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提意见”“有意见”，是流行于解放区的语言，是民主生活的一个初步表现。我最初还以为“意见”是新名词、外来语呢。查查辞源，早在《后汉书》中就有“……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之说，《魏书》中又有“……众人纷纭，意见不等，朕莫知所从……”之语。看来，那个时候人们没有把有意见提意见与发扬民主联系到一块，而是看到了意见众多带来的是纷争，是困惑，是混乱无序。
人们的意见是怎么来的？人们的不同意见应该如何对待如何处理，庄子很关心这个问题。
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人们其实是各有自己的意见（中性词）——成见、偏见（以上二词带有贬意）、主见与互不相同的歧见的。谁都拿着自己的成心——成见当依据当标准作判断，独独谁能没有任何成心——成见呢？谁又需要等待着自己有了见识、有了根基、有了独立思考才形成自身的见解呢？越是傻越有见解啊！并未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与思考而已经判断了是非，就像到达目的地——越国在前，而出发在后一样，是颠倒了次序、颠倒了过程的呀。是把没有的东西当做已有的东西，把绝非自己的思考当做思考，把没有任何根据的见解当做见解，把并不存在的是非标准坚持一番强硬一番。遇到这种胡涂成心成见，大禹在世也没有办法可想，何况我辈！
后人往往会羡慕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齐放的时代。当然，后人在“定于一”的环境下，回顾早年的多元文化与人自为战，觉得颇有看头恋头。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与后世的陈陈相因、重复背诵、咬文嚼字、一代比一代更加呆头呆脑、人云亦云、只甘心为圣人作注疏、再无创意、再不敢提出新见解相比，谁能不击节赞赏，谁能不啧啧称奇！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学术，阔多了！
然而，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学术繁荣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二十年前就说过，其代价是言论与主张的贬值。庄子那当儿，除了令中华民族骄傲至今的孔孟老庄法墨等大家以外，各执一词，各说一套，吹牛贩卖，狗皮膏药，互相贬损而又自我推销，吆喝震天的才子大话狂，多了去了。有时候说的对了君侯的意，不但能骗吃骗喝，还能出将入相，荣华富贵，鱼肉乡里，横行霸道。有时候违背了君侯的意，落一个车裂腰斩，死于非命的下场。听到看到这样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场景，你会不会感到晕菜，感到是一种灾难呢？要知道那时候天下未定于一，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呀。尊儒呀，与道互补呀，这其实都是后世的事儿。
而那个乱世的权力与资源在握的君侯们，几乎个个都是急功近利的权欲狂，他们的热衷是得到奇策奇计，立马灭敌致胜，会盟称霸。谁还顾得上对于真理、学问（更不要说科学了）、终极关怀的在意？无怪庄子认为这样的百家争鸣无非是各有成心，皆是一面之词，都是在兜售自己的土法上马的江湖野药。那个时代不讲逻辑规则，不讲计算验算，不讲实验或实践检验，不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不就是各自经销，推广一个个偏执的主张加上花言巧语的包装。这样的学术风气，何必求师？何必去趸那些先入为主的成见？不必师从那些大言不惭的诸子百家了，就是个愚者，就是个傻子，也照样有自己的成见啊，自己拜自己为师还不结了！
这里有一个真理，应该说是有一个发见，是庄子道破了天机：越是愚傻，越有成见，越是排他，越是嫉异如仇，越是听不进去道理，越是勇于参加扑灭智慧、活埋真理的战役。想一想耶稣、苏格拉底、加里略以及一些忠臣、志士、伟人的遭遇，这不是够读者喝一壶的了吗？
这里最妙的比喻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可惜的是这话竟然没有像庄子中的其他妙语那样流传八方万代。本来今天要出发到越地（绍兴一带）去，而同时（自以为）昨天或头年反正是早就到了越地了。这荒谬吗？非也。这样的事还少吗？这样的事我们自身就没有发生过吗？毛主席不是早就提出过，结论应该放到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产生在调查研究的开头吗？他针对的是什么？不就是今适越而昔至吗？
比如说，作了决定再开会，不是先有结论再一起论证掰扯吗？比如说先有了意图再考查，不过是搜集论据罢了，结果、结论是早在考查前已经做出了的。比如，先有了名次再比赛，这样的事也不是没有可能、或实际已经发生过的。比如假唱，舞台上装腔作势地演唱，放出来的却是早录好的带子或CD，这样的事不仅中国有，外国也已经“蔚然成风”，据说国外的统计真唱率只有百公之四十几了。而且人们喜欢这样，这样作是习以为常了。这不也是今开演唱会而昔早已唱过了吗？庄子的眼光是何等锐利，他发现的这个悖谬，这个秘密，叫做人人处处皆有，眼中笔下少提的世相、精神相、思维相，何其黑色幽默，何其难于避免，今适越而昔至，这比第二十二条军规还深刻新奇呢！
美国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说，军规规定，精神不正常才可以允许退役，但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是不会承认自己的不正常的，真不正常就不可能去正常地申请退役，而能够判断自己确有某些不正常处，因而能正常地去申请退役，本身就是精神尚正常的表现。
也就是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实质在于，要求你忘越之后再申请去越地——昔忘越，而后，方可斟酌究竟何时适越事宜。
昔已至的故事是针对人的不可能全无的成见的。某种情况下，征求意见也好，进行论证也好，辩论不休也好，成立专案调查机构也好，其实早有定见，早无待于劳民伤财的研讨辩驳考察！
庄子讲得偏于消极泄气一些，但是它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对于适当的问题的一定程度的看穿与超越。庄子这样消极地对待百家争鸣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争论、政见斗争、从宫廷到市井、乡里的各种争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所处的中国的古代，知识的积累与权威，知识的可靠性（尤其是那些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知识）还缺少积淀，知识系统还相当缺乏建构，人们根本还顾不上去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无积淀，二无检验，三无体系，四无时间——进行历史的淘洗，才让庄子“钻了空子”，把知识呀师从呀主张呀争鸣呀成心呀嘲笑了个一钱不值。
庄周的这一类说法，有助于克服教条主义与权威主义，克服主观主义与思想僵化，却无助于从人类的知识宝库中寻找智慧与深邃。这同样是如鲁迅讲的叔本华那样，叔氏说读别人的书就是让别人在你的头脑运动场里操练，鲁氏说，听了他的话无非就是让叔氏钻到你的头脑里折腾罢了。
同样庄子把成心嘲笑了一个六够，那么，庄子的一套与众不同的高论，算是有成心呢，还是无成心呢？算是师之可也呢，还是绝对不可呢？
无有为有的问题，也是人类认识论上的一个悲剧。与世界与永恒相比，我们的“有”（知识、资讯、经验、探求、结论……）是太不够了，我们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无有，如苏格拉底所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苏格拉底的名言当然甚妙，然而它仍然与事少补。你认为你有知也罢，无知也罢，你该说的还得说，该做的还得做，该躲的还得躲，该追的还得追。盖人生诸事不仅是认识与辨识的结果，也是欲望与需要，兴趣与好奇心、本能与反应、力比多与内分泌的结果。哪怕只是假说假设猜测想像，思维活动、学术活动、研讨活动仍然是十分地诱人。我们其实常常会以无有为有，以感想感觉代替考察与实验计算。遇到这种以无有为有的情况，如神的禹也一筹莫展。原因在于人的知与不知，有与无本来就是相反相成的，是相依相伴的。知道得越多越会发现不知道的领域之阔大无边。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讲的书读得越多越蠢并非全无道理。读了一大堆偏见成见空论谬论悖论，多谋不断，犹豫不决，进退维谷，一脑袋糊涂糨子，这样的人和事我们看到的难道少吗？
孙中山讲的知难行易也显示出了他的道理：知难行易。知难行易其实也是以无有为有，谁能说得透人生的诸端道理知识，谁能说得清人生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谁又能因不知或尚未知其详便不好好活着？
参加革命或者建设的人有几个说得清说得准说得透革命与建设的道理与资讯？又岂不是成万上亿的人在那里革了命也建了设？人要硬着头皮活下去，写作人硬着头皮写作下去，体育人硬着头皮比赛下去，政治家硬着头皮发号施令，股市硬着头皮死撑……竟也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时刻。这样的时候，越是没有越要有，越没有必胜的实力越要有必胜的决心，越没有长生不老的可能，越要有对历史负责（王夫之的说法叫做“论万世”）的态度，读书也是一样，越没有具体考据的功夫越可能会有符合于常识与经验的体认，哪怕是姑妄解之。
庄子的重点则在于相反，他要说的是，那些滔滔不绝的讲学者一定有知识吗？他们会不会是强不知以为知呢？那些所向无敌的辩才，一定有道理吗？他们会不会是学术窃贼、政治骗子呢？那些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果真是有效力吗？它们会不会是愚弄大众的假冒伪劣呢？百家相争当中，除了提供了论辩的平台、才华的展示以外，是不是也提供了大言欺世、牛皮冲天、泡沫学术、巧言令色的方便呢？
庄子的此类关于学问与成见，关于有知与不知的论述，归根结底，可以有助于让我们在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同时，保持一点清醒与冷静，悠着点，避免极端主义与非理性火气，避免自以为是与一意孤行，避免偏执与霸道，避免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舒卷有度，刚柔并济，张驰得法，劳逸兼顾，是养生的原则，也是求知的方法，更是可持续做事的法门。你不一定时时事事全部能做到这一点，做不到也还要想一想，能这样想一想的人即能够作齐物之辨的人已经有些悟性了，有些逍遥了，有些道行了，有些快乐了。一句话，不蠢啦。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
言说、发表意见不像风吹那样自然而然、轻而易举。言说者的言论、意见、见解，其实并不是那么有把握，并不是那样有清明的见地，言说之前或言说的过程中，他的见地没准尚未定型。甚至于，一个言者，在说话以前，他一定有话要说吗？或者未必，他本来无话可讲吗？他果真说了点什么吗？他其实自己说完了也就忘了吗？谁知道？
这是庄子的又一发见，很多人是说完了话才知道自己究竟要说什么与说了什么的。至少文学作者是这样，他在用笔或电脑言说完毕之前，他或她是说不清自己要说什么的。从这一点看，两个人或两派争得你死我活，着实可笑得紧。
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
一个人的言论，为什么就异于，就一定与雏鸟壳而出的本能的鸣叫不一样吗？你有什么根据什么标准来判定人的发表意见与雏鸟的乱吱乱喳的区别？还是它们其实属于同类，同同属吱吱喳喳，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
又一发见，人的言说，有时候与刚出壳的雏鸟一样，为出声而出声，为吱吱喳喳而吱吱喳喳。哪有什么认真的意义！
北方农民的话，你说话无非是怕别人拿你当哑巴卖了你。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大道是隐藏在万物万象的深层的，你并没有看到大道，你为什么就要判定真与伪？言词的真实含意也往往是深藏的，你未必弄得明晰，为什么却要分辨个你是与我非？（没弄清什么话就批上了斗上了，这样的事我们见到的还少吗？）道为什么常常是一晃而过，并不固定地守护着你阁下？言论为什么是撂在那里了，却未必被认可被接受？大道被渺小的成见所遮盖（或在细小的进展中隐藏着大道），言论被浮华的语词所阻隔，（或在各种飘忽不定的语词中隐藏着箴言）。这样就出现了儒家与墨家的是非争论，你说非的，我要说是，你说是的，我要说不是——非，你果真想驳倒对手，颠倒改变他的是非观吗？那么你能不能更加明白一点、明达一点、不那么拘泥于成心成见呢？
言说者果真在发表意见时具有已经成熟的话语与固定的见解了吗？不一定。很多人都是说完了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会说什么与实际说了什么。而且想说啥，能说啥，实际说了啥，别人的理解又是你说了啥，这四者常有偏差、位移、直到南辕北辙。言说本身就常常、不免是言语的驱动闹出来的，词会引出词来，句会引出句来，（俗话叫做“话赶话”）连老子、庄子这样的大智者，从他们的著述里也可以看出词语的诱导与关连，为了文气，为了强调己意，为了对仗，为了押韵，为了同义词与反义词的充分使用，为了语法与修辞的丰瞻与奇妙，（言隐于荣华）为了说法的俏皮与引人注目的效果，说过梭了，说得不够火候，说岔了重点，说含糊了直到说走了形等，都是可能的。
何况人言说与形成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还有许多其他的乃至潜意识的干扰。你有利益的考虑，你有情绪，你有好感或者恶感，你有力比都弗洛伊德。你为了与某某作对竞争，为了出风头，为了一鸣惊人……你的论点之外的许多模糊因素都在干扰着影响着你。
我们还得承认为了言说而言说的事实的存在。这就像雏鸟的声音，并非为了发表学说，坚持理念，而是天然地本能地出声音罢了。不要以为儒呀墨呀什么大家名人的言说，一定比雏鸟的鸣叫更有内容。滔滔不绝，严丝合缝，义正辞严，所向无敌的儒家墨家，互相辩驳的儒家与墨家啊，你们怎么想得到、庄子把你们的庄严争辩比作雏鸟的乱叫呢？
庄子叹息说，道是往而不存的，什么意思？道像过客吗？它走过去了，不肯停留。一龙一蛇，与时俱化嘛，道是微妙渊通深不可识（老子）的。道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被宣称已经在手在握的。道甚至是转瞬即逝的。得意忘言，似无似有。言是存而不可的。道看不见，恍兮惚兮。言可以留下来写下来，可以保存了，却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存下来的言仍然常常不得认可，或者是今天认可过了些时间又不认可了；不得认可的言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它的意义只在于招引无数的辩论，产生无数的是非，甚至获取怀疑与嘲笑，指斥与抬杠吧？
或许你的言只是有利于几个不成样子的沾光者啃招牌边者与酷评者？道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明明白白地掌握呢？各种小头小脑小鼻子小眼儿的小算盘小伎俩小得意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为什么那么多话那么多主张见解却得不到准确的理解与阐释？不仅如此，有了大道的命题就必然有反题：伪道、反道、歪门邪道。有了言的概念就必然有争辩有是非有无穷的纠葛有大量的空话套话废话蠢话。
（这里又碰到了悖论的暗礁，既然齐物，既然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何必还要分清真伪与正邪呢？）
人是喜爱争论的动物。人与人间的相争，比任何动物种内部的相争都厉害都复杂也都残酷。老虎并不吃老虎，更不会先批斗揭发老虎再处决。你说是的，我要说不是——非，你说不对——非的，我要说对——是。儒家与墨家是这样，你与我与他与她也是这样。能不能用一种更加光明、明朗、明白、透亮的态度对待这些是是非非呢？能不能把是是非非的争论看得光明一些想得开通一些呢？
争论的人多，明白自己在争什么的不多。斗争的人多，明白自己在为什么而斗争的不多。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企业改革需要多一些明白人，呜呼，难得明白呀！有道是宁与明白人打架，不与糊涂人说话。可惜的是这种说法本身就不算太明白啦。
也许这里同样需要的是中庸？你不必热衷于争论是非，你不要拉山头立宗派，当成一个派头头；你不要动辄卷入纠纷，是人家的非而非人家的是；你不要变成杠头，变成自封的狭隘好斗的“思想者”。你要消除派别观，增加明达明彻明白明洁的了然度。尤其不要还没弄清一个名词的来源、前因、后果就陷入混战，如我常常讲的，还没有作认知判断就做出了价值判断。
同时，你不能也不该漠视一切，你的对于是非的超越不是由于你的弱智，而是由于你的超高智商。具有真正的高智商的人，其实并非永远不具有是非真伪的分辨能力与兴趣。无为而无不为。他舍弃的是嘀嘀咕咕，他得到的是微微一笑或轻轻一点，稍一点拨，是非真伪已经了然于胸。也许百分之九十的争论其实是不足挂齿的，是不值得一提的。然而总还有百分之十以下的事情、话题、论点、主张，值得认真对待。你不妨举重若轻地指出虚伪，糟粕其糟粕，精华其精华，不论效果如何，总还要求一个明白透亮。哪怕这个明明白白透亮只是留给旁人，叫做知其白，守其黑的。
就是说，你讲得明明白白，也可能只是让听者明明白白，你自己其实仍然留着黑洞，留着模糊数学，留着唯惚惟恍，留着调整变化的空间。
也就是说，你发表的意见无论作到了怎样地明达透亮，你还是要留下一点点，还必然留下一点点，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点深不可识的秘密，这样的秘密你自己也还闹不成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你应该珍藏你的这最后的珍宝，你的良知良能，你的不出户而知晓的天下，不窥牅而见识的天道。你不可能把这些暴露出来，因为它们无法离开你的人格与身心，变成可以传递教授的讲义或者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