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勃洛克是这个酒场的老主顾。穿着黑色的衣服，上衣的纽子一直扣到项颈边，这位象征派的大师，在那里读着他的充满了他对于俄罗斯的爱的抒情作品—— 他把俄罗斯称为“我的爱妻”。
俄罗斯，可怜的俄罗斯，在我看来，你灰色的茅屋，风的歌唱都是我的恋爱的最初的眼泪。
在这带着一个热烈的注意听着他的热忱的群众面前，那些现代的城市，以及它们的汽车，它们的电车，它们的灯光灿烂的店铺，都靠着这位魔法家，一变而为一个从那模糊了一切事物的轮廓的雾后面显现出来的辽远的梦了。勃洛克的神秘主义是传自佛拉齐米尔·梭洛维也夫（VLADIMIRSOLOVIEV）的。梭洛维也夫是俄国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看来，世界的灵魂是美，永远的女性。勃洛克的那首题名为《美女篇》的诗，便是由这个柏拉图派的哲学所引起兴感的。
可是我们现在来到一九一八年了；那个就是像魏尔哈伦（VERHAEREN），保尔·福尔（PAULFORT）等西方作家也都知道的“迷犬客栈”，那时已经不存在了。“伶人的休息”已被毁去，勃洛克便独自个和革命面对着面了。
和那些酒场的消灭同时，到这时为止一向是勃洛克的俄罗斯的那个俄罗斯，也归于神话之列去了。“北方的雾急骤地流着，正如破舟残片和罐头的白铁之飘流着一样。”玛牙可夫斯基（MALAKOVSKY）在他的《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这首诗上说。
当勃洛克和革命联合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惊愕。在一九一八年，由于一种天才的直觉，他写了两首关于革命的不可忘记的诗：《十二个》和《西谛亚人》。在这两首诗里，勃洛克努力表示他是时代之子——在这时代中，生活已变成比一切诗高，在这时代中，他必须很简朴地去写他的作品，这样可以感动人们，而阐明那他所经过的历史的事变所含的深意。
那篇《西谛亚人》正如一个雕刻一样，是一气呵成的。这个作品，在大蒙古精神上，曾受了梭洛维也夫的影响。这是对于摇摇不定旧世界，对于古旧的文化的一个呼唤。
老旧的世界，在绝灭之前在那叫你猜老旧的谜的斯芬克斯面前站住吧，俄罗斯是一个斯芬克斯别人传说勃洛克的《十二个》是一夜写成的。从这篇诗的开始起，象征主义就明显地露出来了：
风刮得那么大，风刮得那么大！
地，在下面，真滑……
勃洛克接着便描摹俄罗斯的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先是那对于自己周围所经过的事一点也不看见，一点也不晓得的，愚蠢，吝啬，自私的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一个老妇人来代表。这个老妇人，在看见一块写着“全权归于制宪议会”这几个字的大布旗的时候：
……
不能明白为什么把这些告示挂在风中……
而实际上人们可以拿这样许多的布，去补许多件衣服。
现在，是那小知识阶级者来诉怨：
都是叛徒，他们把文化杀害了！
在这个作品中，我们接着看见教士，资产阶级，流氓等一个个地走过。
到处都上了锁吧，今夜别人要抢了！
不要关上你们的酒库，恶徒们要大嚼啊。
他又辱骂着那些在革命中只看见一条致富之道的人们。
这里是民众，被圣洁的仇恨，“神圣的仇恨”所推动，他们这样地吼着：
在那些肮脏的资产阶级的恐怖中，我们烧起了一把欢乐之火，全世界都要流血。
那“十二个”，十二个水手，革命的卫兵，在寒夜中向前走着，穿过了饥馑和贫困，去“打破脑袋送死”。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事业的严重。其中之一向自己的同伴这样地说出他的悲哀的理由：
朋友们，懂得我的不幸吧，这个少女，我爱过她。
他的同伴们回答：
在此刻顾到你的不幸，实在不是时候。
一个更重的苦痛等着我们。
特洛兹基（TROTSKY）在他的《文学与革命》上这样写着：
“那十二个水手懂得，毁灭这个圣像和跳虱的可怜的俄罗斯，是他们的一个责任。”特洛兹基特别提出这一件事实：亚历山大·勃洛克是懂得“一九一七年十月”标记着那延留了许多世纪的农民们的俄罗斯的终结，标记着这个迷信的文盲的俄罗斯的死灭这件事的唯一的人。
的确，勃洛克写着：
在这很神圣的俄罗斯上面，火，在这破落的，穷困的，肮脏的上面。
这首诗的最后几句反响着一个神秘的回音：
这十二个这样地走远去，一只狗在后面跟着，在前面，带着一块红布，戴着蔷薇冠，无声地，耶稣·基督在头里走。
勃洛克完全以这两篇诗表明他对于十月革命的依系。白党和赤党，为了要知道这诗人是反对或赞成革命这问题，互相争论了长久，因为别人虽则再三提议，勃洛克始终不肯出来就一个官职。只有一次，他答应出来参与那关于两个资产阶级的议员新喀雷夫（CHINGARFV）和科科希金（KOKOCHKINE）——在狱中被害死的案子的调查，可是这件案子却很快地被掩了过去。
多病而厌世，勃洛克离群而独居在他的斗室之中，而当夜深人静，全城都已沉浸在黑暗中的时候，在彼得格勒人们可以看见只有一个窗子上还有着灯光，勃洛克的窗子；那时，过路的人们指着那扇有灯光的窗子说：“这位诗人在工作！”
然而，勃洛克却不时地发表着几篇文章；在那些文章上，他对于世人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胜利，都加以怀疑。在有一篇文章上，他说：“只要地震计的针一转向，那些梅西纳城便都毁灭了。”
（译者按：梅西纳为意大利西西里岛上之一城，一九○八年毁于地震。）勃洛克一死之后，在苏联出版界中，出版了许多关于这《十二个》的著者的研究文章。那些批评家想指示出，人们对于勃洛克的神秘主义是太言过其实，他们说：“在十月事变长久以前，勃洛克早就和革命结合了。”为要证实这论调，他们引证了这位神秘派诗人的一些暗示革命的旧诗，那些诗在他去世以前一向没有发表过，人们是在他的遗稿之间找到的。
在我们上面，像晨曦在群山之巅一样，飘着一面旗：国际。
这些论争现在还没有告终，因为要使像亚力山大·勃洛克这位大诗人那样复杂，而在表面上那样矛盾的人格，深入到一个无论怎样的体系中去，实在是一件难事。
梭鲁古勃永远缄默了。古米列夫和勃洛克都已经死了。只有那基督教诗人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VINCESLASIVANOV）独自个在混沌之间，在他的蛰居中支撑着。
除了这位学者之外，我们不能相信会有一个对于革命更不关痛痒的人；他的著作是含蓄着永恒的命题的：
阴影上帝。目光上帝。香味上帝。
急促的呼唤，模糊的太息。
罪孽上帝……和王冠。
冒火焰的波浪底无尽上帝，朽灭的震骇上帝。终尽上帝。
他奇异地使人回想起那生活在大凯萨林女王朝的俄国诗人节尔耶文（DIERYAVINE）。在后面这几句诗上，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很和《摩诃婆诃罗多》（MAHABHARATA）这部印度的书接近：
而在终尽的后面：爱的开始。
在死亡的后面：死亡的战胜者。
就是在革命以前，这位基督正教的大传教士，也是不很受人作为诗人赏识的。人们指摘他是太书卷气了。他被人视为一位学者和最精明的批评家。的确，只要他在一个私人团体中说一句话，就可以使一位无名的作家立刻成名。我上面说起过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便是一个例。阿赫玛托娃的诗是长久不为世人所知的，可是，在文赛思拉斯在一个晚会中，宣称阿赫玛托娃的一首诗应该视为俄罗斯诗坛中的一个大事件之后，这位女诗人的名字便立刻传遍全国了。
革命清算了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的诗人身份。对于马克思的方法一点不懂，对于在集会中和咖啡店中宣读的诗怀着敌意，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便从此不被算作一个批评家了。
人们看见他深闭在房间里，埋头在故纸堆中寻找着稀少的字。被生活所遗忘，他也遗忘了生活，继续着他的哲学文学的研究。
可是，有一个事件发生了，一个使他不得不从他的隐遁所走出来的事件：那演脱胎于中世纪传说的神秘派作品的希伯来戏院“哈比玛”（HABIMA）正有受禁止的危险。那些共产党中的犹太人告发“哈比玛”是一个反革命的活动。他们宣称“哈比玛”替神秘主义作着宣传。
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抛开了他的研究，去叩那些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门。仗着证据，他指出“哈比玛”对于民众的文化的增富上颇有贡献，再则，一种在沙皇时代受查禁的戏剧，在无产阶级制度之下是不能受禁的。
在革命的时期，谁能提出那以个人的名义替一件讼事申辩的人的辩解呢？虽则碰到许多钉子，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终于动摇了大众的意见：政府允许希伯来戏院“哈比玛”和犹太共产党员开一次公开辩论会。那个因得到第一个结果而增加了勇气的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继续四处奔走，而开始请人在反对禁止“哈比玛”戏院的抗议书上签名。诸作家的名字上，又加上了演员、批评家和导演家的名字，于是“哈比玛”便由共产党员的管辖而转到国家的管辖。那神秘派的戏剧便保全了。
巴黎观众之能有在圣马丁戏院对《第布克》（LEDYBOUK）或《高伦》（LEGOLFM）拍掌的机会，那第一得感谢那贤明而神秘的文赛思拉斯·伊凡诺夫。
§§§第二章布尔塞维克诗人
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初，我去访我的一位加入红军的朋友。一个知识者的这一种类的行为，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是一件真正的不名誉之事。资产阶级绝对不容许和苏维埃政府合作。如果一个公务人员继续上他的办公处去，人们就避而远之了，而当人们在路的另一面上看见了他的时候，人们便附着他们旁边的人的耳朵说：“他在布尔塞维克那儿做工。”正好像就是说“这是一个坏人”一样。
我的那位十九岁的朋友，一穿军装露面，便被从家里赶了出去。从此以后，他便住在那离彼得格拉特铺道不远的大公园中的兵营里。在从前，那些时髦人物便是从这条路走到耶尔去的。那耶尔是一个因吉卜赛人的合唱队和附近的跑马场出名的酒场。
“哙，车夫，快点到耶尔去。”一个俄国的谣曲上这样说。这个受着种种传说的包围，又曾供给了无数谣曲的题材的耶尔，是早已关门了。那个生着双重的白胡子的肥大的看门人已经不见了。
跑马场已经无人过问了，而在那现在已经荒凉了的空场上，野草到处蔓生着；然而，在离那里几百公尺的地方，在一个名叫“黑天鹅”的别墅中，一个新的生活却组织了起来。
我踏进了一个还挂着陈尘盈寸的水晶灯台的极大的厅堂；在那饰着彩绘的天花板下面，排列着好几排床。在我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兵士正在那里擦他们的枪。穿着一身一直垂到脚边的茶褐色的军袍，戴着一顶工人戴的扁鸟打帽，我的朋友站在一个木箱上指手画脚地高唱着：
在资产阶级们的家里，一个灿烂的庆祝会，那么样的一个庆祝会！
把那愿意和平的人吊死吧。
谁愿意和平？
一个欢乐的呼声发出来了，那么样的一个欢乐的呼声！
一个布尔塞维克死了，死了。
一个布尔塞维克，REQUIESCATINPACE（愿他安息在和平中）REQUIEM（安息祈祷）！
那死人动着他的手，哦，那只手！
那布尔塞维克张开了眼睛，哎，那双眼睛！
还是大风暴吗？
是呀，大风暴！
（《一九一七葬礼》）那些兵士受着韵律的推动，摇摆着；其中有一个想用一个手风琴去配合那唱诗的人，一边用脚踏着拍子。
我问道：“这是你的诗吗？”
“糊涂虫。”我的朋友回答我，“这是我们的革命大诗人节米扬·别德尼（DEMIANBEDNY）的诗。”
这样，我才知道了节米扬·别德尼（穷人节米扬）是一个姓泊里特伏洛夫（PRIDVOROV）的老布尔塞维克的假名。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在一九○八年，他在一张革命报《伊思克拉》（ISKRA）上写过一首题名为《穷人节米扬》的诗。在革命之前，人们是不大知道他的，因为他只在那些革命的报章杂志上发表作品。
我并不是在一个灿烂的坛上，当着一群兴奋而缄默的整洁的群众前举起我的那沉着，破碎，嘲讽而发怒的声音来的，我这背着一个沉重的遗产的可咒诅的重负的人。
我不是女诗神们的供奉者，我的坚硬干脆的诗是我每日的功绩。
亲爱的民众，劳动的牺牲者，只有你的判断对我是重要的，你是我唯一的评断人，你，你是思想和希望，而我是它们的言语。
从一九一七年起，别德尼的声誉不断地增长起来。日报每天发表他的诗，人们甚至在壁报上也能看到他的诗。就是那些劳动者，即使是文盲，也知道认为他是革命的第一个诗人。
落叶我的朋友和我走出了那兵营，而来到了城市的中区。当我们来到了斯达尼思拉夫斯基戏院（STANISLAVSKY）附近的时候——我们当时想去看克努特·哈姆生（KNUTKAMSUN）的《在生活底爪里》——我们碰到了一个戴着红色大领结，眼睛上涂了脂粉的青年；他递了一张小纸给我们，在那张小纸上，通告着伊各尔·赛佛里牙宁（IGORSEVERIANINE）的“诗歌晚会”。
伊各尔·赛佛里牙宁这位名实相副的闺房和客厅的诗人，在俄罗斯享受着一个很不小的名誉。凡是少女而背不出他的几首诗的，实在是一个很少的例外。人们认为他是“自我—未来派”的首领。所以说“自我”，无疑因为他常常用那种不很谦卑的口气去歌唱他自己：
我，天才伊各尔·赛佛里牙宁，我在一切幕上看见我自己，我在一切城市中都知名。
而人们之所以称他为未来派，无疑是因为他的形式的独特；然而他的形式却和意大利未来派的形式，以及那被称为“立体未来派”的俄罗斯未来派的形式，一点也没有共同之处。他的诗充满了新造的字和外国字。赛佛里牙宁自以为把法兰西语言的音响性给了俄罗斯语言。有一天，我寻开心念了他的一首诗给一个平民的女子听，她听了一点也不懂，而深信我对她念的是一首法国诗。
伊各尔·赛佛里牙宁歌咏的特别是女人，他不但歌咏女人，而且还歌咏围绕在女人四周的氛围气，从唇脂起到绣衬衣——不用说，是绸做的——为止。有一些批评家称他为“涂脂的理发师”。这位作家把巴黎那些大街上的氛围气介绍到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客厅中来。他所特别爱好的法国字眼是CHIC（漂亮），GALANT（风流），ELEGANT（风度翩翩），ESTHETE（唯美主义者），BOUDOIR（梳妆室），SALON（客厅），ESTRADE（讲坛），LUSTRE（烛台），CABARET（酒场），BOULEVARD（大街）等等。鼻音的子音在他的诗里是特别的多：
香槟酒里放菠萝蜜，香槟酒里放菠萝蜜，异常地鲜美，晶亮而刺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