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这个东西，本来是一种用声音表达基本感情的玩意儿，它本是一种自自然然的流露，再根据自自然然的流露加以各种规则（比如高低、长短、强弱，以及一定的起、承、转、合等）。因为音乐是自自然然的，所以它最能感动人心。
因为它能感动人心，所以就有老夫子们想出怪主意，要利用音乐来达成伦理的、政治的目的，于是毛病就出来了。
老夫子们想建造一个他们眼中的安定社会，但他们不知道，要想社会安定，需要有很多很多疏导的因素才行。不知道如何疏导，只会一味加以硬性规定，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的。可是老夫子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愿知道。于是，本来活泼泼的音乐，竟被老夫子们用来做冷冰冰的教育工具了。例如弹琴，弹琴本是一件快快乐乐的事，可是老夫子们却来了一番大道理，说什么“琴者，禁也！禁邪念也！”这么一规定、一解释，把活生生的音乐立刻弄得阴森森起来；把本来轻松的感情立刻弄得紧张起来。古代的教育理想是“六艺”的教育，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古人是重视音乐教育的，不像现代只把音乐当做“副”科，当做升学考试考都不要考的一科。但是，古人重视“乐”教的目的，却是想通过音乐训练出一批感情内敛、喜怒不形于色、严肃而又严肃的小国民，要用音乐来灌输大量的体制、道德和迷信。于是，官方的音乐教育最后失败了；真正的音乐还是在民间，在民间自自然然地唱着、活活泼泼地流传着。
中国一些固有的乐器，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古董，有的在古庙（像台南的孔庙）或博物院（像士林的故宫博物院）还可以看到。这里提供一点说明，使你在看到那些古董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帮助。
中国的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可分八类：
一、金属做的，像“钟”。有的“钟”只是一个挂在那儿，叫“特钟”；有的成群结队，叫“编钟”，“编钟”敲起来每个声音不同，有高低变化。
二、石头做的，像“磬”。也和钟一样，有“特”字号的和“编”字号的。
台南的孔庙就可以看到。
三、丝做的，像“琴”。最能代表中国人的乐器，它象征着君子和隐士。古人有的一个人弹（像诸葛亮），有的一个人弹一个人听（像伯牙和钟子期。伯牙弹琴，弹山，钟子期知道他在弹山；弹水，钟子期知道他在弹水。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把琴弦弄断了，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了解他的好朋友了。这个故事传下来，成为一个典故。我们把好朋友叫做“知音”。要弹琴，就要弹给知音听，不然，就是“对牛弹琴”）。
四、竹做的，像“箫”。又叫“尺八管”，因为它有一尺八寸长。古代用竹做的乐器很多，横着吹的叫“篪”，直着吹的叫“会箫”、叫“管”、叫“龠”。后来吹得开的，淘汰成两类：直着吹的“箫”和横着吹的“笛”。笛在唐朝以前就叫“横吹”，吹起来可以怪声怪调，所谓“短笛无腔信口吹”。笛本来只有六个孔，没有膜。到隋唐以后，外来的乐器传进来，在风口和音孔中间，另开了一孔，贴上苇膜，这一膜之有无，决定了笛小姐的身价。这个岛上复兴固有文化的人提倡国乐，可是他们造不出一支像样的笛。造出来的每支笛的标准音（pitch）都不标准，比起洋鬼子的“竖笛”（clarinet）来，立刻出尽了洋相。
五、匏做的，像“竽”。齐宣王的时候，吹“竽”的人有三百个，其中有一位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只是挤在中间凑数。后来齐宣王死了，齐湣王做了皇帝，他要听吹竽的人一个个单独表演，吓得南郭先生逃掉了。这个故事，后来演变成一个成语，叫做“滥竽充数”。
六、土做的，像“缶”。“缶”本是用来装酒的土器，敲打起来，就算是音乐了。战国时候秦王和赵王在渑池地方喝酒，秦王要赵王敲，赵王敲了，但秦王自己竟不敲。赵国的大臣蔺相如看不过去，一定要求秦王敲，不敲他就拼命，秦王没办法，只好也敲了一下。其实“击缶”的声音难听死了，大家却要敲来敲去，真想不开。
七、革做的，像“鼓”。“鼓”的种类很多，有一种叫“腰鼓”。三国时候自由文人祢衡曾打着“腰鼓”指摘曹操，后来变为一出京剧，叫做《击鼓骂曹》。
八、木做的，像“祝”。形状像个方斗，上面宽，下面窄，边上有个洞，把一支柄槌放进去。台南孔庙可以看到。
古代乐器虽然很简陋，但就连这些，许多都来自外国（那时候，叫做“胡人”。有些从名称上，就可看得出来。“胡笳”、“胡琴”、“扬琴”等，都属于这一类）。有人感到外来的这么多，太没面子，所以硬要说“胡琴”不是胡人的琴，而是“胡胡响”的琴。当然说这种神话的人，中国民族精神考一百分，中国民族史吃鸭蛋。在古代，常常有外国的一些小乐器，进到中国，然后风行一时。例如，战国到汉朝时候，有一种乐器叫“筑”，很得当时人喜欢。这种乐器有十三根弦，演奏时以左手拨，右手用竹尺来敲。秦始皇就很喜欢这种玩意儿，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利用秦始皇这一嗜好，竟用“筑”来接近他、行刺他，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汉朝的高祖得了天下，回到家乡去玩，一边唱他的《大风歌》，一边敲打的就是这种“筑”。可见当时外国乐器流行的程度。
回顾中国的音乐史，使我们得到的最大教训是：中国的旧式音乐和乐器，在20世纪的新世界里，已经落伍了、落伍了！落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老夫子们想利用它，结果没利用成，反倒扼死了它，使它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无法精益求精地进步，无法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例如乐器，中国人只会拉拉共鸣箱小得不能再小的胡琴，而发明不出来庞大的钢琴；又如歌谱，中国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和声学”、“曲式学”或是“对位法”。所以，在全世界都走向现代音乐的时候，我们实在没办法抱残守缺，妄想像历代皇帝一般恢复固有音乐。目前残余的“国乐”，只是不伦不类的用来做“观光表演”和“国乐伴舞”罢了，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真的国乐。靠恢复国粹食色性也的人，在表演《昭君出塞》的时候，硬给王昭君塞了一具她根本不曾用过的乐器——“琵琶”。好可怜的王昭君啊，她也被盲目地用来“发扬国乐”了！王昭君死而有知，一定手抱琵琶全遮面，暗中叫苦。因为“琵琶”、“琵琶”，正是道道地地的外国货呀！
［附记］埃及有一种弹弦乐器，叫“诺夫尔”（nofre），是琵琶的老祖宗。诺夫尔传到阿拉伯，传到波斯、大夏，再传到中国。张骞通西域的时候，传来了用琵琶弹的“西洋流行歌曲”，演变到中国出了许多琵琶专家。有姓曾的一家，“父祖子孙兄妹皆称琵琶名手”。唐朝人最迷琵琶，武则天送给东洋鬼子的琵琶，现在还保存在日本，可见当时的流行程度。流行到和尚都不守清规，在庙里大弹特弹。至于《琵琶行》中的怨女，琴瑟不调，琵琶别抱，自然更不在话下了。