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传统下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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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中国民族“性” (2)

二、对“性”的疲乏:“性的疲乏”(sexual fatigue)是性满足后或过度后而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一种反动——对性感到憎恶或厌倦,走向节欲或弃世绝欲的信仰。

三、嫉妒心和占有心:在古代,女人只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由于对产业的占有心,引发嫉妒心,再配合家庭、子女等观念,慢慢建构出许许多多规定、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

四、精神因素:由于有人不能满足现状,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来弥补尘世上的空虚,因而有“禁欲主义”(asceticism)或类似禁欲主义的思想产生。于是,不得不宣扬“性”的罪状,夸大或栽诬有关“性”的一切。

上面四种原因,构成了“反对‘性’的”条件,因而老祖宗们开始说明什么是“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什么是“防隔内外,禁止淫佚”,什么是“妇道”、“女诫”,什么是“男女不通衣裳”,什么是“富贵不能淫”,什么是“坐怀不乱”、“秉烛通宵”,什么是“去势”、“幽闭”,什么是“绝房事”的好处……这些“反对‘性’的”历史现象,跟前面所说的“肯定‘性’的”历史现象一样,同样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也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历史。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定、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工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中国是礼仪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及“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拉下面孔,道貌岸然地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地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

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一千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正因为“性”的问题,被不合理地规定、约束,乃至压抑,所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有了数不尽的“性发霉”现象:从娈童到“御女车”,从“萤幸”到“蝶幸”,从“肉台盘”到“肉屏风”“肉双六”“肉吐壶”,从人狗交到奸尸案,从缠小脚到丐恋,从老年癫狂到性戾换,从贞节牌坊到“冒耻求种”,从花旋风到壮阳药,从自阉到阉人……试问哪一件不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试问有哪一件我们敢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干的事”?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就能了解过去。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有了上面所说的种种认识,我们必然发现:“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何等被有意忽略的大题目!我们必然关切:我们老祖宗们的“性”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的“性”行为,怎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我们必然提问:“性”的因素,对中华民族的部分历史,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

能够满足这些声音的,很显然,这是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始终在“回避”这个重大的研究主题,我们不能在这个主题上做一次“科际整合”的示范,也不能在乌烟瘴气的“性”的暗流里做一次学理的澄清,为小百姓和大官人提供点指示迷津的依据……这些因“回避”而生的缺憾,十足证明了我们在真理面前的萎缩,证明了我们在寻求真理上面的无能和胆怯。

这篇文字的用意,是尝试用现代的方法,提出一些确定的解释和“解释草案”(explanation sketch),求出历史上中国人“性”生活的真相和可能的真相,至少我提供的,是一种可供讨论的合理怀疑,也许值得专家和学者评判。

在现代方法的妙用下,历史万象虽多,其实不乏理路可寻。例如,真的专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易经》中的“咸卦”等卦是描写性交姿势的;《诗经》中《褰裳》里说的“且”字是男人生殖器;《周礼》中《地官》里“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话是一种“交配季”(mating season)、一种“节期杂交”(feastpromiscuity);《老子》中的“元牝”是女人生殖器;《论语》中孔夫子骂女人的缘故是他离过婚;伶玄《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有“足恋”;常璩《华阳国志》中的关云长背离曹操是因为他吃醋;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女子男饰”里的六朝女子娄逞是性戾换;柳宗元《柳河东集》中的《河间传》是写唐朝一个女人的花旋风;徐士鸾的《宋艳》中《残暴》里记宋朝的王继勋是一个虐恋(虐待狂);陶宗仪《辍耕录》中的《奇遇》一篇是写元朝人性爱的白日梦;明朝张岱《琅嬛文集》中的《鲁云谷传》是描写洁癖;清朝薛福成《庸盦笔记》中的《入相奇缘》里写和珅“对影谈笑”是一种影恋行为……大量的历史文化,都禁不住真正的专家的一双法眼,用这双法眼来“复兴中华文化”,才够资格,否则只是口号。

关于这类性质的写作,在西方有很多,泰勒(G.Rattray Taylor)的“Sexin History”(1953年伦敦 Thames & Hudson 版)就是一例。西方过去,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笼罩下,对性的禁忌,跟历史上的中国,真可说是老兄老弟。可是他们在近几十年的努力之下,终于摆脱了传统上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定、约束与压抑,终于使他们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建立一种“约定俗成”的性道德,培养了风俗、修正了法律,使他们的青年男女恢复了在“伊甸园”里没吃苹果前的歌唱。

反观我们中国,比较起来,我们不得不惭愧,我们还是一个老大的闭锁社会。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定、约束与压抑,还是这个闭锁社会的主要闭锁项目之一。从电影检查到出版管制,从教条宣扬到性教育的空白,从警察的冲动到道德家阳痿以后的阴谋,已经把我们的“性”空气搅得极不清洁。在这些不清洁的空气里,我们呼吸到的,是禁忌、是妈妈跟在屁股后面的恋爱、是买卖式的婚姻、是手铐式的离婚、是情杀与毁容、是通奸的残忍惩罚、是电影接吻的禁止、是情书的火葬与公布、是春药广告、是春牛横行、是廉价的初夜权、是文坛的新鸳鸯蝴蝶派、是姨太太第一号第二号、是婚姻法律的莫名其妙、是灵肉分裂、是衣服暴露的管制、是政府纵容的公娼、是私娼的七折优待、是节育的反对、是李敖这类先知式专题讨论的完全缺乏……所谓“礼仪之邦”的“国情不同”,以及所谓“有伤风化”的管制法令,都不足以作为上述这些“性空气不清洁”的护符。一切护符,都只会增助我们耻辱的标记——那跟西方文明社会比起来,“性水准低落”的耻辱标记。

漫无心肝的中国知识分子,漫无心肝的日子太久了,确实应该认清自己,振作一下,洗洗这些耻辱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