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天，这无限循环中的又一个庚子年的春天，将永载史册。当我应邀评点入选的五十部虚构作品的时候，北京郊外正是大雪弥天。彻骨的寒冷没能阻止疫情的传播，无数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那座九省通衢之地，那么多可悲可叹又可泣可歌的事件正在人间上演。显然，阅读文学作品所需要的那份宁静，此时此刻很难光顾书桌。
这是一种特殊的“境况性现实”。正如萨义德所说，作家、诗人的创作实践以及文学批评，都已经无数次证明：虚构作品都自有其特殊的“境况性现实”，它由言说者和听众在内的话语情境所支持。按照萨义德的说法，文学是在一个特殊场合的激励中写成的，写作、出版和传播作为一个事件，又将导致另外事件的发生，比如文学批评和来自媒体的评价。
眼前这五十部虚构作品，既然是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精心选出，我相信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2019年的中文出版水平。其中有些作品刚出版时我已一睹为快，个别作品却至今未能详读，其文本内部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宝藏，自然令人兴趣不减。有些作家大多数读者早已耳熟能详，而有些作家我则是首次听说。不过，所谓的新人既然能够脱颖而出，想必已在文学之海中泅渡多年。
在日益飞速发展的时代，一个持续写作的人，显然值得充分尊重。在2019年，我注意到阿来、邓一光、麦家、刘庆邦、张柠、池莉等作家，继续保持足够的活力。他们鲜明的创作风格，使他们能够一眼被认出。加缪说，艺术家对取之于现实的因素重新分配，并且通过言语手段做出了修正，这种修正就叫风格，它使再创造的世界具有了统一性和一定限度。通过这些成名作家的写作，你可以看到文学对天灾人祸保留着足够的记忆，并有可能从神话思维那里得到启示。当硝烟散去，虽然创痛仍将继续在人类心底发酵，但仁慈已经漫上心头。在世俗的现代社会讲述传奇，似乎意味着古老的讲故事的方法仍未远去。而在一个被充分注意到的道德化的日常生活中，一代人的成长必将笼罩着驱散不尽的伦理烟云。从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在新世纪的今天依然可能焕发出诗性。
稍加留意，或许就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几乎代表着当代作家是在不同方向上持续发力。但我想多说一句的是，台湾的童伟格和大陆的黄孝阳，虽然都是汉语写作，作品却呈现出微妙的差异。我之所以做出这种比较，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思路似乎有某种相同之处，但因为语境的不同，他们的风格又各呈异态。我只说一点，轻与重的关系，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被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处理。这似乎提醒我们，任何一位作家的写作，都要放在更多的维度上考察。
坦率地说，我的目光常常会被那些文学新人所吸引，因为我总是想看到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新的讲述故事的方式。借用布鲁姆的话说，我想看到一种“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文学。对于热爱汉语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甘甜。我想，在2019年，林培源、蔡东、王苏辛、胡迁等人的写作，让我感受了某种新的可能性。任何时代，文学新人总是在两难中成长起来的：既要对已有的文学实践保持尊重——这不仅是文学史得以延续的标志，更大的意义上是对已有文明成果的继承，同时又要破茧化蝶，以反叛的姿态完成自己。然后呢？然后当然才是最重要的一步，即突破自己，有如凤凰涅槃。林培源和蔡东的写作，都带着显见的知性色彩。对20世纪重要的短篇小说谱系的认识，以及相对较长的文学训练，使他们的叙述敢于在黝暗和光明的中间地带徐徐展开，如同深潭对瀑布的反照。他们无疑都有令人钦羡的写作前景。胡迁的写作，不妨理解为影像现实在小说文本中的折射，或许是作家电影以某种方式的延续。而王苏辛的写作，相对于笔下人物生存的艰辛和逼仄，其文本却有力地显示了年轻作家少有的疏朗和广阔，并因此获得了文学的力量。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新一代女性写作者不再纠缠于男性与女性的性别之战。需要承认那是个重要的写作领域，但又必须承认至少在这个时代它已不是最重要的写作领域。或许应该记住乔叟的讽喻性名言：上帝，假如女人写下了许多故事，如同僧侣们写下了大量的圣喻，她们定会记下男人们的更多罪状，要让所有亚当的子孙都弥补不完。
尽管知道对外国作家的出版和关注，已经成了我们经久不息的传统，但看到入选作品中有一半是外国作家的作品，我还是略感吃惊。但值得欣喜的是，入选作品中有几部短篇小说集。这似乎说明了我们的读者对短篇小说具有浓郁的阅读兴趣。无论中外，短篇小说总是保持着对人类生活中某些关键时刻的凝视。它转瞬即逝，但因为浓缩着深沉的情感而意味深长，它充满着反转和吊诡，仿佛历史和现实的一个注脚。
与中国作家相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外国作家对历史故事的兴趣似乎从未减弱，因为那是他们想象力和思辨力驰骋的疆域。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并不是要借古讽今，对他们来说压根就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麻烦。或许还存在着另一个理由，那就是他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历史就是现实。我也注意到，入选作家中有的来自东欧，包括去年获得诺奖的托卡尔丘克。我无法免俗地读了托卡尔丘克的两部小说，我得承认至少在叙事层面，她的小说在逃脱小说固有叙述逻辑之时，又小心而机智地建立起了另一套逻辑：在那里，神话、历史与现实，小品、虚构与非虚构，借由视角、人物与情绪，进行了巧妙的勾连。我同时也乐于承认，阅读东欧作家的作品，总会产生一种奇妙的贴己感。
我在这篇貌似评点文章的开头引用了萨义德的一句话。这个犹太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白血病患者，这个已逝的亡灵，曾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推崇备至。他说，屹立在路易·波拿巴背后的，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他那身为伟大皇帝的伯父，这就像1848年之前不是1847年，而只有1789年，以及在笑剧之前是悲剧。按马克思的话说，借用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武器，给拿破仑的奇谈以打击。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的特殊参与者，不仅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现实，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至于它们当中有哪部作品可以成为经典，那就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经典意味着取消知识和意见的界限，并且已成为永恒的传承工具。但在奔向永恒的途中，你得随手写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和意见，首先让它成为见证，并让读者耳闻目睹这些见证。
2020年2月
本文系作者为《晶报·深港书评》2019年度长书单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