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险以守其国”是中国古代建置城市的主要目的，要达到这一点，将城市布置在依山靠水的地理环境中，显然十分必要，因为这样可以“就地之势”（《将苑》语），使自然山水无形中构成了一道城外之“城”，从而收到“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的效果。明代南岭城的选址就体现了这一精神：
南岭，在永安（今属福建）貉老坪东，去县东南八十里。其高四百余丈，周百余里。四崇中衍，一路可通，险阻可据……万历二年，分守岭东道参议赵可怀议：归善、·海丰、永安、河源、长乐，皆严邑也。贼今幸平，补牢是急。新田，海丰屏翰，南岭，永安藩篱，宜城之。移惠参将于新田，兼制海丰、归善；移惠、潮守备于南岭，兼制永安、长乐。盖新田、南岭在万山中。……其形势，新田城宜垒左，二水交流；南岭城宜垒右，居高临下。亦东西两溪环之……奏可。万历四年，南岭城及公署成。
从以上赵可怀的“增筑南岭、新田二城”的奏折中不难发现，纯粹出于政治、军事目的的城址选择原则和民间的风水原理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即都以“靠山依水”为指向。这种一致性为风水理论应用于城市规划，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条件。缘于此，所以，在历代的城市规划中，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使然，事实上都运用了风水原理。下面，仅举数例，以窥全貌：
北京风水——对于北京城的“风水”，史书中多所记述，其中以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议论最为有名（图55）（图56）。他曾大发感慨的说：“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冀都（即今北京）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对此，《大学衍义补》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太行自西来……重冈迭阜，鸾风峙而蛟龙走，所以拥护而围绕之，不知其几千里也。形势全，风气密，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兹地实有之。其东则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稍南则九河古道，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广大也。况居直北之地，上应天垣之紫微。其对面之案，以地势度之，则泰岱万山之宗，正当其前……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
杭州风水——杭州干龙白天目起祖，远不能述。从黄山大岭过峡后，一枝起南峰，从石屋过钱粮司岭，起九曜山、越王山，过慈云岭起御教场、胜果山、凤凰山，过万松岭起吴山，入城。一枝起北高峰，从桃园岭、青芝坞跌断，起岳坟后乌石山，从智果山、保傲塔入城。来龙沿江而下，皆自剥星峦遮护，隔江诸峰远映护龙，直从萧山至海门，生天弧、天角星，从别子门石骨渡江起阜诸山，作下沙，兜转右界水，自严州桐庐流入钱塘江。左界水自余杭西溪流入官河。可惜两界分流未合，城中诸河塞阻秽浊，脉络不清，西湖之水又从昭庆左分出流，断北龙，致使形势不很完全，风水造化难称佳胜。
这一点，宋代堪舆名流傅伯通曾经谈及过。时值宋室既将南迁，傅伯通受命往相临安（即今杭州）风水。经过一番勘察，他向宋高宗赵构上表一份，报告说：“顾此三吴之会，实为百粤之冲。钱氏以之开数世之基，郭璞占之有兴王之运。天目双峰屹立乎斗牛之上，海门一点横当乎翼轸之间。”在做了如此一番吹嘘后，然后话锋一转，来了个“但是”，认为此地：“文曲多山，俗尚虚浮而诈；少微积水，士无实行而贪。虽云自昔称雄，实乃形局两弱。”因而得出结论说：杭州“只宜为一方之巨镇，不可作百祀之京畿。驻跸仅足偏安，建都难奄九有。”此报告一上，宋高宋既升杭州为临安府，并称行在（图58）。说来也巧，宋室后来也竟然以偏安结局。
绍兴风水——绍兴是周恩来同志、鲁迅先生和秋瑾女土的故里；此地文运昌盛，人才辈出，向有“师爷之乡”的美称。春秋时，越国曾建都于此。其龙脉从新昌天姥山而来，自亭山入城，起城隍庙山，逆转而结，坐虚向实，前以秦望、方屏为朝，苍翠可爱；后坐镜湖八百里。可惜的是，此湖早在明代就已干涸，因而汪洋澄清之势已不可见。此外，由于水口过浅，排水不畅，遂致平原烟迷雾罩，湿度过大。
福州风水——“福建省城，闽君瑶原建都山中，后迁出，就横塘，江水潴聚于前，峡江双峰对峙，关锁门户（图59）。”明布政司衙门前对五虎山。由于该山石势雄奇，大有煞气，并据传说“门开则祸立至”，所以衙门中门经常关闭。
广州风水——广州地脉发自南岳，其首大庾，其足越秀。“大庾东驰至海而尽，广州宅南之陕，自为堪舆，而罗浮离立天外为之镇。”越秀山为广州主山，珠江则为广州界水。明初，扩建广州城，曾将北城墙修到越秀山腰。城东、西、南三面皆有濠，唯独北面没有。考其原因，除了山地多石，难以挖掘外，关键还在于担心“地脉一断，则数千里神气不相贯”，破坏了一城风水。当然为了补此不足，有人建议在城外筑建空心墩台，上置大炮护之，又于城头一带，多筑横墙，自相隐覆，使敌人登高觇我，不能知城上虚实。至于此策是否实行，则不得而知。
风水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翻开任何一部明清时期的府志、州志和县志（图60），我们都不难找到与以上例证相类的有关该地该城风水的记载。从某种角度看，古代中国大多数城市的位置都可以说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选定的；风水理论可以说就是古代的一种聚落区位理论。
选址的功能在于确定城市的外部环境，当这一工作完成后，如何对城市内部的空间进行组织就成为规划者和建筑者的任务了。在这方面，风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市重要建筑的布局与城市中轴线的确定上，即以全城（或宫殿、寺庙、陵寝等建筑群）的中轴线面对某些山峰（祖山、主山、朝砂、案砂），构成一组对景，以壮城之形势。例如北京故宫就被布置在全城的中心位置，其中轴线就正对着“大内之镇山”——景山；隋唐东都洛阳城的营建也运用了这一手法，城中心前端直指龙门山双阙，背后则正对邙山一峰，远远望去，颇为壮观。
又如作为南宋行在之地的临安府城在营建过程中，为了合于风水之说，依山傍水，故将其禁城，即大内，布置在城之西南风凰山麓一隅。结果打破了城市规划中通常将宫殿布置在城的中心居北的传统，使地理方位中的左东右西的习惯称呼也为之颠倒，且沿称至今。如南宋时左三厢在西，右三厢在东等。又如明清广州城的中轴线也被布置在越秀山的正脉上：“越秀耸拔三十余丈，旧有番禺二山前导，今巍然三峰独峙，为南武之镇。城跨山腰而出，下有二门，左曰大北，右曰小北。中峰之正脉，落于越主故宫，故都使司署是也。”看来，不仅明清的广州城正接越秀来脉修筑，而且远在汉代，南越王赵佗就有意将其宫殿布置在越秀山的正前方。相隔一千多年，而城址居然无大变化，由此，我们不能不赞叹风水文化的生命力了。
3．风水·庭院组合
在旅华的外国游客眼里，中国汉族民居给人的最初印象并不佳，它们千篇一律，单调乏味，设计雷同，别无可取。
这些城市住宅区的正面给行人一种极度单调乏味的印象。人们通常只能看到高矮大小不一的屋顶和掩映其间的树梢，至于房屋的其他部分，因为有院墙遮挡，就几乎看不到了。
至于说到汉人的建筑艺术，在中国西部地区并不显得别致多样。建筑物的式样以至布局到处都是一个样子，不管是居民住房也罢，政府机关用房或庙宇也罢。建筑的布局是这样的：在院落深处正对着大门，是长方形的正房。大门左右两边则是两座类似的厢房，与正房成直角。这些房屋的前墙是木条栏栅状的，用纸糊着，墙上开有门，其他三面砖墙上别无门窗。所有汉族人的住房都是按照这种布局修建的。其区别仅在于大小不同，雕饰图案之复杂精美程度不一而已。
然而，如果他们能走进这些大小不同的四合院里，仔细看看，那么，则会感受到，在这些貌不惊人的庭院里面，却蕴藏着一种独特的美学魅力。诚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我们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而赋予庭院以此种魅力并以此开创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建筑文化的功劳，除部分可归之于建筑匠人（木工、瓦工）外，大部分恐怕还得归之于风水先生。因为如何对庭院内各建筑要素进行合理组合，是风水阳宅理论的主要内容，我们从任何一部风水通论著作中，都可以查阅到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观念很重，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如同乡、帮会等常有拟似亲属组织的现象，甚至政治、教育亦受影响。相对于欧美国家重视团体观念，讲究个人在各种团体中的权利义务，中国自有其文化上的特色。中国文化是以其人性自然而稳定的亲情，作为内圣外王的整体思想的根基，使血亲的讲究上接文化的讲究，使家庭观念因此被扩充、被导向文化的意义，血脉的永恒与文化意义的永恒于是贯通一致。这一切，折射到建筑上，就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对外封闭的中国合院格局。小到寻常百姓家，大到寺院、书院、村落、都市以及城外的山峦形态，大都以这种合院格局为共同基础，其区别仅在于规模、用料和精美程度不同而已。
合院式住宅的一般格局是：（1）建筑物以三合或四合排列，中围一院。（2）建筑主要朝院，以院解决通风、采光、排水、交通等需要。（3）以墙、廊联系或围绕建筑，成一合院。合院对外封闭，大门尽量朝南，北面较少开口。（4）一个合院规模不足，如需扩大，以重重院落相套，向纵深与横向发展。如此一来，纵深形成一进一院交互的关系，横向也形成一顺一跨院的关系。（5）交通系统，主要随着屋檐做格子状分布，不下雨时自然可走庭院。南方有时屋内靠庭院一边，也形成一屋内交通系统。（6）在合院群中，纵向有明显轴线意味，横向则左右大体对称。主要建筑物如厅、堂、长辈住房等，排列中心主轴线上，附属房屋则位居次轴。轴线上的前段，一般以“前公后私”、“前下后上”为原则，把对外的房间与下房放在前头。（7）在思想呈现方面，除了“主次分明，秩序井然”的位序外，自然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堂屋的设置最为独特了（图61）。
以上这样的四合院格局，是风水阳宅内形理论的主题所在，只不过风水先生表述时采用的是合之者吉、逆之者凶的独特修辞手法罢了。
下面择其要者逐条叙述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