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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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奔向永恒的途中

2020年春天,这无限循环中的又一个庚子年的春天,将永载史册。当我应邀评点入选的五十部虚构作品的时候,北京郊外正是大雪弥天。彻骨的寒冷没能阻止疫情的传播,无数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那座九省通衢之地,那么多可悲可叹又可泣可歌的事件正在人间上演。显然,阅读文学作品所需要的那份宁静,此时此刻很难光顾书桌。

这是一种特殊的“境况性现实”。正如萨义德所说,作家、诗人的创作实践以及文学批评,都已经无数次证明:虚构作品都自有其特殊的“境况性现实”,它由言说者和听众在内的话语情境所支持。按照萨义德的说法,文学是在一个特殊场合的激励中写成的,写作、出版和传播作为一个事件,又将导致另外事件的发生,比如文学批评和来自媒体的评价。

眼前这五十部虚构作品,既然是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精心选出,我相信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2019年的中文出版水平。其中有些作品刚出版时我已一睹为快,个别作品却至今未能详读,其文本内部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宝藏,自然令人兴趣不减。有些作家大多数读者早已耳熟能详,而有些作家我则是首次听说。不过,所谓的新人既然能够脱颖而出,想必已在文学之海中泅渡多年。

在日益飞速发展的时代,一个持续写作的人,显然值得充分尊重。在2019年,我注意到阿来、邓一光、麦家、刘庆邦、张柠、池莉等作家,继续保持足够的活力。他们鲜明的创作风格,使他们能够一眼被认出。加缪说,艺术家对取之于现实的因素重新分配,并且通过言语手段做出了修正,这种修正就叫风格,它使再创造的世界具有了统一性和一定限度。通过这些成名作家的写作,你可以看到文学对天灾人祸保留着足够的记忆,并有可能从神话思维那里得到启示。当硝烟散去,虽然创痛仍将继续在人类心底发酵,但仁慈已经漫上心头。在世俗的现代社会讲述传奇,似乎意味着古老的讲故事的方法仍未远去。而在一个被充分注意到的道德化的日常生活中,一代人的成长必将笼罩着驱散不尽的伦理烟云。从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在新世纪的今天依然可能焕发出诗性。

稍加留意,或许就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几乎代表着当代作家是在不同方向上持续发力。但我想多说一句的是,台湾的童伟格和大陆的黄孝阳,虽然都是汉语写作,作品却呈现出微妙的差异。我之所以做出这种比较,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思路似乎有某种相同之处,但因为语境的不同,他们的风格又各呈异态。我只说一点,轻与重的关系,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被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处理。这似乎提醒我们,任何一位作家的写作,都要放在更多的维度上考察。

坦率地说,我的目光常常会被那些文学新人所吸引,因为我总是想看到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新的讲述故事的方式。借用布鲁姆的话说,我想看到一种“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文学。对于热爱汉语写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甘甜。我想,在2019年,林培源、蔡东、王苏辛、胡迁等人的写作,让我感受了某种新的可能性。任何时代,文学新人总是在两难中成长起来的:既要对已有的文学实践保持尊重——这不仅是文学史得以延续的标志,更大的意义上是对已有文明成果的继承,同时又要破茧化蝶,以反叛的姿态完成自己。然后呢?然后当然才是最重要的一步,即突破自己,有如凤凰涅槃。林培源和蔡东的写作,都带着显见的知性色彩。对20世纪重要的短篇小说谱系的认识,以及相对较长的文学训练,使他们的叙述敢于在黝暗和光明的中间地带徐徐展开,如同深潭对瀑布的反照。他们无疑都有令人钦羡的写作前景。胡迁的写作,不妨理解为影像现实在小说文本中的折射,或许是作家电影以某种方式的延续。而王苏辛的写作,相对于笔下人物生存的艰辛和逼仄,其文本却有力地显示了年轻作家少有的疏朗和广阔,并因此获得了文学的力量。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新一代女性写作者不再纠缠于男性与女性的性别之战。需要承认那是个重要的写作领域,但又必须承认至少在这个时代它已不是最重要的写作领域。或许应该记住乔叟的讽喻性名言:上帝,假如女人写下了许多故事,如同僧侣们写下了大量的圣喻,她们定会记下男人们的更多罪状,要让所有亚当的子孙都弥补不完。

尽管知道对外国作家的出版和关注,已经成了我们经久不息的传统,但看到入选作品中有一半是外国作家的作品,我还是略感吃惊。但值得欣喜的是,入选作品中有几部短篇小说集。这似乎说明了我们的读者对短篇小说具有浓郁的阅读兴趣。无论中外,短篇小说总是保持着对人类生活中某些关键时刻的凝视。它转瞬即逝,但因为浓缩着深沉的情感而意味深长,它充满着反转和吊诡,仿佛历史和现实的一个注脚。

与中国作家相比,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外国作家对历史故事的兴趣似乎从未减弱,因为那是他们想象力和思辨力驰骋的疆域。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并不是要借古讽今,对他们来说压根就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麻烦。或许还存在着另一个理由,那就是他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历史就是现实。我也注意到,入选作家中有的来自东欧,包括去年获得诺奖的托卡尔丘克。我无法免俗地读了托卡尔丘克的两部小说,我得承认至少在叙事层面,她的小说在逃脱小说固有叙述逻辑之时,又小心而机智地建立起了另一套逻辑:在那里,神话、历史与现实,小品、虚构与非虚构,借由视角、人物与情绪,进行了巧妙的勾连。我同时也乐于承认,阅读东欧作家的作品,总会产生一种奇妙的贴己感。

我在这篇貌似评点文章的开头引用了萨义德的一句话。这个犹太人,这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白血病患者,这个已逝的亡灵,曾对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推崇备至。他说,屹立在路易·波拿巴背后的,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他那身为伟大皇帝的伯父,这就像1848年之前不是1847年,而只有1789年,以及在笑剧之前是悲剧。按马克思的话说,借用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武器,给拿破仑的奇谈以打击。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的特殊参与者,不仅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现实,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至于它们当中有哪部作品可以成为经典,那就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经典意味着取消知识和意见的界限,并且已成为永恒的传承工具。但在奔向永恒的途中,你得随手写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和意见,首先让它成为见证,并让读者耳闻目睹这些见证。

2020年2月

本文系作者为《晶报·深港书评》2019年度长书单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