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孙用老先生。孙老先生是20世纪的世纪同龄人，本名卜成中，生于浙江杭州。他青年时期亲炙鲁迅先生的教诲，此后成为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精通英语和世界语，为中国与匈牙利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孙用老是一位真正的“谦谦君子”。同他相识以来，从他虚怀若谷的谈吐中，我受到过不少教益。作为晚辈，我尊称他为“翻译界的老前辈”，他总红着脸，微笑地说：“请别这样称呼，听着我就难受，简直不敢跟你讲话了。”
孙用老平日沉默寡言，但在熟人面前却很健谈。我曾就翻译上一些原则问题向他请教，他先是不肯回答，只说自己“始终在摸索，讲不出什么意见”；过了几天，他却仿佛很随便地对我说：“我属于鲁迅的直译派。”
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那首“生命诚可贵”的名诗，他一方面衷心称赞殷夫的译文中国化，因而脍炙人口，另方面又说，他自己仍只能按照原文直译（按：孙用老的译文同殷夫的那四句名译在意义上略有不同）。
孙用老平日为了奖掖后学，经常把他的宝贵藏书慷慨赠与他认为更有用处的人。有一天，我告诉他，我买到一本英国版的《格林童话》，里面有不少英国铜刻家的插图，非常精美；他则笑着对我说，那是英国人眼中的格林，而他有一部德国木刻家插图的《格林童话全集》，风格则完全不同。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把那部书带来给我看，并把它赠送给我。怕我不接受，他先就在书上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1977年底，“四人帮”倒台后一年，我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孙用老特地给我写过一封信，鼓励我好好利用时间，多为人民做点有益的工作。对于他的这番鼓励，我除了由衷感激，同时感到惭愧，只好把它作为克服惰性的动力。
1983年
孙用（1902～1983）：着名文学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