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2000年的时候，我因为《千禧之旅》系列片的制作，也跨越了青藏高原。我印象最深的是千禧年的第一天，我们进到樟木以后，在一个玛尼石堆，有女孩子想去方便一下，因为觉得那是一个天然的障碍，就躲藏在石堆后面。导游就说不行，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不能去那个地方方便。结果等大家上了车之后，不到100米，就撞在了一个特别大的石头堆上面，机器盖马上就飞起来了，然后烟就冒出来了，那个女孩的头就撞在挡风玻璃上。那么长的一段旅程，这是唯一的很恶性的事故。
王石：感觉到有超自然的东西存在？
李辉：高原的确是神圣的地方，我们从印度到尼泊尔，经过这些每一个事物都是神灵的国度之后，好像也确实对自然界的东西多了一点敬畏之心。
王石：因为登山一定要和藏族队员在一块儿，我发现他们在登山之前一定有仪式来敬神。他们叫煨桑。煨桑当中首先喇嘛念经，之后要进行仪式，仪式之后还要狂欢，总共三部曲。
我是2000年登山开始就有这种经历，一次次的仪式，让我也对此有了不同的认识。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是迷信，他们在盲目相信冥冥之中的一个神灵。后来慢慢地就体会到，不一定真的有一个神灵存在，但这是对大自然的那种敬畏。反过来讲，人在大自然面前真是非常渺小的，你必须遵循自然、顺从自然。但恰好汉族的文化是倒过来的。
李辉：我们有点人定胜天的感觉。
王石：对，人定胜天。因为汉族生活的环境中，的确有征服自然的事实。比如，洪水是可以治理的，我们是可以让黄河不泛滥的。大家联起手来，能形成一种在自然面前人是第一的现象。但在某种环境当中，与大自然相比，人太渺小了，根本无法去面对。这就是不同民族形成不同文化的差别的原因。
比如5·12汶川大地震，在那天人真的是无能为力的。所以通过宗教性的一种表现，表达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一种顺从，显然比自以为是好。
李辉：这也是我很多次去藏地的一种感觉。我发现寺院里面的小小的喇嘛，最多八九岁的小孩，穿着红红的禅裙，就一双拖鞋，他可以上雪山上面去。然后摘一些小雪莲，用袈裟一裹，又跑着下来了。我感觉好像自己连手带脚的也爬不上去那山。
王石：相信你常年在那种环境中生活，你也会适应。有句话说，苦难的经历是财富，实际上我觉得，这还和胸怀、知识成正比。如果没有胸怀，知识又不够，苦难经历就是苦难经历，没有其他更多的东西，如果有更多就是灾难。若你能有某种自身的修养，困难经历就会成为财富。
哈佛轶事
他是中国地产界的传奇大亨，却在耳顺之年固执地重回校园；她是纵横媒体圈的时尚教主，出道之路却有着难言的辛酸、纠结与踌躇，收获与感悟，无涯学海中探寻人生乐趣，多元世界里体味世事沧桑，他们一起聊着从未逝去的理想。
李辉：2013年4月16日，美国波士顿。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让各路媒体打破常规，第一时间把目光投向了那里，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把本来在公众视野下游离已久的你，推到了台前？
王石：那时我正好在波士顿的现场，是亲历者。当时我还看到了发生在同事身上的一些细节。当爆炸发生，明确是恐怖袭击之后，大家就开始往外撤，万科有几个员工，其中有一个员工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留学生。他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们赶快趴下。”因为他是从美国西部过来的，接受过训练。而另外几个在我们对面，他们离爆炸点更近，有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员工正在发国旗，他本能就跑了，跟着他的是一个来自哈佛建筑设计学院的志愿者，也是大陆出去的孩子，但是他出去留学比较早，跑着跑着，这个志愿者就问：“你包呢？”我们这个员工说：“这个时候还要什么包啊？”志愿者说：“不至于这么冲动，你等一等，我回去给你拿。”他就很冷静地又回去把包找到了。－
通过这些细节你会发现，在美国生活时间长的和在大陆生活时间长的年轻人是有差别的。
李辉：虽然授命以记者的身份直播新闻，但令你记忆深刻的却是不同人群在面对灾难时表现出的极大差异。是不是对于人们素质和差异的思考，贯串了你两年半的留学生涯？远渡重洋，60岁就读哈佛，你是因为退居二线之后壮心不已，还是因为不甘寂寞，抑或某种情结在作祟呢？
王石：首先当然是个人的选择，因为知识的积累和职业关系更密切一些。不像登山纯属个人生活的选择，其次和个人的修为也有关系。
我也曾经有过留学梦，但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等到改革开放有机会的时候，自己已经快30岁了，而且那时候是在工作。但我一直想着能出国去留学，去深造。这种想法一直到了50岁才放弃，觉得再深造，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很多人不相信我60岁才去学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50岁的时候就曾放弃过。
没想到60岁正好有一个机会，是在非常无意的场合里，哈佛的中国基金执行主任问我，愿不愿意到哈佛当访问学者，三个月、六个月、一年都可以。后来我就决定去了。
实际上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认识、自我修炼的过程，对我来讲，当然也是一样。在别人的眼里，会觉得，你还有能力去学习吗？你还有必要去学习吗？还有人说，哈佛也有老年大学吗？
李辉：我觉得他们有点羡慕嫉妒恨吧？
王石：我觉得还是怀疑。比如说我登上珠峰，现在还有人不相信，认为我是被背上去的。
李辉：你现在到哈佛都两年半了，英文讲到什么程度？
王石：讲得非常不好，但是也可以应付了。
李辉：我记得1996年我们好多人一块到香港的时候，香港还没回归，基本上以英文为主，然后就是广东话。第一个星期，我们开会都没法开，在香港所有的制作人员都是讲广东话。开了半天会，我就打电话回家跟我妈说：“妈，我要回家，太难了。”那时，逼得自己没办法，每天下班的时候就看广东话的电视，大概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尽量去揣测他们的那个表情的用意。那时真的挺想回家……
王石：把自己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而且是另外一种语言环境当中，过了这一关就是重新给自己开了一扇窗。这个体会在我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自己到了老年状态，做事更多是凭经验主义，觉得应该怎么做，不去动脑筋。而且之前，我本身也有调动资源的能力。但是到哈佛之后，我发现一切都要自己去动脑筋，已经封尘了至少20年的脑筋又要开动起来，就像一个生硬的机器好长时间没有用了，现在要开始使用，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崩溃，随时可能稀里哗啦就断了哪一个零件。
我听本科生的课虽然不用参加他们的考试，但我自己给自己加压，除了有时间在校园里拍一些小动物、小花，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教室之间奔走。那儿没有固定教室，都是来选听不同的课，换教室时都是在跑的。而且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根本不像在国内说的，美国的大学生如何轻松，那根本是不了解美国的教育系统。
在我们这里读了本科再出去的学生，到了哈佛大部分不适应。因为课程非常紧张，又不是死记硬背，更多是要给你创新的观念，而且哈佛对学生的评价不仅仅是考试的成绩，还有平时在课堂的活跃程度，根据你表现的能力，你对社会的贡献来算分数的。
我记得有次听课，那个老师一米九二，讲课两步从台前就走到台后去。在前面边写书，边指着同学提问题，就好像后边有两个眼睛，就像个八爪鱼似的，刚写完，一转身，两步路就到后边去提问题，而且一直在学生中辩论。我听着都紧张，一堂课下来，这个老师就要先去洗手间换衬衫，因为他已经大汗淋漓。
所以我说，在哈佛商学院首先是体力活，你得体力好，一堂课就像一场战斗，别说当老师，让我当学生我都受不了。听了两堂课，我心脏病都要发作了。
李辉：对美国本土的孩子来说，压力也很大的，我记得还有同学因为考试没过就自杀了。
王石：我到那儿头半年是非常难熬的，觉得是度日如年，而且曾考虑要不要再熬下去。但是开动起来了，还觉得不错，这让我自己很意外。比如说背英文单词，如果年轻的时候记个单词，3遍你就可以记住，年纪大点可能得5遍7遍，再大一些，20遍30遍也不一定记得住。但不能说记不住就不学了，哪怕30遍、40遍、50遍，你把记忆力开动起来，会突然发现记忆力会好很多。有了开始运转的能力，你就像获得了新生。
李辉：我看你曾在微博上写：“上午英语学校，中午专题讲座，下午图书馆、口语训练课，应酬只能在晚上，返公寓大量作业。时间衔接以分钟计，行走匆匆，哈佛节奏。”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忙碌，你开始享受哈佛节奏，但也为此放弃了身体力行15年的登山活动。
王石：我到了哈佛之后就放弃了第三次登珠峰。本来我做好了每年至少登一座8000米山峰的准备，为70岁登山的时候保持状态。但我根本没有时间，不要说去登山了，就是去波士顿的时间都很少。波士顿有很多博物馆、大剧院，我很喜欢听音乐剧，但根本没有时间。不过，这种学习状态，不也是在登山吗？登这座山比登物理的山峰要难得多，而且是没有止境的。
是两座山同时登，还是放弃其中一座？我先选择放弃一座山，人要有取舍。越读书，你想知道的知识越多，才觉得欠缺的越多。所以人生必须要有个选择，必须有个取舍。
李辉：其实知识的山峰就是没有止境，而且是你越往上走，越觉得自己匮乏，那种感觉更饥渴，更想要获得知识。
让灵魂跟上脚步
功成名就的忧伤，辛苦辗转的求索，上天、下海、勇攀高峰，但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有着苍凉的隐衷，时尚媒体人直面先锋豪商，直击地产大王波澜壮阔的心路历程。创业者的辛苦遭逢，成功者的苦难求索，一个钢铁男人有着什么样的隐秘心声？
李辉：我问过周围的朋友对你的印象，总的来说，他们都觉得你是一个敢想敢做，活得很坦率，能完成自己很多理想的人。
王石：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我只后悔一件事，那是1985年，万科成立的第二年，当时市场非常不好。我们被迫压缩开支，我记得当时我辞退了25%的员工，那是我做企业以来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那时候深圳刚起步，被辞退的人也很年轻，除名以后也找得到工作。但受损伤的是留下的人，谁还愿意一心一意给你干？弄不好再一次危机，就可能被辞退。这样想，员工怎么可能跟你全心全意工作？
明年就是万科30周年了，从创业走到现在的员工只剩下我一个人，大家都已经不记得这件事情了，但是我却记得非常清楚。
李辉：这30年，万科早已从小作坊成长为领头羊，没想到，身为掌门人的你却仍难摆脱“辞退事件”留下的忧伤。听说 “辞退事件”发生的第二年，正是日本产品畅销全球、日企文化远播海内之际，你也赴日考察，而且自此成为了坚定的“学日派”。
王石：日本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很容易看不起他们。他们有什么了不起？文字都是学习我们的。无非就是明治维新，他们走得快一点，无非是踏上帝国主义末班车，搞侵华战争，才起来了。但是如果更多地去感受日本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性，会发现日本的成功是有道理的。他们的成功不是学习中国的东西太多了，而是因为没有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固守的东西还不够多，所以很容易接受西方的新东西。比如日本从来没有极端的中央集权。曾经也学中国，实行盛唐的律令制，但执行的时间非常短，即刻就被贵族的分权取代了。所以日本形成了一种绝对权威，一种绝对权力的文化。绝对权威没有权力，而有绝对权力的又靠绝对权威来保证正统性，这就形成了日本的特有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城市首先是城，用城墙围住。北京城，紫禁城，就是城套城，中国的文化就是来封闭的。日本没有城的概念，这是中国和日本最大的一个差别， 日本知道需要外来进步的文化，所以一直是开放学习的。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非常灿烂，所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有保留的，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转换。
李辉：对于你自己来说，是不是也选了一个实实在在有高度的事情去创造高度。
王石：其实用纵深和宽度形容人生更容易作比较。可能很多人觉得我做房地产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从业余爱好来说，珠峰也登上去了，还在折腾什么？但我想职业是生存上的一种必要，是自立的一种状态，要靠这个养家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