，“国花”一说由此开始。据《杨贵妃外传》载，开元初年，唐玄宗和杨贵妃等举行赏花诗酒会。其间，唐玄宗亲自抚琴奏乐，而洛阳花师宋单父亦在场——介绍花品，其中有出自洛阳的姚黄牡丹，美态出众，被誉为“此皇王之胄，奇种也”，令玄宗和杨贵妃赏花大悦。
《群芳谱》称牡丹“劲骨刚身”，名副其实。自唐至宋，洛阳牡丹的品种日新月异，宋代范仲淹《洛阳牡丹谱》中记载的牡丹品种已达119之多，如姚黄、魏红（即魏紫）、九萼红、汉宫春等等。牡丹品种在洛阳的迅速增多，是和作为陪都的洛阳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密切相关的。
洛阳人爱花成癖，每到花开之日，无论贵贱贫富，争相观赏。达官贵人更是以据有名花骄夸于世。蔡绦《铁围山丛谈记》云：宋元丰年间（1078～1085），神宗游览金明池，正遇西京洛阳进献的一株姚黄，花面直径1.2尺。神宗把此花摘下，簪于发间，掉头回宫，对其他奇花异草看也没看一眼。
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首的文人墨客，在以诗歌反映生活的艺术创作中，将对牡丹的赞颂寄予笔下，首开洛阳诗词创作之先河，白居易在《牡丹芳》中赞到“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讲的是洛阳牡丹花好，使游人若狂，而牡丹花期短暂，也使人若狂，莫失良机，争相观赏，甚至夜间掌灯观看。真实地反映了洛阳牡丹的繁荣与发展。
欧阳修《洛阳牡丹图》云：“洛阳竞夸立名字，买种不复论家资。比新较旧难优劣，争先擅价各一时。”苏辙《独乐园》诗云：“城中二月花事起，肩舆遍入王侯家。浅红深紫相媚好，重楼多叶争矜夸。”当时要观赏名贵品种，需花“十余钱”才能进入花园。要买花，更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据白居易《买花》诗所载，“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唐代已如此，宋代更加如此。这一切无疑极大地刺激了牡丹的栽培事业。流风所及，文人学士中也颇有一些爱好牡丹的人，像欧阳修、范仲淹等人无不如此。而宋代理学家邵康节在洛阳住宅中自己培植牡丹，竟育出一株开二十四花的牡丹，为此他赋诗云：“牡丹一株开绝伦，二十四枝娇娥颦。天下唯洛十分春，邵家独得七八分。”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自古以来，洛阳牡丹就以品种繁多，花色绝伦而名扬天下。唐代就有“牡丹之盛，莫过于洛阳”之说，到宋代已有100多个品种，其中尤以“姚黄”、“魏紫”最负盛名，被誉为牡丹的“王”与“后”。洛阳的牡丹妩媚而不妖冶，华贵而不骄奢，丰腴里透出圆润，雍容中自见端庄。论颜色有红、黄、紫、白、墨、粉、蓝、绿五彩纷呈，论花型则重瓣迭枝，环肥燕瘦，各具风骚。
有些花花色富于变幻，同株异花或同花异色屡见不鲜。以三国东吴美女大小二乔命名的牡丹，一株上可开出粉、白两色花，甚至在一朵花上也可分出粉、白二色，而“醉杨妃”由因花色如唐代贵妃醉酒酲红嫩朱而著称。有些花花朵硕大，花瓣层叠高耸多达百叶，“径可盈尺”者不止一个两个品种。因集唐、宋、明诗家之句而赞曰：“宫云朵朵映朝霞，白宝栏前斗丽花。”“数苞仙艳火中出，一片异香天上来。”“粉香云暖露花新，晓日浓熏富贵春。”“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织得成？”难怪有云“洛阳牡丹甲天下”。
6.豫剧——梨园奇葩
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风情及集体性格，最好的方式就是听一听带着泥土味的音乐。豫剧是河南的特色剧种，来到河南不能不看豫剧，就像来到北京不能不听京剧一样。
河南音乐文化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即有“郑卫之音”等地方民乐蜚声天下。到了宋朝，戏曲越发成熟，不少地区已普演集戏曲、杂技、武术于一体的《目连救母》等折子戏。明清之际，更形成豫剧、目连戏、太平调、柳子戏等多种地方戏曲。豫剧即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
豫剧也称河南梆子、河南高调。河南地处平原，地势广阔，在豫西山区演出多依山平土为台，当地称为“靠山吼”。
豫剧在声腔上属梆子腔系，据清李绿园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成书的《歧路灯》和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杞县志》记载，当时本地梆子戏已在开封、杞县一带盛行，并曾与罗戏、卷戏合班演出，称为“梆罗卷”。
经过艺人的历代传承和不断地流变，再加上语音方言的不同，豫剧音乐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流派，主要有：以开封为中心的唱法称“祥福调”；以商丘为中心的唱法称“豫东调”，又称东路调；以洛阳为中心流传的唱法称为“豫西调”，又称西府调、靠山簧；豫东南沙河流域流传的唱法称“沙河调”，又称本地梆。
豫剧十分注重唱功，唱腔流畅、节奏鲜明、极具口语化，唱词通俗易懂，多为七字句或十字句。一般吐字清晰、行腔酣畅，与听众的生活较为接近，表演风格朴实、乡土气息浓厚，深受观众喜爱。
豫剧音乐丰富多彩，唱腔属板腔体。它有独特的板式结构和比较完整的音乐程式。可分为慢板、流水板、二八板、飞板四大板类。豫剧的伴奏乐器分文武场面，文有二弦、三弦、月琴，称之为老三手或仨弦手。后因二弦音色尖噪而代之以板胡。武场常用的乐器有板鼓、堂鼓、大锣、小锣（又名堂锣或手锣）、手镲、梆子、手板等。
俗话说：“四生四旦四花脸，八个场面（即一鼓二锣仨弦手，梆子手镲共八口）俩箱倌。”这主要是指豫剧的行当和班社。四生是大红脸（又叫红净、戏生）、二红脸（又叫马上红脸）、小生、边生（又叫二补红脸）；四旦是正旦（青衣）、小旦（花旦、闺门旦）、老旦、帅旦；四花脸是黑头（副净）、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正因为是男八女四的行当，把四生四花脸叫做外八角，以男角为主的戏叫做“外八角戏”。
在不同的时期，豫剧都有一些水平较高的代表作，如20世纪50年代前期有《小二黑结婚》、《罗汉钱》、《新条件》、《刘胡兰》、《赶脚》等；50年代后期有《朝阳沟》、《掩护》、《冬去春来》等。20世纪60年代更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现代戏剧目。20世纪80年代虽然戏曲陷入困境，但河南的现代戏却是出现了《金鸡引凤》、《倒霉大叔的婚事》等一批较有影响的剧目。由于音乐工作者的传承与创新，豫剧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戏曲形式。喜爱现代戏的观众也越来越多，在不少地方，现代戏观众人数超过了古代戏观众的人数。
豫剧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艺术造诣很深的表演艺术家。邹少和先生回忆说：“宣统间，小旦李剑云者，阳武人，天赋佳喉，清脆圆润，高下疾徐，婉转曲折，玑珠走盘，无不如意，又复善制新腔。自李氏出，剧风为之一变，优伶界中感叹为空前绝后之才。”比较著名的有常香玉、阎立品、马金凤、牛得草、王善朴、魏云、马琳、高洁都以其深厚的艺术功底、精湛的表演艺术为人们所称道。近些年来，又有许多青年豫剧表演艺术家，象汤玉英、王清芬、虎美玲、谷秀荣等渐渐成长起来，走向成熟。
豫剧，这个河南人引以为骄傲的剧种，已经创造了辉煌的过去，它也必将有着辉煌的未来。在祖国戏剧的百花园中，这朵奇葩将会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7.“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墓葬宝地北邙山
“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北邙地脉，眼界开阔，身后是滔滔黄河，面前洛城繁华，势高土厚，风水极佳。这里，相传是老子炼丹之处，唐武则天也在翠云峰上建有避暑宫。更奇怪的是，殷周以来历代帝王、公卿和庶民百姓都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死后都想归葬这里。因此历代帝王将相无不葬身与此为荣，早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的俗语。
“乐不思蜀”的刘禅，婉约词宗李煜李后主，“全无心肝”的陈叔保，这些亡国后主都不约而同死葬北邙，至于伊尹、吕不韦、贾谊、班超等历代名人更是数不胜数，所以人说：北邙无卧牛之地。
邙山地处古都洛阳之北，数代王朝在此建都，年代跨越之久，年数累积之长，在中国古都中是少有的。北邙一直为历代墓葬之地，出现如唐代诗人王建《北邙行》中描写的“北邙山头少闲土”现象，可以说是蔚为壮观。但中国墓葬中这一“葬在北邙”的现象，缘起何时、源于何人呢？
中国人一生笃信“风水学”，尤其是“生与死”这一头等大事，更是与风水脱不了干系。无论是平民老百姓还是皇帝贵族，无不想为后世寻找一个祖荫之所。其中，更以皇家贵族为甚。
东周第二代天子桓王陵，在渑池县南村乡的凤凰山，这里北临黄河天险，与青山、岱嵋寨并肩耸立，山水环绕，风景秀丽，地势险峻，但因土质不好，竟特意从洛阳北邙山运来黄土，垒起一个高10米，周长100米的封土堆！邙山的黄土与凤凰山上夹杂碎石的土壤完全不同，更奇的是，邙山黄土不仅不易被水冲刷流失，还因土质肥沃，其封土堆上生长的草木也特别旺盛。
也许，东周自其第十二代天子景王始葬北邙，就是受此启迪吧。
据《后汉书》、《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记载：周景王葬于翟泉。翟泉就在邙山脚下汉魏故城遗址东北隅的金村附近。邙山墓区，除景王外，还葬有敬王、元王、贞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共十余代周天子，金村陵区是东周最大的陵区。
周天子葬于金村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因王子朝之乱迁都成周（今洛阳白马寺东，即汉魏故城一带）。公元前520年，周王朝爆发了争夺王位的内讧，尚在守藏史任上的老子因“站错了队”，在叛乱失败的王子姬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后失去了职位，于“周之衰”的叹息中离开了洛阳。周平王迁都洛邑，到景王，历12世以王城（今洛阳王城公园周围）为都，周敬王因“周之衰”在公元前519年迁都成周，历11世以成周为都，至东周最后一位天子赧王才又迁回王城。
据《水经注》记载，洛水由东北流经三王陵，陵东有石碑。在传说中，洛阳西南的周山一带的四陵，是景王、悼王、定王、灵王的陵墓。曹魏时期编撰的《皇览》称“周灵王葬于河南城西南柏亭周山上”，时至今日还巍峨高耸，雄伟异常，周灵王墓直径约115米，高约50米。
但令人遗恨的是，最早葬于北邙、引领“葬在北邙”之风的周天子墓——“北邙第一陵”被中外盗墓贼给彻底弄没了。
自周天子葬于北邙后，至北宋一代，这儿一直是众多帝王与名人的归宿之所。后来，随着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北迁，至元、明、清，邙山的墓葬中名墓也就极少见到了。墓葬是与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经济兴衰相关联的，是中国历史折射于今天与未来的投影。
北邙山上有全国惟一，也是世界唯一的“古墓博物馆”，中国历代的死葬文化在洛阳北邙山上各有其代表。“生的理想，死的愿望”，以及得道成仙的遐想归结于此，却成了后来者了解先人的最直接的方法。邙山上的历代名人坟墓数不胜数。
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上世纪30年代，邙山出土的墓志铭，属于后魏的近三百件，唐代的将近三千件。墓志数量之多，令人惊叹不已。可见当时的人们是多么渴望死后能在邙山找到一块安息之地。难怪唐诗人张籍《北邙行》这样描绘当年北邙景象：“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车前齐唱薤露歌，高坟新起白峨峨。朝朝暮暮入送葬，洛阳城中人更多。”
有意思的是，在这北邙之巅，各色帝王将相，美妻娇妾等有财有权者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连绵接冢，所以无论其生前是胜利还是失败，得意还是失意，知音还是对头，是殇是寿，是恨是爱，到了这里都相逢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历尽生死朽骨在，相逢无语泯恩仇”，就像明朝才子冯梦龙西江月云：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纵使生前万节名烈，经过千百年沧桑变迁，终归化做荒丘，想想此些当年能随心所欲导演人间悲喜，使得万骨枯，百城废的帝王将相，此身后事不过如此尔！
回过头看看这欲望横流的社会里，人们竭尽心力的追求名利，为了它们，抛弃了太多真挚的亲情，友情，爱情。
当你独望北邙，看着黄沙埋枯骨，几世繁华皆帆过，列国纷争，群雄逐鹿，帝王将相，功成名就。最终还是在一片黄昏残阳，洛水秋风中被历史涤荡的虚无，惟有有亲情，友情，爱情和信念，伴随到永远……
8.会五岳之精粹，纳三山之灵气——中岳嵩山
嵩山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翻开第一页，你会立刻被其中精彩的情节吸引；嵩山又是一部深奥的哲学书，看一眼就会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嵩山还是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徜徉其间，你会流连忘返。这是一个既能让内行看出门道，又能让外行看到热闹的地方。在嵩山可以领略中华八千年历史进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皇五帝、夏都阳城在这里都有遗址。帝王将相、骚客文人，慕名而来，祭祀封禅，立碑勒石、绘画留丹。寺、庙、宫、观林立，祠、庵、塔、堂、院、宅、台、坛、阙、馆众多，碑刻题记、石雕、壁画、星罗棋布：禅宗祖庭少林寺，道教圣地中岳庙，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鼎足而立，中岳嵩山“会五岳之精粹，纳三山之灵气”，七十二峰，峻拔秀逸；少林武术奥妙神秘；现代建筑其风格独特，更具魅力。
嵩山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吸引着众多的专家、学者去追求，去探索。历史学家称它为“文物之乡”，建筑家称它为“建筑艺术宫殿”，书画艺术家称它为“书画艺术珍藏馆”，地质学家称它为“五世同堂”，旅游家誉它为“五岳之尊”，武术界认为它“天下功夫第一”。凡是研究过嵩山，到过嵩山的人，无不为它的博大精深、奥妙无穷所倾倒，都认为它是华夏文化的摇篮，炎黄子孙的渊源。
就连大自然，也对嵩山眷顾有加。嵩山不仅有峻秀的山峰，更有无数景素组成的自然奇景。唐朝就有嵩山八景之说，后增至中岳二十景，诗称：月满嵩门正中秋，轩辕早行雾中游，颍水春耕田歌起，夏避箕阴溽暑收。石淙河边睹会饮，玉溪台上垂钓钩。余雨少室观晴雪，瀑布崖前墨浪流。龙潭贯珠琼浆浅，嵩阳洞天景色幽。少室夕照垂金线，御寨日落苍谷口。石池高耸云崖畔，石僧思凡站山头，石笋闹林柏涛滚，珠帘飞瀑震天吼。高峰虎踞云天啸，猴子观天盼解咒。熊山积雪称奇观，峻极远眺天地悠。
这首诗，把嵩山二十景全部囊括其中，即嵩门待月、轩辕早行、颍水春耕、箕阴避暑、石淙会饮、玉溪垂钓、少室晴雪、卢崖瀑布、龙潭贯珠、嵩阳洞天、少室夕照、御寨落日、石池耸崖、石僧思凡、石笋闹林、珠帘飞瀑、云峰虎啸、猴子观天、熊山积雪、峻极远眺。这些自然景观或雄伟魁丽，或俊逸诱人，或横练直下，或层烟叠翠。真是昂霄逼汉，松石崖嵬、峭崖峥嵘，险峻处令人叹为观止，迷人处使你流连忘返。
而且，自南北朝起，嵩山就成为我国宗教、文化活动的重要地区。
相传嵩山是中岳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到这里来祭祀山神。一般而言，古代帝王巡祭五岳，仅在东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惟有唐代的武则天封禅于中岳嵩山，封中岳神为“天中王”，扩建秦代的太室祠，改名中岳庙。唐玄宗开元年间，把中岳庙迁建于黄盖峰下，宋、金时又加以扩建，再经明、清两代的多次修整，乃成为今日的规模。
早在汉代，道教就已在嵩山活动，历代建置的道观不少，嵩山遂成为道教的名山，是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六洞。宋以后，道教势力逐渐衰微，山上的道观经多次兵火已全部湮灭无存。佛教则是在东汉进入嵩山。东汉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在嵩山玉柱峰下建起了第一座佛寺大法王寺，仅晚于洛阳白马寺三年，是中国最古老的佛寺之一。从唐代直到明清，嵩山佛教一直兴盛不衰，陆续建成佛寺数十所，遂取代道教而成为佛教名山。现存的佛寺有太室山上的水泰寺、会善寺、法王寺、嵩岳寺、芦岩寺、龙潭寺，少室山上的少林寺、初祖庵、莲花寺、清凉寺等近十所。这些寺院虽迭经后期的改建、修葺，仍然保留着一些早期的遗憾，如像嵩岳寺的十五层密檐式砖塔，建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砖塔；初祖庵大殿建于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木构架、斗拱以及门窗装修等均符合宋代《营造法式》的规制。
南北朝后，嵩山逐渐成为道、佛、儒三教荟萃之地。
儒教以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为代表，书院内有汉武帝游嵩岳时所封大将军柏和二将军柏，树龄已达2000余年，至今枝叶繁茂。嵩阳书院大门外西侧，立有一通大石碑，全称是“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该碑高九米余，唐天宝三年立，为嵩山地区石碑之冠。
关于这个碑，还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
据说，在唐朝时候，嵩阳书院叫嵩阳观。观内住着一位老道士，名叫孙太冲，道号“嵩阳真人”。他终日上山刨药，炼取仙丹，为人治病，疗效很好。为此，方圆几千里的人，都来嵩阳观取药治病。后来孙太冲就成了嵩山地区一位德高望重的道人。
一次，唐玄宗李隆基，身染重病，久治不愈，他听说孙太冲炼的仙丹很灵验，就派大臣到嵩阳观讨取仙丹。玄宗皇帝吃了仙丹后，疾病果然好了。事后，为了纪念这件事，唐玄宗派了一个监工大臣，到嵩阳观立碑铭志。各地挑选来许多能工巧匠。开工时，领作的石匠问监工大臣：“碑做多高？多宽？多厚？啥式样？”监工大臣随口答道：“碑越高越好，碑首要载个帽，由嵩阳县（登封县原名）知县监辩，限工期一百天完成”。
数百名工匠，按照监工大臣的旨意，做了81天，谁知，碑做好了，立不起来。后来碑身立起来了，碑帽又戴不上，工匠们急得团团转，谁也想不出好的办法。监工大臣为了催促尽快地戴上碑帽，一连杀了三个县官，六个领工头目，但碑帽仍然无法戴上，最后，监工大臣亲自到碑前，对石匠下令说：“再限你们三天，要不把碑帽戴上，就把你们统统杀掉。”说罢，袖子一甩，两眼一瞪，扬长而去。全体石匠听到命令，一个个愁眉苦脸，束手无策。正在事情陷入僵局之际，忽然从东南方向来了一个老头，只见老头走到碑前，这边瞅瞅，那边看看，笑眯眯的一言不发。有一个石匠对老人说：“那里来的师傅？你还是快些走吧！免得在这里跟着我们遭殃。”老头回答说：“我也是一个手艺人，走到那里，吃到那里，做到那里，我这半辈子入土的人了，还怕个啥，还不是过一天少一天，啥时候土圆到脖子上，也就算完事”。那位老人说罢，转眼不见了。
这“土圆脖子”四个字，使大家受到了启示，提醒了众位石匠，于是，工匠们就抬了大量的黄土，圆到石碑脖子的根儿，大家顺着土坡，把碑帽滚了上去，安到了碑身顶上，后将黄土挑走，完成了全部竖碑任务。据传，那个老头，就是鲁班。从此，鲁班智立唐碑的故事，就在嵩阳观一带传开了。
9.“开拓封疆”话汴梁
在某年的春节晚会上，有一个环节是各省电视台主持人联袂演出的《张灯结彩谜语大拜年》，其中，第一个谜语就是“过年了，拆红包——打河南历史名城”。这个极具喜庆色彩的谜语，其谜底就是屹立在辽阔平坦的豫东平原上的历史文化名城“开封”。据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远古时代这里河湖纵横，气候温和，伟大的黄河横贯此地，孕育了这里的古代文明，而更是早在五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动了。
开封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安阳并称为中国七大古都，还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3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历史悠久，作为城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从郑庄公在此筑启封城始，至今已有2700余年的历史了。该城取“开拓封疆”之意，开封由此而得名。夏朝国君帝宁曾定都今开封境内的老丘，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以及宋和金的国都，也相继定都于此，元末刘福通领导的农民军曾以开封为都，建立了龙凤农民政权。
长期的建都史，在开封城中留下了大量文化遗迹。尤其是北宋时代的开封，水陆交通发达，人口百万，商贾如云，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金灭北宋以后，于1214年迁都于汴京，使开封又成为金国首都。二十年后，金被元灭。金章宗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黄河改道，从此以后，黄河严重威胁开封城，国家不得不花费巨大力量治理黄河。迄今仍存于开封市北门外辛庄回龙庙里的铁犀就是明代治理黄河水患的遗迹。
该铁犀俗称“铁牛”，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五月，由当时河南、山西巡抚于谦督造。高2米，体宽1米，通体乌黑，独角直指云霄。民间传说于谦巡视黄河时，受到神仙指点，才决定铸造铁犀镇服黄河水怪。铁犀铸成以后，适逢水怪作乱，洪水几乎与大堤漫平，于谦率众人拼死抢险，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堤上铁犀大吼三声，水怪落荒而逃，洪水猛跌八尺有余。从此，人们对铁犀更加崇信，四时香火不绝。于谦为铁犀撰写了《镇河铁犀铭》，铭文云：“百炼玄金，溶为真液。变幻灵犀，雄威赫奕。填御堤防，波涛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潜形，冯夷敛迹。城府坚完，民无垫溺。雨顺风调，男耕女织。四时循序，百神效职……”从铭文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它寄予了镇服水怪，保佑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
但是，铁犀并没有真正保住黄河大堤，而且还自身难保。明末，黄河溃决，铁犀淹没，直到清代顺治年间方才掘出。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重建铁犀镇河庙，移犀入庙供奉。
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它可以一如温驯的羔羊，又可如洪水猛兽般凶猛。政权安稳的时候，政府就积极治水，一旦到了政权不稳的时候就不仅不治水，反而决堤放水。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为抵御围城的李自成起义军，官军竟于九月十五日夜扒开黄河大堤，结果开封城被淹没，损失极为惨重。清代虽然对开封城有所修建，但已无法扭转开封城的颓势，开封最繁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过，还是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如山陕甘会馆，就可谓清代雕刻艺术的一朵奇葩。会馆由山西、陕西、甘肃的巨富豪商们集资建造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为三省同乡会集会场所。此地原为明代开国元勋徐达裔孙奉敕修建的府第，人称“徐府”，后毁为瓦砾。会馆坐北向南，前有雕砖照壁一座，高二丈余，宽四丈余，正面有透雕人物、鸟兽、花卉等图案，背面正中嵌有精美浮雕。从掖门入院，有午楼和钟鼓二楼。北去，有木牌楼巍峨堂皇。牌楼后为二殿，左右为配殿，再后为正殿。各殿皆覆琉璃瓦，金碧辉煌，里里外外各有浮雕、立雕装饰，绮丽非凡。
历史久远的城市大都有一些别名、代称，而且其背后多半有故事，开封也不例外。开封历史上除称为大滦、汴梁以外，还有两个叫“梁园”、“夷门”的别名和代称，它们也都有一番来历。
“梁园”，亦称梁苑，据传为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刘武所建之兔园。原址一说在今河南商丘县东，一说即今开封市郊古吹台旧址。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汉代枚乘、南朝江淹均有《梁王兔园赋》。后世亦以梁园代称开封，如唐李白即有“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题蔡舍人雄》）句。
“夷门”，本指战国大梁城的东门。据《史记·魏公子传》载，侯嬴（一称侯生）曾为夷门监（守门官），魏公子信陵君礼贤下士，对侯非常恭敬，当秦军围赵，赵求救于信陵君时，信陵君用侯嬴之谋，窃符夺兵救赵。因此，司马迁写《史记》时，曾专程到大梁之墟访夷门古迹，致使夷门之名大显。唐王维作有《夷门歌》：“七雄雄雌扰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兼将身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后来，夷门也就成为开封的别名了。
10.天下名人，中州过半——河南多雄才
江南多英才，河南多雄才。江南与河南是中国两大人文荟萃的渊薮，江南为南宋之后出现历史名人最多的地区，而在南宋之前头把交椅非河南莫属。江南英才多清柔灵敏之人，河南雄才多雄浑沉勇之人。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称颂道：“洛阳多才雄。”卢照邻的话改为“河南多才雄”也许更加贴切。
从历史上看，河南可谓人才辈出，河南人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是出类拔萃、引领潮流的开拓者和弄潮儿。
河南地处中原，古称中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从古到今曾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发明家等，晋朝即有“天下名人，中州过半”的说法。河南名人见于二十四史，有事迹可查者不下5000人。
据近代著名学者丁文江对二十四史所列历代著名人物做了一个统计，河南人的数量曾长期名列前茅。西汉有39人，占全部人数的18.75%，居全国第一；东汉有170人，占37.2%，居全国第一；唐代有219人，占17%，居全国第二；北宋时期，有324人，占22.18%，居全国第一。虽然北宋以后河南的人才有下降的趋势，但直到明代，《明史》中所列河南人仍有123人，占7%，居全国第六位；明代考中进士的河南人有1193人，占5.3%，居全国第八位。另据当代学者缨世鸿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所列著名专家的统计，先秦时期，河南籍著名学者有15人，占35.7%，居全国第一；秦汉时期，河南籍著名学者有22人，占24.7%，居全国第一；三国两晋时期，有23人，占27.7%，居全国第一；隋唐五代时期，有46人，与21%，居全国第一；宋辽金时期，河南籍著名专家学者有31人，占全国总数的12%，居全国第三；明代有6人，占3.19%，居全国第九位；清代有7人，居全国第七位；近代，有6人，居全国第十位。总体上来看，从先秦到宋辽金时期，一千多年间，著名专家学者河南籍的有151人，占全国的19.2%，总人数居全国第一。北宋以后，随着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离开河南向南迁移，河南人退出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开始走下坡路。从元明清直到近代，虽然河南的专家学者在全国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但仍居全国中游偏上的地位。
河南名人无论是在史学，还是文学都有显著贡献。其要者，有许慎著《说文解字》，王充作《论衡》、班氏兄妹修《汉书》。更有影响的是古今经学之争。当时经学大师桓谭、贾逵、马融、郑玄、何休等都在洛阳研讨经学，著书立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十分热烈。公元79年，汉章帝在白虎观大会群儒议五经异同，命班固编成《白虎通义》，以皇帝名义制成定论。其后，两晋陈寿撰《三国志》，张华撰《博物志》，北魏杨炫之著《洛阳伽蓝记》，郦道元作《水经注》，都使学术文化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与此同时，河南的文字也是独树一帜。东汉末年，才华出众的孔融、王粲等“建安七子”写出大量文采飞扬、慷慨悲凉的传世之作，以才华和血性酿造了卓然独立的“建安风骨”。其后，曹魏时代的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也都在诗赋创作上造诣甚高。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燕歌行》、《杂诗西北有浮云》，曹植的《白马篇》、《名都篇》、《洛神赋》等等，都是至今仍充满艺术魅力的名篇。关于曹植的《洛神赋》还有一段故事。洛阳老城东关洛川街曾有宓妃庙，传曹植《洛神赋》即作于此庙。洛神即宓妃，系宓（伏）羲之女，因渡洛河溺死而为洛河女神，故又称洛嫔。一直感念其兄魏文帝曹丕之后甄氏的曹植，在宓妃庙触景生情，遂作《洛神赋》。赋中表现了作者对洛神的爱慕和人神相隔不能如愿的惆怅，极为凄婉动人。晋著名画家顾恺之读罢不胜感慨，据其诗意绘《洛神赋图》，亦为稀世珍品传之后世。
再后，西晋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阮咸、刘伶、向秀、山涛、王戎），金谷二十四友陆机、潘岳等，都有名作广为传颂。左思的《三都赋》，更是引得人们竞相传抄，一时间“洛阳纸贵”。
至唐，洛阳文苑再现辉煌。天宝三载（744），中国诗歌天空的两颗璀璨的明星李白和杜甫在洛阳相会，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白居易晚年居洛十八年，笔耕不辍。其他著名诗人贺知章、王昌龄、韩愈、刘禹锡等也都有描绘洛阳的佳作传世。在绘画方面，则有画圣吴道子在上清官、福先寺等处留下绝世佳作。
北宋时期，作为西京的洛阳更是文人学者云集之所。理学泰斗程氏兄弟和邵雍等，均在洛阳著书讲学。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主要在洛阳成书。“文起八代之衰”，任大学士的苏轼虽因与司马光等人的政见不同而屡遭贬谪，但也在京城留有许多优美的诗作和古文。
这些文人学士有的生于斯长于斯，最后葬于斯，有的则是远自他乡而游于斯，最后卒于斯、葬于斯。前者有杜甫，后者有长眠于香山的白居易和分别称为明道先生、伊川先生的大学者程颢、程颐兄弟等。
历史上的河南物华天宝地灵人杰，黄河用它那浩大的情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冠于一世的风流人物。
河南有先秦两大思想家老子、庄子。
河南有北宋两大理学家程颐、程颢。
河南有中国最著名的两大忠臣比干、岳飞。
河南有中国谋臣的两大楷模范蠡、张良。
河南有中国文坛震烁古今的两大霸主杜甫、韩愈。
河南有中国天资纵横的三大文人贾谊、张衡、蔡邕。
河南有中国最著名的两大说客苏秦、张仪。
河南有中国最著名的巾帼英雄花木兰。
河南有替隋文帝夺取南朝一统江山的两大将军韩擒虎、贺若弼。
河南有秦国的三大王牌丞相范睢、吕不韦、李斯。
为汉光武帝刘秀夺取天下“云台二十八将”多是河南人。
一代枭雄曹操手下的主要谋士郭嘉、荀攸、徐庶、钟繇、司马懿等都是河南人。
到了近代，河南籍的人才也是层出不穷。
享誉国际乒坛的风云人物邓亚萍是河南姑娘，她曾经数十次赢得奥运会。世界杯、亚运会等各项大赛的世界冠军，拥有较高的世界知名度。她不仅技艺精湛，而且善于拼搏，勤奋刻苦，坚韧不屈，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她不仅是河南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穆青也是一个标准的河南汉子，曾任新华社社长，在数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先后写下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十个共产党员》等名篇佳作，影响了几代人。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河南人的聪明、勤奋和朴实，他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除此之外，河南籍人才还有：侯振挺，河南新密人，他得到的Q过程惟一性定理，荣获1978年度英国“戴维逊奖”，被国外学者称为“侯氏定理”，成为世界数学界瞩目的人物。
白寿彝，河南开封人，著名史学家，河南开封人，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主编有《中国通史》。
魏巍，著名军旅作作家，以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而闻名。
常香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中国第一位获“五洲最佳艺人终身成就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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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这份河南名人的名单还会继续开下去。要知道刻录下的不过是比较典型的，还有更多优秀的河南儿女扎根于历史底层，凭着刚直不屈、自强不息、特立独行的“中原风骨”和中原人格，光辉灿烂，彪炳史册，他们不仅是河南人优秀因子的代表，更是众多河南人的缩影。“河南自古多雄才”，就是要“雄”给世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