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格拉特可夫却并不说“这火焰已熄灭了”；这位《水门汀》的作者，向那官派的批评界，甚至向那在他看来是把苏俄的生活描画作一种理想的无产阶级文学，提出了一种非难。《用心头的血》是浸染着一种为人——准备爆发的精力的主有者——的尼采派的哲学。
无产阶级文学的这种转向，被官派批评界所指出过，而“瓦泊”干部人员格鲁斯曼·洛斯钦（GROSSMAN ROSTCHINE），又在一九二九年一个作家的集会的演说中承认了这种转向，他说：
“我们应该承认一件可悲的事实。在无产阶级文学的阵垒中，有几个人受了流行的资产阶级的时髦主义的引诱。人们说，这些作家们在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范围中觉得不能伸展自若。他们不梦想着帆船，却梦想着‘载着人类文化’的大舰。实际上，为了要摆脱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羁绊’，他们却投降到一个敌人的意识形态那儿去，而中止了解‘人类’文化的多色的载负。”
这个在无产阶级文学的阵垒中的不安越来越厉害。“瓦泊”
的会员又是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诗人玛牙可夫斯基自杀了。“瓦泊”的至高无上的批评家阿卫尔巴赫，也承认了那些“无产阶级文学所经过的困难”，而在一九三一年，当说到玛牙可夫斯基的时候，他说：
“我们知道玛牙可夫斯基曾经忠心地，诚恳地，勇敢地想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同路人，想做它的前卫的真正的一员。我们知道，他在中途脱逃了，他没有坚持到底地走下去，当内部改变的各种困难因组织的病态（？）而增多了的时候，他颠踬了。
“在苏联的资本主义的根本铲除，要求那愿意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的玛牙可夫斯基，在他的内心中也作一个一样根本的资本主义的铲除。”
据阿卫尔巴赫的意见，玛牙可夫斯基之所以中途脱逃，原因是为了他是从小资产阶级出来的。那么那个中止产生有价值的诗的别赛勉斯基，特别是那个直接从共产主义的环境走到无产阶级文学去的，在革命的气质中养成的青年诗人耶洛夫呢？……亚力山大·耶洛夫在一九二三年，耶洛夫还充满了欢乐和生命，身为少共青年团党员而深明自己的战斗员的任务的他，把自己认为新俄罗斯的主人。对自然界的赞颂和他充溢的情绪，在那永远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的耶洛夫那里显露出来。这位党的战斗员差不多每一个咏叹都不离本行：
同志们，开会吧，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春天的。
或是：
多么妙的时光啊！
多么妙的热度啊！
还有那在每个潜藏处爆烈的太阳啊！
今天人们真想抛开书卷，离开支部的会议了！
对于耶洛夫，革命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青春。在一九二四年，耶洛夫对于他的年龄那么幸福原是不可怪的。
星星啊，不要在云的烟后面害羞地躲藏着吧！
你几岁了？我呢——十九岁，和一个青年一起散步是一件乐事。
耶洛夫或许可算是把那对于世界的视觉归复到它的正确的程度的第一位无产阶级诗人。他不愿意像加思节夫那样地“投身到地球的中心去”，或是像“铁工们”那样地“去找天的岸”。耶洛夫终身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他相信自己是到“一个一碎而为二的世界”上来斗争的。他也会为无限和自然界的神秘所缠附过，可是他却毫不眩晕地默看着宇宙的“青色的高空”。
静下来，静下来，我鞋跟的钉子，不要作声，耸起的军袍！
在他的《流水》中，我们可以说耶洛夫是醉了，可是他并不是喝啤酒或葡萄酒喝醉的：
老旧的莫斯科睡着，而那个新的却有着沉醉的心。
耶洛夫，以及这在党里战斗着，并希望获得全部科学的新的莫斯科，到底因什么而沉醉的呢？这个青春真是醉着那把葡萄酒倾到耶洛夫的每一节诗中去的太阳吗？在他的诗《亚洲种人》中，他回答我们：
是的，我们生活着，我们现在生活着，可是我们却过着一种明日的生活。
他又发挥他的意思：
笑吧，世界，战颤吧，世界。
……………我们是来在一个短期间内创造一个新的人。
耶洛夫把他的这首《亚洲种人》称为“一首诗的初步”。可是读者徒然地等待那首预告着的诗，因为忽然有一个厄突而意外的转变，把耶洛夫的诗歌转到了另一条路上去。“这位青年歌人一点破碎的调子也没有。”一九二三年卢拿卡尔斯基这样地说着耶洛夫。几年之后，在可以把“新的人”给我们的时候，耶洛夫却写了《玛丽玛德兰》。那已不是青春或太阳的问题了。他创造了一个“传说时期中的抒情的女英雄”，那个因违反法条爱了她所爱的人而被处死的女子。为了要去替这“玛丽玛德兰”，这他所谓“神明”的生物，“神明的女罪犯”辩护，是不应该自称为无产阶级诗人的。这种逃遁到“传说的时代”去的事，这种跳到神秘主义去（耶洛夫）和跳到浪漫的英雄主义去（格拉特可夫）的事，并不是独特而个人的现象，它们是近年来无产阶级文学的特点。实际上，耶洛夫为什么抛开了自然界，为什么不再歌唱太阳，风和星了呢？为要得到一个回答，我们只须知道格鲁思曼·洛斯钦的理论就够了。这位官派的批评家在他的书《改变世界的艺术》上写着：
“我有机会读到一个很有天赋的劳动者的诗。这个劳动者说，在秋天一看见一片小小的云遮住了青天的时候，他 ——劳动者 ——便感到一种悲哀。而这位劳动者诗人竟还不知道‘为什么，怎样才是，为了什么缘故’。总之一句话，一个真正的‘世纪病’。当秋天木叶黄落的时候他呻吟得最起劲。在我看来呢，这是毫不足奇的。在秋天，木叶应该黄落。这一张叶子，它应该怎么办呢，得一个歇斯底里亚症吗？这对于他好像金牙齿之于一个死尸一样。
“这可不是很显明的：这种从外面来的玩艺儿全是无聊的……“一个青年的女劳动者把她的诗寄给我看：一个很有天赋的少女。从头到尾只有风景，辞藻，心境……”
这位不能了解和世界接触时的人类的感觉的干燥的知识者格鲁思曼·洛斯钦，把诗歌推到那些机械的打油诗的范围中去。
耶洛夫不再说自然界，我们是不会惊异的。握权的批评家还可以用一种严厉的口吻反对他：“秋天的树叶应该怎样办呢，得一个歇斯底里亚症吗？”
§§§第六章“瓦泊”
无产阶级文学的突进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无产阶级作家举行第一次全俄大会。这个大会立刻向“同路人”表示敌意。可是在当年的春天，在无产阶级作家之间，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了。由里列维契和洛陀夫（RODOV）所代表着的《在哨所》团体，想根据党的任何别的机关去组织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而阿卫尔巴赫和里别进斯基却把“瓦泊”想象为一个自由的文学团体，即只要求会员认识并尊重法令。这类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争论越闹越厉害，而当党发表了它的《在文艺领域中的议决案》的时候，分裂已成为一件不可免的事了。那时“瓦泊”分成了多数和少数两派：党的议决案认为多数派的领袖阿卫尔巴赫有理由，于是少数派的代表里列维契和洛陀夫便把他们的地位让给了那些愿意和“同路人”合作的人们。
然而少数派还留在“瓦泊”中，形成一个反对党。
从一九二五年起，以供给大众一种布尔塞维克的文艺产物为目标，“瓦泊”的正式的口号包含在下面这几个字之中：修养，创作，自我批判。
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瓦泊”在这三方面按部就班地努力着。会员们的修养在他们的对于文学事业的练习上表现出来：或是在朗诵会中以意识形态的和形式的观念分析每一个作品，或是开会讨论当时文学问题。“瓦泊”的干部的行动好像它已承认“同路人”还是最好的“文学的专门家”，可是，因为“瓦泊”
是由作家和劳动通讯员组织成的，所以，无产阶级作家到“同路人”那儿去学文体和形式的方法，而劳动通讯员却把作品交给无产阶级作家处置，这是常有的事。
在发表自己的作品以前，一切作者都先在“瓦泊”的集会中，把那作品全部宣读或宣读一部分，接着大家便去讨论那些作品。
少数派继续主张那个和干部相反的观点这件事实，证实了一种广大的自我批判，是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好处而被接受并鼓励。
的确，会员的数目是一天天地多了起来（他们的人数是三千），而在外省，又创设了许多新的分会（乌拉尔，赛巴斯多保尔，北高加索等处）。
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作家的创造已提高到某一种艺术的水准，竟有许多作品可以和“同路人”的作品抗衡了。那些无产阶级作家终于懂得，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是分不开的，而形式又只是“提高到艺术的力量的内容”（包朗斯基）。叶赛宁的势力渐渐地摇动了，而全部农民的象征，宗教的诗歌，当着无产阶级诗人的诗歌前面，不得不消灭了——无产阶级诗人的诗歌的明显的无神论，拒绝用圣体的长明灯去装饰“赤色的角隅”。在有一个时期，我们竟有了这样的一个印象：无产阶级文学不久将代替了那躲藏在“同路人”，几个农民和许多未来派的创造中的资产阶级文学。
文艺政策的改变从一九二八年起，无产阶级文学的顺利的进行，受了“瓦泊”
的文艺政策的突然的更变的妨碍。五年计划的意义不仅是全国的迅速的工业化；它是向一种没有阶级的社会建设的，一切力量的紧张。
从那个时候起，问题是在于打倒资本主义的最后的遗迹，和出清那个资本主义在那里躲避着的有点难攻的堡：文学。
然而无产阶级文学已不复是从前那样的了，它已有了十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它已经有了一种在一切文化领域中所获得的经验。因此它应该不再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十月”团体的旧错误了。但不幸“瓦泊”——特别是它的领袖阿卫尔巴赫，又打出前面那两个团体的旧理论来。“瓦泊”固然反驳着这一类的责备，但是它和以前的那些无产阶级团体不同之处，却只在言语上。这样，抓住了列宁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批评，阿卫尔巴赫说不应该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却应该完成一个“文化的革命”，而把困难撇开了。这种肯定的话是那对于无产阶级文学以外的一切文学派别的决战之本张。虽则《在文艺领域中的议决案》是永远有效的，阿卫尔巴赫却借着批评的名义开始去攻击“同路人”，而把一切反革命的大罪加到他们身上去。这样，因为俄国亡命者们的一个报上发表了皮尔涅克的短篇小说，皮尔涅克便成了众矢之的。因为波兰的《文学新闻》登载了一篇关于巴别尔的访问记（似乎是不确实的），说巴别尔主张第四国际，正派人的国际，于是巴别尔也大受攻击。伊凡诺夫在阿卫尔巴赫的一篇题名《不是抄袭，可是比抄袭更糟》的文章上受到攻击；在那篇文章上，这位万能的批评家责备《铁甲车》的作者把内战历史文献据为己有。总之，《在哨所》的那一切手段和攻击，又被格外厉害地用出来了。
作家的突击队
在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战略上，“十月”和“瓦泊”之间有什么差别吗？有的，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在那如果不毁灭至少也减损“同路人”文学的愿望中，“十月”引起了大众读者对于文学的注意，而指示他们“同路人”的作品是一种有害的产物；“瓦泊”呢，它把大众的作家介绍到文学中来，希望把艺术的产物埋没到劳动通讯员的大批源源不绝的稿子下去，而筹备一种设定了的文学价值的通货膨胀。的确，在发表在《文学新闻》中的那些文章下面，有着许多位的伊凡诺夫，甚至竟有伏赛夫洛特·伊凡诺夫，以致那位闻名的“同路人”不得不写一封信到《文学新闻》的编辑部去，请求把那些以伏赛夫洛特·伊凡诺夫为名字的撰述者，都编一个号码。
一个新的事实在“瓦泊”的政策中发表出来：无产阶级作家们本身的意识形态，也受到了一种很仔细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致那些不幸被认为“理想主义者”的无产阶级作者们，都被无情地抛到防垒的另一面去。在预备着“无产阶级文学的独霸权”
的时候，“瓦泊”的主干者们向一切的“同路人”和一切无产阶级文学的信徒和同情者，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赞成“瓦泊”或反对“瓦泊”。这个同情者的清算，在“瓦泊”的历史上是以“向朋友们开火”这个名称知名的。问题是在于襄助五年计划的实行。在这个目标之中，作家或者被安置在那并不中止和工厂接触的劳动者通讯员的管辖下，或者被编排到劳动者突击队中去。下面的征召可以阐明这个倾向：
工团参议会出版部的公告
致一切劳动者，街头通讯员，及各文学团体会员。
劳动者通讯员，街头通讯员和劳动者作家，你们都应该把你们的企业的经验，传授给那些还落后的。讲出你们的工厂，你们的矿山，你们的厂库，你们的国立农场如何执行并超过生产的计划。说出你们的企业的英雄和热忱。
立刻动手去工作，立刻齐集材料，集团地去研究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