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确实听到了录在磁带上的各种问候。但是全都不对头，思成听起来像梅贻畸先生、慰梅像费正清、而费正清近乎罗伯逊。其中最精彩的是阿兰的，这当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专业艺术家的“广播”录音。不过迄今我还没有按这机器应有的用途来做什么，只是让孩子们录些闹着玩的谈话。我觉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进贡的外国钟表。我敢说他准备让嫔妃们好好地玩一阵子。
秋凉以后林徽因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她被安排在西四牌楼的中央医院里，医生决定看看她能不能动肾脏手术。这个时期，她写了《恶劣的心绪》：
我病中，这样缠住忧虑和烦忧，
好像西北冷风，从沙漠荒原吹起，
逐步吹入黄昏街头巷尾的垃圾堆；
在霉腐的琐屑里寻讨安慰，
自己在万物消耗以后的残骸中惊骇，
又一点一点给别人扬起可怕的尘埃！
吹散记忆正如陈旧的报纸飘在各处彷徨，
破碎支离的记录只颠倒提示过去的骚乱。
多余的理性还像一只饥饿的野狗
那样追着空罐同肉骨，自己寂寞的追着
咬嚼人类的感伤；生活是什么都还说不上来，
摆在眼前的已是这许多渣滓！
我希望：风停了；今晚情绪能像一场小雪，
沉默的白色轻轻降落地上；
雪花每片对自己和他人都带一星耐性的仁慈，
一层一层把恶劣残破和痛苦的一起掩藏；
在美丽明早的晨光下，焦心暂不必再有，——
绝望要来时，索性是雪后残酷的寒流！
手术最后还是做了，但一直等到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才做的。这两个月的担惊受怕当中，既有短暂的发烧、进一步的检查，又有输血的并发症。到了２月中旬，徽因已摆脱术后的发烧，她的体力在逐渐恢复。梁思成说：“她的精神活动也和体力一起恢复了，我这个护士可不高兴这一点。她忽然诗兴大发，最近还从旧稿堆里翻出几首以前写的诗，寄到各家杂志和报纸的副刊去。几天之内寄出了１６首！一如以往，这些诗都写得非常好。”
１９４８年秋天，林徽因家里来了一位叫林洙的姑娘。这个叫林洙的姑娘，原籍福建闽侯，生长在云南，在上海读完中学。她身材不高，鹅蛋形的脸上，长着端正的五官。从这时候起，这个叫林洙的新朋友进入了梁家的生活。３年后在北京参加工作。林徽因病逝后，１９６２年同梁思成结婚，成为他生活上、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１９４８年林洙中学毕业后，随男友程应铨来到清华大学。程应铨在建筑系任教，林洙想进先修班学习。经程应铨介绍，林洙慕名去拜访林徽因。她一进门，就听到里面传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声。林徽因问林洙考大学的事，林洙说自己没能考上，觉得数学、化学、语文还可以，最难的是英语。林徽因一听笑了，说：“你和我们家的孩子相反，他们都怕数学，你为什么怕英语？”她告诉林洙，英语并不可怕，接着林徽因就谈起了北京的历史，并谈到了颐和园。
由于清华大学不办先修班，林洙只得自己进行复习，有时还去听梁思成讲的西方建筑史和其他几个教授的课。林徽因知道这些情况后，决定自己来教林洙的英语，规定每周二、五下午上课。林徽因上课很严厉，这使林洙进步很快。林徽因的身体越来越差，冬天到了，房里得有暖气，因此梁思成每天给林徽因烧暖气。那是很累的活儿，要往大炉子里添煤，要倒炉渣，还要掌握好温度，梁思成不敢把这活儿交给别人去干。另外，他每天定时给林徽因打针，有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梁思成都会。为了让林徽因坐得舒服一些，梁思成给她放了各种各样的靠垫和垫圈。林洙看到这些，心想，他真是个好丈夫啊！
林洙的第一次婚姻是林徽因替她操办的。当时林洙收到父母从香港辗转寄来的信，让她和程应铨尽快完婚。为准备婚事，林洙准备卖掉自己的首饰。这事不知怎么让林徽因知道了，就对她说：“营造学社有一笔用来赞助青年学生的专款，你可以先用这笔钱，以后再还。”说着就把存折给了林洙。第二天，林洙到银行里去取钱时，发现上面写着梁思成的名字。以后林洙每次要还钱时，林徽因总是把话题岔开。此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林洙才搞清楚，林徽因给她钱的时候，营造学社早就停办了，这其实就是林徽因自己的钱啊！
林徽因５１岁死的时候，这位福州女子林洙便成了梁思成的续弦。林洙说：“我不是建筑师，更不是文人。命运使我认识了梁思成和林徽因，从此走上建筑这个行业，并且成了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我与林徽因在人生的道路上几乎错过，是神！使我在她生命的最后年月与她相遇，目睹她的风采，她超人的才华与智慧，她高尚的品德与非凡的风度。与她短暂的相处，却这么深刻地印在了我的心中，他们是我记忆中的财富，这是我的幸运。”
１９４９年１月，北平和平解放。等待在窗外的新年，终于被一阵阵热闹的鞭炮声迎接进了新生的北平。为了在新中国成立后马上恢复工作，梁思成立即召集了建筑系的部分教师和学生，根据他多年考察取得的资料，同时发动大家共同收集建筑有关文献记载。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从翻书、查资料，到刻钢版、折纸页、装订，都像出营造学社七卷汇刊那样，硬是用手工劳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厚厚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在这本简目中，将作为一级保护的古建筑有北平城、故宫、敦煌、云岗、龙门诸石窟、山东曲阜孔庙等。条目头上加注了４个小圈，大家都戏称为“四星将”。次之的３个小圈，以此类推。总计条目４５０多条，重要加圈的就近２００条。条目下附有详细所在地点，文物性质，建造和重修年代，以及特殊意义和价值等。林徽因对全书的条目，一一作了审核。并建议在说明中特别指出：“本简目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而１９４９年以后，林徽因也是以欣逢盛世的喜悦投入地工作，常常通宵达旦，忘了病痛。然而，那并不代表病情的好转。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所有熟悉她的亲友都知道，拜访她的时候要带上一个说话会刹车的人，能及时收住话头，告辞而去，以免使她过度劳累。她的学生也总是要打听清楚林先生睡眠怎样，晚上开夜车了没有，才决定要不要“打扰”她听她讲课。病卧床榻的林徽因常常是孤独的。她当时的邻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
解放后，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钟书腕上一搭，表示感谢。小猫知感，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根儿，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着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和我们家那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他笑着：“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杨绛：《记钱钟书》）
１９４９年钱钟书、杨绛夫妇由上海到清华任教，住宅与林徽因、梁思成家毗邻。是有这样一段故事，杨绛随手记下，借以说明钱钟书的“痴气”，惟妙惟肖又妙趣横生，而同一件事，置之林徽因身上，人们却难得一笑，以林徽因生命最后几年不惜透支身体的劳碌，养猫自然不是“家庭主妇”打发时间的百无聊赖，称之为一家人“爱的焦点”，更多的，也许只是林徽因自己在病中的慰藉和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