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春，甘肃循化厅的撒拉族群众在苏四十三领导下发动反清起义，清朝在西北的军事重镇兰州受到威胁。乾隆帝得知爆发起义的消息，命令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特等人，带兵前往镇压。
和珅尽管从未上过战场，却被乾隆帝任命为代表朝廷的钦差大臣。和珅向乾隆帝请求上前线作战，是打算荣立军功，以进一步提高声望，得到乾隆帝更大的信任。和珅心中清楚，虽然乾隆帝经常表白事必躬亲，乾纲独断，然而大清帝国毕竟是统治亿万百姓的国家机器，要操纵这架庞大的机器，实施有效统治，单凭乾隆帝一人“日理万机”是不可能的，皇上要依靠重用一些人，特别是要依靠满族人出身的领班军机大臣，帮助他统治大清帝国。
事实确实如此，鄂尔泰、讷亲、傅恒以及和珅出仕时的阿桂，都是乾隆帝所倚任的满族领班军机大臣。他们能文能武，出将入相，忠心辅佐乾隆帝，为把“康乾盛世”推向顶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珅从他们的事迹中总结出一条经验，若想当上领班军机大臣，必须在战争中立下赫赫军功，从鄂尔泰到阿桂莫不如此。
乾隆初继位，领班军机大臣是满族人鄂尔泰。
鄂尔泰，西林觉罗氏，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他的父亲鄂拜曾为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京师大学堂的校长。雍正即位后，鄂尔泰得到宠信，成了一朝重臣。他最大的历史贡献，是策划和主持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指废除土司制度，建立州县制度，改土司世代袭职制度为清政府任命州县官员制度。从雍正四年（1726年）到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在西南边疆共六年，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本人也被封为伯爵。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进一步促进了全国的统一，废除了落后的土司制度，打破了原来的原始封闭状态，加强了西南各少数民族间及与内地的联系。鄂尔泰从提出“改土归流”到亲自领导实践，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才能。
到了乾隆即位，鄂尔泰又因处理苗疆事务有功，封为三等襄勤伯爵。
和珅虽然官至户部尚书，但终究年纪轻，资历浅，不能与鄂尔泰相比。乾隆帝主持过多次大规模战争，认为尽管和珅这一次的对手是乌合之众的起义军，但毫无作战经验的和珅也很难获胜，于是又让大学士阿桂到前线督师，实质是为和珅保驾护航。但阿桂报告说，他眼下所在的河南黄河工地施工方殷，而且身体欠佳，一时不能马上起程。乾隆帝便下谕和珅兼程前进，督办一切，放手由他指挥军队。
再来看一下起义军方面的情况。这次起义表面上因教派之争而引发，实质上是撒拉族下层民众反对清朝朝廷对他们的压迫所致。清廷扶持当地的宗教首领，压迫下层百姓，下层百姓便自发成立了新教。起义军领导人苏四十三是甘肃省河州回族人，祖父辈就在循化厅撒拉尔地方定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他率领撒拉族新教徒千余人攻入清水工的河东老教区，杀死老教头目，正式发动了起义。
陕甘总督勒尔谨闻知苏四十三发动起义后，立即将新教首领马明心及其女婿逮捕，监禁于兰州监狱，同时派出兰州知府杨士巩、河州协副将新柱率兵前往镇压。同年三月十八日，苏四十三派新教徒装做老教徒前去迎接副将新柱，新柱得意扬扬地对他们说：“新教若不遵法，我当为汝老教做主，尽洗之。”当天夜晚，苏四十三率领一千多人偷袭在白庄宿营的清军，把河州协副将新柱、外委刘汉时全部杀死。次日清晨，起义军又猛扑起台堡，击毙兰州知府杨士巩、守备徐彦登、外委陈代得、土司韩成磷等。
起义军的胜利促进了起义队伍的壮大。同年三月二十一日，起义军乘胜攻占河州，兵锋直指清西北军事重镇兰州。陕甘总督勒尔谨十分恐慌，他亲自领兵扼守狄道州，并再三向乾隆帝告急，请求调兵救援。乾隆帝当即命令西安提督马彪带领绿营军队两千人，西安将军伍弥泰、宁夏将军莽古赉各率满洲八旗军1000人就近驰援。
和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委以钦差大臣兼程赶往甘肃战场。当和珅率京城八旗兵开赴前线时，起义军正在苏四十三率领下加紧进逼兰州。起义军行军至洮河西岸，渡船全被清军烧毁，无法渡河。幸亏洪济桥、唐家川等六处新教徒及时赶来，为苏四十三捆扎木筏，使起义军渡过洮河进抵兰州城西关。苏四十三率义军在西关杀死清都司王宗龙及士兵300余名，随后竖起云梯围攻兰州城。正当兰州城旦夕可下之时，清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带部分清军抢在和珅之前抵达兰州，使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
海兰察，多拉尔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黑龙江，是乾隆一朝最能打仗的猛将。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以索伦马甲参加平准噶尔之役，单身一人穷追叛军头目辉特部台吉巴雅尔，在塔尔巴哈台山中将其射坠落马生擒，获“额尔克巴图鲁”称号，破格升任头等侍卫，绘像紫光阁。乾隆帝撰文赞扬他说：“烈风扫枯，迅其奚难。亦赖众杰，摧敌攻坚。于塔巴台，射巴雅尔。是其伟绩，勇鲜伦比。”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清军出征缅甸，海兰察所部为全军前锋，途中遇缅甸军，他一人就射死3人，生擒7人，手下士兵杀敌200人。后来清军主动撤兵，海兰察奉命留守云南。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始的两金川战役，海兰察又被从云南调到四川，受命为参赞大臣。在长达五年的战争中，海兰察不避险阻，亲冒枪石，每攻必克，超逸出群，受到乾隆帝多次嘉奖。平定金川后，海兰察被封为一等超勇侯，乾隆帝在紫光阁亲自为他敬酒，并再次撰文称赞他道：“射巴雅尔，超授侍卫。荐至都统，参画军计。坚碉险砦，无不克登。勇而有谋，封侯实应。”
海兰察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未等和珅所率大部队到达，立刻向起义军发起进攻，迫使苏四十三义军撤退至城外八蜡庙、雷坛一带，掘壕固守。海兰察解除义军对兰州的围困，本来是帮了和珅大忙，岂知反倒引起了和珅的嫉恨。
和珅自负其才，原想在阿桂到达之前将起义军剿灭，把功劳全归于自己。海兰察先他一步立了头功，等于抢了他的风头。所以和珅见到海兰察后，对其功劳视而不见，反而大加责备，说他事先并不调查起义军情形，就轻率进攻，企图侥幸获胜，完全打乱了他的用兵计划。随后和珅下令兵分四路：海兰察一路从山梁进剿；额森特一路于丫口处斜扑义军营地；提督仁和一路直扑八蜡庙大楼；他本人与西安将军伍弥泰由龙尾山梁策应。
其实和珅并不懂如何打仗，但他系朝廷所派钦差大臣，下令清军四路发起进攻，限期必须得胜，众将只有服从。起初海兰察一军进展顺利，攻入起义军据守山梁，和珅以为大功在望，忘记了他自己承担的策应任务，率军乘势发起猛攻，幻想一举获胜。但起义军事先在龙尾山梁掘壕几丈深，根本不怕此处来兵进攻，结果总兵图钦保失去掩护，在进攻中阵亡，和珅只好撤兵而回。海兰察等清军将领一看，和珅简直是瞎指挥，就不再服从他的军令了。和珅很着急，想争取在阿桂到来前结束战斗，也想了不少办法。但他提出一个计划就被将领们否定一个，而且将领们反对的理由，连和珅也不得不承认有道理，倒是更加暴露了他自己的无能。
阿桂比和珅晚四天抵达兰州，向和珅询问打败仗的原因。和珅惭愧地道：“海兰察等将领皆傲慢不服从指挥，请您试一下就知道了。”阿桂说：“如果真是如此，你是朝廷委派的钦差大臣，就应该对他们按军法从事。”
第二天，阿桂传令，让所有将领都到他的行营前集合。他先让和珅坐在营帐内观看，然后把诸将分别召入，交代每位将领具体任务，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服从。坐在一边的和珅，看诸将如此听从阿桂调遣，更加气愤他们对自己的藐视。阿桂布置完毕，转过身来，面带杀气地问和珅道：“我怎么没发现哪个人傲慢呢？现在真不知道天子赐我的尚方宝剑，应当杀谁的头呢？”阿桂言外之意是：既然将领服从指挥，打败仗的责任就应由和珅来负责，要杀头就应该杀和珅的头。和珅听了，英俊的小白脸吓得连一点血色都没了。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军中无戏言”。和珅之所以吓得面无人色，是因为阿桂这番话使他想起讷亲打败仗被杀的往事。
讷亲，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他的曾祖父额亦都，是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国的五大臣之一，祖父遏必隆，顺治时列为四辅政大臣。讷亲在雍正朝承袭祖先所留公爵爵位，授散秩大臣，有勤慎正直之称。
讷亲年轻有为，勤奋干练，不徇私情，乾隆帝继位后，有意把他作为鄂尔泰的接班人来培养。讷亲受到乾隆帝信任后，更加以清正廉洁自励。据说，讷亲任吏部尚书时，许多想升官发财的人都试图走讷亲的后门，向他大送其礼。对此，讷亲采取了一个彻底拒贿的办法，养了一条凶猛无比的大狗，缚在他的居第侧门边上。人很难做到六亲不认，而这条狗可是除主人外一律不认，来送礼的人统统被这猛狗赶跑不说，连一般行路的车马都被大狗吓得不敢从讷亲家门前过了。
讷亲经常受乾隆帝委托阅视军队营务，巡察河防，审理大案要案。如乾隆九年（1744年），他前往河南、江苏、山东等省视察绿营军队，顺道办理天津、河间二府赈灾事务，勘察浙江海塘和黄河水利。乾隆十年（1745年）三月，讷亲晋为协办大学士，两个月后再升任保和殿大学士。此后不久，领班军机大臣鄂尔泰病故，按资历张廷玉应接替鄂尔泰，但张廷玉是汉人，所以乾隆帝破格以讷亲为领班军机大臣，称他是“第一受恩之人”。
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军进攻大金川久无进展，乾隆帝起用讷亲为经略大臣，取代张广泗任清军统帅。乾隆帝还任命老将傅尔丹为内大臣，岳钟琪为四川提督，打算尽早取得战争胜利。
大金川位于四川大渡河上游，绵亘一沟，南北不及300里，东西不足200里，中有大金川河，自北而南流入大渡河。土司莎罗奔与其侄郎卡据守的勒乌围和刮耳崖两寨，都在河东岸，地势险要，四周又有雪山为屏障，所经道路，皆悬崖峭壁，偏桥窄径。其中重要路口，又都筑起石碉守卫，客观条件对清军进攻非常不利。
讷亲本系书生，军事非其所长。他初至前线，采纳张广泗十路进兵策：发党坝、美诺、甲索、乃当、正地五路进攻勒乌围；以卡撒、腊岭、纳喇沟、纳贝山、马奈五路攻打刮耳崖。讷亲虽不知兵，却年轻气盛，限诸路清军三日内攻下刮耳崖。此时清军有三四万人，但保护粮运就需要上万人，十路进兵，更是力量分散。所以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总兵买国良、任举先后战死，仍然进展甚微。
这次大攻势失败后，讷亲变得畏敌如虎，一筹莫展。面对叛军的拼死抵抗，讷亲主张清军修筑石碉，与敌人共险。乾隆帝得报后断然反对，认为“敌之筑碉以为自守，我兵宜决策前进，奋力攻取。且用以破碉之人而令筑碉，是亦成株守之计”。讷亲无计可施，上疏请求调兵增饷，说必须增加精兵三万，待两三年后方能剿灭叛军。乾隆帝原意让讷亲稍获小胜，即召其还京以顾全脸面。然而讷亲贪生怕死，遥坐营帐中指挥打仗。此事被揭发后，乾隆帝以讷亲身为大学士经略大臣，贪图安逸，并不亲临前线指挥，唯知迁延时日，回京自逸，将其革职发往北路军营效力。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乾隆帝命令侍卫鄂实，携带讷亲祖父遏必隆的军刀，于班澜山清军营地前将讷亲杀死，令军前将领与士卒共见之。满朝文武得知讷亲被诛，皆大为震恐，对乾隆帝所说“天威深不可测”有了切身的体会。
和珅想到被乾隆帝誉为“第一受恩之人”的讷亲，竟落个军营前斩首示众的可悲结局，不由得浑身上下颤抖起来。
和珅眼下的处境与当年的讷亲有所不同，因为乾隆帝与他已结成儿女亲家关系。所以和珅打了败仗，乾隆不但没处分和珅，还亲自出来为和珅解围。乾隆帝说：海兰察、额森特等将领一向跟随阿桂打仗，阿桂指挥起他们来较和珅更为得心应手。如今阿桂已到达前线，为统一事权，便于指挥，由阿桂负责镇压这次起义，将和珅调回北京协助他处理朝政。
阿桂接替和珅指挥清军后，战局开始变得对起义军不利。苏四十三因清军聚集重兵，退往兰州城西南三十里处华林山。起义军在山上修筑防御工事，于沟壕之外安设卡栅数重，又将巨木纵横排立，密布如鹿角，使华林山成为东北临崖、西南设大卡的坚强堡垒。然而起义军终究缺乏作战经验，特别是他们孤守山头的战术，给阿桂以可乘之机。善于征战的阿桂采用严密围困的战术，迫使起义军陷于粮草枯竭、无路觅食的困境。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六月十五日，阿桂趁隙指挥清军发动突然袭击，攻上华林山，苏四十三等义军骨干大多数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200多人被迫退至山上华林寺坚持斗争，至七月初，华林寺最终失陷，义军全部壮烈牺牲。
和珅回到北京后，将自己未能取胜的原因归罪于海兰察。他向乾隆帝告状，说海兰察在镇压苏四十三起义期间，并不努力带兵打仗，还收受他人馈赠的皮张等物。乾隆帝对海兰察极为信任，便不高兴地对和珅答道：“海兰察能杀贼立功，别人送他皮张可以御寒，根本没必要责备他。你们这些人，不能在战场上杀贼，倒应当能谢绝人情才是。”
和珅听后，知道自己撼不动海兰察，反倒影响了乾隆帝对他的好感，遂处心积虑地采取补救措施。他向乾隆帝上疏建议：陕西毗连四省，形势险要，甘肃驻防军队又多调往新疆，应该增设当地驻军；又提出西安提督现在驻守固原，应将固原镇总兵迁驻河州，河州协副将改驻安定或会宁地方，以利镇压当地人民。和珅的这些建议，能够更有效地维护清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所以全被乾隆帝采纳，下令由在甘肃前线的阿桂贯彻执行。
半年之后，乾隆帝下令和珅兼署兵部尚书。这个任命证明，乾隆帝认为和珅有军事才能，但不适合到前线领兵打仗。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甘肃又发生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仍由阿桂指挥清军镇压起义。
事后，乾隆帝发布上谕说：“此次剿办回民，用兵三月。朕披览奏章，指示机宜，和珅首承谕旨，缮写寄发，钜细无遗，一体宣劳。”上谕中除强调和珅在朝中的协调作用外，还宣布再赐给和珅一个轻车都尉世职，照例议袭。其余的人就没有和珅幸运了，军机大臣梁国治、董诰、福长安，及军机章京中勤劳出力者，得到的嘉奖仅是交部议叙而已。
和珅以后再未被派到战场打仗，每逢朝中有大的战事，他就为乾隆帝撰写谕旨，参与军事上的各种协调。但这种安排并不妨碍和珅荣立军功，从台湾林爽文起义起，每次较大的战争，他都得到非常高的荣耀。
台湾是我国的著名宝岛，明末曾一度被荷兰侵略军占据。顺治十八年（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军，在台湾建立了抗清根据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设一府三县管辖。乾隆时期，台湾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当时人称：“台湾地方，地土广饶，糖谷之利甲天下。”大陆人多地少，福建、广东两省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四府人民，为生计所迫，纷纷渡海前往台湾以种地榨糖为生。地主阶级中不少官僚垂涎台湾的财富，千方百计谋求去台湾任职，借机大肆搜刮。乾隆帝说：“福建台湾府孤悬海外，远隔重洋，地方辽阔，民情刁悍，无籍奸徒往往借端滋事，皆由地方官吏任意侵婪，累民敛怨。而督抚遇有台湾道府厅县缺出，又以该处地土丰饶，不问属员能胜任与否，每用其私人，率请调补，使得侵渔肥橐。所调各员不以涉险为虞，转以调美缺为喜。到任后利其津益，贪墨无厌。而于地方案件，惟知将就完结，希图了事。以致奸民无所畏惮，始而作奸犯科，互相械斗，甚至倡立会名，纠众不法，遂尔酿成巨案。”
事实正如乾隆帝所说，地方官吏欺压百姓，聚敛民财，是台湾民众响应林爽文起义的根本原因。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他因家庭生活贫困，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随其父迁居台湾彰化县大里代庄，以耕田赶车为业。十年后，林爽文在台湾参加了天地会。天地会是清初东南沿海地区民间反清组织。据清朝官府调查：天地会的早期首领，是和尚洪二房与朱姓者，均为广东人。清朝官员推测，可能是和尚洪二房假托康熙末年领导台湾起义的朱一贵名义建立起该组织的。
台湾总兵柴大纪是一个非常贪婪的将领。他派属下官兵乘船回内地，为他个人经商牟利，对地方治安事务不闻不问。天地会的活动虽然早被地方官发现，但林爽文将所立“天地会”名目改为“添弟”字样，就减除了地方官怀疑。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冬，总兵柴大纪派知府孙景储、彰化县知县俞峻及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率300名清兵去逮捕林爽文。清军驻营五里外之大墩，勒索村民擒林爽文来献，还焚烧了好几个小村庄恐吓村民。清军的暴行激起了村民们的义愤，林爽文乘机发动天地会会众起义，趁夜攻击清军驻营地，取得初胜。接着，林爽文率领起义军攻下彰化、诸罗县城，庄大田在风山起兵响应，起义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闽浙总督常青得知台湾发生起义消息，急忙派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和陆路提督任承恩两人率兵赴台湾镇压起义军。次年（1787年）二月，清兵援军抵台占领诸罗县城后，在起义军的英勇抵抗下，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四月，乾隆帝将作战不力的黄仕简和任承恩革职，授常青为将军，恒瑞、蓝元枚为参赞，增派8000兵力赴台。常青带兵到达台湾时，林爽文起义军发展到十多万人，他们作战勇敢，多次打败清军，常青只能固守在台湾府城内。
乾隆帝看出常青黔驴技穷，遂改换福康安代替常青为统帅。福康安当时任陕甘总督，路途遥远，接到任命后请求乾隆帝从全国调兵赴台湾。南方各省清军共4万余人被调去镇压起义，加上原来的台湾清军，总兵力达6万人。当年十一月，福康安率海兰察、鄂辉等骁将，及大批清军乘数百艘战船抵达台湾。在清军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林爽文被迫率起义军退守大里代。福康安分兵四路向起义军发起进攻。起义军都是未经训练的民众，对手却是训练有素的精锐清兵。特别是参赞大臣海兰察，平准噶尔，攻缅甸，灭两金川均立有殊勋，所率巴图鲁勇士2000人，乾隆帝称其能“以一当千”。当海兰察率部进攻大里代时，遭起义军伏击，然而清军遇伏后竟屹立不动，而且还枪箭齐发，迅速扭转局势，仅一天就攻下大里代。林爽文退入高山族居住区，后来被清军俘虏，押往北京，英勇就义。庄大田所部起义军也因寡不敌众失败，时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
事情到此，似乎与和珅并没有发生多少关系，所以乾隆帝在上谕中首先表示：“逆首林爽文经福康安等设法生擒，办理周全，实属可嘉。”林爽文是福康安率兵镇压的，论功行赏必然要放在前面。随后便说到和珅：“大学士和珅，始终承旨书谕，于一切清、汉事件，钜细无遗，懋著勤劳，自应特加优赏。和珅本系一等男爵，著照从前大学士张廷玉之例，晋封为三等伯。大学士阿桂、王杰、尚书福长安、董诰，夙兴夜寐，一体宣劳，俱著交部议叙。”
乾隆帝赏给未上前线的和珅三等伯爵，也担心在战场上作战的将领不服，因此特地指出“著照从前大学士张廷玉之例”，来作为赐给和珅三等伯爵的根据。乾隆帝点明这一点，虽然是为了平息前线将领的不满，而对今人正确评价和珅的历史功过尤为重要。乾隆帝为他重用和珅提供了一个答案，在他的眼中，和珅的才干虽然不如前朝老臣鄂尔泰，但至少可以与张廷玉相提并论。
张廷玉何许人也？
张廷玉（1672—1755年），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进士，康熙末年官至吏部侍郎。雍正帝即位后，张廷玉即升为礼部尚书；雍正元年（1723年），张廷玉奉命为诸皇子总师傅，加太子太保衔，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转户部尚书；雍正三年（1725年），署大学士事；雍正四年（1726年），拜文渊阁大学士。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因对西北地区用兵，设立军机处，其制度皆为张廷玉一手制定。雍正朝“鄂张”并称，实际上鄂尔泰长期在外主持军事，雍正帝在朝中倚重的是张廷玉，因而说他是“大臣中第一宣力者”。有一次，张廷玉偶然患病，几天未上朝，雍正帝便问近侍：“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近侍惊问何故，雍正帝答曰：“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于是人人皆知张廷玉是皇帝心中的股肱之臣。张廷玉还负责纂修《清圣祖实录》，对雍正帝参与争夺帝位事巧加掩盖，雍正帝死后遗嘱以张廷玉配享太庙，成为清代汉族人中唯一得此殊荣之人。
乾隆帝即位后，张廷玉继续受到重用，且因襄助有功被晋封为三等伯爵。张廷玉年逾七旬后，屡次申请退休都未获准。乾隆帝多次赐诗张廷玉，表达挽留之意，直到同意他告老归乡，在赠诗中仍表示不忍离别之情：
早怀高义慕悬车，异数优留为弼予。
近觉筇鸠难步履，得教琴鹤返林间。
银毫无奈吟轻别，赤芾还看赋遂初。
拟问兰陵二疏传，可曾廿四考中书。
两朝纶阁谨无过，况复芸窗借琢磨。
此日兰舟归意定，一时翰苑帐思多。
诗中对张廷玉在雍乾两朝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然而张廷玉倚仗自己曾做过乾隆帝师傅，临行前以雍正帝“遗诏许配享太庙，乞上一言为券”。这本来是失礼之事，但乾隆帝碍于面子，勉强表示同意。按清朝礼仪，第二天张廷玉应当上朝对皇帝表示谢恩，可他并未亲身前来，只派儿子张若澄入朝。乾隆帝因此大动肝火，借题发挥百般羞辱张廷玉。他公开说：“试思配享太庙，皆佐命元勋，张廷玉有何功绩勋业，而与之比肩乎？张廷玉所长，不过勤慎自将，传写谕旨，朕诗所谓两朝纶阁谨无过耳！”且下令解除了张廷玉的三等伯爵。张廷玉因受儿女亲家、四川学政朱荃科场案牵连，甚至一度被抄家。但他去世后，乾隆帝仍准其配享太庙，称赞张廷玉一生谨慎“近于儒者”。
和珅与张廷玉相比较，两人在朝中所做的事务基本相同，在遇到战争时，都是赞襄皇上，为当朝皇帝撰写谕旨。既然张廷玉曾被封为三等伯爵，和珅也同样可以受封，何况和珅在镇压撒拉族起义时，亲自上战场指挥过军队，较从来没到过前线的张廷玉更有资格得到伯爵头衔。所以和珅还被列入此次平定台湾的20个功臣之中，得到绘像紫光阁的殊荣。乾隆帝亲自撰文称赞和珅，说和珅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秉承乾隆帝的训令，替他书写谕旨，且能使用满、汉两种文字。对于前方传来的大量战报，和珅得出的处理意见既明确又果断，为取得战争胜利创造了条件。此外，和珅还参与指挥镇压撒拉族起义，因此赐给伯爵以鼓励其忠于朝廷，使之尽快成为国家柱石。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朝取得反击廓尔喀（今尼泊尔）军队入侵西藏的胜利，和珅因参与是役，又受到“军功加三级”奖赏。
廓尔喀军入侵西藏，是因为垂涎六世班禅死后留下的财富引起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帝的七十大寿。六世班禅提前两年就从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出发，前往承德避暑山庄为乾隆帝祝寿。乾隆帝为迎接六世班禅，专门在避暑山庄狮子沟口为班禅建造供其居住的须弥福寿之庙。六世班禅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为其诵经祝福后，赴北京，居住在西黄寺，因气候不适，染上天花病逝。六世班禅逗留在承德和北京期间，得到清政府大量赏赐与蒙古王公的馈赠，金银不下数十万两，而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之袈裟、珍珠宝石更是不可胜计。清政府于六世班禅逝世后，特派理藩院尚书博清额将他的骨灰与所遗全部财产护送至日喀则札什伦布寺。这些遗产全被六世班禅的哥哥仲巴据有，他的弟弟沙玛尔巴因是红教喇嘛，分文未得。沙玛尔巴一气之下，出走廓尔喀，且大肆渲染六世班禅所居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如何富有，挑起廓尔喀人的侵略野心。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以西藏地方政府征收商税过重为由，出兵侵入后藏，占领了聂拉木、济咙、宗喀地区。西藏噶隆官员未等清朝出兵，在钦差大臣巴忠授意下，私自与廓尔喀军议和，答应只要廓尔喀军退回，每年愿意给廓尔喀三百个银元宝作为地租，是为“以元宝换土地”。廓尔喀军本为金钱而来，既然能不费力就拿到白花花的银元宝，自然同意退兵。待清朝驻四川军队赶到西藏后，巴忠与统兵将领鄂辉勾结，谎称廓尔喀举国内附，乾隆帝信以为真。但巴忠的议和条件没有得到达赖喇嘛批准，噶隆官员丹津班珠尔无法向廓尔喀交纳“地租”，引起廓尔喀的再次入侵。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廓尔喀军以索取地租为名，第二次侵入后藏，还以商谈如何交纳旧债的谎言，诱俘丹津班珠尔等西藏地方官员。由于清驻藏大臣保泰未等敌军深入，即将居住在后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的七世班禅移至前藏，导致了廓尔喀侵略军对札什伦布寺的抢劫。
班禅所在的札什伦布寺西南地方，左有曲多汪巩，右有彭错岭，沿途高山绝壁，向称天险，驻藏大臣若率兵据险设伏，本来万无一失。就札什伦布寺而言，也是负山面江，有险可守，大喇嘛仲巴（六世班禅之兄）所辖僧人数千，可以固守待援。班禅被移居前藏后，在廓尔喀侵略军到来前，大喇嘛仲巴将细软金银搬运至东喀尔藏匿，致使人心慌乱。又有喇嘛罗卜藏丹巴在吉祥天母像前占卜，妄称不可与贼接仗。这样，廓尔喀军在无人抵抗的情况下进入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下的法器宝物和大量金银劫掠一空。
札什伦布寺被掠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时已升任理藩院侍郎的巴忠畏罪自杀，于是其他有关官员把私允地租的责任全推在这个死鬼身上。清政府调两广总督福康安为将军，以海兰察为参赞，率索伦和金川兵7000人入藏，乾隆帝谕令福康安昼夜兼程，务必于40天内进入西藏。为确保福康安获胜，清政府还下令四川官员，采买青稞7万石、牛羊2万只，以及供应入藏清军一年用粮。
福康安率清军入藏后，经过实地勘察，制定出周密的作战方案。清军首战擦木，杀死侵略军数百人；再战济咙，又杀敌近千人。随后，清军进入廓尔喀境内，攻克索勒拉山，渡过铁索桥，转战深入七百余里，六战皆捷，前后杀敌数千人。然而清军进至阳布城（今加德满都）附近时，中了敌军埋伏，都统台斐英阿战死。廓尔喀人自知不是清军对手，乘胜请求投降。福康安因当地八月就大雪封山，乃允其降。廓尔喀人尽献从前与巴忠所立地租合同，归还所掠夺的札什伦布寺金塔顶、金册印及其他金银财宝，释放丹津班珠尔等被俘西藏官员，交出沙玛尔巴尸体。此外，廓尔喀还向清朝进贡驯象、番马、乐工，表示永远服从清朝约束。
清朝取得反击战胜利后，免不了对参战将士加官晋秩，共有45个功臣享有绘像紫光阁的殊荣，和珅以“承书谕旨，办理秩如”，再次名列其中。
和珅在反击廓尔喀侵略西藏中的贡献，乾隆帝作如是评价说：“国家用武，帷幄丝纶，事殊四朝。清文、汉文、蒙古、西番，颇通大义，勤劳书旨，允称能事。”
由此可知，每逢清政府用兵，和珅都积极参与战事，协助乾隆帝决策于“帷幄”之中。特别是反击廓尔喀对西藏的侵略，对前线将领指授方略，协调西藏地方后勤保障，于西番文即藏文“颇通大义”的和珅，更于其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和珅可以不通过翻译，直接阅读由藏文书写的前线战况，随后又将乾隆帝的有关谕旨，立即用藏文书写发出，这必然为前线将领抢占先机，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故和珅此次被绘像紫光阁，较上一次更为名实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