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篇
一、上海华生的奇迹
创立于1982年的上海华生化工公司，起步时仅有“三口缸、六根棒、九个人”，2000元起家，是一家合作社企业。15年来，“华生”的销售额、利润以平均每年递增50%以上的惊人速度发展，到1997年，自有资产增长到10亿元，职工个个成了富翁。目前华生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经济效益最好的造漆企业，1996年实现的产值、利税分别达到152亿元和43亿元。其人均利税达73万元，排名上海工业企业之首，比国际同行的水平还高出70%。
“华生”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经营机制，有一套好的企业管理制度，有一批好的适销产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一支好的职工队伍，更有一个好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这就是“华生”的合作经济。
“华生”在15年间，从未用过国家一分钱投资或贷款，该厂职工爱厂如家，连一只玻璃瓶、一滴油也要节约。其原动力来自合作社机制——职工自愿组合、自筹资金，国家不包企业，企业不包职工。这意味着，华生是华生人的华生，它的高度的经营自主权决定了华生人可以当自己的家，但能否生存下去，也全靠自己。
这使得华生必须向市场找饭吃。他们深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清楚地知道只有敢于打倒自己的老产品，才能在市场上步步领先。从最初的元苯香蕉水到现在的各种聚氨脂高级彩色涂料，华生月月推出新产品，年年制造新热点。他们织出了一张遍布全国的营销网络。早在1989年，他们就无师自通地在沿海省市发展了150多家特约经销处，后来又建起7家分公司，如今全国已有6万多家油漆零售店被纳入销售网中。这样的营销规模在上海工业企业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这决定职工与企业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华生所有的财产都归全体社员共同所有，企业办好了，于社于职工都有利，办不好，大家散伙回家，没什么可以讨价的。华生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一切重大问题须经社员代表集体讨论审定。由选举产生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则行使着日常的经营决策和监督管理权力。总经理也是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四年改选一次，没有“太师椅”可坐。在华生公司，谁混时间、出次品、浪费原料，谁就会受到全体员工的一致谴责。管理人员至今坚持“七进八出”的工作习惯。华生人真正把企业当成了“家”。
按华生现在的效益，每年给职工发辆轿车都可以，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知道，企业必须不断扩大再生产，才能不断获得发展。华生的积累率几乎年年达到85%以上。合作社的产权关系决定了它的企业资产不仅在创建时是职工共同所有，而且日后发展壮大了的企业资产也为职工共同所有。职工们真心实意地希望企业发展壮大，有效地避免了小富即安的急功近利意识。凭着这样的机制和实力，华生的技术装备水平现已跻身世界前列，树脂车间、造漆车间的规模达到世界第一，华生有决心、有能力争取在本世纪末成为世界规模级的大企业。
二、返城知青终成亿万富翁
李晓华1951年生，文革中插队落户到黑龙江，1978年返京。1981年仅带了数千元到广东。他不进T恤衫、变色镜，却来到广州商品交易会陈列馆，看中了一台美国进口的冷饮机，最后花了3500元买下，运到北戴河，一个夏天净赚了十几万元。他后来设法到日本去留学，成为章光101毛发再生精在日本的代理人，发了一笔财。此后他从事旅游、纺织、房地产、贸易等业务，最终成为亿万富翁。
三、军人志坚成大业
吴志剑今年37岁，曾参军服役。复员后，在常德市公安局工作。1985年，他毅然辞去了公职，下海经商。
开始他与伙伴们决定养鸡，因为养鸡本钱少、周转快、一本万利。他们办起了一个鸡场，但意想不到的是，一场鸡瘟，2000只鸡全死光，投入的数千元钱全赔了。他又先后办过广播站、水泥预制板厂，因为销路不好，只好关门大吉。又办了文化俱乐部、电子管厂、食品加工厂，均遭到失败。
下海经商，挫折与失败常有。但吴志剑愈挫愈奋，在总结经验后，他率领8个兄弟，只带着800元钱，便南下闯深圳了。钱用完了，就睡公厕。没钱，就捡易拉罐。一天一个人必须捡100个罐，才能混两顿饭吃。后来碰上物资公司有个商场对外承包，吴志剑身无分文，但说服人家签了合同，钱先欠着。这是一个破旧的商场。9个人打扫卫生、装饰门面，借来一个收录机，终于开张了。他们把积压的服装折价出售，收回一笔资金后，重点经营家电，实行薄利多销，讲究信用。终于获得成功，办起了深圳有名的政华集团公司，目前9个人均成了富豪。
巧用时机篇
一、赚钱之神抢夺先机
邱永汉早在1956年时，曾获得日本文坛的“直木赏”。但是，他却转而开始经商，并经营股评和经济评论，插手各种各样可赚钱的事业。他还在日本上电视台，推销“救发”生发剂，并在中野开设东京地区的第一家综合超级市场。除此之外，他还抢夺先机，开设清洁公司，经营商务旅馆，发行“求美”美术杂志，成立财务顾问室，经营财务咨询事业。只要想到的事，他就着手去做。他的原始积累，是靠运香港的廉价物品到日本去，赚取两地的差价，终于逐步做大的。勤勉，见缝插针，是他个人的经验。
陈红是中国纺织大学教师，她靠棒针、绒线，成为中国手编时装第一人、名扬海内外的著名绒线编织大王。目前她已出版了数本绒线编织的专著，开办了一家“陈红时装公司”。每件毛衣，她编织数量仅3～5件，使产品供不应求。有一位海外来客，见到她的一件样品，坚持要用1千美元买去。靠绒线编织，陈红组织一批妇女进行精加工，年出口创汇达到100万美元。
二、百折不挠成事业
1.香港名人冯两努，原先从事保险推销工作，后来决定移民加拿大。到了加拿大，人地两疏，他几次想放弃，最后经过思考，觉得不能创业有何脸面回香港。究竟如何在陌生的国度里建立事业呢？他尝试过杂志、广告、婚姻介绍所、清洁公司、制衣厂、地摊小贩和中餐馆等等。经过许多次失败挫折，终于摸索到创业的门径，从而步上成功之道。他重新拾起原来的老本行，当保险推销员，并在加拿大站稳脚跟。
成功后，他又放弃事业，返回香港。在香港开设“冯两努成功致富课程”。到各地巡回演讲，写专栏文章，出版了30多部著作。其中《成功创业之道》、《向失败挑战》，成为创业者必读的经商体验书。
2.仁智超群，突飞猛进
上海浦东杨思乡三角地村，出了一个农民大老板周小弟，他在短短几年中发迹，值得人们深思。
1984年，他承包队里的养猪场，一年后卖给国家600头猪，自产自销400头，在一年前没人承包的猪场，现在都抢着上。周小弟答应与队里另三个农民共同承包。年底，猪死了100多头，要赔4万元。三人都不肯赔，周小弟一人承担，卖掉房子、家具并借债还钱。1987年他再次独干，养猪场又发了。到1990年他赚了10万元，决定开汽车配件经营部。1991年1月，在上海跃华路隧道口正式开张。他送货上门，服务态度奇好，当年产值达165万元。汽车配件经营上路后，1991年他又举债80多万元，向队里征地300平方米，建造酒楼。年底，申达酒店开张。1992年他与外商合资，共出600万元，在申达酒店的旧址上，建起座可供300人进餐的新世纪大酒楼，他让外商挑选董事长、总经理，如果外商投资亏损，由他包赔，这种豁达大度，令外商敬佩不已。
1995年，他又在数分钟内，决定买下一个出租汽车公司。那天他正陪客吃饭，有人介绍高科出租汽车公司经理来卖车，共42辆车。其他公司出价880万元到900万元，周小弟问了几个问题后，决定出资960万元。三天后签合同。记者问他是否太草率？周小弟笑着回答说：“一张汽车牌照13万元，42张就是546万元，平均每部车价为986万元，还带过来高科技汽车修理厂的二级维修企业许可资格证，而且关键是出租本身赚钱，42辆车一年可赚350万元，两年本就回来了。此外，他原有62辆车，现在变成104辆，有规模效应，打着他新世纪集团的广告满街跑，还可省下一笔广告费。
1994年，周小弟决定在杨思三角地村建设新世纪花园小区。别人动迁难，他让180户村民高高兴兴地搬走，因为他给每户一笔可观的经济补贴，又造临时房让村民过渡，新的小区建成后，全部搬回来，面积还放宽一点。
1996年，周小弟已有六个子公司，注册资金达到2000多万元，并正式建立了涉外商场、宾馆和俱乐部，准备跨国经营。
三、告别计划跳进市场
上海明华物业公司29位职工，原是房修工人，但效益不好。29人决定告别“铁饭碗”，创办民营企业——明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将辞职费和个人资金凑在一起，共筹集80万元注册资金。除了物业管理，还注册了装饰、装潢、家电维修、家政服务、鲜花礼品、咨询中介等经营范围。
成立公司后，职工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关系介绍生意。由于经济效益显著，他们又吸收社会下岗人员105人，社会闲散劳动力35人，本公司明华的老职工22人，总公司下岗人员和在职人员17人，共179人，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海外特色篇
巴基斯坦“足球产业”
将巴基斯坦称为“足球王国”，绝不过分。它不是在绿茵场上，而是在家庭足球制作上。巴基斯坦成千上万家庭，以缝制足球为生计。特别在农村，家庭缝制工场比比皆是。农民白天劳作，晚上缝制足球。外贸公司派员骑摩托车到各家庭缝制工场检验质量，收购成品。定牌制作的阿迪达斯·摩尔登等足球名牌均出于手工缝制。家庭工业多为分户加工，责任心强，浪费少，成本低，质量有保证。而妇女缝制，可兼顾家务，减轻社会就业压力。
巴基斯坦年产3000万只手缝足球，称“足球王国”当之无愧，年创汇数亿美元。如果一个中等以上城市，组织安排10万户现代家庭工业，就可为国家创利数亿元，解决10～20万人的吃饭问题。
校园创业篇
一、犹太教育下成长——哈拿妈妈的口述
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怀着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
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
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来春卷摊，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回家后，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
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来到我的小摊，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