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莫亚尔夫人不耐烦地等待着另一个孩子，希望生一个儿子。她预想着那儿子具有她女儿所没有的一切美质。她怀孕的时候，一场可怕的火山爆发，毁灭了圣彼也尔城。侯爵夫人好像得到神助似地脱险出来，可是人们一时很为她的神经状态和她将产生的婴孩担忧。从此以后，那个岛只使她引起恐怖了；她不愿意再住在那里。医生们对她的丈夫说，逆她的意志是多么地残酷啊。因此，那什么都不能说服——即使答应一个王国给他们也不能说服他们——的格里莫亚尔家，便在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买船东渡法兰西了。恰好那时维尔伯里的旧领地正在出卖。
为了存心替自己的祖先复仇起见，侯爵才买回了他们从前的领地。他觉得自己就是他的祖先，现在被路易十三世恳求回来了；他一生和那些农民们打着官司，他以为自己还是他们的领主。
格里莫亚尔夫人分娩了一个已经死在胎里的婴孩。因为大地震的原因而得了妇人病，她已没有再做母亲的希望了。使她更失望的，便是那落地已死的婴孩，偏偏是一个男孩子。侯爵夫人因而得了一种虚弱症。那病症使她变作一个图画里的殖民地白种女人，躺在一张长椅上消磨她的岁月。
既然她做母亲的心已不能再希望有男孩子了，那么她对于玛娥的爱，岂不当然要增加了？可是这个生命那么丰满那么喧骚的小女孩，在她看来简直就像是一个对于她破碎了的希望的侮犯。
在维尔伯里，玛娥像一株蔓草似的长大起来。她的美，她的才气，都并不是一下子地，却是更确实地生出来的。玛娥找到真正柔情的地方，是在那个在格里莫亚尔家被视为一件传家具的黑奴老婆子玛丽那里；那是一种服从的柔情，即最类似恋爱的那种柔情。
在政教分离之后，玛娥不得不就在维尔伯里受教育了。格里莫亚尔小姐被托付给一个贫寒的下省良家的老处女去管教。她的母亲整天地瞌睡；她的父亲对于她的惟一的关心，便是告诉她没有人配得上和一个格里莫亚尔家的女子论婚。可是，当她在十八岁和一个法兰西的世家阿纳·陶尔逸伯爵结婚的时候，她的童年时代的蓬勃之气，便重又获得了。她热狂地迷恋着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向她表示深挚的感激和热烈的友情，以报答她。他自己也把这些当做是恋爱。对于这一重婚姻不抱乐观的，只有那个黑奴老妇玛丽。她的不满是根据年龄的差别而起的。她觉得陶尔逸伯爵太老了。然而玛丽却也进了陶尔逸公馆，为的是可以不离开伯爵夫人。据说，她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可是因为她的职司没有一定的缘故，仆役们便把许许多多零碎的杂务，都推到她身上去。每天事情完毕之后，那黑奴老妇总是疲倦不堪的。
阿纳·陶尔逸伯爵是一个青年人，他刚到三十岁。人们不知道他的光荣——或者至少说他的特殊的地位吧——是因何而来的。他的姓氏并不能算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即使在那些会受一个显赫的姓氏所催眠的人们之间，最要紧的还是才能。可是，我们需要知道，他的美质只不过就是他的血统的美质，而他的才能，也不过是社交的才能而已。他的受人一边揶揄一边赏识的父亲，是在不久以前去世的。由玛娥帮助着，阿纳使那在不久以前人们觉得很讨厌的陶尔逸公馆，添了一重光彩。在大战的翌日，第一个开跳舞会的，我们可以说就是陶尔逸夫妇。如果已故的陶尔逸伯爵在世的话，他必然会觉得他的儿子在发请帖的时候太滥了，也不问被请的人功绩如何，财产如何。这种不顾一切地严守着的折中主义，未始不是陶尔逸夫妇大得人心的理由。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那些以只招待同等地位的宾客为十分可厌的亲戚们，却也因为他们的这种主义而说他们的坏话。因此，陶尔逸公馆的宴会，对于这些亲戚便是一个消遣和谤毁的惟一的机会。
在已故的陶尔逸伯爵看见了会不快的宾客们之间，我们第一个要举出来的是青年的外交家保尔·罗班。他认为受某几家人家的招待是一种机会；而那最大的机会，在他眼里看来便是到陶尔逸家里去。他把人们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参加大学路的宴会的人，一类是不参加的人。这种区分甚至在他的敬佩中都限制住他：他对于他最好的朋友法朗梭·德·赛里曷士也用着这种区分。他心中暗笑他一点也不利用他姓氏中表示贵族的那个“德”
的。这个头脑有点简单的保尔·罗班，总用他自己的标准去测度别人。他不能看出法朗梭并不以为陶尔逸夫妇有什么特别，他不能看出法朗梭绝对不勉强想和陶尔逸夫妇去接近。再则，保尔·罗班自满着这空想的优越地位，并不去设法使法朗梭和陶尔逸夫妇接近。
像这两个朋友中间的那样的差异，人们是不能梦想得出来的。然而他们却反而自以为他们的性格相近而结合在一起。实际上，那只是他们的友谊使他们在可能的范围中互相类似而已。
保尔·罗班的固定观念是“腾达”。在别的人们有那种以为别人会老等着自己的错误观念的时候，保尔却顿脚着急，以为自已要趁不上火车了。他相信“人物”，他相信自己能演一个角色。
摆脱了十九世纪发明的那种傻文学，倒却也未始不是他的可爱之处！
可是那些感觉不到深切的质地，而受假面具欺骗的人们，却不敢冒险，为的是怕陷到流沙中去。保尔相信自己造成了一个典型，实际上，他满意着没有克服自己的缺陷。这种败草渐渐地侵占了他，于是他便觉得使人们以为他的行动出于政策，是更便利一点。实际上，他的行动只是出于意志薄弱，他谨慎到卑怯似地在不同的各界中交际着；他想他是什么地方都应该插一脚进去的。这样一来，人们是有站不稳的危险的。保尔自以为是慎重的人，他却只是一个鬼鬼祟祟的人。他因此把他的生活分成许多小房间：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能从这一间走到那一间。他绝对还没有知道宇宙是渺小的，而人们是到处都能重逢的。当法朗梭·德·赛里曷士问他晚间做什么的时候，他总回答：“某人请我吃饭。”对于他，这“某人”的意义是“我的人”。他们是属于他的。他有那种专利。一小时之后，他在席间碰到了赛里曷士。可是虽则这种鬼祟的行为使他吃了亏，他总还不能改了他的恶癖。
反之，赛里曷士是一个很随便的人。他的年纪是二十岁。他虽则年轻而闲暇，却颇受有价值的先辈们的青眼。在许多事情上颇有点不合分寸，但他却有不逾阶越级的贤明。说他是早熟，那是再不确实也没有了。一切的年龄都会结果实，要紧的是知道采摘它们。可是年轻的人们都是那么地性急，他们不耐烦去采那些比较远一点的，不耐烦等到成人，竟把连近在手边的都忽略了。
总之，法朗梭正和他的年龄相应。然而，如果在四季之中春天是最合适的一季，那么它也是最难担当的一季。
和他一起长大起来的惟一的人，就是保尔·罗班。他们互相给与了一种可以算得坏的影响。
一千九百二十年二月七日的那个星期六，我们的这两位朋友是在美德拉诺马戏场。出众的丑角儿把各戏院的观众都吸了过去。
演艺已经开始了。那个不很引人注意丑角上场，而注意观众入座的保尔，在找寻着相识的人的脸儿。突然，他跳了起来。
在他们面前，走进了一对夫妇来，那男的用手套向保尔轻轻地招呼了一下。
“那就是陶尔逸伯爵吗？”法朗梭问。
“是的。”保尔有点骄傲地回答。
“他和谁在一起？是他的太太吗？”
“是的，就是玛娥·陶尔逸。”
一等休息期间到了的时候，保尔趁着混乱像一个小偷似的溜出去找陶尔逸夫妇。他希望会见他们，然而只要他一个人会见他们。
赛里曷士在走廊上走了一圈之后，推开丑角弗拉代里尼兄弟的化装室的门。人们像到一个舞女的化装室中去似地到他们的化装室去。
那里有许多伟大的破碎物，许多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在丑角的化装室中得到了一种更高的意义的物件。
陶尔逸夫妇既然来到了马戏场，那么去访问丑角儿，也绝对不是不能做的事了。在阿纳·陶尔逸看来，这就是表示自己的平民化。
一看见赛里曷士进来，那伯爵便立刻喊出他的姓名来。从戏场的这一端到那一端，不论什么人，只要他见过一面，他总能认得出来；除非故意，他决不会记错一个人的名字，或是叫错一个人的名字。
他的和陌生人攀谈的习惯，是从他的父亲那儿得来的。已故的陶尔逸伯爵，是常常有从那些不愿意受人盘问的人们口里逗出不快的回答来的癖性的。
但是在此地，化装室的狭窄不能允许那些在里面的人互相不认识。阿纳向赛里曷士攀谈了几句话，并不向他显示他们只是初次会面的样子。他这样地和赛里曷士演了一会儿把戏。他看出法朗梭因为自己和他不认识而态度很不自然，知道这出戏演得不是对手。于是他便向他的妻子转身过去，说道：“德·赛里曷士先生似乎不像我们认识他那样熟地认识我们。”玛娥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是她对于她丈夫的种种手段，是已经习惯了。
“我常常请罗班‘造什么机会’，”阿纳向赛里曷士微笑着接下去说，“我疑心他不肯出力替我办。”
因为他刚才看见法朗梭和保尔在一起（他是知道保尔的恶癖的），他便说着谎。因为殷勤是懂得说谎的。
他们三人都嘲笑罗班的鬼祟行动。他们决定要叫他摸不着头脑。阿纳和法朗梭商量妥当了，要假装做互相认识了长久的样子。
这个无邪的恶作剧减省了交友的许多繁文缛礼。阿纳·陶尔逸愿意领法朗梭去参观马戏场的马厩（其实法朗梭已见过了），好像那马厩就是他自己的一样。
当法朗梭觉得陶尔逸夫人的视线不会和他的相触的时候，他便不时地瞟着她。他感得她是一个美丽，高傲而心不在焉的人。心不在焉，那倒是真的；因为差不多什么都不能使她对于伯爵的爱分开心去。她的谈吐有点儿粗野的意味。她那有一种庄重的优美的声音，对于入世未深的人们显得有点粗糙，而又好像是男性的。声音比容貌更能显示出人们的种族。入世未深的人们，同样也会把阿纳的声音当作是女性的声音。他有一种世袭的声音和那演戏所专用的高音。
生活在一个神仙故事中是并不可诧异的。只有他的记忆能使我们发现他的神妙。法朗梭并不觉得他和陶尔逸夫妇的邂逅有什么荒诞无稽。他们要想玩弄保尔的那个恶作剧，把他们联系了起来。他们觉得自已都是同谋人。他们想欺人，却先欺了自己。
因为在决定了使罗班相信他们已相识很久的时候，他们自己也觉得相识很久了。
一阵铃声宣告了休息的终了。法朗梭想到要和陶尔逸夫妇作别而回到保尔那儿去，心中不免有点忧郁。阿纳出了一个主意，叫别人移动几个座位以便“坐在一起”。这样一来那个恶作剧就会耍得更好一点。
保尔憎厌迟到，和一切对自己无利的解释。他想到别的人们的言论的时候，比想到他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还多。刚才没有找到陶尔逸夫妇，不能摆脱他在路上碰到的那些小人物，他心里已经不高兴了，他埋怨着法朗梭，因为他还不来。当他看见了那三人之群的时候，他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了。
阿纳的举动老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似的，他和老伯爵不同之处，便是他的举动来得漂亮一点，常常能得到许多好结果。这种把握，或是说这种无意识，又使他成功了一次。他只要说一句话，那女招待员便给他挪动了两个看客的座位。
阿纳·陶尔逸和赛里曷士的对话，使那不大惯于逾阶越级的保尔，以为他们是相识很久了。心中忿怒着，觉得受了别人的愚弄，他努力把他的惊诧掩藏起来。
阿纳·陶尔逸的兴奋能力是无限的。他好像是第一次到马戏场来，但是他却依然装做知道以前所演的各节目。如果侏儒走到场边来，他便像刚才对保尔似地和他打招呼。
因为他常常用一种漠然的态度来谈到那些所谓世上的伟人的，这是当人们讲到自己时最适合的谦卑态度。用两三句的不敬的话来描摹一个女王，却仔细而热心，像人们描写昆虫的生活一般地，整小时滔滔不绝地谈着另一个阶级的人们，即在他看来是下等的人，这在他是常有的事。再者，他碰到那个异样的人种便着了忙，只想着要眼花缭乱了。于是这种多变的懦怯，便驱使他去做那些最糟的粗心的事，去做那些扑灯蛾的狂妄的行为。
在大战期中，他有了和各种不同阶级的人们接触的机会。为了这个原故，大战“娱乐”了他。
这个娱乐替他提去了他的英武行为的利润：他受人怀疑。那些将军们，是不喜欢一个说起话来不住口，一点也没有阶级的自尊心，自以为深通德国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状态，而且不掩藏由瑞士和自己的奥国的表兄弟通信的青年人的。虽则好多次他都有受十字大勋章的功绩，然而他始终没有把勋章拿到手。
这种不公平的由来，大都要归之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真令人可敬。他永远不肯离开他在香巴涅省高洛美地方的庄园。“我不怕炮弹”，他向他的马车夫这样喊着，吩咐他驾马车去作每天的游散。对于那些问他口令的哨兵们，他回答：“我是陶尔逸先生。”
因为他没有鉴别等级的能力，凡是有腕章的兵士，不问是军曹或是上尉，他统称之为“军官先生”。军人们用种种的恶作剧来报复。那些寄住在他庄园里的军官们，借口说国家需要传书鸽，把他的鸽舍中的鸽子征发了去。可是，他们当晚就把那些鸽子烧了吃。陶尔逸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从那一天起，他便见了人就说：
“我不知道霞飞先生的价值到底如何，可是他手下的人却都是骗子。”
在鸽子不见了以后不久，人们借口说鸽舍妨碍射击，又说陶尔逸先生可以在鸽舍上和敌人打信号，发令把那鸽舍毁掉。这个鸽舍是比那庄园更使老伯爵引为骄傲的。在从前，有这一类的鸽舍是封建贵族的特权，而他的鸽舍却是其中之一。
因此，在我们的军队退却的时候，陶尔逸先生并不因地方被德国人占领了而引为憾事。他们的军官对待他很尊敬。他们一见到一个贵族的姓氏就会起敬，而在他们的辞书中占二三段地位的陶尔逸这个姓氏，便特别要使他们起敬了。德国是小心将护我们的亡命者的荣誉的，而在大革命之初，陶尔逸家又是亡命到德国和奥国去，在那里创了家业的。
当德国人退出了高洛美的时候，陶尔逸先生便回到了巴黎，为的是免得再看见德国的将军。他对于德国的称赞早就断送了他儿子的勋章了。“那些普鲁士人真不错，”他常常这样说。接着他便称赞他们的好态度。
“况且，”他下着这样的结论，“我们的世仇还是法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