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军朋友和我一同去参加的他的那次晚会，是他所开的最后几次晚会中的一次。在我们周围的群众，大多是中学校里的女学生，一眼看去就可以知道是不规矩的女性化的青年男子，和那些额上束着一条银缎带的长发敷粉的“艺术家”。可是，当那个长脸的伟人走到了台中央，并起了脚，从袋子里取出一本极小的手册，而开始吟唱起来的时候，我真不胜惊讶了。老实说，这不是一个歌，却是一种单调地哼出来的曲调。
这次晚会以后不久，这位近代的游吟诗人脱离了俄罗斯住到爱沙尼亚去。
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唱诗是在左保特。只要出五个古尔登（币名），人们就可以在但泽自由市的俱乐部对面的“喀喀都”舞场里，在一次“狐步舞”和一次“希米舞”之间，听他吟他的诗。在舞台的中央，并着脚，他在那由到海滩上来娱乐的德国私娼和侨民所组成的群众间，读着在革命之前曾大受人欢迎过的那几首老诗。在左保特，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观，竟一直听到完才走，可是在莫斯科呢——那已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我们却没有这种耐心，我和我的朋友在晚会还只开了一半的时候就走了出去。
在外面，赤卫队在搜查一切出来的人，拘捕那些带犯禁的武器的人。看见了我的朋友的军装的时候，他们不和我们找麻烦就放我们过去。然而赤卫队之中有一个人，却对我的同伴发了一个友谊的责备；他对我的朋友说：“同志，怎么你也会对于这种集会发生兴趣？”接着他便吐出了一句很有味儿的俄国的骂人话。
知识者们人们在那儿按着议事日程讨论问题的那些集会，有着一种多么完全不同的光景。苏维埃著名批评家哥刚（KOGAN）教授作了一次演讲，论到：《知识者与革命》。这题目大大地引动了群众，而在那挤得水泄不通的大演讲厅中，人们可以看见兵士，劳动者和水手，与作者们，教授们和学者们群聚在一起。
在布尔塞维克政变之后，左翼的知识者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主义者）都已脱离了他们的职位，因为他们盼望那个在他们看来会使国家趋于破产的制度迅速地崩倒。
苏维埃政府看出自己绝对不能拿另一些知识者去代替这一些知识者。它不得不碰运气去填它的缺；这样，人们便看见工役做了站长，中学学生做了教授或署长。在莫斯科最大的首都旅馆中，在卢拿卡尔斯基（LOUNATCHARSKY）和《新闻报》（IZVESTIA）的编辑史节克洛夫（STEKLOV）旁边，人们可以看见那些由区苏维埃选出来任国家经济或海军等职务的不知名的青年人。我认识一个担任编生活指数报告的二十岁的大学生。
在他指挥之下，有一架电话，一个统计专家和一个打字员。在那些一下子握了权的人们之中，能显出天赋的办事才能的人固然也有，可是，没有驭驾政府机械的能力的人，却还是居大多数。
因此，为了革命的利益，苏维埃政府用着一切做得到的方法，努力设法去联合那些知识者，也并不是奇怪的事。
哥刚滔滔不绝地讲着那刚在俄罗斯所经过的事变，讲着知识者的职司和同盟罢业。（在那些工团中，路角上，警署中，人们可以看见那些极大的红布旗，旗上用白粉写着这几个字：“打倒同盟罢业”——每一个字都是写错的。）当哥刚讲完了他的演说之后，便由反对者起来发言。第一个走上讲坛去的是一个满脸长着胡子的兵士。他的军帽上饰着红布，他的军袍上挂着两条交叉着的红带，而在他的右手上，他执着一面红旗。
“同志们，”他高声喊着，用这三个字把演讲会变成了群众集会，“我在前线吃了四年苦，这为的是谁？为了那些生活在王宫里的资产阶级。这也够了！我们的革命的政府……”
可是在演讲厅中有人暴怒地打断了他的话：
“赶他出去，这真胡说八道！”
可是那个兵士却不为这些呼声所动，继续说：
“……只有无产阶级的独裁……”
打断他的话的人越来越激烈了，而那些反对者也开叫起来：
“对无产阶级的独裁！”
“让他说下去吧！”有几个听众喊着。
“可是他说谎！握了政权的是一群篡夺者！”
突然，在我们还来不及辩明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忽然跳出了许多武装的兵士来，跳上台去把主席和演讲者都蔽住了。
“反革命！混蛋！”一个工人向听众喊着。
那些兵士举起枪来，把手放在弹机上。那时，全个演讲厅中的人便都乱哄哄地转身就跑。秩序是乱得不堪，以致在这向门口冲出去的疯狂的群众中，便一点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在这大混乱之中，人们却可以听到一个女人的尖锐的声音：“言论自由。”
突然，有一群人开始唱起《国际歌》来。这总算情势松下来了。全演讲厅的人立刻接着合唱，一边唱一边向门口走出去。兵士们从台上走下来，混到那已经在路中集成了一个行列的群众中去，接着，突然有人举起一面大旗来，高耸在这人海之上：“打倒同盟罢业”。
§§§第三章在革命中的诗歌
革命给了诗歌一个极大的突进。怎样来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呢？在饥馑中的一个对于韵律的沉醉！那些有诗人们念他们的作品的地方，是立刻被一大群很复杂的群众所占据了；他们到那些地方去的唯一的目的是听念诗。政治家，艺术家，往时的妓女，中学女学生，大学生，从一个辽远的村庄上来的目不识丁的农民，劳动者战斗员们和伤兵，都挤到那些厅里去。他们懂得那别人对他们念的东西吗？他们感到像叶赛宁（ESSENINE），巴思戴尔拿克（PASTERNAK）那些诗人的诗境的美吗？他们捉摸得住赫莱勃尼可夫（KHLEBNIKOV）的，克鲁契尼赫（KROUTCHENYKH）的超理性诗义吗？还是只因为他们是被那急骤，短促，变易而沉醉的韵律吸引着呢？还是只因为这从俄罗斯的一切地方，一切阶级来的群众是被那言语的崩雪，字眼的音乐，形式的炙热的酒精所魅惑着呢？我相信那吸引他们的是韵律，特别是新的诗歌的韵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怎样来解释那侵占了革命以后的俄罗斯各主要城市的诗歌狂，那些在一切环境，一切地方，用一切语言来吟诵的诗？在咖啡店里，在私人住所中，在工人俱乐部里，在演讲会中，在露天广场上，在会议的开幕时候，人们都念着诗。在一个泛劳动联合会会议的开幕的时候，在对几个诗人拍掌之后，会场中的人们把这政治的讨论会一变而为诗歌的晚会。人们听到一切语言的诗人：从俄罗斯语到鞑靼语，从犹太语到耶古特语。那些诗人们结果用了押韵的诗来陈述他们的政见。例如倍什勉斯基（BEZYMIENSKY）吧，他就用了押韵而有韵律的诗作了一篇被赞扬和笑声所间断了多次的长演说。这篇独特的演说曾载在官报《新闻报》上。
“韵律！它是从哪里来的，这韵律？”玛牙可夫斯基自问着。
“在我呢，”他写着，“这是一个声响的律动，一个在我身上回返着的摇荡的律动。韵律可能由大海的声音暗示起，或由那每天早晨打着门，而其脚步的律动印到我脑子里来的女仆暗示起。韵律还是从环地轴转着的大地来的呢，还是从吹着的风来的？它是从内心来的呢，还是从外界来的？要使它觉醒，只要一个激动就够了。
桥梁摇荡着，在一个蚂蚁的脚步下有坍下去的冒险，也便是这样的。”
俄罗斯的这种诗歌的沉醉，也可以用这大众的突然的觉醒来解释；它很使人想起黑人的舞蹈，在鼙鼓的有韵律的擂声中，黑人一直舞到气尽力竭为止。
革命把无数的群众投到街路上去。它用一种集团的生活代替了家庭生活：巨大的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常常举行的选举，那已到了一个前未曾有的程度的罢工，防御壁上的战斗，在露天或大建筑物中所开的演讲会等等，把平静的家庭集会抛到了后面去。家庭的四壁坍了下来，人海的潮突然地涌到了公共广场上，郊外的空地上，而一直伸广到乡野。
那被这巨大的群众的光景所骚动，被群众的热忱和那互相口传而扩大了的口号所撼动的革命的诗人，终于在他的诗歌中反映出一个向前进的革命的热情，通俗而有实感的韵律来。那些最初的革命诗人便是玛牙可夫斯基，倍什勉斯基，勃洛克，和许多没有名的诗人们。
在这对于诗歌的大众底热狂前面，人们请大众选他们所爱好的诗人。在选举之日，诗人们不断地在莫斯科博艺学院的大讲堂的讲坛上一个个地出来念诗。混在这广大而热心的群众之中，我听那些诗人念诗。俄罗斯全国所有的有才的诗人，那天都是到场的。那里有最相反的诗派和最不同的政治潮流的代表。人们念着抒情诗和长史诗。人们吟诵着神秘派的和无神论派的诗，祈祷文式的和渎神者的诗，有作用的和客观的诗。每个诗人用他自己固有的方式念他的诗：有时是单调或矫作，有气势或随便，有时声音太高，常常声音太低；听众们夹进去嚷着：“不要那么响！”
或是“再响一点！”发狂似地拍着掌，喝着倒彩，互相争论着。
在晚会的终结，人们接着便选举。这一晚谁得胜呢？是那辩论者的玛牙可夫斯基呢，还是那抒情的叶赛宁？是一个革命者呢，还是一个神秘派？群众选举了那最能了解革命，最确切地反映那时候的这国家的灵魂的人，选举了那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是一个大事件的最近的诗的作者：亚历山大·勃洛克。
萨洪姆语——维力米尔·赫莱勃尼可夫在十月革命前几年，我在哈尔考夫第一次看见那些近代诗人们。
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在当时一点也没有什么特点。那是一个像俄罗斯其他那些城市一样的普通的城市：几个比桑丁式的寺院，一些耸立在小木屋旁边的近代建筑物，一条电车路和另一条公共马车路。在那些路角上，一些盲歌人弹着那古旧的弦乐器“班陀拉”（BANDOURA），唱着民间歌谣。一些知识者包围着这些有忠厚长者风的歌人，把这些被遗忘了的古歌一个字一个字地速记下来。正混在这些人之间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了一团奇怪的人：四五个蓄着长头发，穿着黄色和紫色的短褐，脸上整齐地涂着青色或红色的三角形和方形的人们，满不在乎地沿人行路走着。
“这些人是谁？”我问一个过路人。
“这些是诗人。”别人这样回答我。
这句回答是那么地自然，就好像人们说：这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或是：这是邮政局的办事员。那时我对于这由服饰的成分来演着一个那么重要的角色的诗歌运动，开始感到了兴味。
哈尔考夫的诗人们，那时都在苏姆斯喀牙路的“艺术家之家”的地下室里聚集。他们编着一个名叫《麦穗》的杂志；这杂志后来由一个题着《七与三》这个怪题名的杂志来代替了。做这个运动的首领的，是诗人维力米尔·赫莱勃尼可夫（VELEMIRKHLEBNIKOV）。他是俄国未来派的创造者，和沈盖里（CHENGELI）一同办那《麦穗》。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七与三》，是偏重绘画的。它之所以名为《七与三》，是因为它的撰述者之中有七位哈尔考夫的艺术家 —— 其中有喀密加（KAMYKA），沙包格（SAPOG），包勃林斯基（BOBRINSKY），和那后来被白党所枪毙了的科沙雷夫（KOSAREV）等画家——和另外三位艺术家。人们称这另外三位艺术家为宾客，因为他们是住在别的城中的；在他们之中，玛奈·喀兹（MANEKATZ）便是一员。
这集团中最特别的人物无疑是赫莱勃尼可夫。他祖先是鞑靼人；蓬着头，满脸长着胡须，老是穿着破烂的衣服，他是永远也不老留在一个地方的。在一星期之中，你看见他在莫斯科，接着又在哈尔考夫或在彼得格拉特，在巴库或在伊尔库茨克。他是一个真正的游荡人，诗歌是世界上唯一使他感到兴趣的东西。凡是他经过的地方，诗人和艺术家的团体都组织了起来。广大的读者都很不知道他，因为他决意不创作那些可懂的诗，而置全力于一种用“萨洪姆”（ZAOUM）语写的诗，即一种“超理性”的诗歌，赫莱勃尼可夫结连那斯拉夫古语言的语根去造他的新字。他带着一种真正的魔法家的天才去使这个语言复生，加着接尾字，接头字，而又往往单用一个语根的字去写他的诗。他的那首在《印象派研究》杂志的灰丁香色的纸上发表的诗《笑者》，便是这样而闻名于俄罗斯全国的。赫莱勃尼可夫作了许多哲学的探讨。在这一个领域中，他写了些真正科学方法的文章。他书看得很多，很少有一个天才会被他漏过。在莫斯科，他认识了玛牙可夫斯基和蒲尔鲁克（BOURLOUK）。虽则他时常要发癫痫病，他却不倦地绝对不肯抛弃那他所谓诗歌的实验室的“萨洪姆”。人们称他为“书法的殉难者”。
当大革命爆发出来的时候，他是在伏尔加区域中。在一个火车中，他被一些强盗剥去衣服推下车去。生病，乏力又饥饿，他到他所碰到的第一个警署里去求助。那些办事员看见他浑身赤裸着，只裹了一件大氅。一个办事员认出了他，于是人们便给了他一个工作做。这样，赫莱勃尼可夫便做了守夜人。那个时代，俄国正大闹饥荒。那时赫莱勃尼可夫写了许多首完全不懂的诗；在那些诗里，他请全世界来救助俄罗斯。他的有一首诗题名为《吹角吧，呼喊吧》，另一首诗题名为《为什么？》。这第二首诗把孩子们的苦痛描写给我们看，他描写那些孩子们捉蝴蝶去做汤，吃青虫过日子。他也可怜那些动物和植物的命运：
白杨和青松相抱着，或许明天人们会把它们砍下来吃。
赫莱勃尼可夫在一九二一年逝世，他的朋友们在他的墓石上刻着这几个字：“地球主席赫莱勃尼可夫之墓”。
他的逝世差不多没有什么人知道。饥馑侵占着全国。在那些被大旱所炙烧的野地上，一群群沉静的人们日夜地徘徊着，低倒了头，绝望地在寻找点什么食物：野草或是土虫。苏维埃政府无疑地努力想帮助那些和革命结合的作家们，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应该集中它全部的努力去帮助那些饥民，组织文艺界当然是余事了。可是有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实，突然地惊起了一个地方的当局，觉醒了中央政府的注意。在辛皮尔斯克有几十个人聚集在一个演讲厅里念“饥饿的诗”。那是一种吃人肉的宣传。一些绝对不肯说出真姓名来的不知名的人，开始朗诵那些赞扬人肉的味儿的诗。其中有一个人甚至竟这样说：
哦，煎炙的少女的股肉，是多么地鲜美啊！
政府取了严厉的手段，于是这一类的宣传便立刻终止了。
只是在以后当饥馑已变成了一个辽远的噩梦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说起赫莱勃尼可夫来。许多苏维埃的批评家发表了许多关于他的著作的研究。就中特洛兹基特别宣称，赫莱勃尼可夫虽则不是诗人，却还是一个研究诗歌的学者。大家都同意承认他是苏联新诗歌的推动者，大家都对于他的早死表示遗憾。
§§§第四章意象派——赛尔该·叶赛宁
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最兴旺的文艺咖啡店是那意象派们作聚会之所的“神马的马厩”，以及那“未来派的咖啡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