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敬之是中国当代诗歌界的着名诗人，他的许多篇章，包括少年时代以笔名“艾漠”发表的一些清新之作，至今还为他当年的读者所传诵。无论是战争年代动人心弦的歌剧《白毛女》，或是建设时期的政治抒情长诗《雷锋之歌》，都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贺敬之同志并不是一位职业诗人，他的歌颂祖国美好山河、激励人民不断向前的作品，大都是他在繁忙的公务中挤时间写出来的。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为人民歌唱的诗人，在任何环境或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以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好诗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贺敬之谈诗》，可以说是他在诗歌领域60多年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的诗观以至文学观的集中体现。这些经验和见解涉及诗与时代、与生活、与政治的关系，诗歌创作中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诗品与人品、民族传统与西方文化、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关系，以及诗的民族化、现代化、革命化、群众化等等方面的议题。为了推动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诗人、诗评家以及爱诗的读者们都会有兴趣研究各种不同的诗学观点，并在探讨、对比、切磋中，增进不同理论的良性沟通，达到可能的融合。贺敬之同志作为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之一，他的诗学实践及诗学理论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重视，是十分自然的。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在这本《谈诗》中，读到了许多可以引起共鸣的观点。例如：
“才华是很脆弱的东西，它只有在为人民歌唱中才能青春永驻。”“真正的诗不是升官发财的工具，往往倒是所谓‘诗穷而后工’。”“能够打垮诗人的只有自己，不能遏制的是他为人民歌唱的热忱。”“任何有血性有激情的人，都会永远记住民族曾经经历的那段岁月，诗歌如果回避这段革命的历史，将是最不真实的。”“真正决定作品命运的是作品本身和作者本人的价值。即便是好的评论文章，也还是要经过客观检验的。
真正的权威评定者是人民，是历史。”“绝不能否定中国新诗的成就。”“诗歌的道路是宽广的。”“有益无害的诗歌，都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诗歌的组成部分”等等。
在这本《谈诗》中，我还读到了不少摆事实、讲道理的持平的见解。例如，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他说，“图解政治，充当政治传声筒的做法必须反对，但同样不能导致所有诗人和所有诗歌作品都排除政治内容”；“只许歌颂光明、不许暴露黑暗是完全错误的，‘假、大、空’必须彻底杜绝，但这样做不能导致用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看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
这是关于政治、关于歌颂与暴露等抽象原则的辩证法。又如，“由于诗歌是形式感很强的艺术，注重形式美，探求‘有意味的形式’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因此抛弃思想内容而走向形式主义，不能只要形式本身的‘意味’，而不要思想内容的‘意义’”；“必须增强开放性、多样性和创新意识，进一步向包括西方现代派诗歌在内的外国诗歌吸取有益的东西，但绝不意味着抹杀自身已往的成就。不能倒转过来独尊西方现代派，或把其中的某家某体奉为圭臬”；“不能造成这样的误解：仿佛艺术创新仅在于形式而不是首先在于内容；仿佛艺术形式只有绝对的变革性而没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仿佛形式运用的成败仅仅决定于创作者的主观意趣而于接受者的反应无关，因而可以置民族的、大众的审美心理于不顾”等等。这是关于探索与创新、形式与形式主义、开放与引进等具体创作问题的两点论。
对于这样一些诗学观点或见解，如能联系具体创作实践加以认真研讨，我以为，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我不是诗评家，只是出于爱好，欢喜读各种类型的好诗，和以宽宏心态出之的反映不同审美兴味的诗评。我所以写这篇小文，除了上述缘故，还想提到另一点，那就是作者十分谦虚，可以从他的文风中看出：我们读他的这本书，感觉不到高等学府讲台上常见的严肃性，却有一种朋友间“疑义相与析”的亲切感。
2004年12月
《贺敬之谈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