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建设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党处于执政地位，可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从而有利于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有利于提高全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党开展思想建设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基础。而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阶级关系的变化，大大有利于改善党的组织基础，发展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素质。党的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有利的条件。然而，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的工作重点发生了变化，党的建设也面临新的任务和新的问题。
首先，党执政后能否保持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先进性呢？对这一问题，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等同志就已开始了认真的思考。1944年3月，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文中总结了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于1644年陷于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毛泽东对此文极为重视，他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并希望郭沫若能继续写总结太平军经验的文章，他十分谦逊地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党外一些有识之士也对共产党提出过善意的劝告，毛泽东对此也非常重视。1945年7月4日，民主派人士黄炎培同毛泽东谈话时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总有一种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8年12月14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不好，别人也可能推翻我们的。有些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认为，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因为，“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
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全会对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科学分析，正确预见到我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的新问题和严峻考验。
第一，是社会地位变化的考验。列宁曾经指出：执政党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党员和党员干部，就将成为党和国家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领导者，当了“官”，手中掌握一定的权利。对此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警告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第二，是中心任务变化的考验。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党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转向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指导革命战争相比，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更为艰巨、更为复杂，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为艰苦的努力。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把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一个十分困难、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第三，是工作环境变化的考验。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党的工作中心从乡村转入城市。由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变成了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这时，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比建国前大大地增加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就断言：中国革命“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因此，他告诫每一个共产党员要“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
第四，是生活条件变化的考验。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和军队从事革命工作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极端艰苦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善。这种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贪图安逸舒适，追求物质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再加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少数革命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便会腐化堕落，走上犯罪的道路。
为了预防执政后可能出现的不良思想和作风，经受上述四个方面的严峻考验，毛泽东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第一，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认识民主革命的胜利。他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到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第二，必须保持优良作风。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第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毛泽东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不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领导人的名字命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等六条措施。这些都为党执政后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不仅对于当时加强执政党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若干思想和经验
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主要是在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以后，面临领导、管理和建设国家的艰巨任务，而党自身地位和条件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切都使党面临新的更严峻的考验，迫切要求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探索和不断解决这个新课题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就其成功的经验来说，有如下若干方面的内容：
第一，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注重思想政治建设。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一贯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毛泽东一方面强调党员特别是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武装全党。为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更好地对全党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同时，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以便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倡导解放思想，要独立思考，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探索和实验。这种既坚持马列，注重理论，又尊重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建设的优良传统，也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
第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健全党的制度建设。党内的团结问题，是党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党的中心任务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宏伟事业的实现，同样离不开党的坚强团结。为此，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对党员开展一次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1951年冬到1952年初又结合“三反”运动，对全党干部党员进行了一次在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廉洁，防止腐败的教育。1953年党内发生了高岗和饶漱石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事件。为了解决这一事件，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1954年2月，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全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以及根据刘少奇的报告精神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分析了影响党的团结的各种因素，并规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六项措施，及论述了党的团结的基础。《决议》指出：全党同志都应当认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党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继此之后，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进一步总结了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并进一步论述了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不但是我们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
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党必须更严格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鉴于苏共二十大所暴露出的问题，“八大”前后，党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总的是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接受党内和党外的双重监督，是保证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条件。对此，邓小平着重地作了论述。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说：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他讲道：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他坚信，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及接受监督，虚心学习和不断地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此外，他还强调了要反对把党的领袖神化。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为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省、地、县级干部7000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就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作了较多的阐述。刘少奇讲道：“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没有这种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为人民服务”自30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很快就成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宗旨，全国执政后，又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毛泽东从唯物史观论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国家权力来源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要为人民用好权，服好务；甚至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告诫党的干部要当人民的“公仆”和“长工”。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在此之前，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的提问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他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为了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中都把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反对贪污腐化放在突出地位。刘少奇说：“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特别是，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就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见解。他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他着重列举分析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告诫大家，官僚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四、防止和平演变，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党的干部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50年代中期起，由于帝国主义者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重大问题，以及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遇到许多严重困难，等等，因而，促使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较多地认真考虑如何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防止和平演变，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在50年代，毛泽东向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多次敲起警钟，要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基本条件是：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认为这样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接班人的思想虽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但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必须时刻警惕。最重要的是搞好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虽然在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等同志在领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他们提出的上述思想，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对于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的。
思考题：
1.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有利条件和特殊困难？
2.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3.为什么要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
4.怎样认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优良作风？
5.毛泽东等关于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阅读文献：
1.《〈共产党人〉发刊词》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整顿党的作风》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三、四、十部分）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三、四、六部分）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一、二、三部分）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